作为我国与世界交往重要通道的海上丝绸之路枢纽港的广州，有它独特的地理条件。现试从下述几个主要方面进行分析。

　　一、自然地理条件

　　广州自距今约6000年前中全新世暖期以来，海平面已上升至现今高度〔1〕，形成深入内陆的溺谷湾。海潮曾达中山五路一带(笔者曾在新大新公司地基采集含咸水种硅藻的淤泥，14C年龄为距今6340±130年)。当时广州的珠江很宽阔，可达3~4公里。水深河宽，经狮子洋、伶仃洋与南中国海相通。驰名中外的七星岗海蚀遗址就是当年海浪冲蚀所致。至秦汉之际，由于海平面基本稳定后泥沙逐渐淤积，珠江两岸收窄，北岸可能在大南路附近(笔者曾在大南路采集含咸水种硅藻和半咸淡水贝类蚝殻，14C年龄为距今2320±85年；广州考古所在惠福路光明广场发现认为属南越国或汉代的城门水关)〔2〕，此时的珠江两岸宽约2公里。及至晋末，江岸进一步淤积，已伸展到惠福西路——西来初地一带，依据是笔者曾在海珠中路市桥街采集含海相贝殻淤泥，14C年龄为距今1555±70年(晋代义熙元年前后)；惠福西路坡山巷五仙观前河流淘蚀的瓯穴(俗称“仙人脚印”)为晋代“坡山古渡”遗迹〔3〕；梁代普通七年达摩从西天竺浮海至此建西来庵(后称华林寺)。表明晋时广州市区珠江已缩窄至约1700米。唐代江岸继续收窄，但仍宽达1400米(详见拙着《广州地区第四纪地质》第八章第三节)〔4〕。

　　作为溺谷湾中部的狮子洋更是宽阔。根据笔者采样的实测14C年龄，东岸东莞中堂样品为距今2670±150年。西岸番禺茭塘样品为距今2430±90年，即春秋战国时期狮子洋宽达14公里，的确是一个宽阔的海湾；及至东汉时期，狮子洋仍宽达10公里(东莞扶涌样品为距今1850±80年)；直至南北朝(东莞沙田新涌样品为距今1520±90年)狮子洋尚宽达7.5公里。现代的狮子洋也还宽约2.5~3公里。

　　伶仃洋更是长期维持宽阔形态，秦汉时中腰(宝安—横门)宽达34公里，现代仍宽28公里。

　　广州溺谷湾为广州通海航行提供了水深、岸宽的优越条件。

　　华南多台风巨浪，避风少浪是船只停泊登岸的重要条件。故世界大港多为河口港，而非海岸港。广州溺谷湾是个深入内陆的河口湾。若非直接正面登陆的台风，一般不易深入达百余公里的广州；南中国海的风浪、涌浪也进不到广州城下。

　　广州深受潮汐之利。据实测资料，广州的口门虎门的多年平均涨潮量达2288亿立方米，占珠江八大口门总和的60.8％；最高涨潮位达2.27米，有利于船舶乘潮进出〔5〕。

　　珠江径流量大，年平均径流量达3360亿立方米，为黄河的6倍。含沙量少：多年平均含沙量仅0.249克／立方米〔6〕。水量大、含沙量小，故能长期保持水沙平衡，淤积较缓慢。广州港能够二千多年历久不衰，与珠江优异的水沙条件有很大关系。

　　二、经济地理条件

　　枢纽港最重要的经济地理条件是腹地广阔。广州位于珠江河口湾，它的腹地起码包括整个珠江流域。根据珠江水利委员会的资料，珠江流域面积453690平方公里。流经云南、贵州、广西、江西、湖南、广东六省(区)。流域内河流众多，集水面积在10000平方公里以上的大河有8条，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有49条。干支流总长3.6万多公里，长年可通航里程有14000公里，约占全国内河航运里程的l／8。珠江自古已有航运。云南、广西出土的铜鼓已刻有众人划船的图象。    

　　秦始皇统一岭南的战争，五路军中的四路与珠江水道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塞镡城之岭”一军，跨过越城岭，从长江支流湘江谷地进入西江支流漓江谷地。其后，秦始皇“使监禄凿渠运粮”(《史记·主父偃传》)，在广西兴安县境开凿了著名的灵渠。湘江和漓江上源在湘桂走廊间仅隔一条宽约300米、高约20多米的分水岭越城峤，监禄凿开分水岭使湘江和漓江沟通。从此珠江流域与长江流域有了灵渠相通，航运大为方便。

　　唐代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年)在广西桂林临桂县城开凿了桂柳运河(又称相思埭)，沟通了漓江和柳江。相思埭的开通，使航船可以往返于桂林与柳州，并从柳州南下梧州至广州。从此，广州与长江流域可以通过灵渠、相思埭交通。

　　珠江除了主干西江外。北江、东江也汇入三角洲地区而相互沟通。广州位于西江、北江、东江汇聚处。深得水运之利。

　　除了水运，广州还有水陆联运的腹地。例如北江支流连江与湘江支流春陵水之间的都庞岭(又称南风岭)有南风岭驿道，就是古代一条繁荣的广东与长江水系相通的水陆联运交通线。又如唐代开元年间张九龄主持开凿大庾岭(梅岭)驿道。使江西大余县南安镇北连长江水系的章水、赣江，广东南雄雄州镇南接浈江、北江，沟成古代沟通岭南与中原的重要水陆交通线。东汉建初八年(83年)郑弘“奏开零陵(今广西兴安县东北)、桂阳(今湖南郴州)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后汉书·郑弘传》)。使外国贡品和货物沿北江上溯武水入桂阳、零陵进京城，东汉初期已成为广州与中原水陆联运的“常路”了。

　　广州居南粤中心，三角洲是西江、北江、东江会合地，北有水陆联运“常路”通中原，腹地广大，无远弗届。南达大海通外洋，既是河港又是海港。因而自秦汉以来，广州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港。晋代吴隐之说“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充分阐明广州早已成为我国外贸中心。

　　对海外奇货的渴求，也是经济地理的一个需求关系。《史记·货殖列传》说：“番禺(今广州)亦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汉书·地理志》载：“粤地…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矶、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这些记载，特别都用“凑”字，表明汉代广州已是海外奇货异宝的集中地。这正是广州已成为海外丝绸之路枢纽港的一个方面依据。

　　三、历史地理依据

　　古代典籍提到广州最早建城的为周代楚庭(周夷王八年，据《羊城古钞》)、吴南武城(周元王三年，据王佐纂《广东通志》)、越南武城(周赧王九年，据《太平寰宇记》)，和五羊城(周显王三十年至四十年，据《读史方舆记要》)，虽然学者对这四个古城看法不一致，但从广州北部新市葵涌(今人民水泥厂)发现新石器晚期(据广州市文管会认为约距今四千年)贝丘遗址可知，距今四千年前广州已有聚落，贝丘、石器、陶器的大量堆积，絶非临时有人居住所能有。近日又在番禺南沙出土三、四千年前商代完整人骨架，并有丰富石器骨器及陶器遗存。二千多年前的周代曾在广州建城，是符合聚落发展规律的。况且。秦代在广州置南海郡、建任嚣城及其后扩展为赵佗城，也不似是在杳无人迹的地方创建新城，而应是因袭旧有聚落基础建城、设郡、置南越国都城。近年南越国宫苑和惠福路城门水关的发现。更进一步证明秦汉广州建城已有充分的实物证据。至于汉初曾经弃广州而以羸楼(今越南河内)为交趾剌史治所，西汉元丰五年（公元前106年）迁广信(今广东封开)，东汉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又把州(交州)治由广信迁广州(步骘城)。汉代把高级行政区(剌史部、州)治撤出广州，笔者认为是汉武帝平定南越后的政治举措，但广州始终仍为南海郡治所厂其海上丝绸之路枢纽港及商旅集散中心的地位并未有根本性改变。南越王墓出土的非洲象牙、犀角杯、波斯银盒、红海香料，皆为“海外输来”。“考古发现证明，番禺海路通商还应更早(指比汉武帝灭南越)”〔7〕。

　　至于隋代建南海神庙、唐初建怀圣寺及光塔、唐代在广州设市舶使和蕃坊、五代达摩自西天竺航海来广州建西来庵以及《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广州珠江番舶“不计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等历史地理证据，前人已多有论述〔8〕〔9〕〔10〕，不赘。

　　四、讨论

　　有人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及近年的考古发现认为粤西“徐闻为西汉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11〕。笔者认为，徐闻不具备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地理条件。徐闻位于广东雷州半岛的南部，确有海路到东南亚各国较近的地理优势。琼州海峡和北部湾的海流也有利于船舶西去。但徐闻没有像广州珠江那样的大河，基本没有河口湾，无论从避风浪和腹地来说，都无法与广州比拟。况且雷州半岛从来都不是华南政治、经济中心。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西汉·东汉时期)〔13〕秦代《淮汉以南诸郡》中广东有番禺、四会、龙川、博罗等地，但无“徐闻”。汉代的《交趾剌史部》中才有“徐闻都尉”出现，可见徐闻作为行政区划单位比广州晚和次要。

　　笔者认为，根据各方面材料分析，徐闻可能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之一，但不是始发港。始发港必须是当时的商贸中心和货物集散地。与广州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说“泉州是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中国北宋至明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港”〔12〕。已有不少学者提出不同意见。曾昭璇教授在《论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序言中指出：“元代，与广州有贸易交往的国家和地区已有212个，而当时泉州只有107个。明代广州被指定为国家唯一外贸港口”〔13〕。笔者从港口地理条件分析认为，泉州湾是闽东海岸山地河流晋江的河口湾。晋江长不足150公里，上通南安、安溪、永春。晋江自戴云山(1849米)东流。由于位于地质构造抬升区，上中游河道深切，被冲刷的泥沙主要沉积于河口——泉州湾，因而长期均水深较浅，并非良港。晋江流域狭小，山高林密，腹地狭窄。福建沿海江河除闽江外，均为短小湍急的山地河流，分水岭的阻隔作用十分显着。自古以来，福建水陆交通均不方便。无论政治、经济、商贸、交通均无法与广州相比。仅凭几本外国人谈论泉州的书就断言泉州是“北宋至明代为中国第一大港”，似欠分析。  

　　  五、结语

　　笔者从地理条件及其他方面分析认为，广州自秦汉以来至鸦片战争，均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港和始发港。徐闻可能是汉代某个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之一。泉州无论港口条件、腹地、政治-经济地位均无法与广州比拟，仅是某一历史阶段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之一。广州港二千多年历久不衰，是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的。

　　

　　注　释：

　　〔1〕李平日等：《珠江三角洲一万年来环境演变》，《海洋出版社》，1991年，1-148。

　　〔2〕莫艳民、樊克宁：《这里是南越国南城门?》，2000年8月11日，《羊城晚报》。

　　〔3〕曾昭璇、黄少敏：《珠江三角洲历史地貌学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175-180。

　　〔4〕李平日等：《广州地区第四纪地质》，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年，152-156。

　　〔5〕宋定昌、阮孤松：《珠江八大口门潮汐潮量的初步分析》，《珠江口海岸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研究文集》，广东科技出版社，1986年，62-7l。

　　〔6〕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简史》，水利电力出版社。1-278。

　　〔7〕刘平清：《发现四千岁广州人》，2001年3月22日广州日报。

　　〔8〕麦英豪、吕烈丹：《象岗南越王墓刍议》，《人类学论文选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140-141。

　　〔9〕邓端本：《广州港史(古代部分)》，海洋出版社，1986年，1-231。

　　〔10〕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1991年，1-200。

　　〔11〕徐志良：《徐闻为西汉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2001年12月4日《中国海洋报》。

　　〔12〕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2年。

　　〔13〕广州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发展中心等：《论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1-248。 

　　（作者：李平日，广州地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