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有很多港口，它们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明珠，熠熠生辉，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其中最突出的是广州港。

　　两千年来，广州港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地位长盛不衰，处于中国其他港口之上。一个港口的繁荣，原因很多，重要从自然环境、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历史因素等方面去综合考察。本文根据中外公私记载，略述广州港具有的优越条件，以及在各个时期同中国主要港口的比较，从而说明广州港的首要地位。

　　广州港具有独特的优越条件
——广州对外贸易优于其它港口

　　把广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其他港口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广州港具有独特的优越条件：

　　一、广州位于运输量较大的西江、北江、东江汇合点附近，腹地深广。溯西江而上，可通往桂、湘、黔、滇地区；溯北江而上，越过大庾岭进入赣江，或越过骑田岭进入湘江，均可转入长江、大运河、黄河，前往华中、华东、华北、西北、西南等广大地区；溯东江而上，可通往赣南、闽西地区。这种便利的水路运输，使全国货物均可由广州出口；而从广州进口的货物，也可行销全国。因而广州是最符合理想的外贸港口。其他外贸港口只濒临一两条内河，腹地浅窄，吞吐量有限。上海港虽然地理条件较好，但历史甚短，在古代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二、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水网地区，在北回归线附近，气候温热，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农、林、牧、副、渔业产品丰富，手工业技艺高超，制作精巧，产品种类繁多，被誉为“广货”，畅销海内外。中国主要外销货物如丝绸、陶瓷、茶叶等，珠江三角洲及广东沿海地区均大量生产，从而保证提供出口货源。广州还是中国造船基地之一，所造“广船”首尖体长，吃水较深，船体结构的横向是以密距肋骨与隔舱板构成，纵强度依靠龙骨和大  持，造船用材多为荔枝木、樟木和乌婪木，有较好的适航性与续航力，为广州的海外交往提供得力工具。其他港口没有三角洲或没有大型三角洲，不能就地提供巨额出口商品。

　　三、广州面临南海，港口不冻少淤，能直接通向世界各地。同沿海其他港口相比，前往东南亚、南亚、西南亚、西亚、非洲、欧洲，航程较短。再者，航海最忌台风侵袭。珠江口台风季节约为五月至九月。因此外舶来广州比之去其他港口，不仅航程较短，且少受台风侵袭。

　　四、广州是华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远离中央政权所在地，大型战役较少，即使发生也为时短暂。唐末、宋末、明末改朝换代，虽然广州遭到兵燹破坏，但很快就恢复，扬州、泉州则不然。广州局面长期稳定，有助于对外交往。明、清虽然实行“海禁”一段时间，但允许广州对外开放贸易，从未“闭关锁国”，因而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一直很活跃。

　　五、广州是中国最早出现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虽然河北、山东、江苏在春秋战国时已有海港，但是这些港口与通向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没有联系。所以《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中国丝绸是从岭南港口输往印度的。因此著名的德国东方学学者夏德（F·Hirth）说：“中国与罗马等西方国家之海上贸易，自公元三世纪以前，即以广州及其附近为终止点，是时广州已为海上贸易要冲。”唐朝首先在广州设置管理外贸的市舶使，并划定“蕃坊”供外侨居留。宋朝首先在广州设置外贸管理机构提举市舶司，制订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外贸的条例、规定，这就有利于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秦汉时期主要港口的比较

　　——番禺（广州）是全国19个都会之一

　　根据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的记载，秦汉时期，中国港口在渤海岸有碣石（今河北昌黎县）、黄（今山东黄县）；在黄海岸有成山（今山东荣成县成山角）、琅邪（今山东胶南县）；在东海岸有会稽（今浙江绍兴市附近）、勾章（今浙江宁波）、东冶（今福建福州）；在南海岸有秦朝建城的番禺（今广州）和汉朝建城的徐闻（今广东徐闻附近）、合浦（今广西合浦附近）。番禺（今广州）是最主要的外贸港口。

　　中国古代丝绸从南方海道输出的路线，据《汉书·地理志》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各色丝绸）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1~5年）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己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必须指出：汉朝重农抑商，因此《汉书·地理志》着重介绍海防要地，并不介绍沿海贸易港口，所以这条航线没有提及番禺(今广州)，引起有些人的误解或置疑。可是《史记·货殖列传》盛赞番禺是全国19个都会之一，幷介绍说：“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碡瑁、果布之凑。”《汉书·地理志》也说：“处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指中原地区)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当时番禺产珠玑、犀、象等物，但有些是舶来品，果布为马来语果布婆律(Kapur Baurs)的简称，意为龙脑香，产于马来半岛、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等地。番禺市场上有品种较多的珍贵舶来品出售，足见当时是外贸港口。再从出土文物来看：1976年在广州市中山四路文化局工地内发现秦汉之际造船工场遗址，能够制造载重数十吨的海船，为对外贸易提供了运载工具；1983年在广州市区象岗山发现南越文王墓，其中出土有产自非洲的大象牙、红海沿岸的乳香、波斯风格的圆形银盒、创始于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金花泡饰，以及燃烧东南亚龙脑香的熏炉。古代文献和出土文物都充分证实番禺在秦汉时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日南障塞、徐闻、合浦没有能力吞吐大量珍贵的进出口货物，不是重要港口。日南是郡的名称，障塞乃边防营垒，并非城市；徐闻在雷州半岛最南端，为海防要地，惜无大河通往内地；合浦在当时设有关亭，王莽时称“桓亭”，亭即亭候，乃“伺候望敌之所”见《后汉书·光武帝纪》注文）。由此得知，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均为边防前哨，因当时已有海盗，故政府要加强海防。对此，周连宽、张荣芳撰《汉代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提出：“《汉书·地理志》说：中国出口船舶‘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开行，其实，从番禺开出的也有，只是因为从番禺航行至其他三个港口，仍然是当时汉王朝的国境，船离开这三个口岸之后，才是离开国境而远航至东南亚各地，为了计算航程，所以《汉书·地理志》只言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而不言番禺。”因加强入境保卫，中国出口船舶回程到“日南象林界”便要接受检查。日南郡共有5个县：即朱吾、比景、卢容、西卷、象林，日南郡的障塞不会是一个，王莽时在西卷设日南亭。象林是日南郡最南的县，亦即国境最前沿的县，现为越南一个县属的小镇，可见它絶非重要港口，归舶到了象林，仅是进入中国国境而已，其终点仍是番禺（今广州），所以番禺市场才有珍贵的舶来品出售，而番禺南越文王墓中才有很多贵重的外国产品陪葬，因而只有南海郡治、南越国都的番禺（今广州），才是秦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唯一重要港口。

　　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港口的比较

　　   ——广州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战乱频仍，中原地区纷争扰攘，因而华夏经济文化逐渐东移南迁，沿海一带港口比前增加，黄海岸有东莱、长广(均在今胶州湾附近)，东海岸有建康(今南京)、永宁(今温州)、梁安(今泉州)，南海岸有龙编(在今越南河内东部)。由于长江以南地区重视蚕桑生产，故丝绸多从长江口以南的港市输出，其中以广州港最繁荣。

　　在上述港口中，建康是吴国、东晋、宋、齐、粱、陈的京城，虽然出现“六朝繁华”的盛况，成为达官富豪纸醉金迷之所，但不是主要的外贸港口。由于西晋在公元280年吞并吴国，隋军在公元586年消灭陈朝。这期间306年，经历6次政权更迭的战斗，还出现石冰之乱、永嘉之乱、王敦之乱、苏峻祖约之乱、桓玄之乱、卢循起义、侯景之乱等战乱，这就削弱建康在海上丝绸之路港口的地位和作用。至于泉州，据《读史方舆纪要》载：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503~519年)设置南安郡，郡治在晋安县。它才开始成为对外交往的港口，因时间甚短，未能显示其重要性。这时广州开港己400多年，历史最久，除了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卢循攻占广州，发生激烈战斗外，堪称局面安定。1952年在广州南郊敦和乡客村发现一座西晋愍帝建兴二年(314年)的大型墓砖，砖文有：“永嘉(西晋怀帝年号，公元307-312年)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可为佐证。

　　只有局面安定，才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早在车汉末年，由于朝政腐败，黄巾起义，群雄割据，中原大乱，广州僻处海隅，兵燹较少，孙权占有长江以南地区，重视农桑，据郦道元《水经注》载：“建安(196~219年)中，吴遣步骘为交州，骘到南海(郡治在番禺)，见土地形势，观尉他(即赵佗)旧治处，负山带海，博敞渺目，高则桑土，下则沃衍，林麓鸟兽，于何不有，海怪鱼鳖，鼋鼍鲜鳄，珍怪异物，千种万类，下可胜记。”这充分显示出番禺(今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的自然景象。

　　富庶的港口引起贪官的兴趣，对此，房玄龄等撰《晋史·吴隐之传》载：“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然多瘴疫，人情惮焉。惟贫窭不能自立者，求补长史，故前后刺史皆多黩货。”至于广州的富庶，萧子显《南齐书·东南夷列传》说：“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瑰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州)、广(州)富实，牣积王府。”同书《王琨传》说：“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可见广州的富庶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李延寿《南史·萧劢传》也说：“广州边海，旧饶，外国舶至，多为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过三数。及劢至，纤毫不犯，岁十余至。”当时来广州的商船，已有定期航班。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中国僧人法显从长安陆路前往印度取经，回国时，从海道东归，途中在耶婆提国(今苏门答腊或爪哇岛)转船，据法显撰《佛国记》说：“商人议言：‘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这明确的航期，说明广州和苏门答腊或爪哇之间的来往密切。

　　活跃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人士，不仅是商人和政府使者，还有中外高憎。第一个由海道前来中国的天竺(今印度)名僧是耆域，他在西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来广州传教，为人治病，很有效验，其后前往京城洛阳。从此印度等地名僧络绎来到广州，再转往各地传教。例如，东晋安帝隆安三年至五年(399~401年)，罽宾国(在今克什米尔)名僧昙摩耶舍在广州王园寺(今光孝寺)译经传教，译出《差摩经》一卷，其后前往长安、江陵。宋文帝时，罽宾国名僧求那跋摩取道师子国(今斯里兰卡)、阇婆国(在今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来到广州。在文帝元嘉八年(431年)前往京城建业(今南京)译经传教。元嘉十二年(436年)，中天竺名僧求那跋陀罗来到广州，后为朝廷遣使迎至京城译经传教。齐高帝建元初年(479年），中天竺名僧求那毗地来到广州，后往京城建康（今南京），建元三年(481年)中天竺名僧昙摩佃陀耶舍在广州朝定寺译出《无量义经》。据传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年)，一说在大通元年(527年)，南天竺香至王第三子菩提达摩(简称达摩)来到广州传教，其后前往建康、洛阳、嵩山少林寺，他被某些人看为中国禅宗的始祖。梁武帝大同十二年(546年)，西天竺名僧波罗末陀(又名真谛)来到广州，武帝太清二年(548年)前往京城建康，最后仍回广州，共翻译佛教的经、论、纪传共64部、278卷，其中很多是印度法相唯识学的重要论著，他是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其他三人为鸠摩罗什、玄奘、义净)。而当时广州也成了中国佛经翻译三大中心之一(其余为洛阳、建康)。在这期间，还传入印度的哲学、文学、医药、天文学、音乐、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对中国文化有深刻和广泛的影响。

　　南朝时，广州已同阿拉伯地区交往。据说阿拉伯旅行家、历史学者马斯欧迪(al-Mas'udi ?[KG-*3/4]~956年)曾来中国，他撰写《编年史》30卷，其中两部分节本称为《金色草原与宝石矿藏》，记载公元六世纪时，广州海船经常进入波斯湾，到达幼发拉底河畔的希拉城(距离古巴比伦废城约3公里)附近贸易，并来到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亚丁。另一方面，考古学者于1960年在广东英德县浛洸石墩岭、1973年在曲江县南华寺附近的南朝墓葬内，均发现波斯(今伊朗)萨珊王朝(226~651年)的银币，可能这时已有波斯或阿拉伯人来广州贸易、居留。阿拉伯人崇尚中国文化，是中国文化西传的桥梁。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这时广州开始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其地位和作用在中国其他港口之上。

　　隋唐五代时期主要港口的比较

　　 ——“广州通海夷道”是东西方主要航线

　　隋唐时期的海外交往进一步发展，因而沿海港口继续增加。在渤海岸有都里镇(今旅顺附近)、平州(今河北卢龙)，在黄海岸有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山东掖县)，在长江口附近有扬州(在今江苏)，在南海岸有义安(今广东潮州)。

　　隋朝很重视海外交往，只因享国日浅，史料失传。所以魏征等撰《隋书·南蛮列传》说：“大业(隋炀帝年号，公元605~618年)中，南荒朝贡者十余国，其事迹多湮灭而无闻。”现见于史籍的是：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十月，派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携带绸缎五千匹访问赤土国(在今马来半岛)，就是从广州启碇的。可见当时广州是对外交往的重要港口。

　　唐德宗时宰相贾耽，曾任鸿胪卿，主持朝贡事宜，瞭解国外情况，同时利用朝廷所藏文献，撰写《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皇华四达记》，书虽失传，但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地理志》，转载其中通往国外的陆路五条、海路两条。海路是“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和“广州通海夷道”。前者记载由登州航经渤海至朝鲜半岛靳罗王城(今庆州)以及由登州航经渤海至鸭緑江口，泝流而上至渤海国(其上京龙泉府遗址在今黑龙江省宁安西南)的航线；后者记载由广州通向东南亚、南亚、西南亚、西亚、东非的航线，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段航线。

　　“广州通海夷道”的航线是：“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在今九龙半岛西南)，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今海南岛东北角附近)，又南二日至象石(今海南岛东南独珠山)，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今越南占婆岛)，山在环王国(今越南中南部)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今越南归仁燕子岬)。又一日行，至门毒国(今越南归仁、芽庄之间)。又一日行，至古笪国(今越南芽庄)。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今越南藩朗)。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今越南湄公河口昆仑岛)。又五日行，至海峡(今新加坡海峡)，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今马来半岛南端柔佛)，南岸则佛逝国(即室利佛逝，在今苏门答腊岛)。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今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或两者兼之)，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峡，三日至葛葛僧只国(今伯劳威斯群岛)，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畏惮之。其北岸则个罗国(今马来半岛西岸吉打)。个罗西则哥谷罗国(今马来半岛克拉地峡西部)。又从葛葛僧只四五日行，至胜邓洲(今苏门答腊岛棉兰附近)。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今苏门答腊岛西北部)，又六日行，至婆国伽兰洲(今尼科巴群岛)。又北四日行，至狮子国(今锡兰岛)。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南印度)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今印度西南部奎隆)，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今印度西部)。又西北二日行，至拔国(今印度纳巴达河口布罗奇附近)。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国(今巴基斯坦卡拉奇附近)，其国有弥兰太河，一日新头河(即印度河)自北渤昆国(约在今印度伯尔蒂斯坦)来，西流至提国北，入于海。又自提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今伊朗阿巴丹附近)，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刺国(今伊拉克巴士拉)，乃大食国(阿拉伯帝国)之弗利拉河(即幼发拉底河)南入于海，小舟泝流，二日至末罗国(伊拉克巴士拉之西)，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今伊拉克巴格达)。”

　　再者，“自婆罗门南境，从没来国至乌刺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其西最南谓之三兰国(今非洲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一带)。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今也门席赫尔)。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没巽国(今阿曼苏哈尔)。又西北十曰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謌磨难国(今巴林)。又一日行，至乌刺国，与东岸路合。”同样来到巴士拉、巴格达。

　　上述以广州为起点的“广州通海夷道”。经过的大小国家有100多个，其中有名可数的约30个。在这条主线上，还有若干支线通往各地，如真腊(今柬埔寨)、骠国(今缅甸卑谬一带)、迦摩浪迦(今马来半岛北部或缅甸勃固附近)、那伽钵亶那(今印度东南部)等，都通过这条航线与广州交往。

　　唐朝广州是国际著名港口，樯帆如云的外国商船在此停泊，市场繁荣，商品丰富。据日本真人元开着《大唐和上东征传》载：广州“江中有波罗门(今印度)、波斯(今伊朗)、昆仑(今马来半岛、马来群岛)等舶，不计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狮子国(在今锡兰岛)、大石国(今阿拉伯国家)、骨唐国(在今吕宋岛或苏门答腊岛)、白蛮(指欧洲人)、赤蛮(指非洲人)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所以日本桑原骘藏着《蒲寿庚考》说：“盖广州于有唐一代，为南部第一贸易港，观新、旧《唐书》及当时各记録可见。”对于众多的外商前来贸易，唐朝在广州设置市舶使，由地方大员兼任，并由皇帝委派宦官充任市舶官员，具体管理外贸事宜。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设立的具有海关性质的机构，它最早设于广州，足以说明当时广州在外贸上的重要地位。对于广州的大批外侨，政府在今光塔街一带特设“蕃坊”，以供长期居留。由外侨推选“蕃长”一人，经中国认可，负责管理“蕃坊”事务。中国尊重外侨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据阿拉伯人着(作者佚名)《中国印度见闻録》说：回历264年(相当于公元877年9月13日至878年9月2日)，黄巢占领广州，“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十二万人被他杀害了。”而马斯欧迪《金色草原与宝石矿藏》则说：黄巢“占领省城，杀戮大量居民。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犹太人以及波斯拜火教徒，在逃避刀兵中死于水火般的劫难者。计有二十万之众。”上述外侨死亡数字明显夸大失实，因《新唐书·地理志》载：广州南海郡十三个县，“户四万二千二百三十五，口二十二万一千五百。”外侨不可能占当地人口半数以上，但为数甚多，则可断言。

　　外侨由海道前来中国，据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khurdadhbih，约820~912年)的名著《道里邦国志》说：来到中国的第一个港口是鲁金(即龙编)，“在鲁金，有中国石头(似为玉石)、中国丝绸、中国的优质陶瓷，那里出产稻米。从鲁金至汉府(即广州)，海路为4日程，陆路为20日程。汉府是中国最大的港口。汉府有各种水果，并有蔬菜、小麦、大麦、稻米、甘蔗。从汉府至汉久(即泉州)为8日程，汉久的物产与汉府同。从汉久至刚突(江都，即扬州)为20日程。刚突的物产与汉府、汉久相同。”需加说明，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没有来过中国，由于他曾任巴格达及萨马拉的邮传部长，能够接触国家档案；他又从八、九世纪的波斯人游记中引用很多资料，故其作品有历史价值。但对中国东南沿海港口的介绍过于简略，有必要加以补充：

　　由西方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第一个港口龙编，据唐朝李肇《国史补》载：“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狮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龙编县隶属安南府，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岭南节度经略安抚使奏请把龙编外贸划归广州管理，显然是龙编的外贸不及广州，但是宰相陆贽对此不同意，其《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的奏章，认为龙编应独立设港。由广州沿海上丝绸之路北上，可到潮州。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他到任后上表说：“臣所领州，在广府极东，过海口，下恶水，涛泷壮猛，难计其程，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气，日夕发作。”看来这时潮州外贸不及广州。

　　由潮州从海道北上是泉州，这时泉州的经济一片兴旺。唐朝诗人包何《送泉州李使君之任》：“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一贡频。”这是说，泉州有各国外侨居住，而且有外国使者来此活动。唐哀帝天佑元年(904年)，在今苏门答腊岛的三佛齐国遣使蒲阿粟来福建进行商业活动。1965年在泉州郊区出土的阿拉伯文墓碑上刻写：“这是侯塞因·本·穆罕默德·色拉退的坟墓。真主赐福他。亡于回历二十九年三月……”。回历二十九年即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可见初唐已有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在泉州居留。他们出售香药，珠宝等物，购买丝绸、瓷器。泉州市场繁荣，生产比前显着发展。农业方面：出现大规模的农田水利设施，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年)，泉州东郊开凿“尚书塘”，灌田3万多亩；疏浚“东湖”，使泉州东郊农地免遭旱魃；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开凿泉州北山下塘来兴修“仆射塘”，以及在唐文宗大和年间(827~835年)，在泉州通淮门外晋江北岸开浚“天水淮”工程。只有解决农田灌溉问题，粮食和经济作物才能增产，当地才有大批居民从事手工业劳动。署名唐玄宗撰、李林甫等注(实出张九龄等之手)的《唐六典》载：“泉、建、闽之绢，泉、建，闽、表之纻，登、莱、邓之赀(布)，并为八等。”可见这时泉州种桑植麻，绢、纻成为全国知名产地之一。制瓷业比前发达，1973年在晋江磁灶附近的童子山、狗仔山、后壁山、虎仔山等地发现唐代窑址，足见产量可观。丝绸和瓷器均为当时大宗出口商品。这时泉州的冶铁、制盐、造船也很兴旺，福船和广船是适应中国南方海阔水深、岛屿众多的两种船型。福船头尖尾宽，两头翘起，尾封结构是马蹄型，两舷边向外拱，有宽平的甲板和连续的舱口，舷侧用对开原木厚板加固，强度较大，造船用材主要是福建盛产的松、杉、樟、楠木(见上海交通大学等编《造船史话》)。据《唐会要》载，一艘福船可载重数千石(即数十万斤)。以上情况，说明泉州在海上丝绸之路开展活动，具备有利条件。

　　由泉州沿着海道继续北上，来到长江口附近的扬州。早在南朝时候，尚未开凿大运河，沈约《宋书·孔季荣等传》就说：“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可见这时已相当繁荣，隋炀帝开凿运河，沟通江、淮、河、海四大水系，扬州的运输比前更为利便，唐朝时成为盐、铁集散地，是国内最大的商业城市，洪迈《容斋随笔》说：“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扬(扬州)为一而蜀(成都)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风十里珠帘之句。张祜诗云：‘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诗云：‘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纭。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徐凝诗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其盛可知矣。自毕师铎、孙儒之乱(唐僖宗光启三年［887年］，毕师铎、吕用之、秦彦、杨行密、孙儒等在扬州混战)，荡为丘墟。”原来，唐朝扬州对外贸易很兴旺，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南亚、波斯、大食(阿拉伯)等外侨大批在此居留，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年)下令：“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外侨)，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下碇税)、收市(政府收购的舶货)、进奉(进贡舶货)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可见唐朝对广州、泉州、扬州外贸的重视。只因中唐以后，扬州屡经兵燹，外侨受到伤害。《新唐书·田神功传》载：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田神功“入扬州，遂大掠居人赀产，发屋剔窌，杀商胡波斯数千人。”从此对外贸易一蹶不振。北宋时，欧阳修就有“扬州无复似当年”的诗句。

　　终唐之世，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港口要首推广州。《新唐书·黄巢传》载：唐僖宗干符六年（819年)，黄巢攻占广州，要求朝廷任命其为“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使，书闻，右仆射于琮议：‘南海市舶利不赀，贼得益富而国用屈。’”可见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中获得巨额收入。

　　五代时(907~960年)，中国四分五裂，战乱连年，东南沿海地区先后由南汉、闽、吴越、吴等国割据，这些国主为了巩固割据地的政权和个人物质享受，一般都重视外贸，但盛况非昔日可比。

　　宋元时期主要港口的比较

　　——广州一直位于泉州之上

　　宋朝重视对外贸易，在沿海主要港口设置外贸机构：公元971年在广州、989年在杭州、999年在明州(今浙江宁波)、1087年在泉州、1088年在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县)设提举市舶司；又于1113年在秀州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县)、1117年在镇江及平江(今苏州)、1132年在温州、1146年在江阴(在今江苏)设市舶务；1250年在秀州海盐县澉浦县(在今浙江)设市舶场。此外，长江口以北的通州(今江苏南通)，楚州(今江苏淮安)、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和长江口以南的越州(今浙江绍兴)、福州、漳州(均在今福建)、潮州、雷州(均在今广东)、琼州(今海南省海口市)也都是对外通航的港口。交州在五代时独立，从此龙编港不属中国管辖。

　　上述港口对外贸易，主要是广州和泉州。广州在宋、元两朝均位居首位。某些中外人士认为：北宋时，广州在泉州之上；到了宋末元初，泉州在广州之上。此言不确，它由一两位外国旅游者根据道听途说提出，少数中国学者没有根据史料认真核实，盲目附和，从而出现重大误会，现在有必要予以纠正。

　　宋朝朱彧《萍洲可谈》载：“广州市舶司旧制。帅臣、漕使领提举市舶事，祖、宗谓之市舶使。福建路泉州，两浙路明州、杭州皆傍海，亦有司。崇宁(宋徽宗年号，1102~1106年)初，三路各置提举市舶官，三方唯广最盛。官吏或侵渔，则商人就易处，故三方亦迭盛衰。朝廷尝并泉州舶船，令就广，商人或不便之。”作者朱彧虽是湖州乌程(今浙江吴兴)人，但曾在广州居住，其父朱服为官清廉，有善政，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任广南东路(简称广东)经略安抚使，熟悉广东情况，所以《四库全书提要》说：“故彧是书多述其父之所见闻，而于广州蕃坊市舶言之尤详。”书中一再出现“余在广州”、“余在南海”等用语，乃作者自述所见，足证其记载之准确性甚高。作者提出：“官吏或侵渔”，因而“三方亦迭盛衰”，这个意见很正确，但总的来说，广州毕竟是最大港口。查宋朝的舶货以香药为主要商品，据宋朝毕仲衍《中书备对》载：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明、杭、广州市舶司博到乳香计三十五万四千四十九斤，其内明州所收惟四千七百三十九斤，杭州所收惟六百三十七斤，而广州所收者则有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三斤。”仅从这个记载，就可知广州外贸在沿海港口中所占的比重。然而广州外贸发展不平衡，这首先与吏治清浊有关，据《宋史》记载，宋太宗、宋真宗时(976~1022年)，广州知州有损清廉，“多涉讥议”，以致某些年份外舶改去其他港口贸易。战乱也给外贸以重大损害，宋仁宗皇佑四年(1052年)，中越边境的广源州蛮族首领侬智高攻打广州，历时57日，虽然没有攻入广州城，但是城外商业区，住宅区受到严重破坏，打击了对外贸易。直至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开始，广州城一再扩建加固，保护了外商的安全，广州外贸才比前进一步发展。

　　泉州在宋哲宗元佑二年(1087年)设置提举市舶司，从此有权处理外贸事宜。在这之前，泉州进行外贸要去广州或两浙路办理手续。其后泉州市舶司曾一度撤销，至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才恢复。泉州设司比广州迟116年，设司才30多年，至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北宋灭亡，泉州设司时间很短，当然不可能有显着成绩，因而位列广州之下。到了南宋初期，泉州外贸获得显着发展，主要原因是：

　　一、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确定杭州为行都，杭州人口大增。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唐朝杭州“户八万六千二百五十八，口五十八万五千九百六十三。县八。”南宋时，皇室贵族、朝廷官员、京城驻军、四方商贾和文士游客，以及当地居民，总数在100万以上。市场需要激增，必须靠附近地区供应。泉州接近杭州，这就促进泉州的农业、手工业生产进一步发展，为泉州外贸提供大批商品。

　　二、两浙路提举市舶司原来设在杭州。杭州定为行都后，为了保卫京城，不让大批外舶前来聚集，两浙提举市舶司迁往秀州华亭县，杭州只设市舶务。宋孝宗干道二年(1166年)五月十四日，两浙路提举市舶司奏请：“市舶置司在华亭，近年遇明州舶船到，提举官者带一司公吏留明州数月，名为抽解，其实骚扰，余州瘠薄，终任不到，可谓素餐。今福建、广南皆有市舶司，物货浩瀚，置官提举，诚所当宜。惟是两浙路置官。委是冗蠹，乞赐罢废。”(见《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八)。因而撤销两浙路提举市舶司。其后又撤销杭州、江阴军、温州、秀州4处市舶务，浙江沿海港口不设外贸机构，行都杭州所需舶货由泉州增加供应，这就有力地推动泉州的对外贸易。

　　三、金兵于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十月渡江南侵，宋高宗从杭州逃到明州，金兵尾追不舍，宋高宗只好选上海船。前往定海(今浙江镇江)，温州，那些随驾南逃的皇族、富豪、士入甚多，无法登舟避敌，只好从陆路继续南下，来到泉州，金兵没有进入福建便已北撤。这一大批逃难者中，好些便在泉州定居。宋朝管理京城以外宗室事务的“南外宗正司”，这时也从南京(今河南商丘附近)迁来泉州，可见泉州皇族之多。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唐朝泉州“户二万三千八百六，口十六万二百九十五，县四。”又据《宋史·地理志》载：泉州户口，“崇宁户二十万一千四百六，(口不详)，县七。”人口大量增加，尤其是贵族、富豪生活奢侈，需要大量舶货，这就有利于泉州的对外贸易。

　　关于泉州进行对外贸易的国家和地区，人们通常引用赵汝适《诸蕃志》的记载。作者是浙江临海人，宋太宗八世孙，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以朝散大夫提举福建路市舶兼权泉州市舶，在任约4年多，他引用前人著作及向泉州外商瞭解情况，写成此书，惜原作已佚，今本从《永乐大典》辑出。全书介绍57个国家，东起倭国(今日本)、新罗(今朝鲜)，西至勿斯里国(今埃及)、默伽猎国(今摩洛哥)，南至三佛齐国(在今苏门答腊岛)、晏陀蛮国(在今安达曼群岛)，地域相当广阔；所记各国物产如香药、珠宝达48种，可谓内容丰富。但作者并未到外国考察，得自传闻，不甚准确。更有甚者，此书好些抄自周去非《岭外代答》。周是温州永嘉(在今浙江)人，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撰写此书，他在《序》中说：“仆试尉桂林，分教宁越(今广西钦县)，盖长边首尾之邦，疆场之事，经国之具，荒忽诞谩之俗，瑰诡谲怪之产，耳目所治，与得诸学士大夫之绪谈者，亦云广矣。盖尝随事笔记，得四百余条。秩满束担东归，邂逅与他书弃遗。……晚得范石湖《桂海虞衡志》，又于药裹得所钞名数，因次序之，凡二百九十四条，应酬倦矣，有复问仆，用以代答。”这《序》说得很清楚：①作者没有从事外贸工作，更未出国考察，书中所载，均属‘得诸学士大夫之绪谈’；②自认书中有些内容‘得范石湖《桂海虞衡志》’；③本书所载限于岭外，与福建无关。原书早佚，不见録于《宋史·艺文志》，今本从《永乐大典》抄出。再者，《诸蕃志》和《岭外代答》记载的国家，并非都同中国有贸易交往，如木兰皮国。据德国学者夏德(F·Hirth)和美国学者柔克义(W·W·Rockhill)考证，此国在今非洲西北部和欧洲西班牙南部地区，当时同中国无来往。中国同西班牙来往始于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因而《诸蕃志》、《岭外代答》所载均非絶对可靠，更不能据此证明宋朝泉州外贸在广州之上。

　　南宋广州外贸仍居全国首位。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十三记载：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六月二十一日，广南东路经略安抚、提举市舶司言：广州自祖、宗以来，兴置市舶，收课入倍于他路。”泉州虽然比不上广州，但在南宋初期比前繁荣，则应予肯定。可是到了南宋中后期，朝政日非，泉州的皇亲国戚为了个人奢欲，竟然强抢外商财物。据朱熹撰《直秘阁赠朝议大夫范公(即范如珪）神道碑》载：“南外宗官寄治郡中(即泉州)，挟势为暴，前守不敢诘，至夺贾胡浮海巨舰，其人诉于州、诉于舶司者三年，不得直；占役禁兵以百数；夏盗煮海之利，乱产盐法，为民病苦，”加以政府的苛捐杂税，官员的敲诈勒索，凡此种种，使泉州的外贸必然趋向衰落。据《宋史·真德秀传》载：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船畏苛征，至者岁不三四，德秀首宽之，至者骤增至三十六艘。”到了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真德秀再任泉州知州，他在上任后的谢恩奏章中说：“泉虽闽镇，古号乐郊，其奈近岁以来，浸非昔日之规，征榷大苛，而蛮琛罕至。”为瞭解决泉州皇族的生活问题，他请求朝廷每年拨给度牒。在《申尚书省请拨降度牒》中说：“富商大贾，朝困诛求之惨，破荡者多，而发船者少，漏泄于恩、广、潮、惠者多，而回州者少，嘉定间(即1217年)，某在任日，舶税收钱犹十余万贯。及绍定四年(1231年)，才收四万余贯；五年(1232年)，只收五万余贯。”可见这时泉州外贸下降百分之五十以上；过去前往泉州的海船则转往今广东恩平、广州、潮州、惠州，这都是广州提举市舶司管辖的港口，一减一增，泉州更在广州之下。4年后，蒙古军队大举入侵，南宋摇摇欲坠，泉州处境更为艰辛。理宗淳佑（1241~1252)年间，刘克庄撰《吴洁知泉州制》、《胡侁知泉州制》，指出泉州“凋蔽”、“凋匮不可为”，其外贸显然不可能在广州之上。到了宋恭帝德佑二年（1275年）三月，元军攻入杭州，宋帝赵 和全太后投降。宋端宗赵昰景炎二年(1277年)，元军进攻泉州，据郑所南《心史》载：“二年丁丑，泉州素多宗子，闻张少保(即张世杰)至。宗子纠集万余人，出迎王师，叛臣蒲受耕(即蒲寿庚)闭城三日，尽杀南外宗子。”这场战争对泉州外贸当有重大破坏。又据托托等撰《宋史·瀛国公本纪》载：元军在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即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年)攻入广州城，后被宋军收复；同年十一月再度攻入广州城，复被宋军收复；至元十五年(1278年)正月第三次攻入广州城，仍被宋军收复；同年闰十一月，元军第四次攻入广州城，宋军反攻失败。这种拉锯战，同样使广州外贸受到重大破坏。

　　元朝统一全国后，很重视海外贸易。据宋濂等撰《元史·食货志》载：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年)，在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东、杭州、庆元(今宁波)等7处设市舶司。其后一再合并，到了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只在泉州、庆元、广东设立市舶司。对于泉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某些外国人作如下论述：

　　第一个提出泉州是世界大港的为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说：“刺桐(即泉州)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查此书对中国的介绍错漏百出，全部中国地名都采用波斯人的叫法，所以好些中外学者认为此书是马可·波罗根据当时的波斯导游手册，再加上道听途说和臆测想象，在狱中口述，由同狱童话作家鲁思梯谦（Rustieiano)以其创作天才笔録成书。对此，英国伦敦不列颠图书馆中国部主任弗朗西丝·伍德(Frances Wood)女士于1996年出版《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洪允息译，新华出版杜1997年版)，她综述前人研究成果，畅抒己见，否定马可·波罗曾来中国。其实，《马可·波罗游记》于14世纪初在欧洲出版后，就受到非议，当时人们把骗局称为“这简直是马可·波罗”(见余士雄主编《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本文确切指出：马可·波罗没有来过泉州，因为《马可·波罗游记》说：“流经刺桐港的河流，河面宽阔，水流湍急，是经过京师(即北京)那条河的一个支流。”仅凭这点，笔者就可以确定：马可·波罗没来泉州，对泉州不了解。

　　第二个认为泉州是世界大港的乃非洲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h，1304~1377)。他晚年定居摩洛哥非斯，口述旅行30年的经历，由摩洛哥苏丹的秘书朱赞(Ibn Juzai)笔録而成《伊本·白图泰游记》(原名《异域奇游胜览》)，1356年成书。出版后，阿拉伯学者伊本·赫洛顿《历史绪言》对此书的评语是：“这纯系一派胡言。”此书执笔者朱赞也说：“我记録了他所讲的一切故事和消息。这些话是否真实，我并未进行研究和考证。”此书说：“我们渡海到达的第一座城市是刺桐城(即泉州)。……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要求主管派人陪我去隋尼隋尼(广州)，即中国地区去，那里也叫做隋尼克兰(广州)，以便游历一番，等待可汗回信的到来。我们搭乘近似我国(即摩洛哥)战舰的船只沿河出发，……我们在这条河上走了二十七天，每日中午船停靠沿河村镇，购买所需杂物，作晌礼拜，至夜晚下船，投宿于另一村镇，就这样一直到达隋尼克兰(广州)，即隋尼隋尼城。”请看，从泉州坐内河船居然可到广州，岂非世上怪事!毋需多说，笔者凭此即可认定：伊本·白图泰没有来过泉州和广州，对泉州和广州均不了解。

　　第三个表示泉州是世界第一大港的乃日本桑原骘藏，其《蒲寿庚考》于1923年初版、1935年增订版，中文译稿多次出版，流传较广。书中说：“南宋一代，政府因欲增库入，屡奬励外蕃通商，泉州贸易遂年盛一年，与广州颉颃，不相上下。后至宋元之交。竟凌驾而上之，凡海舶出口，均辐辏于此口。元代来此之马哥孛罗(Marco Polo)及伊本·巴都他(Ibn Batuta)，皆称泉州为当时世界无二之大贸易港云。”此说不当：①宋朝奬励外蕃通商，各港口皆可受惠，非泉州一港独享；②海舶出口均辐辏于泉州，不合史实，元朝中国沿海各港，海舶均可出入，如进行对外贸易，则需至市舶司所在地办理手续：③马可·波罗及伊本·白图泰的游记对泉州评介不确，其资料均来自阿拉伯人传说，由于宋末元初在泉州负责外贸者为阿拉伯人蒲寿庚，历时30年之久，所以他在阿拉伯地区影响很大，阿拉伯人便对泉州特意夸赞，不可引以为据。④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及桑原骘藏均未遍历中国各港口，也不了解各港口情况，故无权对各港口排座次。

　　人们误信泉州在元朝为中国第一大港，这是由于马可·波罗及伊本·白图泰均为中世纪西方著名旅行家，所着游记在古代颇有影响，哥伦布因阅读《马可·波罗游记》而立志航海前来东方，导致发现新大陆，故此书的历史价值应予承认。但这两本书关于中国的错误记载，中外人士早已指出，不容遮掩。笔者所读古代外人游记，正如李白诗句所说：“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盖古代“海客谈瀛”，己成为浮夸失实之代词，中外如出一辙。桑原骘藏对此不加细察，以讹传讹，诚属误导读者，应予纠正。

　　至于泉州在元朝不可能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第一大港，理由为：①元朝时，杭州并非行都，市场需求比前显着减少，不用泉州提供大量商品：②居住在泉州的大批宋朝皇族、士大夫，在宋元交战时惨遭蒲寿庚杀絶，珍贵舶货没有重要顾主购买：③居民大幅度减少。据《元史·地理志》载：元朝泉州路居民为“户八万九干六十，县七。”比《宋史·地理志》所载宋朝泉州住户减少十一万二千四百户，即减少百分之五十六以上，泉州境内料必荒凉冷落，怎能成为全国第一大港?④南宋撤销两浙路市舶提举司，故福建路市舶提举司的贸易比前增加，元朝初期在中国东南沿海设置7个市舶司，这必然分散泉州港的贸易额；⑤福建三面都是高山峻岭，山地、丘陵占全省面积百分之九十五，河流短小，因而泉州的内陆交通不便，缺少广大腹地，商品吞吐量有限，囿于自然条件，不可能成为全国第一大港，也不可能与广州港竞争。

　　广州在宋元之际遭到战火严重破坏，但对外贸易很快就得到恢复，井有很大发展，具体表现在：①人口显着增加。据《宋史·地理志》载：宋朝广州居民为“元丰(宋神宗年号1078~1085年)户一十四万三千二百六十一(口不详)，县八。”又据《元史·地理志》载：元朝广州“户一十七万二百一十六，口一百二万一千二百六十九，县七。”元朝广州住户比宋朝增加二万六千九百五十五。人口的增加，反映城市在扩大，市场在繁荣，对外贸易在跃进；②对外贸易的地区显着扩大。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陈大震等纂《南海志·舶货》载：“广(州)为蕃舶凑集之所，宝货丛聚，实为外府，岛夷诸国，名不可殚。前志(指宋宁宗时陈岘《南海志》及宋理宗时方大琮《南海志》)所载者四十余。圣朝奄有四海，尽日月出入之地，无不奉珍效贡，稽颡称臣。故海人山兽之奇，龙珠犀贝之异，莫不充储于内府，畜玩于上林，其来者视昔有加焉。而珍货之盛，亦倍于前志之所书者。今録其可名之国，附于舶货之后。”陈大震等纂《南海志》是官府修志，史料来自档案，当属可靠。所録舶货有宝物、布匹、香货、药物、诸木、皮货、牛蹄角、杂物等71种；可名蕃国共145个之多，确是比宋朝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陈岘、方大琮等人的《南海志》所载蕃国要多1倍。③欧洲旅行家的评述。意大利人、天主教方济各会会士鄂多立克(Odprocp da prdempme 1265~1331)约于元朝英宗至治二年到泰定帝致和元年(1322~1328年)在中国旅行，回国后口述由他人笔録为《鄂多立克东游録》，书中说：“我到此邦(指中国)的第一个城市叫辛迦兰(指广州)，它是一个比威尼斯大三倍的城市。”又说：“我来到一个叫做刺桐(指泉州)的著名城市……该城有波洛纳(Bologna)的两倍大。”威尼斯在意大利东北部，是全球闻名的亚得里亚海西北岸重要港口；波洛纳只是意大利北部的古城。从鄂多立克的对比介绍，可以得知广州位于泉州之上，元朝时广州为中国第一大港。④元朝政府对广州特别重视，元世祖从至元十六年十二月(1280年)开始，多次派广东招讨使达鲁花赤杨庭璧前往东南亚、南亚访问，加强外贸工作。当时泉州方面也请求遣使出国访问，但元世祖不予答复。可见广州的外贸地位在泉州之上。

　　明清时期主要港口的比较

　　——广州是长期对外开放贸易的唯一港口

　　明太祖统一全国之前，于吴元年(1364年)在太仓(今江苏太仓)、黄渡(今江苏嘉定)设立市舶提举司，俗称“六国码头”，因为有很多外国海船在此停泊。全国统一后，明太祖洪武二年(1370年)二月撤销市舶提举司。据傅维麟《明书》说：“初以太仓为‘六国码头’，旋以近京师(今南京)，恐生他变，遂徙之宁波诸处。”因为明朝初年，北自山东，南至广东，均出现倭寇侵扰；同时，元末盘踞江浙的张士诚、方国珍余部，逃往海岛，企图卷土重来。对此，明太祖严禁私人出海，以防暗中接济敌寇，因而只允许对外贸易限于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采取“赏赐”与“朝贡”的形式进行，并允许“贡舶”附有一定数量的私人货物在中国市场出售，兵器、金属则严禁输出。

　　明朝的市舶提举司，据《明史·食货志》载：“洪武(1368~1398年)初，设于太仓、黄渡、寻罢。复设于宁波、泉州、广州。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今越南中部)、暹罗(今泰国)、西洋诸国(指文莱以西的东南亚、南亚、西南亚及东非诸国)。”由此可见，这时广州为全国最大的外贸港口。洪武七年(1374年)九月，撤销上述3个市舶提举司。但这不等于完全禁止广州等地的对外贸易。因为据《明实録》记载：“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以海外诸夷多诈，絶其往来，惟琉球、真腊(今柬埔寨)、暹罗许入贡。”可见撤销市舶提举司，海上丝绸之路仍然樯帆不絶。只因没有专门机构，不便于接待外国贡使及管理外贸事宜，所以到了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重新恢复广州、泉州、宁波的市舶提举司。

　　由于倭寇在中国沿海地区猖狂侵扰，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年)再次限制沿海贸易。据《明史·职官志》载：“给事中夏言奏，倭祸起于市舶，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这时广州成了中国东南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据屈大均《广东新语·地语》载：广州府属下的新宁(今台山)之广海、望峒、奇潭，香山之浪白(在今珠海西区)、蚝镜(今澳门)、十字门，东莞之虎头门、屯门、鸡栖等处，都是外舶停靠的地点。倭寇问题逐渐解决后，据《明史·食货志》载：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凤阳巡抚唐顺之议复三市舶司，部议从之。四十四年(1565年)，浙江巡抚刘畿言，仍罢。福建开而复禁。万历(神宗年号，1573~1618年)中，复通福建互市，惟禁市硝黄，己而两市舶司悉复，以中官顿积如故。”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人首次驾驶欧洲式船只来到广州，其后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租借广州府香山县蚝镜澳(即澳门)居留，欧洲商人陆续前来贸易，传教士也接踵而至。在传教时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欧，促进西欧启蒙运动的开展；同时传入欧洲近代文化科学，从而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前进。

　　清朝初年，郑成功、张煌言在东南沿海地区进行反清活动，清世祖虽然实行海禁，但在顺治四年(1647年)葡萄牙要求通商，清朝还是准其来澳门贸易；顺治十年(1653年)，暹罗、荷兰要求通商；顺治十三年(1656年)，苏禄(在今菲律宾苏禄群岛)也要求通商，清朝均允许他们在广州城外原市舶馆界贸易。清朝不设市舶提举司，这时外贸事宜由盐课提举司兼管，临时招商发卖舶货。尽管顺治十八年(1661年)颁布“迁海令”，沿海居民内迁50里，“寸板不准下海”、“片帆不许入口”，但位于珠江口西侧的澳门，其居民因有大量外侨而不用内迁，所以这时广州仍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沿海的外贸唯一港口。清圣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解除海禁，两年后设立粤(广州)、闽(漳州)、浙(宁波)、江(云台山)4个海关，管理外贸事宜。泉州在明末清初因晋江淤浅，海船难以出入，不能成为对外贸易的港口。由于西方殖民者在中国沿海地区进行种种违法勾当。清高宗干隆二十二年(1757年)撤销闽、浙、江3个海关，只准外商在广州贸易，以便对其进行集中管理，从此广州又再成为中国南方对外交往的唯一港口，直至清宣宗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同英国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实行“五口通商”，广州垄断外贸活动才告结束。

　　综上所述，两千多年来，由于广州在自然环境、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历史因素等方面都占有优势，除了个别年份出现特殊情况外，广州长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第一大港，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中国从海路输出的丝绸、瓷器、茶叶和各种日用工艺品，不仅改善了海外各地人民的生活需求，活跃了海外各地的市场贸易，也有助于中国农副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中国的造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他发明，通过陆路和海路(主要经广州港)传往世界各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17、18世纪由西方传教士经广州府属的澳门传往欧洲，有助于欧洲启蒙运动的开展，启蒙运动对促使欧洲社会前进有重大作用。另一方面。中国主要通过南方海路(重要港口为广州)，传入印度、阿拉伯和欧美的哲学、文学、医药、数学、天文学，历法、美术、音乐、雕塑、建筑艺术、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引进粮食、蔬菜、水果、药材、花卉和经济作物品种，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作者：袁钟仁，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