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古称番禺，自从秦汉形成港市以后，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大始发港和重要港口，历2000多年而不衰。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港口史上是絶无仅有，而且在世界港口发展史上亦是十分罕见的。唯其如此，本文拟就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轨迹及其缘由作一探讨。

　　一、广州港市的形成和发展

　　1.秦汉时期广州港市的形成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统一岭南后，由南海郡尉任嚣在现在广州处建立任嚣城；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平定南越，仍设南海郡，治所在番禺。从此，番禺形成港市，而且成为中国九大都会之一。《汉书·地理志八下》说：

　　“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

　　到了东汉，已发展成为对外贸易的港口了。据史料载，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以下略去公元二字），大秦（东罗马，今地中海东岸的土耳其、叙利亚至埃及一带）国王马·奥·安东尼努斯（Marcus Aurtlius Antoninus)派遗使臣沿着西汉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从日南徼外经广东进入中国，向东汉王朝“进献”象牙、犀角之类的商品，从而开辟了广州至东罗马的航线，中国史料记载称：

　　“（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正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东汉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1〕

　　德国学者夏德（F·Hirth)也记载广州与罗马通商贸易的情况：

　　“中国与罗马等西方国家之海上贸易，要以广州为终点；盖自纪元三世纪以前，广州即已成为海上贸易之要冲矣。〔2〕

　　2.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

　　吴黄武五年（226年），孙权分交州合浦以北的南海、苍梧、郁林、高梁四郡立为广州。广州开始正名。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大秦遣使来中国京城洛阳，即循海道而来广州上岸，史载：

　　“惟太康二年，安南将军、广州牧腾侯作镇南方，……俄而大秦国奉献琛，来经于广（州），众宝既丽，火布尤奇”。〔3〕

　　到了南朝宋、齐、梁、陈均定都（南京），使广州获得对外贸易的机遇。于是，外国的贡使、商人和僧侣纷至沓来广州贸易和播道。元嘉七年（430年），诃曼陀国（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国王向宋文帝上表称：

　　“伏愿圣王，远乘覆护，兼市往反，不为禁闭，……愿来广州时遣舶还，不令所在陵夺”。〔4〕

　　“宋末，扶南王姓忄乔陈如，名阇耶跋摩，遣商货至广州。

　　“永明二年，……忄乔陈如……曰：臣前遣使赍杂物行广州货易，……海中风漂至林邑，国王夺臣货易，并那伽仙私财。”〔5〕

　　与此同时，中国名僧法显、李勇和天竺僧人亦取海道“于南天竺泛海达广州”〔6〕。这就说明，两晋南北朝时（265-589年），广州已取代徐闻、合浦港口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了。

　　3.隋、唐、宋时期广州发展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大港和世界东方大港

　　隋唐宋历朝政府实行“开怀纳戎，张袖延敌”的开放贸易政策，使海外贸易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隋炀帝继位后即派遣常骏、王君政从广东出发往赤土国（今马来西亚吉打）贸易：

　　“炀帝继位，募能通絶域者。大业三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请使赤土。帝大悦，赐骏等帛各百匹，时服一西袭而遣。赍物（丝绸）五千段，以赐赤土王。其年十月，骏等自南海郡乘舟，……至于赤土之界”。〔7〕

　　唐代天宝十年（751年），与怛逻斯交战，唐军大败，势力退出中亚，加之天宝十四年（755年）发生安史之乱，使陆上丝绸之路中断。于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往来贸易空前繁荣。贞元年间（785-804年），地理学家贾耽在《皇华四达记》一书记述唐代从广州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有两条：一条是通往日本；另一条是通往波斯湾的末罗国（今伊拉克巴士拉港）。后者称为“广州通海夷道”。此航线又分为东西两条航道：东航道从广州起碇后，途经门毒国（今越南芽庄）、古笪国（今越南庆和省一带），过马六甲海峡，到罗越国（今马来西亚半岛南部），佛逝国（今印尼苏门答腊巨港），诃陵国（今印尼爪哇岛），婆露国（苏门答腊西岸），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再而行至提罗卢国（今伊朗河巴丹），乌刺国（今幼发拉底河俄婆拉），最后扺达末罗国（今伊拉克巴士拉港）；西航道自广州起航后，到阿拉伯海沿岸、亚丁湾和红海，终点仍是巴士拉港。全航程经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为14000公里（今缩短为10320公里）。这是16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标志着广州（也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先进地位。从此，广州成为闻名全世界的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和世界东方大港〔8〕。其时来广州旅游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考尔大贝（ibn Khordadhbeh,830-912年），在其着《道里帮国志》一书中，记载了阿拉伯商人到广州贸易，称广州为广府（khanfu）是中国最大的港口。于是前来广州贸易之“国以百数”〔9〕计。真是“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船多宝舶来”〔10〕。据史料记载，开元年间（713-741年），停留在珠江中的商船：

　　“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狮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11〕

　　到了大历年间（766-779年），来广州贸易的外国商船更多了。据著名交通史专家张星烺估计，每日有11艘，全年到港者达4000艘次，商人达到80万人次〔12〕；“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13〕。至唐末，广州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城市，住在蕃坊的外国人数达到12-20万之多〔14〕。波斯人从广州贩运回去的丝绸，除供应本国民众消费外，有一部分贩卖到非洲。

　　五代时，中国纷争削据，但广东经济自成一体，独立发展。因此，仍然招徕外商贸易和鼓励广商下海，使广州对外贸易仍继续繁荣。

　　两宋时期，政府仍然推行对外开放贸易政策，而且一改唐代坐等外商前来广州贸易的被动策略，采取主动走出去贸易的办法，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北宋雍熙四年（987年），宋政府特派内侍8人，分为四纲（队）从广州出发，“往南海诸蕃国”招商贸易。宋真宗还特派“中使”到广州设宴招待慰劳能招徕海舶的广州地方官吏〔15〕。因此，自北宋至南宋前中期，广州仍然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大港，和正式设置市舶司的最重要港口，呈现出“多蕃汉大商”、“舶船岁至”和“外国香货及海南旅客所聚”〔16〕的一片外贸繁荣景象。而且是进口商品（乳香）最多的一个港口，史称：

　　“《备对》所言，三州市舶司乳香三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九斤，其内明州所收惟四千七百三十九斤，杭州所收惟六百三十七斤，而广州所收者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三斤。虽是三处置司，实是广州最盛也”。〔17〕

　　按此，广州市舶司博买的乳香数占三地总额的98%，从而使广州市舶司的课税收入“倍于他路”〔18〕，达到120万缗〔19〕。当时，从外国输入广州的商品以香药为多，其次是海产品、金属、动物、木藤品等；从广州输出到50多个国家的商品，以丝绸为大宗，其次是陶瓷制品和茶、糖、酒等副食品。

　　4.元代广州屈居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二大港

　　南宋迁都杭州，政治中心向东南转移，对于与杭州密迩的泉州崛起并与广州竞争对外贸易大有裨益。因此，南宋末年至元初，广州虽然保持“海上丝绸之路”第一大港的地位，但却面临泉州的挑战。元朝中叶以降，随着元朝社会经济、政治偏向东南发展，泉州逐渐取代广州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大港，广州只好屈居其次了。但是广州仍不失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港市。据元人陈大震于大德年间（1297-1308年）所撰的《南海志》一书记载，来广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有140多个，占元代全国外贸“涉及国家和地区达220余个”的64%，很多货物都集散于广州，史称：

　　“海外真腊、占城、流求诸国蕃舶岁至，象、犀、珠玑、金、贝、名香、宝布诸凡瑰奇珍异之物宝于中州者，咸萃于是（广州）。”〔20〕

　　所以，广州仍然呈现出一片外贸的繁荣景象。正如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Odoric)于1322年（至治二年）到广州旅游所看到的情景所说：

　　“该城有数量极庞大的船只，以致有人视为不足信。确实，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一个城市的船只多”。〔21〕

　　另一个旅游家阿拉伯人伊本·白图泰在1346（至正元年）来广州游览之后所写的《游记》一书，也为广州的繁荣而为之惊叹：

　　“秦克兰（广州）城久已慕名，故必须亲历其境，方足顾所望。……余由河道乘船而往，船之外观，大似吾国战舰，……秦克兰城者，世界大城中之一也。市场优美，为世界大城所不能及。其间最大者，莫过于陶瓷物。由此，商人转运磁器到中国各省及印度、夜门”。〔22〕

　　5.明至清前期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环球贸易的唯一大港

　　明代朱氏政权，一反中国历代对外开放贸易的政策，实行“时禁时开”的海禁政策。但对广东则实行比较灵活的政策，“洪武初，令番商止集（广州）舶所”〔23〕。到嘉靖元年（1522年），在撤消浙江和福建两市舶司而禁海时，又仅允存广东市舶司对外贸易，于是广州成为中国唯一开放对外贸易大港。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进入和租居澳门后，迅速发展成为广州对外贸易的外港和东西方国际贸易的中继港，把广州与国际贸易紧密联结起来。隆庆（1567-1572年）时实行部份开海贸易政策后，“广州几垄断西南海之航线，西洋海舶常泊广州”〔24〕。到了清朝，政府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后五次颁布禁海令，和康熙元年（1662年）后三次下达迁海令，实行海禁政策；干隆二十二年（1757年）又宣布撤消江海关、浙海江和闽海关，但对广东仍然实行特殊政策，决定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25〕，保留粤海关管理对外贸易事务。这样一来，使具有深厚的对外贸易历史底藴的广州重新恢复青春，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大港，而泉州却因失去元代距离政治中心近的优异条件，加上港口经济腹地小和晋江航道失修淤塞等原因，贸易一蹶不振，沦为一个地方的小港口。于是，明清两代，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比唐、宋获得更大的发展，形成了空前的全球性大循环贸易，幷且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前夕而不衰。

　　明清时期，从广州起航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有：1.广州—澳门—长崎航线；2.广州—澳门—果阿—里斯本航线；3.广州—澳门—马尼拉—墨西哥航线；4.广州—澳门—帝汶航线；5.广州—纽约航线；6.广州—俄罗斯航线；7.广州—澳洲航线。于是从广州起航到世界各国贸易的商船大为增加，据统计，从康熙二十三年至干隆二十二年（1684-1757年），去日本贸易的商船总数达到3017艘〔26〕。外国商船来广州贸易更是不可胜数，据有关资料统计，康熙二十四年至干隆二十二年（1685-1757年），欧美各国到广州贸易的商船达312艘〔27〕，干隆十四年至道光十八年（1749-1838年）外国到广州贸易商船的达到5266艘，平均每年为591艘，其中以英国商船最多，为2951艘，占56%；美国次之，为1190艘，占22%〔28〕。这些商船来到广州贸易，在明代主要是购买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等；到了清代，主要是购买茶叶，其次才是丝织品和土布等。进出口贸易商品量值不断增加，据统计，雍正七年至干隆二十二年（1729-1757年），向粤海关纳税后贸易商品总值达到4548825银两；干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七年（1758-1837年）增至422716895银两〔29〕。如此之多的外国商船和商品来广州进行贸易，使珠江岸边的广州呈现出一派外贸繁荣的景象。英国人威廉·希克都为之惊奇，而抒发广州珠江的商船可以与伦敦泰晤士河相比美的感叹：

　　“珠江上船舶运行忙碌的情景，就象伦敦桥下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的帆船形式不一，还有大帆船，在外国人眼里再没有比排列在长达几哩的帆船更为壮观的了”。〔30〕

　　而且，外国商人认为在广州做生意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好做。正如道光十年（1830年），英国议会对在广州进行贸易的商人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说：

　　“絶大多数在广州进行贸易作证人都一致声称，广州的生意几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好做”。〔31〕

　　鸦片战争，中国失败。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之后，中国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港口为对外通商口岸，加上香港割让给英国等原因，因此外国商人不再集中在广州做生意了。于是广州的外贸逐渐走下坡路，大约到咸丰三年（1853年），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第一大港的地位为上海港所取代，正如马克思所说：

　　“五口通商和占领香港仅仅产生 了一个结果：贸易从广州转移到上海”。〔32〕

　　虽然如此，但广州仍然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据统计，同治十六年至光绪二十年（1867-1894年），广州进出口贸易商品量值仍占全国各港口进出口贸易商品量值的10-134%；1926年占1016%；1949年占2142%〔33〕。

　　纵观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显而易见，它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地位实居首要，而且长盛不衰。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史，就写在广州的记録上。

　　二、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经久不衰的原因

　　广州之所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和重要港口而且历久不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多方面原因的。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所致。

　　1.优异而丰富的海洋国土资源

　　广东地处中国最南端，背枕五岭，东、南、西三面环南海，海岸线绵长，据统计，全省有大陆和海岛屿海岸线长达81947公里，占全国大陆海岸线的315%和岛屿海岸线的328%，居全国有海岸线的11个省区的第一位〔34〕。偌长的海岸线，面向太平洋，自古以来就是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依托，可谓广州是内联外通的“黄金海岸”，为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丰富的海洋国土资源。第一，提供远洋航行的海峡资源。广东以东北部的巴士、巴林塘海峡；东面的民都洛、巴拉巴克海峡；南面的卡里马塔、加斯帕海峡；西南面的马六甲、安达曼海峡沟通印度洋、太平洋，成为中国与南亚、西亚、非洲、澳洲和北美洲、南美洲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海上贸易的最近起航站。

　　第二，提供众多优良的河口港湾资源。广东省内河流众多，全省计有大小河流1343条〔35〕，从而形成了大小港口219个和港湾96个〔36〕。这些河口港湾，既可以内联广东全省以至全国各地，为“海上丝绸之路”供应丝绸、瓷器、茶叶等充足的货源，又为古代帆船航行提供避风防涛、供给淡水粮食和装卸货物极大的便利和安全。

　　第三，提供季风和海流资源。广东处于亚热带和热带海岸，使南海具有季风气候的特点。每年3至8月，盛吹夏季风（Summer monsoon），其气流来自太平洋和印度洋；9至翌年2月，盛吹冬季风（Winter monsoon）。这种季风气候非常有利于古代帆船来往出海。每年夏季，中外商船乘夏季风缓缓驶来广东；冬季，乘冬季风离广东出海西去。这可以说是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而历久不衰的得天独厚的恩惠。

　　2.广深的经济腹地

　　广州“海上丝绸之路”2000年经久不衰是同它具有广深的经济腹地至关重要。广东省凭藉珠江、西江、北江和东江等1343条大小河流入海的便利和内河航运，编织成以柘林港、三百门港、汕尾港、广州港、赤湾港、澳门港、香港港、海口港、三亚港、八所港、海安港、湛江港、北海港、钦州港、防城港等为中心的内外贸易网络，和形成了以这些港口为中心的多层次的经济腹地，使“海上丝绸之路”获得多种多样的充足货源。首先，西、北、东江入海形成的珠江三角洲，成为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层经济腹地；其次，西、北、东江流域地区成为第二层经济腹地；再次，西、北、东江上游的云南、贵州、湖南、江西、福建等内地成为第三层经济腹地；最后，东海、黄海、渤海沿岸地区成为第四层经济腹地。广州就是依仗其千百条河流的触角使其经济腹地延伸至全省乃至全国，使之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和第一大港而且历2000年不衰，创世界港口史的历史记録。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和外国的香料等商品都聚会于广州贸易交换。正如19世纪30年代，一个外国人在广东出版的报纸所报导说：

　　“中华帝国与西方列国的全部贸易都聚会于广州。中国各地的物产都运来此地，各省的商贾货栈在此经营着很赚钱的买卖。东京、交趾支那、柬埔寨、缅甸、麻六甲或马来半岛、东印度群岛，印度各口岸、欧洲各国、南北美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的商货，也都荟集到此城。”〔37〕

　　3.丝织业生产的发展为“海上丝绸之路”提供充足的货源

　　广东种桑养蚕和纺织丝绸源远流长。汉代海南岛地区就出现“男子耕农，种禾稻、麻，女子桑蚕织绩”〔38〕的生产了。唐代，阿拉伯人来广州，已看到广种桑树养蚕的情况，而潮州已有“桑蚕五收”〔39〕了。宋代，广东的养蚕丝织业又进一步发展。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已经有三个州向朝廷进贡丝绸，即韶州“土贡绢一十匹”；循州（惠州）“土贡绢一十匹”；南雄州“土贡绢一十匹”。而粤西的蚕丝“在高州所产为佳”〔40〕。明代，广东的养蚕每年已达八、九收，产量之高，已居全国前列。而且广州、佛山、潮洲、南海、顺德、崖州等地的丝织技术相当高超，在织锦上可以织出人物、花鸟等图案。广州除了生产的纯丝织品外，还纺织一种以麻为经、以丝为纬的织锦新产品，使广东“在丝产、纺织、染色……等方面，明代中国所达到的技术水准，是比世界其他絶大多数地区人民遥遥领先”〔41〕。从而与三吴、福建成为全国三大丝织中心。到了清朝康熙年间（1662-1722年），广东“计一妇岁治蚕可得丝四十余斤，凡桑叶一月一摘，计地一亩，月可得桑五百斤，蚕食之可得丝四斤”〔42〕。干隆年间（1336-1795年），广东的丝织业又进一步发展，其丝织品质超过苏州和杭州，史称：

　　“广纱甲天下，缎次之”；“粤缎之质密而匀，真色鲜华，克辉滑泽”，“金陵苏杭皆不及”〔43〕。

　　其中又以顺德县丝织品最佳，史记：“坡山之丝线良，龙江之线绸良。然龙江蚕种皆购九江，而为线为绸特良”〔44〕。其他各地的丝织品质量也相当好，如阳江的“抽丝长七、八尺，色如金，坚韧异常”〔45〕。至道光年间（1821-1850年），佛山、广州的丝织业蓬勃发展，据道光十年（1830年）怡文堂编印的《佛山街略》统计，佛山有主要街巷45条，其中涉及丝织、印染的街道有34条，占总数的80%，其中丝织业街巷又占60%以上。广州丝织业则集中在西关下九甫一带，全盛时期，丝织工人大约有三四万人之多。清末，广东的丝织业已从手工业逐步发展为机器丝织业了。同治十二年（1873），南海县陈启沅、陈启枢兄弟在简村创办了“继昌隆”机器缫丝厂后，使广东的丝织业更加发达。据不完全统计，光绪十三年（1887年），仅顺德县的机器缫丝厂就达到42家〔46〕，宣统三年（1911年）增至142家〔47〕。“光绪季年，佛山大机房二十余家，小者六七十家，工人二千余，多织丝织品”〔48〕，“出品一般都很精致”〔49〕。如上所述，广东如此发展的丝织业生产，必然为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提供充足的货源，从而推动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4.明清政府对广东实行开放对外贸易的特殊政策

　　中国自汉唐至元代均实行开放对外贸易的政策，广东自然利用此政策发展对外贸易，使“海上丝绸之路”得以最早发展和长期延续。到明清时期，专制政府曾几度实行海禁政策，但唯独不禁广东对外贸易。“洪武初年，令番商止集（广东）舶所”贸易。嘉靖元年（1522年），撤销浙江、福建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50〕。到了清朝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元年（1662年），四年（1665年），十四年（1675年）五次颁布禁海令，〔51〕和顺治十七年（1660年）、康熙元年（1662年）、十七年（1678年）三次下达“迁海令”，禁止沿海居民出海经商贸易和“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52〕。但却准予澳门为“化外教门”的特殊地区，予以免迁免禁。到了干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于去年（1756年）发生“洪任辉”事件而撤销江海关、闽海关和浙江关，却保留粤海关，并规定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53〕。于是，使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在明清时期得以发展，并达到鼎盛阶段。

　　5.悠久的商业传统和浓烈的重商意识

　　广东人处于依山面水的自然环境，素有重商贸易的传统。《山海经》记载，“番禺始为舟”；《南越志》说“越王造大舟”。这说明广东人很早就造船打鱼经商。至西汉，番禺已成为大商业都会，“商贾者多取富焉”〔54〕。而且当时民间已有“欲拔贫，诣徐闻”〔55〕的谚语。以后经魏晋南朝、隋、唐、宋、元、明、清2000年，广东一直发扬经商的传统。而且在长期的经商中，形成了浓烈的重商文化意识，交换价值观念渗透到社会生活之中，重利思想潮流冲击着中原农业文化的“重义轻利”的传统思想，动摇儒家文化“君子谋道不谋利”的教条，形成了“逐番舶之利，不务本业”的观念，选择“以商致富”的道路。就连广东的地方官吏也受到广东人商品意识的熏陶，而提出重商的主张和政策，如明代广东巡抚林富向朝廷上书，大谈特谈通商贸易可以“足供御用”，“悉充军饷”，“救济广西”和“民可自肥”的四大好处〔56〕；兵俞大猷也说，开放对外贸易“可行于广东，……计货抽分，故市舶之利甚广”〔57〕。在这种官民重商意识驱动下，到了明末清初，形成了全民经商热潮。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就记述了广东社会各个阶层经商的盛况：

　　“于是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官之贾本多而废居易……官之贾日富。而官之贾日多，偏于山海之间，成坐或行，近而广之十郡，远而东西二洋，无不有也。民贾于官，官复贾于民，官与贾固无别也。贾与官亦复无别也，贾与官亦复无别。无官不贾，且又无贾不官”。〔58〕

　　于是形成了“广州帮”，“潮州帮”和“客家帮”三大地域商人集团。而且以出海经商贸易为主要动向，从而出现了“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广进达三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

　　注　释：

　　〔1〕《后汉书》卷88，《西域传·大秦》。

　　〔2〕转引武堉干：《中国国际贸易史》第2章。

　　〔3〕殷巨：《奇布赋及序》，见《艺文类聚》卷85，《布部》。

　　〔4〕《宋书》卷97，《夷蛮·西南夷·诃罗陀国》。

　　〔5〕《南齐书》卷58，《东南夷》。

　　〔6〕慧皎：《高僧传》卷3，见《高僧传合集》第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7〕《隋书》卷82，《南蛮》。

　　〔8〕桑原骘藏：《中国阿拉伯海上交通》第17页。

　　〔9〕《柳河东集》卷26，《岭南节度使飨军堂》卷2。

　　〔10〕《刘宾名诗集》卷4，《酬南海马大人诗》；《全唐诗》卷13。

　　〔11〕真人元开：《唐大和尚东征传》第74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12〕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第127页。

　　〔13〕韩愈：《送郑尚书序》，见《全唐文》卷556。

　　〔14〕苏莱曼着、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録》第60、104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15〕《宋史》卷298，《马亮传》。

　　〔1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0。

　　〔17〕梁廷柟：《粤海关志》卷3，《前代事实二》，引毕仲衍：《中书备对》。

　　〔18〕《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十三，十四。

　　〔19〕邓端本：《广州港史（古代部分）》第89页，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

　　〔20〕《佩玉斋类稿》卷4。

　　〔21〕何济高译：《鄂多立克东游记》第64页。

　　〔22〕吉朋（Gibb）：《伊本·白图泰亚非旅行记》（英译本），1929年版。

　　〔23〕严如煜：《洋防辑要》卷15。

　　〔24〕谢清高撰、冯承钧注：《海録》卷上。

　　〔25〕《东华续録》卷46，干隆四十六年。

　　〔26〕据木宫泰彦：《中国交通史》下册第327-334页的数字统计。

　　〔27〕陈柏坚主编：《广州外贸两千年》第215页，广州出版社1991年版。

　　〔28〕梁廷柟：《粤海关志》卷24，《市舶》。

　　〔29〕据梁廷柟：《粤海关志》卷10的关税数字统计。

　　〔30〕转引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交流》第31页。

　　〔31〕转引汪敬虞：《论清前期的海禁闭关》，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2期。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48页。

　　〔3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一九四九年对外贸易报告》。

　　〔34〕司徒尚纪：《岭南海洋国土》第1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5〕《广东省海洋功能区别》第26页，云华：《海南港湾》第1卷。

　　〔36〕司徒尚纪：《岭南海洋国土》第1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7〕《Chinese Repository》VOlⅦP289,转引姚贤镐主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305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38〕《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八上》。

　　〔39〕《太平寰宇记》。

　　〔40〕《岭外代答》。

　　〔41〕艾维四：《明代与世界史》。此是作者于1987年3月参加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16至18世纪之中与欧洲》学术讨论会的论文。

　　〔42〕范端昂：《粤中见闻》卷35，《物部十五》。

　　〔43〕张嗣衍：《干隆广州府志》卷48。

　　〔44〕〔45〕范端昂：《粤中见闻》卷35，《物部十五》。

　　〔46〕陈启沅：《蚕桑谱》第1-2页。

　　〔47〕农商局编：《第一次农商统计表》（纺织业特别调查）第162-175页，1919年；东亚同文会：《支那的工业》第190页。

　　〔48〕《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6，《实业》

　　〔49〕P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Canton,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Ⅱ,No7,P305-306,1833。

　　〔50〕《明史》卷75，《职官四》。

　　〔51〕《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20第1页；卷692第1页；卷776第3页。

　　〔52〕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地语》。

　　〔53〕《东华续録》卷46，《干隆朝》。

　　〔54〕《汉书·地理志》。

　　〔55〕《舆地纪胜》引《元和郡县志》。

　　〔56〕严从简：《殊域周咨録》卷9。

　　〔57〕俞大猷：《正气堂集》卷7。

　　〔58〕屈大均：《广东新语》卷9，《事语》。 

　　（作者：黄启臣，中山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