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丝绸之路

　　史前中国已发明瞭蚕茧缫丝与纺织技术，战国时还出现丝织质地的缯书和帛画册。〔1〕“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输出的丝绸等与输入的货物流动所经之路。当时闻名于世的中国蚕丝绸、木棉花布、剑麻与苎麻布和陶瓷器以及其它土特产，输出境外，换购回香料、药材、象牙、犀角、玛瑙和玻璃制品以及其它特产。一路上中外客商的舟车、马队和骆驼队络绎于途。各国人民友好往来，互通有无，必然促进彼此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丝绸之路有几条，计有北方草原之路、西北沙漠——緑洲之路、西南川滇——缅印之路和南方海路，其中西北和南方两路是最主要的。陆路从陕西省渭河流域的长安（西安）向西北经敦煌和楼兰等地，穿越西域中亚、中东和阿拉伯半岛，至地中海沿海，扺罗马，转欧洲各地。此路以汉使张骞于公元前119年通西域而载入公元前1世纪西汉司马迁《史记》起，至宋元时代，延续了1000多年。水路从华南沿海起，循中南半岛、印度次大陆和阿拉伯半岛沿岸航行，再转去欧洲。此路以公元1世纪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述西汉武帝时代（公元140~87年）自岭南沿岸航行到印度沿海国家起，至公元15世纪郑和船队七下西洋，也延续了1000多年。此陆海两路均由中央政府直接组织而正式始于公元前2世纪。其实，无论海路或陆路，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早已通行，只不过未予记述。

　　二、汉朝及以前岭南的社会经济与航海活动

　　岭南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仍处于社会发展的原始阶段〔1〕。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华南智人Homo sp，早期智人有铀系测年129（li-10）kaB·P·的晚更新世早期的马坝人，中期智人有大于67（+6-5）ka B·P·的晚更新世中期的柳江人，还有来宾人和荔浦人，以及晚期智人14C测年1193±02ka B·P·的晚更新世末、全新世初的封开人〔2〕。他们均属蒙古人种的华南人类型。华南近岸带的阳春市遗存有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这些原始人群组成母系氏族公社，生活完全依赖自然，居住天然的洞穴，采集和渔猎可食的野生生物。智人在沿岸捕捞时所乘的桴筏，可能不由自主地漂流到吕宋岛，以后逐岛南移，到达澳大利亚〔3〕、新西兰和玻里尼西亚〔4〕，揭开了华南海洋交通的第一页。

　　全新世中期的新石器时代，尤其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约35~6ka B·P·，即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代（公元前21~11世纪），华南人已进化为百越人（粤人）〔5〕，人们陆续离开洞穴，在山岗、台地和沙坝上建造草木结构的茅屋，在河谷、海岸和沼泽地区则建造干栏〔6〕。构成原始聚落，制造双肩斧、树皮布打捧、牡蛎吸和针等新石器和骨器，还有网坠。出现了像西樵山那样大型的石器制造场，还制造了软陶器（夹砂粗陶），稍后烧制了火候高的硬陶器〔7〕〔8〕。已从木石击鱼到结网捕鱼。开始农耕，种植水稻〔9〕和饲养禽畜〔10〕。出现了陶祖等工艺品，标志父系氏族制度的建立。土地开发最初的形式是象田和鸟田〔11〕。《水经注》引载，华南河口有雒田。雒是一种小雁。雒田即鸟田。百越人过着饭稻羹鱼的农耕生活。珠江口东龙洲等地有大型鸟石刻，反映他们尊崇鸟，向鸟祈求物阜民丰。旱地则实行刀耕火种。先秦时期百越人还栽培了荔枝、龙眼、香蕉和甘蔗等热带水果，利用甘蔗汁浓缩制成蔗浆，使用并生产瞭如桂皮、槟榔和犀角等中药材，创造了利用葛、麻、木棉、芭蕉茎等野生植物纤维的纺织技术〔12〕。椿树皮的无纺布同后来的丝绸料子一样，都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中国发明〔13〕。在中原文化，尤其楚文化的影响下，开始炼铜、冶铸青铜器〔14〕〔15〕。到战国时代，广西防城等地已能生产铁器〔16〕。岭南百越人创造了舟，《山海经》说番禺始为舟。番禺是帝后的曾孙，传说中最早发明船的人〔17〕。他们习水行舟，可能开始同南洋和南亚贸易，也许在商周时代已有部分百越人漂流移居太平洋诸岛〔18〕。珠江河口区的树皮布技术随人员自华南传至中南半岛和东南亚岛屿，又漂流经太平洋岛屿辗转进入中美洲〔19〕。

　　史地专家研究认为〔20〕，早在春秋时代，岭南已对外贸易。《战国策·楚策三》曰“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当时楚属岭南，分布野生犀牛和象（广东象絶灭于明末，犀絶灭于唐），也产珍珠，但本地这些宝货不足供中原需要，尚须从南海沿海国家进口。战国初期，越国在番禺建南武城，收购犀角、象牙和珍珠等土产舶来品，作为复国之资。明朝郭棐《广东通志》卷二十二云：“时三晋惟魏最强，越王与魏通好，于是使隅复往南海，求犀角、象齿以献之”。《古本竹书纪年》载，魏襄王七年（公元前312年），越王使公师隅“来献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万，犀角、象齿”。《广东通志》说，“于是南武疆土，遂为越贡献奉邑，称雄于交趾。”交趾在今广西南部和越南北部。《淮南子·主术训》说，神农治天下，“其地南至交趾”。《尚书大传》说，“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吕氏春秋·慎行论》说，禹时“南至交趾，孙朴、续满之国”。按孙朴国和续满国皆巽他群岛岛国，沿岸航行可至。这反映南海航路早已开通，国际贸易兴起。

　　西汉司马迁着《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述，秦始皇统一北方后，于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派大军进入岭南，并置桂林、象和南海三郡，包括今两广和越南的北部和中部。从中原首批迁徙数十万汉人到岭南，实行了特殊的政策，“以越治越”（可谓民族自治之始），“毋赋税”（“不纳税”往往是改朝换代时深得民心的行动口号）等宽松政策，开关市，进一步开辟海外贸易，推动岭南经济发展〔21〕，从此岭南社会经济进入起步阶段〔22〕。《汉书·地理志》载，西汉时，岭南发生叛乱，汉武帝于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派大军平叛，重新统一南方，并作为中央军首次开进海南岛；元鼎六年将秦岭南三郡细分为九郡，置南海（今广州），苍梧（今梧州）、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后3郡在今越南北、中部），珠崖和儋耳（后2郡在今海南岛）。百越人陆续融合到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23〕，汉人带来了先进的文化、木工和农具，以及铸铁、挖渠、凿井、种桑养蚕和煮盐等技术，农业生产和手工业有了明显的发展。

　　文献记载，两汉时，今广州、德庆、连州和海南岛等地兴起蚕丝织业〔24〕。《汉书·地理志》载，“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洲（今海南岛），……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男子耕农，种禾稻、苎麻，女子桑蚕、织绩。”《广东通志》转载《汉书·东观记》，桂阳（今连州）太守“教民种植桑、拓麻苎之属，劝令蚕织，示以采桑饲蚕之法，民得利益。”《舆地纪胜》转引《汉书》云：德庆男种稻和苎麻，女采桑养蚕织绩，民有蓄。《水经注·泿水》载，东汉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东吴交州刺史步骘到南海（今广州），见土地形势，“高则桑土，下则沃衍”。珠江三角洲汉墓出土众多的陶模，有牛耕水田而田外河沿泊着小船的陶模，表明已掌握了造田、牛耕和水稻移栽技术；有水牛、猪、鸭、鹅、鸡、羊舍和猪栏陶模，反映了家畜业的发展；有马车、牛车和船只的陶模，反映了交通工具制造业的发展；四合院、楼房、仓库、干栏和水井等陶模，反映了建筑业的发展。公元1世纪南海（今广州）人杨孚（籍今海珠区下渡，曾赴中原做过京官）《异物志》记述岭南将蔗汁制成“石蜜”（片糖），用芭蕉和筼筜（竹名）纤维织为布葛〔25〕。蚕丝不是异物，故未笔録。

　　通过秦朝开凿的桂北灵渠运河，沟通了长江和珠江流域的水运；秦汉又开通五岭山路，使番禺（今广州）成为交通枢纽，中原和长江流域与岭南的人员来往与物资交流较便利。据《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记述，西汉时广州市面可见四川出产的枸酱，说明两地水路可通。据《盐铁论》记，西汉时著名的四川丝绸蜀锦和巴缎，也运到番禺出口。《史记·货殖列传》列举全国19个大城市，突出其中9个大都会，“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凑，意集散地。《汉书·地理志》记述，船舶从华南沿岸远航至缅甸和印度等地，输出丝绸、陶瓷、茶叶和黄金；输入珠宝、香料、药材、象、犀牛，甚至生口（奴隶）等〔26〕，开辟了今人所谓“海上丝绸之路”。广州象岗西汉南越王墓陪葬品中的舶来品就有非洲象牙、伊朗银盒、乳香和熏炉、壁琉璃（似公元前1世纪罗马玻璃制品）等，从而提供了物证。

　　三、海上丝路始发港问题

　　1.有关始发港是徐闻之说

　　《汉书·地理志》载，岭南外贸海船“自日南障塞（障塞即军事要塞。日南郡治在今越南中部17°N以南，一说是广治河与甘露河流处的东河，一说是顺化河口古西卷港）、徐闻、合浦”出发，限于当时航海技术条件，沿岸航行，开赴中南半岛和印度洋沿海国家。书中并未直接指明哪个是始发港，但可理解为以航线最长推徐闻为始发港，合浦和日南障塞是其航线中的靠泊港，但不排除合浦和日南障塞的外贸船只也可自主开赴外国而为出发港，也不能排除还有其它的出发港。

　　1976年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论述，从中国的交州合浦郡徐闻县乘船去缅甸的海路交通，也早在西汉时已开辟，“那时，海路交通的重要都会是番禺，船舶的出发点则是合浦郡的徐闻县。”郭氏完全依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述，指徐闻是始发港。但他同时呼应了《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述，确认番禺是岭南海路交通的重要都会，徐俊鸣等并未列出理由就猜测当时“广州未能与海外诸国直接通航”〔27〕，同意徐闻是始发港之说。

　　上世纪80年代前后，由于对泉州的元代外贸沉船发掘研究，出现了海上丝路始发港是泉州之说。这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现已有公论，泉州港是海上丝路于南宋末年和元代向华东延展的始发港〔28〕，但比秦汉时岭南的丝路始发港晚了约1千年。

　　广东学者们在上世纪70年代起就围遶徐闻港进行了多次的考古〔29〕与实地考察，有人认为古徐闻港址在今徐闻县西南海岸二桥村一带〔30〕〔31〕〔32〕〔33〕，有人则表示在今雷州市雷城镇南面的南渡河港头一带〔34〕〔35〕，但后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在徐闻召开的论证会上正式签字认证：徐闻二桥村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着重点是笔者加的）始发港〔36〕。

　　2.最早的始发港应是番禺（广州）

　　从上节关于汉朝以前岭南的经济与航海活动的综述可见，史前珠江口地区的树皮布已通过海路走向世界；秦汉时番禺由于三江聚汇，珠江三角洲的发育，拥有华南最大的肥沃的冲积平原，面向南海，自然条件优越，自然资源种多最大，人类宜居，易于开发，物产丰富，同国内外水陆交通较便，必然雄居岭南九郡之首，成为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全国最重要九大都会之一。番禺盛产桑蚕与丝绸，还吸纳西江（德庆等地）、北江（连州等地）乃至四川的丝绸，成为丝绸出口大港。岭南与中原官贾、富人对海外珍宝和名贵药材需求量大，而番禺沟通中外，旅途也较安全，势必会成为进出口大港。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便是物证。因此，笔者认为，番禺应是最早的始发港。徐闻与番禺比较，徐闻仅在航线上缩短约500公里而优于番禺，但其物产、经济、市场、航海历史经验、腹地与港口集疏条件、商旅安全、行政管理等等因素均大大逊色于番禺，不可能是最早的始发港。1987年陈柏坚在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就引经据典和列举考古物证，回答了持“泉州说”的国内外同行的疑问，为广州“海上丝绸之路”肇端恢复正名〔37〕。1991年，曾昭璇认为汉代海上丝路起点在番禺〔38〕。黄启臣认为徐闻是汉代出海港之一，而番禺则既是始发港也是出海港〔39〕。笔者以为，《汉书·地理志》只记述了元鼎六年由中央政府组织的因番禺城刚毁于兵燹而改在徐闻等地始发的海外丝绸贸易活动，未提此前南越地方政权龢民间已在番禺始发的海外丝绸贸易历史，显然是疏漏。这在古今文献中并不少见，是可以理解的。着者所记述西汉此事毕竟是发生于他出生前约200年的历史，又没有到过岭南搜集资料研究，其著述中的疏漏在所难免。后人不能苛求于前人，而应该进一步对已有文献加以正确的诠注和补漏。笔者认为，现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那种把海路交通都会与船舶出发港分割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不符合当时岭南已实行对外开放、开关市，番禺雄居岭南诸郡之首和成为国家级大都会的事实。

　　3.余论：关于汉代徐闻县治的位置问题

　　《汉书·地理志》载，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合浦郡，郡下设徐闻县。当时徐闻县辖今徐闻县、雷州市、湛江市区和遂溪县城，基本上包含整个雷州半岛，不含今廉江市（当时属合浦县）。其县治推测应在今雷州市的雷城镇。主要理由是，它位于雷州半岛中部，位置适中；它座落于雷州半岛第一大河，可通航的南渡河下游台地与三角洲平原接壤处，今三角洲平原连片面积约达260平方公里（当时面积小些），是半岛上最大的平原：从河口经雷州湾赴南海称便，这里适宜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聚居，必然人口较多，物产较丰富，是古徐闻县治选址首选之地。雷城镇有汉迹“伏波井”（马路泉），是汉中央军队驻节之地。唐朝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卷八说：“汉置左右候官，在徐闻县南七里，积贷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即在今雷城南3公里南渡河北岸设候官衙，专事迎候宾客、仓储、贸易和关税稽查。雷州市博物馆藏雷城西全茂汉墓出土的陶纺轮不少，说明当时纺织业有一定规模。南渡河口的石港在以后唐宋时代仍是雷州半岛的主港，通南洋〔40〕。南朝梁普通四年（公元523年）置合州，驻雷城。隋（公元581~618年）将徐闻县划分为海康县（今雷州市，驻雷城）和隋康县（今徐闻）。唐朝将合州改为雷州。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恢复徐闻县名，此后属雷州。公元972~1172年，徐闻县曾一度并入海康县。

　　何纪生等就雷州半岛西南以角尾湾湾头为中心，西至西连的田西村，东至海安的红坎村沿海东汉墓葬考古发掘，见陪葬品中有舶来品珠饰，质地分琥珀、玛瑙、水晶、紫晶和玻璃等，说明角尾湾古“讨网港”（笔者注，土语黎话“讨网”与“土旺”同音，今土旺村位于玄武岩台地上，南距湾头平原2公里，不宜作港址，而位于台地前缘、毗连湾头平原［当时可能仍是浅海］、县处于小溪口的新地和港头等村庄，宜为港址），同合浦三汊港（今乾礼）和番禺港等，是汉朝对外贸易的重要海港。他还根据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徐闻县志》引自明《万历雷州府志》说“徐闻城，汉元鼎置，海滨讨网村”。“讨网港，县西南三十五里”。指出汉徐闻县治不在海康雷城，就在“讨网港”，“讨网村”和“讨网港”都在华丰村西南3公里处〔29〕，即港头村附近。1957年徐俊鸣主张汉徐闻县治在雷城，但后来他也改变原意，转而笼统地称县治在县西南海边〔27〕。有人指出徐闻县汉县治应去县西南海岸寻找〔41〕。笔者认为汉徐闻县治在角尾湾畔之说，既无汉朝文献记録，有关沿海考古材料尚没有古县城址，迄今徐闻汉墓均是平民墓，未见古县级官吏墓主人，根据严重不足。

　　一些专家实地考察了角尾湾东岬二桥村一带古聚落遗址和对出土汉代器物研究后认为，二桥村应是汉徐闻县治〔32〕〔33〕〔42〕，古讨网港村就在入海小口今二桥村和仕尾村一带，口外的几个玄武岩小屿围圈的三墩港是古海港〔43〕。

　　笔者从事华南海岸带环境与资源研究〔44〕，近年还承担一个在研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雷州半岛西南海岸珊瑚礁研究课题，最近通过对徐闻大比例尺地形图和航空照片判读，还去三墩港湾头看过。笔者认为，就汉代船舶吨位（吨位不过50吨，吃水不过15米）与港口航道条件而论，当时的“讨网港”可在今新地、港头、三墩港或它们之间的海珠港等属于角尾湾畔的几个小港中任一所在地，但作为当时管辖整个雷州半岛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的徐闻县治就不可能了，理由如下：

　　（1）角尾湾畔地理位置偏僻。对于当时管辖整个雷州半岛的徐闻县来说，它位于半岛西南边一隅，而隔琼州海峡相望的海南岛新置的儋耳郡和珠崖郡，都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开发比大陆晚和慢些，整体经济也比较落后。

　　（2）角尾湾畔地势相对高亢，平原小。今徐闻县域基本上是由更新世各期喷溢的玄武岩熔岩被及其红色风化殻所覆盖，局部地表物质有下更新统湛江组滨海相砂砾及粘土层、中更新统北海组洪积砂砾层，构成高度达80米的几级台地和缓坡地。台地上耸立着若干死火山锥，以徐城北215公里的石峁岭（295米）最高，今徐闻县水文网就以它为中心呈放射状分布，河溪短小，独流入海，也毫无航运价值。全新世中期海侵，奠定了现代海陆分布的基本轮廓，东、南、西三面临海，沿岸分布现代海崖、海湾、溺谷、沙坝、泻湖体系、狭小的全新世冲积——海积平原和滩涂。角尾湾畔地形主体为高10~60米的台地，有几条小河溪造成的坳谷——河谷冲积平原、或泻湖平原、或滨海平原，每块平原面积仅几平方公里，意味着当时的主粮水稻种植面积小，适于台地上垦殖的旱粮，番薯和木薯那时尚未引入中国。当地生产力低，养活人口有限。

　　（3）角尾湾畔汉时森林密布，老虎出没。据研究，本地红土台地与坡地上的原生池带性植被主要由以香合欢和胆八树等为建群树种所组成的热带常緑季雨林，后经历代毁林开荒，逐渐变成热带稀树草原。对北海组地层颇有研究的土壤学家Pendleton,RL·1933年着文描绘雷州半岛为饥荒的草原，老虎等野兽横行。至20世纪50年代，为了对抗帝国主义的“禁运”和国家号召“大跃进”，将以石峁岭为中心的半岛最后一片自然林、方圆面积105万亩（即700平方公里)的热带季雨林砍光，杀死所有华南虎，开垦成为我国热带作物基地之一。可以想象汉时徐闻大面积林海，只在沿狭小的河谷和海岸有稀少的人烟，旅途不靖，不宜选址作为县治。沿今本县最大的小河大水桥河谷中发展起来的徐城镇，到隋朝才定为县治。隋唐时番禺海上丝路一派繁忙，徐闻县治却没有建于海港，这是区域开发情况差异使然。

　　（4）汉时角尾湾畔在林海莽原大环境里，靠近沿海居民点的局部缓坡地有条件种桑养蚕，可提供小量丝绸，但未见记载，而汉墓中只有少量用于纺麻用的陶纺轮。设想它还吸纳海南岛的丝绸，但新置政区的海南岛估计产量有限，总的货源不多，角尾湾畔不可能构成县级政治、经济中心，只能为过往的外贸船只补给淡水、木柴和食物，买卖货物和避风；有时季节性货源多了，可能有商贾自主买舟起航，成为个别航次的出发港。当时政府于具有战略意义的琼州海峡北岸设一个小的外贸行政管理机构或军事边防哨所，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二桥村出土的“万岁”瓦当，是神庙之类建筑遗址，不可能是官府建筑，否则犯有僭建叛逆死罪。汉代徐闻候官在城南七里，如按县治二桥村，则候官衙及其仓库都将置于琼州海峡无人居住的玄武岩小岛三墩以外1公里水深5~10米的海底，这有违于该海峡成于距今七千多年前〔44〕的地质历史事实。

　　我们认为，汉时徐闻县治在雷州城。徐闻当时的重要港口乃在其附近的南渡河下游。角尾湾畔诸如新地、港头或二桥等其中一个古“讨网村”，可供过往贸船只靠泊，少有商船自此出发，但可能设有次级的外贸行政和军事机构。当地居民在外贸活动中受益，一些富户可能购储舶来品中的宝货。

　　注　释：

　　〔1〕牟水抗、吴汝祚：《水稻、蚕丝和玉器——中华文明起源的若干问题》，考古,1993（6），第543~553页。

　　〔2〕赵焕庭：《华南海岸带自然资源的开发研究1，资源开发的历史及其经验》，《热带海洋》，1990，9（2），第46~53页。

　　〔3〕宋方义、丘立诚、王令红：《广东封开黄岩洞洞穴遗址》，《考古》，1981（1），第1~3页。

　　〔4〕张振标：《中国古代居民与南亚和澳州居民的关系》，《太平洋》，1987（1），第86~93页。

　　〔5〕杨式挺：《试从考古发现探索百越文化源流的若干问题》，《学术研究》，1982（1），第105~112页。

　　〔6〕杨豪，杨耀林：《广东高要县茅岗水上木构建筑遗址》，《文物》，1983（12），第31~46页。

　　〔7〕商志香覃、谌世龙：《环珠江口史前沙丘遗址的特点及有关问题》，《文物》，1990（11），第48~52页，第67页。

　　〔8〕李果：《环珠江口新石器时代沙丘遗址的聚落特色》，《考古》，1997（2），第63~68页，第94页。

　　〔9〕陈文华：《中国稻作的起源和东传日本的路线》，《文物》，1989（10），第24~36页。

　　〔10〕戴国华：《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史前研究》,1985,(2)，第95~98页。

　　〔11〕曾雄生：《“象耕鸟耘”探论，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1），第67~77页。

　　〔12〕彭纹：《百越民族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作过卓越的贡献》，《羊城晚报》，1985-01-02。

　　〔13〕邓聪：《古代香港树皮布文化发现及其意义浅释》，《东南文化》，1999（1），第30~33页。

　　〔14〕黄展岳：《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考古学报》，1986（4），第409~434页。

　　〔15〕潘小平（报导）：《广东博罗县春秋时期墓葬群的发掘将是岭南古代文明的重要佐证》，《人民日报》，2000-06-14；又详见广州日报1999-11-23和2000-06-06；《羊城晚报》2000-06-05和06-06；《南方日报》2000-06-06报导。

　　〔16〕蓝日勇：《广西战国铁器初探》，《考古与文物》，1989（3），第77~82页。

　　〔17〕逢振镐：《中朝日之间古地理与山海经古传说》，《史前研究》，1987（4），第87~91页。

　　〔18〕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起源问题》，见：《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第1~14页。

　　〔19〕邓聪：《史前蒙古人种海洋扩散研究——岭南树皮布文化发现及其意义》，《东南文化》，2000（11），第6~22页。

　　〔20〕曾昭璇、曾宪珊：《古代南海沿岸的航行、汉代南海诸岛的航行》，见赵焕庭主编：《南沙群岛自然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第14~16页。

　　〔21〕冼剑民：《秦汉岭南经济述评》，《学术研究》，1989（3），第65~67页。

　　〔22〕梁钊韬：《百越对缔造中华民族的贡献》，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2)，第64~71页。

　　〔23〕周宗贤：《冯冼夫人维护祖国统一龢民族和睦的贡献》，《岭南文史》，1984（1），第2~8页。

　　〔24〕黄世瑞：《广东对外开放史上蚕丝业的兴衰》，《农业考古》，1996（1），第202~206页。

　　〔25〕陈伟明：《从〈异物志〉看汉代岭南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利用》，《农业考古》，1995（3），第63~65页。

　　〔26〕徐俊鸣：《我国古代海外交通和贸易对于广州城市发展的影响》，《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9（4），第90~100页。

　　〔27〕徐俊鸣、郭培忠：《略论古代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热带地理》，1983（3），第49~56页。

　　〔28〕张明俊：《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在福建》，《海洋开发管理》，1997（4），第74~76页。

　　〔29〕何纪生、吴振华：《广东徐闻东汉墓——兼论汉代徐闻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考古》，1977（4），第268~277页。

　　〔30〕阮应祺：《汉代徐闻港在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中的地位》，《岭南文史》，2000（4），第19~21页。

　　〔31〕沈荣嵩：《汉代古港徐闻兴衰的历史原因》，《岭南文史》，2000，（4），第28~29页。

　　〔32〕崔勇：《徐闻二桥村汉代遗址与汉代徐闻港的关系》，《岭南文史》，2000（4），第34~38页。

　　〔33〕邱立诚：《粤西“陶瓷之路”考识》，《岭南文史》，2000（4），第41~47页。

　　〔34〕王增权：《对徐闻二桥村“汉县治遗址”的一些质疑》，《岭南文史》，2000（4），第51~54页。

　　〔35〕罗晃潮：《简论我国早期海关之刍形设于徐闻》，《岭南文史》，2000（4），第55~56页。

　　〔36〕毛燕、李红雨（报导）：《“海上丝路”始发徐闻》，《人民日报·华南综合新闻》，2001-03-08。

　　〔37〕毛燕、秦兴梅（报导）：《广州海上丝绸之路肇端》，《人民日报·华南综合新闻》，2000-06-14。

　　〔38〕曾昭璇：《广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见曾昭璇，《岭南史地与民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47-73页。

　　〔39〕黄启臣：《徐闻是西汉南海丝绸之路的出海港》，《岭南文史》，2000（4），第17~18页。

　　〔40〕丘明章：《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古文明到21世纪的新辉煌》，《岭南文史》，2000（4），第8~12页。

　　〔41〕司徒尚纪、李燕：《汉徐闻港地望历史地理新探》，《岭南文史》，2000（4），第13~16页。

　　〔42〕林云奉、陈华昌：《对徐闻沿革史实及县治的看法》，《岭南文史》，2000（4），第48~50页。

　　〔43〕关家玉、黄大文（报导）：《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徐闻》，《广州日报》，2000-06-15。

　　〔44〕赵焕庭、张乔民、宋朝景等：《华南海岸和南海诸岛地貌与环境》，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第1~528页。 

　　（作者：赵焕庭、王丽荣，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