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是19世纪8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提出并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本意是指以丝绸为主的中国与西方之间贸易的交通路线。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已将其内涵延伸，把丝绸之路看作在历史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关系的桥梁和影响及推动亚洲、非洲和欧洲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古代中国有陆上丝绸之路，这是指东起长安，经新疆至中亚、西亚及南欧的交通路线。自唐代以来，由于历代中原地区多次战乱破坏，中国河西走廊及陇右一带也不畅通，同时长江流域经济迅速兴起，促使政治、经济重心南移，使陆上丝绸之路几度阻滞，逐步衰弱。而几乎与之同时兴起的以广州为发祥地的海上丝绸之路则长盛不衰，从公元前2世纪形成的由广州至南洋各国及印度和西亚的海上交通是我国从古代到近代的主要对外贸易通道。建国以来多次陆地和水下考古发掘的大量文物表明，海上丝绸之路源远流长，是我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亚洲及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作为古代广州港口的扶胥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及发展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南海神庙更是反映了朝廷对扶胥港的重视，显示了广州扶胥港在全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因为海神的地位与港口的地位是相一致的。因此，南海神庙见证了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的重要历史，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在漫长岁月中的发展历程。开展海上丝绸之路的专题研究和宣传，对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改革开放宣传，文化旅游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扶胥港形成的地理、经济条件

　　广州地区位于珠江三角洲北缘，地处东江、北江和西江注入南海的汇合处，三江汇于这里形成珠江。由于广东雨量充沛，珠江水流量特别丰盈，仅次于长江居全国第二位，使广州航运条件非常便利，同时由于广东具有石灰岩地貌使潜流得以过滤的特点及温和的气候条件，使江河含沙量少，为广州水上运输提供了一个水量足、水位高、淤浅少的优良条件。在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古代，只有水运是最具有经济效益的运输方式。组成珠江水系的东江、北江和西江不仅使整个广东连成一个整体网络，而且还通过三江上游及支流连接广西、贵州、云南、湖南、江西等内陆广大地区，尤其是秦代开通的灵渠，把西江与湘江相接，使珠江水系与长江水系连在一起，再通过贯穿南北的大运河，形成了包含黄河、长江和珠江三大水系的纵横交错的水运交通网络。广州地处太平洋、印度洋之间海上航线要冲，与海外交通十分便捷，可直达东南亚、南洋、印度洋沿岸及西亚、南欧各国。在国内的海上航线可直达福建、浙江、江苏及北方沿海各港口。由于广州直通东南亚、印度等国的运输距离最短，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树立了广州作为外贸大港的难以替代的优势。广州正当珠江水系的中心，既是河口港又是海口港，是国内贸易和海外贸易的中心城市，是古代全国九大都会城市之一。

　　从1974年在广州中山四路出土的秦汉造船工场遗址估计当时可制造宽6至8米，长30米，载重50到60吨的木船，反映了秦汉朝代岭南造船业已有了相当的水平，反映了海上运输业对造船业的需求及商业活动的发展。在指南针尚未应用的古代，海上航线主要在近海，季风气候的应用也是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的有利自然条件。广州面临热带海洋，天气和气候受亚洲季风支配。每年3月至8月，以海洋气候影响为主，盛吹南风、东南风和西南风，而9月至来年2月，受大陆气候控制主要吹北风和西北风，往来广州的帆船在古代全依赖于这种季风气候沿近海连通与东南亚、印度洋印度半岛及西亚的航线，利用季风风力，一年往返一次。为了验证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远洋航线，1980年11月23日，一艘仿照唐代的古木双桅三帆船从阿曼出发，采用罗盘针、牵星术等古代航行工具，不装现代动力设施，全凭季风鼓帆航行，沿唐代大食国至广州的航线，历时216天，到达广州港洲头咀码头，证明瞭唐代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这些优越地理条件，奠定了广州作为对外贸易大港的坚实基础。

　　以广州为中心的多层次广阔经济腹地，是广州扶胥港形成的必要条件。珠江三角州是河流沉积而成，这里土地肥沃，河网密集，水源丰富，气候温和，适应于塘鱼及蚕桑等经济作物的生长，加上从秦代开始数十万军民入粤带来先进的中原生产技术和文化在这里开花结果，为港口的形成及对外贸易准备了充足的货源。珠江流域地区和依仗河流触角辐射到达的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南、江西、福建等内地的丰富土特产，如丝绸、茶叶、陶瓷等为广州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物质资源，使广州具有其他岭南地区及港口所没有的优越条件。

　　扶胥港位于广州市黄埔区庙头村西，北面是丘陵台地，南面的黄埔港湾古时候属溺谷湾，扶胥港位于广州溺谷湾北缘，古时候珠江前后航道在溺谷湾汇合后向南沿狮子洋直通虎门入南海。扶胥港江面宽达2500米，唐代著名诗人韩愈在《南海神广利王庙碑》称为“扶胥之口，黄木之湾”，故又称黄木湾。据《广州记》说“广州东百里有村，名曰古斗，自此出海，浩淼无际”。《明一统志》也说，“自此（古斗)出海，浩淼无际，东连闽浙，南通岛夷。”这些都说明，在晋代庙头村已是放洋启航的地点，也是外国船只到达广州的第一个停靠站。这些都是扶胥港形成港口的自然条件。

　　  二、隋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在广州

　　在秦朝实行了向岭南大规模移民，同时也输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在南越国时代，广州地区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已和海外进行贸易。到了汉代，由于实行休养生息，手工业、农业和商业都得到发展，广州已成为全国九大繁荣都市之一，此此时已开通了连接广州与东南亚、印度、波斯的海上交通路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战事频繁，而广州地区则保持相对稳定，大批移民南下，推动了广州地区的开发，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对外贸易的繁荣，给扶胥港的建立提供了必要与可能的条件。隋唐封建帝国的建立，对社会经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出现了《开元传信録》所描写的“河清海晏，物殷俗阜，财物山积，不可胜数，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的开元盛世的空前繁荣景象，特别是大运河的开通，使江南的经济发展超过以前任何时期。古斗村已发展为南海镇，随后又改为扶胥镇。为减轻广州内港的压力，扶胥港成为广州外港，是中外船舶进出广州的必经之地，而且能为远航船只提供淡水、食品及日用品，既是中外商船的停泊场所，也是进出口商船的检查站，广州是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

　　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将海上航行安全和海事活动的成败看成受到海神主宰，人们出海前都要祈祷海不扬波，一帆风顺。随着海上运输的越来越频繁，人们与海洋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对海神的祭拜也变得更为隆重。隋开皇十四年（594年)隋文帝下诏在南海镇建立南海神庙，南海神庙建在扶胥港上，因此南海神庙成为广州扶胥港的标志。海员在进出港口时，到南海神庙祈求得到海神的庇佑，祈祷一帆风顺和贸易兴旺，并使心灵得到慰借。扶胥港形成于何时，没有明确的历史记载，但应该是比南海神庙还要早。韩愈在《南海神广利王庙碑》记载“海于天地间为物最巨，自三代圣王莫不祀事。考于传记，而南海神次最贵，在北、东、西三神河伯之上”，反映了在唐朝时期广州扶胥港在全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海神的地位与港口的地位是相一致的。在南海神庙浴日亭出土了很多海南紫荆木片，经考证是码头枕木，是唐代产物。1973年在南海神庙西侧发掘出经考证为扶胥港码头枕木，枕木出土的地方今天仍叫码头园。

　　隋炀帝初步实施对外开放，唐代中国进入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新时期，贾耽在《新唐书·地理志》中所记载了闻名遐迩的“广州通海夷道”是一条从广州起航途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达波斯湾、东非和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该远洋航线全长14000公里，是16世纪前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显示了广州作为东方第一大港的重要地位。贾耽的记载，确凿地表明中国对外贸易的海船是从广州启航的，广州是隋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

　　  三、南海神庙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隋朝结束了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国家重新统一，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带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海上运输与社会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对海神的祭祀也变得更为隆重，南海神庙的设立，正是反映了当时海上贸易的发展。把南海神尊为其他神河伯之上的神，更是体现广州港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唐朝广州港口已设立了市舶使，专门管理海路对外贸易。市舶使由皇帝的亲信担任，朝廷对广州的对外贸易管理是非常重视的，因为对外贸易能给朝廷带来物质上的利益和财政收入，当时对进口货征收30％的实物税。唐王朝在广州对外贸易中获利甚厚，南海神在唐天保十年（751年)也被册封为“广利王”，封建统治者希望这个海上保护神广招天下之财利。著名文学家韩愈为南海神庙写下遐迩闻名的《南海神广利王庙碑》，唐代对南海神庙如此尊崇，因为广州外贸带来了十分可观的利润，广招财利的南海神广利王自然得到崇敬，南海神也就成为四海神中位次最贵的海神。

　　宋元朝代，南海神获得的册封号最多，有“洪圣王”、“昭顺王”、“威显王”、“灵孚王”等之称，祭海神的活动从官府到民间都达到了高潮，一方面反映了宋元代君臣对南海神的崇敬，另一方面反映了海外贸易在宋元朝经济中占重要地位。从宋朝开始，广州第一个设置市舶司，进一步规范了海上对外贸易管理，也反映了海上对外贸易的繁荣，其丰厚利润亦成了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随着北方连年战乱，全国经济重心南移，先进的生产技术南下促进了岭南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广州当然首受其惠，在北宋时期，广州仍然是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北宋政府设《大宋新修广利王庙之碑》于南海神庙内，希望得到南海神保佑，“限六蛮于外服，通七郡以来王”。南海神也被誉为“海上外交之神”而大受青睐。事实上，据史籍记载，唐代与广州通商的国家和地区有70多个，在宋代则为75个，到元代升至144个，朝廷对南海神庙的加封和祭祀，希望能保佑对外贸易一帆风顺。由于进出广州的一切中外船只必须锚泊扶胥港接受检查，因此扶胥港热闹非凡，加之扶胥有浴日之奇的景观；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到南海神庙前浴日亭看到日出奇观，诗兴大发题下《浴日亭》诗一首。宋代诗人杨万里在《咏南海神庙》一诗中说：“大海更在小海东，西庙不如东庙雄，南来若不到东庙，西京未睹建章宫”。东庙即南海神庙，建章宫为汉代长安宫，将东庙与建章宫相提并论，可见南海神庙当时的繁华景象。在宋元两代，扶胥浴日都排名羊城八景之首，这都反映了扶胥港的热闹情景，反映了广州对外贸易比唐代更加繁荣发展。

　　根据《波罗外记》记载：“波罗庙去海不过百步，向来风清万顷，岸临不测之渊。”这说明在宋元朝扶胥港仍是广州的一个优良外港。到了明清时期，由于东江三角洲的发育淤积，商船很难再在扶胥港靠岸了，外港逐渐从扶胥港转移到黄埔港，黄埔港成了广州的主要对外贸易港口。明王朝的创始者朱元璋改变了前朝海上对外贸易自由的方针，实行闭关禁海的政策，在全国只保留三个对外交易港口，后来只有广州一个港口。广州确实保持了海舶云集、商业繁荣的景观，广东的经济发展仍与对外贸易保持密切的关系，但这掩盖不了明代海外贸易不如宋元代，尤其是当时正是欧洲从黑闇的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历史时代，也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崛起的时期。明朝这种出于小农意识的关门主义的消极政策，严重禁锢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唐宋元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海上贸易，从明代起已是江河日下，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这仅是宣扬国威，主观上并不是为了发展对外贸易，这使中国的海上运输船只已不涉足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仅剩南洋诸国了。与明朝实行海禁政策相对应，对南海神的崇敬程度又回到只作为一般神来崇拜，洪武三年（1370年），廷诏除了历代所册封给南海神的封号，南海神庙主要用作祈祷丰收，求雨等。

　　清初统治者也实行海禁政策，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开放海禁，海上丝绸之路又活跃起来了，南海神庙也得到了皇帝的厚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御书“万里波澄”颁赐庙中，雍正三年（1725年），封“南海昭明龙王之神”，复修殿宇，特别是在广州开设十三行，统一管理外商来华贸易问题。偌大中国的对外贸易仅集中于广州一个城市进行，史称一口通商。广州对外开放处于得天独厚的地位，清代屈大均《广州竹枝词》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当时广州的经济实力在世界十大城市中已经排名第四位。对于南海神庙，宣宗道光下令重修，南海神庙现存的头门、仪门、礼亭、后殿、大殿和两边碑廊皆为当时所修。

　　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是中国的对外开放的缩影，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期，南海神庙现存的历代碑刻，反映了历史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见证了广州古代海外贸易兴盛史。历史已进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未因时代的变迁而消失，因为海上丝绸之路是对外开放的真实写照，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和发展，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还具有现实意义。

　　（作者：姚海燕、易倩红，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