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6年，摄影技术诞生于法国。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法国派遣特使拉萼尼（Thé-odose de Lagren6)前来中国与清朝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耆英谈判并签订中法《黄埔条约》。使团随员中，有法国财政部代表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他是一名摄影爱好者，随身携带着一架笨重的银版摄影机，装在一只大木箱中。使团在澳门和广州停留期间，于勒·埃及尔用这架照相机拍摄了大量的照片。现藏于法国摄影博物馆的37幅有关近代初期穗澳两地的摄影作品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在中国拍摄的最早的照片，1990年曾在澳门展出。这些照片中已知内容的31幅，其中除9幅有关澳门外，其余皆为有关广州的作品。就其内容大体可分为外国商馆、羊城风貌、海山仙馆及人物四个方面。笔者根据澳门历史档案馆《早期澳·穗摄影作品展》和澳门文化司署《文化杂志》第11、12期的有关文章，特别是于勒·埃及尔的日记《中国之旅》（Voyage en China，1843—1846)摘録，与其他中外文史资料及同一时期的广州外销画互相印证，对这组照片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外国商馆

　　十三行位于清代广州城西珠江北岸一带，全盛时期的十三行，包括十三行商的行号和供外商居停贸易的商馆。法国东印度公司于1689年（康熙三十七年)直接对华通商并在广州设立商馆，是为欧美各国在广州设立商馆之始。其后时设时弃，直到1832年重新任命驻华领事，法国馆才重新成为法国人居停贸易之所。拉萼尼使团在穗期间下榻其中。于勒·埃及尔的镜头自然地对准外国商馆及其周围的景物。

　　影展目録第15、16号照片的说明分别为：“1844年11月拍摄的广东欧洲人贸易中心，有两层和三层的建筑物，屋顶有烟囱，屋前有树林”；“1844年11月拍摄的广东欧洲人贸易中心的花园、码头和砖墙。”〔1〕据佚名中国画家的水彩纸本画《美国花园，1844-1845》所载，〔2〕美国花园东临新豆栏街南段，西临靖远街南段，各有砖墙一道；南临珠江，北临美国馆、宝顺馆、帝国馆、瑞行、旧英国馆及混合馆，各有栅栏一道。第15号照片是站在靖远街南段拍摄的，花园西面的砖墙与照片下方平行，花园北面的栅栏与美国馆等六座商馆正面平行，照片中除美国馆影像模糊之外，其他五座均清晰可辨，甚至连新豆栏街南侧的新英国馆亦隐约可见，花园中的树木较纸本画更为茂盛，时间在纸本画之后。第16号照片拍摄地点大约在南端珠江北岸的码头上，这类码头在十三行沿江地带共有多座，供装卸货物及外商乘船往来港澳、黄埔之用，照片上花园的围墙清晰可见，栅栏、树木亦依稀可辨，但此花园的围墙究竟为美国花园，抑或位于新豆栏街南段东侧，北面栅栏与新英国馆、荷兰馆及小溪馆平行的英国花园，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除了从陆地上拍摄商馆及其周围的景物外，大约于勒更喜欢登上商馆后座的屋顶，以更为开阔的视野自北向南进行拍摄。目録第26、28、31、32号照片都属这类作品。〔3〕照片上珠江如练，帆樯梭织；花园中树木葱郁，生机盎然。商馆的金字形屋顶或一字横向，井然有序；或纵横相向，错落有致。美商亨特（William C.Hunter)谓：“每座商馆都包括许多相连的房屋，一间接一间，中间有狭窄的空地或院落相隔开来。商馆由南向北延伸，前面称为一号，后面称为二号、三号，以此类推。”〔4〕从照片上可以有更真切的体会。而且每一个屋顶皆有三四个烟囱（大约与西人在房间设置壁炉有关)，为一般南方中式屋顶所无。商馆区内的同文街（New China Street)、靖远街（Old China Street)及新豆栏街（Hog Lane)，皆为中国行外商人经营的小店铺，沿街列肆，熙来攘往。其房屋式样亦为二、三层的洋楼，我们从拉维涅（Lauverrgne)的设色石版画“New China Street”和佚名中国画家的“Old China Street”可见一斑。〔5〕但这些供中国行外商人居停贸易的洋房，屋顶的一部分却建有东方国家的“平顶屋”所特有的小平台。美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谓当时广州的房屋，“平台常常建在屋顶上，周围筑有围栏，可以在日暮晚凉时分，有一个安全而愉快的避暑之处。人们登上平台，可以享受到清新的空气，可以得到比较开阔的视野，还可以看到街坊邻里所发生的各种事情。”〔6〕这种一般为其他洋房所无的屋顶小平台，从上述照片及外销画皆可见到。

　　此外，我们还可将第28号照片与佚名画家的水粉布本画《从集义行（荷兰馆)顶楼眺望广州全景》〔7〕作比较。照片拍摄的地点大约在法国馆的顶楼，与画面的视野和构图大致相近。但荷兰馆位于商馆区的东侧，画面上见到的屋顶小平台属于新豆栏街的中国小商铺；与河南的海幢寺平行，西至白鹅潭和通往大黄滘的后航道的珠江蜿蜒曲折；法国馆位于商馆区的西侧，照片上见到的屋顶小平台，属于同文行的中国小商铺；由于无法见到白鹅潭的后航道，珠江江面不象画中那样曲折，宛如一匹横拖素练。在现存有关商馆的外销画多而照片少，描绘商馆正面的作品多而涉及其他部分的作品少的情况下，这些照片显得弥足珍贵。

　　  二、羊城风貌

　　皮埃尔·布罗谢特（Pierre Brochet)在谈到于勒·埃及尔的摄影作品时说：“在这套照片中，所有的景色均由高处房顶拍摄，可以看到船的桅杆，总的来说，景色都很清晰，层次分明。”“第29号风景照……从空间的高处，看和感觉这座城市，所拍摄的效果与地面大不相同。”〔8〕

　　于勒有关羊城风貌的照片都是这样拍摄的，而所谓的“高处房顶”即在上文提及的外国商馆，尤其是他们下榻的法国馆，这些房顶除大部分为金字形外，间或有少数为平顶式，整个屋顶形成一个巨大的平台，四周筑起护栏。从19世纪前期广州外销画可以看到，新英国馆、西班牙馆、法国馆的前座即一号，屋顶皆有这样的大平台。〔9〕而荷兰馆的四号屋顶亦为一大平台，上文所引的水粉布本画《从集义行（荷兰馆)顶楼眺望广州全景》就是在大平台上绘成的。大约法国馆的后座即最北面的房顶也是一个大平台，故摄影师得以因利乘便，从平台的东、南两面拍摄外国商馆的屋顶及珠江景色。从平台的西面、北面拍摄广州城西的景色。影展中的第14、20、25、27、29、36号及前引《文化杂志)所载《1844，广州城貌》一幅等。〔10〕

　　在清代外国商馆的西面、北面与十三行同属广州西关，市廛稠密，为商业繁盛之区。照片中民居最密集的要算第20、29号及《文化杂志》所载的一幅。其中的民居一般为单层，金字形屋顶。裨治文谈到广州中下层居民的房子“紧挨着街道，一般只有一个人口。……房子内部没有空余的房间；每个单间就分配给家族中的一房人，另外还有一间房充作全家共用的饭厅，整个房子的地方就这样划分完了。”而小康人家的“连同所在的那片土地，都被围在12至14英尺高的围墙里。围墙前面紧挨着街道；这样，在街上经过的人就完全看不到里边的建筑物。”〔11〕在第14、25号和《文化杂志》中的两幅照片上皆可见到，其作用除了保持家庭生活的私密性外，还可防盗。而从第25、27号可以看到民居的边缘与西郊平行若隐若现的珠江；从《文化杂志》照片之一可看到江上的帆影。第14号和《文化杂志》照片之二的远景为郊外峰峦起伏的小山埠，近景则为一座酿酒或制酱油的作坊，围墙内的房屋和空地堆满了大缸和遮盖缸面的竹编罩盖。这些民居，与清末广州的西关大屋有着不同的时代风格。

　　三、海山仙馆

　　海山仙馆位于清代广州城西珠江岸边泮塘与荔枝湾之间。风廊水榭，连绵十里；苍山碧水，足以骋怀；苏舸雪阁，可供游眺。道咸年间，号岭南第一名园。道光二十八年（1848)夏銮作《海山仙馆图》，海内名流，多有题咏。〔12〕其时洋人进城之禁未开，居停外国商馆的西商，每以进园一游为幸。广东大吏及钦差大臣，亦每假此园会见西方各国的公使、领事。曾到海山仙馆作客的于勒·埃及尔，为这座名园留下了三幅珍贵的照片，即影展目録第3、4、5号。〔13〕

　　于勒·埃及尔与海山仙馆主人潘仕成是在中法《黄埔条约》谈判期间在澳门认识的，其时潘仕成以布政使衔即选道的身份任耆英的谈判代表。法国使团下榻广州商馆后，潘仕成两度登门拜访，并于11月21日邀请摄影家携带照相机到园中作客。〔14〕

　　这三幅照片中，第3号拍摄海山仙馆主楼（分前后两座)及其西面长廊。第4、5拍摄主楼前座。两座主楼临湖而筑，高栋飞甍，轩窗敞宇，气势雄伟。长廊横跨湖面，蜿蜒曲折，顶覆瓦脊，以蔽风雨，藻饰甚工，与半个世纪后建成的北京颐和园长廊有异曲同工之妙。与长廊相接为一道伸人湖中，缘堤而筑的回廊曲径，一名身着白色或浅色西服，头戴便帽，身材瘦长的西人正倚栏小憩，栏边停着一只游艇。其时虽已值初冬，湖面上依然芙蕖万柄，碧叶如盖。楼前湖荫，荔树扶疏，颇有“人在画图中”的韵致。  与夏銮所绘《海山仙馆图》完全相合。

　　至于潘仕成与十三行的关系，据潘福燊纂潘氏族谱《河阳世系》载，仕成曾祖潘款，又名振联，为同文行创始人潘启（Puan Khequa I)之弟；祖伯容，名有量，为同文行商及同孚行商潘有度（Puan KhequaⅡ)从兄弟，仕成则为同孚行商潘正炜（Puan KhequaⅢ)族侄。〔15〕而隆记茶行后人张锡麟撰《先祖通守公事略》则云：“同邑潘公梅亭，为德畲（案即潘仕成)廉访父，设同孚茶行，闻其（案即指其先祖)名罗致而倚任之。”梁嘉彬先生据此云：“或者自鸦片战争后正炜自愿歇业，该行归仕成顶办，改称茶行欤?姑存其疑，以待论定。”〔16〕

　　以潘仕成为潘正炜子，盖有误记。其在鸦片战争后顶办同孚行务，改称茶行亦史无明文。然而，于勒·埃及尔在广州所拍的照片中有《Pon-Tin-Qoui一家》一幅，再证以11月21日的日记，他到潘仕成家作了一天客，为家中老小拍照的记载，〔17〕可知潘庭官（Pon-Tin-Qoui)实指潘仕成。1860（咸丰十年)年又有一名法国人到海山仙馆作客，并将其观感发表在《法兰西公报》（Gazette dc France)上。文中亦称潘仕成为潘庭官（Portingus)“我最近参观了广州一位名叫潘庭官的中国商人的房产。他每年花在这处房产上的花费达300万法郎……这一处房产比一个国王的领地还大。……整个建筑群包括三十多组建筑物，相互之间以走廊连接，走廊都有围栏和大理石铺的地面。……这花园和房子容得下整整一个军的人。房子周围有流水，水上有描金的中国帆船。流水汇聚处是一个个水潭，水潭里有天鹅、朱鹭以及各种各样的鸟类。园里还有九层的宝塔，非常好看。”而向潘仕成介绍这篇文章的美商亨特，则称他为潘启官（Pwankeiqua)〔18〕，显然继承西人对潘正炜的称呼，可作为潘仕成继承其生意的佐证。然由于文献缺乏，仍有待于继续发掘史料，作进一步研究。

　　四、人物照片

　　于勒·埃及尔的中国之行所拍的人物照片，估计比现藏于法国摄影博物馆的照片还要多，有他本人的日记为证。从日记中亦可见当时中国对摄影这一新事物的态度，故征引稍详。

　　1844年lO月14日和15日，“我将这两天全部投入拍摄澳门的最佳名胜。过路行人对于我的要求做出非常客气的谦让，许多中国人不反对我给他们照相，但是想见识一下摄影机，只听见一片赞叹和不断的笑声。”〔19〕

　　10月24日，中法《黄埔条约》在停泊于黄埔的法国军舰“阿基米德号”（LArchimede)上签订。“当我们走进小工作室时，Ho-pu（又称Hoppo，应指粤海关监督)在那儿等我，私下请我为他拍照留念。接着一个满人将军和我的朋友chao-Tchun-Lin（赵长麟，侯选主事，亦为耆英的谈判代表)为同样的理由找上门来。我满口答应三个人的要求，决定给他们拍一张合照，他们似乎都很满意，以致于满人将军和Heo-yuen（学院，应指广东学政)请求我分别为他们单独拍照，尽管光线开始变得不利于摄影，但我还是无法推辞。此外，我一天换了十到十二张版，累得精疲力竭……”〔20〕“回到桥上，我们重聚在一起，用这一机会拍摄由Kv-ing（耆英)、法国大使、海军上将、大使一等秘书和翻译组成的合照，接着分别为Ky-ing和Huan（黄恩彤，广东布政使，耆英的首席谈判代表)单独拍照，我本想自己收藏，却犯傻将照片给他们俩看。当然就留不住了，当总督（亦指耆英)看到他的照片时，很是惊奇，然后望着我，挥手喊道：多谢!多谢!……”

　　“Paw-sse-Tchen第一次登门，未遇，留下一张印有大名的粉红帖，后来，他第二次登门，极想看看人们都在谈论的银板照相机，我为他照了两张相，并把一张好的送给他。他满面春风，邀请我到他正妻的府上作客，并为她照相。”11月21日“我去Paw-sse-Tchen家作了一天客，我带去的照相机使他们全家兴奋不已，Paw-sse-Tchen的母亲抢在众人之前，拍了第一张照片。主人的太太婉言谢絶了，于是，我为主人的姐姐拍照，这个女人尽管涂脂抹粉，却非常难看。我再为他的两个大儿子、保姆拍照，穿裤衩的孩子也在我面前摆好姿势，个个都照得很有型。”

　　“艰苦的作业持续了三个小时。这时，街上传来锣声，广州的五位官大人驾到，Tchao-Tchun-Sin（Sin应作Lin)的一班仆人尾随在后。所有的人都想来亲眼看一下满城传说的奇特发明。从Paw-sse-Tchen的行礼姿势和这一行人的高贵穿戴，可以判断出我们正面对很重要的人物，最引人注目的是广东副总督Fao-Yuan（抚院)，紧跟在后面的是清军的一位驻防司令Tsean-Keun（将军)、海关署长Ho-pu、翰林学士Heo-Yuan及粮米主管Tun-Leang-Taou（督粮道)Tchao-Tchun-Lin向他们介绍我是何许人，我同他们一一行礼。”〔21〕“Paw-see-Tchen和他的儿子的照片印出来了，其中一个儿子为照片酷似他本人而欣喜若狂，我从主人的手势中看出他正在向其他人描绘摄影程序，解说尚未完，新来的人已将我团团围住，个个想争得我的青睐，一边有礼貌地同我握手，一边求我为他们拍照，我盛情难却，给Fao-Yuan也拍了一张照，形象很好，我将照片给了他，当时兴奋的场面难以描绘，每个人都想拍一张照片，结果我只好让步。”

　　“中国的宝塔以其富丽的雕饰和典雅的建筑风格引入注目，一位和尚在门口接待我，并陪我人内细细参观，我随身携带着照相机，想给和尚照相，他应允了。”〔22〕

　　从日记可知，在中国较早接触西方事物的城市澳门和广州，人们对摄影这一新事物并未斥之为“奇技淫巧”而加以排斥，反而引起近乎狂热的爱好，无论达官贵人还是普通百姓皆然。可惜这些达官贵人照相之后，大都将照片要去。“因此，照片不是存在于像中人的后代家中，就是永远地消失了。”〔23〕根据影展的目録，现在所能见到的人物照片只有第1、2、6、7及17号五幅，下面对其中四幅略作介绍。

　　第2号照片《在巡洋舰“阿基米德号”上签署中法条约的两国代表》，〔24〕中间坐者为法国特使兼全权公使拉萼尼和清朝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耆英，两旁和后排站立者为使团头等参赞菲列勒侯爵（拉萼尼的首席谈判代表)、翻译加略利（又称范尚人)和一位海军将领，这位将领日记原文称之为L’Amiral（海军上将)，其人究竟为先于使团来华，后将舰队归拉萼尼调遣的舰长士思利（Jean Thomas Médée Cécile)，抑或“亚基米德号”舰长帕里斯（Paris)尚待考证。据说耆英在巡视该舰的过程中“精神抖擞，下到机房时，他再也掩饰不住惊奇之色，说：‘法兰西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英国人骗了我们，曾向我们说：你们是一个低劣的民族，没有能力制造这种机器!’”〔25〕法国军舰“亚基米德号”和照片上的这位将领，正是近代初期西方列强对华炮舰政策的代表，而这张照片也就成为继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之后列强强加给中国的第三个不平等条约一中法《黄埔条约》的历史见证。

　　第1号照片《广东著名的清朝官员》，中间当为广州将军奕湘，左为广东巡抚程矞采，右为广州知府刘开域。巡抚和将军从外貌看约五六十岁，知府则为正当强仕的中年人。〔26〕第6号《潘庭官一家》〔27〕照片中一名坐着的中年妇女，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旁边站着两个孩子，一个十三四岁，另一个约十岁，俱属上层人家的打扮，应为潘仕成的子侄；背后站着一名老妇。老妇和中年妇女衣着平常，与日记中所载为他的两个大儿子和保姆拍照正好相合。

　　第17号《在广州的一条街上拍摄的一群人》，照片中一个老妇提着鸡笼，一个少年将辫子盘在头上，一老一小向摄影师迎面过来；另外两个人，头戴斗笠，一个扛着扁担，一个徒手，侧着身子，似乎没有注意到摄影师。四人几乎都赤着脚，与当时外销画家笔下的市井人物一样，显然属于下层社会的众生相。皮埃尔·布罗谢特谓这幅照片：“已经有现代摄影的迹象，看得出摄影师的功夫，不然的话，照片中的人物不会被精心地‘安排’成两位正视摄影师，另外两位假装不看摄影师，似乎在走动。摄影师的意图是，让人们相信摄影的一刹那，银板照相需要长时间的曝光，摄影师希望体现运动，即生活。”〔28〕

　　于勒·埃及尔所拍摄的这一组不存在于摄影国家的照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初期广州的园林建筑、社会风貌以至中国重大的历史事件。将这组照片与清代广州外销画及其他中外记载互相印证，有助于研究近代初期广州以至中国的历史，笔者为此撰文介绍，并附以其中的部分照片，希望引起学界同仁的兴趣，作近一步的研究。 

　　注　释：

　　〔1〕澳门历史档案馆：《早期澳·穗摄影作品展》，第8、14页，澳门1990年；澳门文化司署《文化杂志》，第70页，第11、12期（1993年第1季度)。

　　〔2〕香港艺术馆：《珠江风貌—澳门，广州及香港》，第190-191页，香港市政局1996年。

　　〔3〕澳门历史档案馆：《早期澳·穗摄影作品展》，第12、26、28、35页；澳门文化司署《文化杂志》，第11、12期，第74页。第26、28号原标题作《广州全景》；第31、32号作《广州》，不确。

　　〔4〕William C.Hunter，The“Fankwae”at Canton（亨特：《广州“番鬼”録》)，Shanghai 1983，p.12-13。

　　〔5〕《香港艺术馆藏品选粹一历史绘画》，香港艺术馆1991年，第87页；Journey to the Far East-George Chiunery and the Art of Canton,Macao and Hong kong in the 19th century．（《远东之旅—钱纳利与十九世纪广州、澳门和香港之艺术》)，Tokyo1996，P.115。

　　〔6〕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vo1．2，p.199。

　　〔7〕《香港艺术馆藏品选粹—历史绘画》，第80页。

　　〔8〕澳门历史档案馆：《早期澳·穗摄影作品展》，第28-29页。

　　〔9〕香港艺术馆：《珠江风貌—澳门，广州及香港》，第173、183、191、193、195页；《香港艺术馆藏品选粹—历史绘画》，第82页。

　　〔10〕澳门历史档案馆《早期澳·穗摄影作品展》，第11、20、27、29、30页；澳门文化司署《文化杂志》，第11、12期，第69、73页下。第14号原标题作《从“老虎”河右岸拍摄的在广州的欧洲人的洋行的水中倒影》，不确。第25号原作26号，与另一幅同称《广州全景》的照片编号重复。

　　〔11〕Chinese Repository，vo1．2，pl97-198。

　　〔12〕广州荔湾区文化局、广州美术馆：《海山仙馆：名园拾萃》，第29-36页，花城出版社，1999年。

　　〔13〕澳门历史档案馆：《早期澳·穗摄影作品展》，第15、13、39页；澳门文化司署《文化杂志》，第11、12期。第71页。后者将Paw-sse-Tchen译作潘西成，不确。

　　〔14〕章文钦：《澳门历史文化》，中华书局1999年版，《澳门与中法〈黄埔条约〉和教务交涉》一文；澳门历史档案馆《早期澳·穗摄影作品展》，第22、33页。

　　〔15〕潘福燊：《河阳世系》，民国九年刊，第27、32、34页。

　　〔16〕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213-214、277页，台中东海大学，1960年。

　　〔17〕澳门历史档案馆：《早期澳·穗摄影作品展》，第22、30、33、39页，照片在目録中的编号为第6号；澳门文化司署（文化杂志)，第11、12期，70页，Pon-Tin-Qoui被译为包丁权，误。

　　〔18〕亨特着，沈正邦译，章文钦校：《旧中国杂记》，第88-9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Portingus应为Pontingqus或Pwantingqua的误写。

　　〔19〕澳门历史档案馆：《早期澳·穗摄影作品展》，第33-38页；澳门文化司署《文化杂志》，第11、12期，第66-68页。

　　〔20〕10月24日，日记原误作10月26日。引文括号内按语为笔者所加，下同。

　　〔21〕广州，法文原文作Canton，葡文译文作Cant?o，此处应指广东；Tchao-Tchun-Sin法文日记原文作Tchao-Tchun-Lin，Sin应为Lin之误。

　　〔22〕宝塔，法文日记原文和葡文译文俱作pagode，此处应译作寺庙或庙宇为宜。

　　〔23〕澳门历史档案馆：《早期澳·穗摄影作品展》，第23页。

　　〔24〕同上，第36页。

　　〔25〕卫青心着，黄庆华译：《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上卷，第303、305页；澳门历史档案馆《早期澳·穗摄影作品展》，第37-38页。

　　〔26〕澳门文化司署：《文化杂志》，第11、12期，第66页；将军、巡抚据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第2册《巡抚年表》；第3册《驻防大臣年表》；知府姓名据史澄纂光绪《广州府志·职官表》。《文化杂志》将Tseun-Keun译为陈昆，译为Fao-Yuen范应，译为Kwang-Chou邝绪，误。并以为三人的排列，以巡抚居中，将军居左。将军奕湘官从一品，且为宗室，地位在官从二品的巡抚程矞采之上，故居中者应以将军为是。

　　〔27〕澳门历史档案馆：《早期澳·穗摄影作品展》，第30页。

　　〔28〕同上，第24、37页。

　　（作者：章文钦，中山大学历史系；管亚东，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