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广州18、19世纪城市风光为题材的艺术品，尤其是以外销为目的的艺术品，其作品中常常出现这座古老城市的一些标志性建筑，如五层楼、花塔、光塔等，而最为突出的当属于珠江边的“十三行商馆区”建筑群。十三行在清代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从目前藏于世界各地博物馆或私人手中的藏品中，涉及“十三行商馆区”题材的艺术种类颇多，包括油画、水彩画、版画、瓷器、象牙器、银器、漆木家具、木雕等。这些艺术品除少部分是由外国画家创作的画作，其余大部分为广州的画家和工匠制作。它们多为满足外国商人、旅行者的需求而产生，其流向几乎是英美等18、19世纪与中国广州有贸易关系的国家或港澳地区。2000年，我们在从化市钱岗镇一个古老的村庄发现了一块长8.6米、宽0.28米的封檐板，它以浅浮雕的手法描绘了珠江北岸的风貌。虽经岁月的侵蚀，有一定的残破，但依稀可辩出“十三行商馆区”的位置。这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块以广州珠江风光为题材的封檐板。它的发现还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以“十三行商馆区”为主要内容的艺术品种又多了一项，二是首次发现了不是以外销为目的的“十三行商馆区”为内容的艺术品。这些作品有助于瞭解当年名扬中外的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概况，是历史的极好见证。

　　将艺术品中的“十三行商馆区”作一个比较研究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根据艺术品创作的年代，结合文献资料，可窥见“十三行商馆区”外部的演变情况。

　　  一、十三行商馆区前的国旗及各国商馆的开馆时间

　　通观所有以广州十三行商馆区为主题的艺术品，最为醒目的是商馆前一面面高高飘扬的旗帜，印证了当时的一句诗：“楼阑粉白旗杆长”。旗帜的数量并不一定，最多为7面〔1〕，均为当年与中国有贸易关系国家的国旗。一般排列由左到右为：丹麦、西班牙、法国、美国、瑞典、英国、荷兰，较多出现的是英国、美国等国国旗，这反映当时英美与华贸易关系密切。在一幅技艺十分低劣的油画中，仅出现的是法国和荷兰旗，这是较少见的〔2〕。封檐板也刻了三面旗帜，只是年代久远，有的旗面已磨损，有的则没了旗杆〔3〕。最早在广州设商馆是英国。关于英国设馆时间有三种说法：1. 1685年，2. 1699年，3. 1715年：英国国旗是1800年才出现的。法国于1698年设商馆，另一说法是1728年才设馆；法国的国旗有两种：1803年以前树的是代表皇朝的白旗，1803年以后才挂法兰西共和国的三色旗。1805年2月，法国商贸代表琼·皮朗逝世，其国旗卸下后，直到1832年才再次出现。随后建馆的国家是荷兰1729年、丹麦1731年和瑞典1732年。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1786年美国第一任驻广州领事山茂召赴任，他和兰达儿在广州设立了首家美商代理机构，美国国旗于1788年首次在商馆区出现。各国国旗一般耸立在其商馆前的广场。从东到西，各国商馆排列如下：第一、二家是荷兰的怡和行（小溪馆)、集义行，第三、四、五家是英国的宝和行（即新英国东印度公司馆)、丰泰行（即诸洲馆)、隆顺行（即旧英国馆)。第六、七家是瑞典行（即瑞典馆)、孖鹰行（即帝国馆)；第八、九家是美国的宝顺行、广源行，第十家是中和行（由一家行商使用)、第十一家是法国的高公行；第十二家是西班牙的吕宋行：第十三家是丹麦的黄旗行。其排列是基本不变的，只是名称因翻译与习惯叫法有所不同，如丰泰行，有叫诸洲馆，又有叫周周馆，它是巴斯人的商馆。旗帜一般在商馆前广场中，但制于1840年的银杯则将旗帜全刻在建筑物上，这是较少见的一种表现手法〔4〕。另外还有一些以广州商馆区为题材的作品，只有旗杆，而无旗帜。如钢笔及墨水纸本“商馆区一景”，作于1839-1840年〔5〕。同期另一幅素描的题识，上有“商行前面的广场周围以栏杆围起来，河道上亦已围桩封锁堤岸，自英兵撤离此地后，商馆的平台亦被拆除，外国旗帜不再飞扬。记于1839年7月8日。”没有旗帜的商馆区反映出中英鸦片战争正式爆发前对商馆的影响。一幅创作于1822年的油画，旗帜也是空的，它描绘了1822年商馆的大火初起〔6〕。另一幅油画描绘大火情景，连旗杆都烧着了〔7〕，在一幅同是创作于1822年的水彩画中，大火已熄灭，建筑已几乎全部烧穿，但英国旗仍在飘扬〔8〕，这多半是作者要讨好英国主顾们。1841年，商馆区再次发生火灾，重建后的商馆旗帜排列有所不同了，最东边的荷兰旗已没有了，其位置出现的是丹麦旗〔9〕。旧荷兰馆当时是渣甸洋行的商馆，由于其一位成员曾于1820年开始担任丹麦领事一职，1841年后，外销画上原荷兰旗变成了丹麦旗。实际上荷兰人的贸易并没有终止，荷兰馆仍存在。一幅作于1855至1856年间的油画出现了俄国旗，〔10〕俄国商馆何时建立有待考证，但应晚于1805年，因为当年两艘俄罗斯商船“希望”号和“涅瓦”号才刚开通俄罗斯至广州的航线。

　　  二、十三行商馆区的建筑与广场

　　十三行商馆区的西洋建筑与广州城的中国传统建筑之反差是诸多作品着力要表现的。十三行商馆区是由十三行商出租给来华经商的外国人居住、办理商务和堆放货物的，开始并不是西式建筑。据一制于1733年瓷器汤盘上所描绘的珠江边还未出现西式建筑，但它伸向江边的大片淤地应是后来在此建成了西式建筑及广场〔11〕。“广州城一览”的象牙彩绘作品中，广场和旗杆都有了，但建筑仍是中式的〔12〕，可判断其为中式建筑将向西式建筑过渡期。那么充满异国情调的西式建筑建于何时呢?1751年，彼得·奥斯伯克记述：“河岸上筑建了一排排的房子，是中国人租借给逗留此地的欧洲人的。”〔13〕这里虽没有说建什么建筑，但也可以判断应是西式建筑。它有几个特点：（1)建筑多为两三层高，外型多为回廊联拱式（也谓殖民地式)，成排相连又各自独立。（2)中间被三条南北走向的小街隔开：新豆栏、靖远街、同文街，街的两旁是中式建筑，外国人可以在这里的商铺购买商品。（3)下层多为厨房、仓库、仆人房、接客房；二楼多为客厅、办公室、帐房；三楼多为卧室、金库等。十三行商馆区的出现，是为了将西方人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仅与行商做生意。西式建筑是吸引西方人的手段。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呈请颁布《防范外夷规条》时提出：“近来有嗜利之徒，将其所有房屋，或置买已经歇业之行，雕栏画槛，改造精工，招诱夷商投寓——即买卖货物，亦多有不经行商通事之手。”〔14〕《防范外夷规条》颁布以后，由十三行商建立起来的西式建筑，成为外国人仅可居住的地方。这些建筑“大部分属于伍浩官及潘启官的私产。”同文行潘致祥“置夷馆三所，共值价值五万余两。”〔15〕义丰行蔡昭复原拥有荷兰馆，后迫于欠饷之故，以一万六千六百两之代价卖与他人。“1836年，307名外国人租到了广州十三行的房子，总面积为77万平方英尺。”〔16〕无论如何，在一个古老的城市中出现充满异国情调的建筑并有世界各国不同的商人在这里进行贸易活动是广州开放的标志。

　　在不同的艺术品中都从不同角度表现英国和荷兰商馆前的长廊。据《广州“番鬼”録》作者亨利在书中描述：“在新英国馆前面有一条宽阔而有列柱的长廊，伸向河边，它的列柱支撑着屋顶，山墙上刻着一个大英帝国的徽记和一句用拉丁文写的格言‘为了国王和英国政府的利益’，以其来代替‘恬不知耻’。荷兰公司也有一条类似的长廊，也有国徽，格言是‘我支持’。”〔17〕从许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亨利所说的长廊，它们约建于1785年。荷兰馆的长廊较之英国馆的长廊要窄许多，荷兰馆仅一个拱门，英国馆有三个拱门。作于1840年的银杯也清晰地刻出了拱门。

　　商馆区曾发生三次大火：1822年、1841年、1856年。前两次大火很快在原址上重建了商馆，最后一次大火后，另择址沙面建起了租界。在艺术品中，对大火本身及大火后重建的建筑都有所反映，故使我们今日可以瞭解它本身的延续与变化。应该说第一次大火后十三行商馆区几乎在原址按原貌重建，包括英国、荷兰馆前面的长廊也原样建立起来了，只是在堤岸边的围栏已不见。大火前商馆前广场被围栏围起，目的是不准中国人随便进入。“直到1822年的大火灾为止，这个广场一直是‘番鬼’们专用的。周围用栏杆围了起来，并被认为是他们作为商馆的占有者应有的权利。”〔18〕在外销画中，1822年前的广场，或空荡或是中国苦力在干活或是西方人在漫步，甚少见其他中国人。但大火后，栏杆取消了，“中国人常常把广场当作通衢大道，一些沿街叫卖的小商贩也喜欢麋集在这里做小本生意。……”〔19〕亨特所描绘的情景在名为《广州商馆侧貌》油画中得到印证。〔20〕第二次大火后，栏杆又建立起来，广场成了花园，种植了许多树木、花艹。在一幅创造于1844—1845年间的名为《美国花园》的画中，广场花园里种植了各种树，其中有木棉树，花园里仅有西方人在漫步，甚至有妇女和儿童。〔21〕可知当年不允许妇女进入商馆区的禁令，在后期已成为一纸空文。清政府于1759年实施的《防范外夷规条》明文规定：“外国妇女不准前来广州。”她们必须住在澳门。1830年4月8日，几位英国和美国妇女从澳门来到广州商馆区，广州当局四处张贴“告示”命令她们立即离开，一刻也不准停留。到1844年此乃鸦片战争后，清廷的禁令已失效了，妇女已大摇大摆在商馆区散步了。

　　第二次大火后另一重大的变化是长廊不见了，建筑的样式也有了较大变化，尤其是在原旧英国馆和荷兰馆的旧址上，兴建了两座大型建筑；1847年更新添了一座基督教堂，而这一切均毁于l856年的那场大火。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进一步开放，十三行专营外贸的制度被取消，恢复十三行商馆区已不可能，英国和法国在沙面建立了自己的租界，原十三行商馆区的大部分功能被沙面租界所取代。

　　综观多种艺术品上对“十三行商馆区”的描绘，从真实性来看，油画最佳，封檐板最差。但艺术品毕竟不同于历史照片，受创作者的主观意识的影响及创作手法的限制，前者的真实性有折扣，不可求无一处无来由，否则违背艺术本身的规律。

　　注　释：

　　〔1〕《珠江风貌  澳门、广州和香港》，    第189页。

　　〔2〕《Martyn Gregory Jubilee Exhibition 1977—2002》，  第74页。

　　〔3〕《广州文博》2001年第2期，    第112页后插图。

　　〔4〕《珠江风貌  澳门、广州和香港》，  第189页。

　　〔5〕《珠江风貌  澳门、广州和香港》，   第173页。

　　〔6〕《珠江风貌  澳门、广州和香港》，   第175页。

　　〔7〕《珠江风貌  澳门、广州和香港》，   第177页。

　　〔8〕《珠江风貌  澳门、广州和香港》，   第179页。

　　〔9〕《珠江风貌  澳门、广州和香港》，    第197页。

　　〔10〕《珠江风貌  澳门、广州和香港》，    第147页。

　　〔11〕《珠江风貌  澳门、广州和香港》，   第167页。

　　〔12〕《珠江风貌  澳门、广州和香港》，    第144页。

　　〔13〕《文史旬刊》，  第九期，    第308页。

　　〔14〕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 第272页，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年。

　　〔15〕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 第352页，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年。

　　〔16〕《论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第113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

　　〔17〕《广州“番鬼”録》 第17页，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年。

　　〔18〕《旧中国杂记》 第15页，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2年。

　　〔19〕《旧中国杂记》第15页，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2年。

　　〔20〕《珠江风貌  澳门、广州和香港》，    第183页。

　　〔21〕《珠江风貌  澳门、广州和香港》，    第191页。

　　（作者：李穗梅，广州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