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岭南文化中是否具有爱国主义传统,我过去写过文章,对此加以认可。但后来也想到一些问题,也遇到不同意见,下面拟提出进行讨论。
一
我过去做过文物考古工作,这方面的朋友有的对我说,中国历史博物馆展览的历史人物,对古代的都不提是爱国主义人物,原因是有时对“国”的定位会出现矛盾。如我们多称赞屈原的爱国,但古代爱国总是和忠君联系在一起,由于楚王的腐败,所以贾谊认为屈原不值得为楚国效忠,而应该“历九州而览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春秋战国时期人才是流动的,可以朝秦暮楚,如孔子,孟子周游列国,并没有人议论是爱国还是不爱国的问题。又如商鞅、李斯都不是秦国人,但却仕秦并对促进中国的统一起了重大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是否也算得是爱国行为呢?这是由于爱国的定位不同,观点也会不一样。
由于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但民族的融合有个发展过程,而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多是在周边建成割据的国家,亦有进入中原与汉族的国家对立,如金、元、对宋的侵犯。我们如以宋朝代表中国,对岳飞、文天祥和岭南熊飞等人,都可以称之为爱国主义者,但有个问题,是否将金、元看成外国?这就给后来真正的外国侵略者留下漏洞。如“清”先是称为“后金”,说是金人之后,我们在宋金之间先是把金排除成国外,后来日本侵略东北就有藉口,成立的傀儡“满洲国”就可以说原来并不属于中国。外国亦有人造舆论说中国筑长城就是国界,长城之外原来亦不属于中国,这样问题就变得复杂化,中国历史博物馆是对外开放的,对古代历史人物所以不提是爱国主义者,可能是怕外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我们的多民族大家庭起挑拨离间作用。
依此看来,是否古代就不可能有爱国主义传统呢?如在宋末、明末,岭南人就进行过抗元抗清的殊死斗争。陈白沙《凭吊崖门》诗:“天王舟楫浮南海,大将旌旗朴北风。乱世英雄终死国,时来胡虏亦成功。身为左衽皆刘豫,志复中原有谢公。人定胜天非一日,西湖云掩鄂王宫。”诗中歌颂为国捐躯的英雄,称赞志复中原的谢安和岳飞等人,指斥刘豫那样的投降派,字里行间充满着抒发民族气节和故国怀思的感情。
南明的抗清斗争,使岭南地区深受战乱之苦,由于清兵的滥杀无辜,更激起岭南人民的反抗。如称为“岭南三忠”的陈邦彦在顺德,陈子壮在南海,张家玉在东莞分别组织乡兵子弟抗清,又得到各地义军纷起响应,“小者百人”,“多者万人”,形成群众性的反侵略斗争。后来各地抗清都失败了,“可怜贞魂与毅魄,化作鬼雄成国殇”,“英雄成败漫轩轾,义烈古今应卓絶”。后人都把他们作为殉国的鬼雄来歌颂。
在宋末,明末参加抗元,抗清的殉国英雄,当然有爱国的思想感情,但问题是这个“国”,并不是包括多民族国家的中国,而只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一君一姓的王朝,所以从宋到元,从明到清,只是中国内部的改朝换代,为宋明王朝殉国的忠君死节之士,对内可以说爱的是偏安之国;而对外却不能代表中国,所以要讲爱国思想传统,那就只能内外有别了。所以要为这些忠君死节之士定位,还是用“民族气节、故国情怀”,较为贴切一些。
与改朝换代怀念故国的爱国情怀不同,有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主义传统,岭南的冼夫人就是一个较好的例子。她本身是少数民族,却和汉人联婚,在民族杂居的岭南西部地区,实行共同管治,促进民族的和谐和社会的安定团结。她归附中原王朝,正如黄宗羲所说:“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她历事三朝,对梁、陈、隋的换代,她对故国并没有忠君死节,而是着眼于保境安民。与后来黄宗羲所说“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思想可以说暗合。从她到后代,对岭南地区的保境安民,为隋唐大一统安定南方,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种为万民非为一姓,为多民族的祖国大家庭的安定团结而努力,这才是无可争辩的爱国主义传统。
二
近代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的历史。而帝国主义的侵略,岭南又是首当其冲,如鸦片战争是先在广东爆发,而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则被认为是当时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一面旗帜。三元里抗英旧址至今仍然作为爱国思想教育的的基地。
但是广州人民抗英的爱国思想行为,亦有人并不认同,如前些年在一次小型讨论会上有位大学生说:三元里抗英斗争是干了蠢事,当时英国是个进步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清朝是个落后的封建王朝,先进带动落后,人家进来应该欢迎,为什么反抗这样笨呢?
当时为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对中国近代史作过一些宣讲活动,据说有一次讲到鸦片战争失败将香港割让给英国时,有位小青年就说:香港给了英国,现在那么繁华,如果当时广州也给它。现在就会像香港那样繁华了。
小青年不懂历史,只看到香港繁华,从而产生出殖民地情结,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位学者却作瞭高度发挥,说香港当殖民地100年,才能实现今天的现代化;中国这么大,又是那样落后,恐怕要当殖民地300年才能现代化。说这种话的人大概不是开玩笑,因为国内学术界是有这种观点,虽然没有明白说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但对鸦片战争后广州反对英国人入城的斗争,有学者就认为反对一方是错误的,它不利于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这种狭隘的传统型爱国主义让排外情绪占了上风,岭南文化显示出难以想象的封闭性,给广东以至全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依此说来,近代史上岭南人民的反帝斗争,被定位为狭隘的传统型爱国主义,表现出岭南文化的封闭性和排外情绪,妨碍广东以至全国走向现代化,这样一来,近代的爱国主义传统,变成误国的思想行为。那么就像那位大学生所说,三元里人民不要抗英,要表示欢迎,这就叫开放。即使这样“开放”了,帝国主义就会帮助中国走向现代化吗?怎样看岭南近代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好事还是坏事,看来还是值得讨论的。
三
时至今日,如何理解爱国主义及其定位,也会有分歧意见,这关系到不同时代和不同立场问题。我们如以史为鉴,对青少年主张加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有的外国报刊就说我们搞的是排外教育。上面我们国内学者就说近代的爱国主义传统是有排外情绪,我则认为时代不同,近代是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时代,爱国当然会有点排外,如果对侵略者表示欢迎。那不是“开门揖盗”吗?时至今日,我们爱国并不妨碍别人,除非有的奉行霸权主义者心中有鬼,怕别的国家人民都爱国,要想插手分化甚至侵占别国就不容易了。否则如非别有所图,人家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何必又耿耿于怀呢?
不过给爱国者定位,站在不同立场确是可以有不同理解。今年8月12日《参考消息》转载日本《日中文化交流》月刊8月1日一期文章,题:战后60年的孤独。文中谈到日本强制国民接受国旗和国歌,认可歪曲战争历史的教科书,修改教育基本法,强调所谓“爱国心”。实际上,日本并不认为1978年靖国神社合祭的那些人是“甲级战犯”,正因为日本没有将这些人看作罪人,反而把他们看作爱国者、伟人、英雄或是其他什么,所以才将他们与那些战死沙场的士兵们“合祭”在一起。而这恰恰意味着日本实际上不认为这场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也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一次国际犯罪。
依此看来,现在日本官方实际上认为这些“甲级战犯”并非罪人,所发动的也不是侵略战争,而定位为进行“圣战”的爱国者,这就怪不得日本那么多政要,坚持要靖国神社拜祭。至于对一般国民,官方还强制他们接受复活军国主义的所谓“爱国心”。日方这种态度,文章中指出:当加害者(日本)一方顽固不化,毫无悔意的时候,受害者一方的激烈反抗和愤怒便是合情合理的。
中国是作为受害的一方,对此如何反应呢?看来日方也很注意这个问题。据日本《产经新闻》8月11日报导,题:“8·15”临近,中国充满“爱国”气氛。文中收集中国近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各种活动,并指出《人民日报》宣传活动重点是推进爱国主义教育。又《解放军报》曹刚川的文章,也是强调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看来我们的“爱国”活动气氛,颇引起日方的关注。
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日本的政要,却忙于致祭那些在侵略战争中的亡灵、还包括那些甲级战犯在内,虽然口头上祈求和平,但实际上却把那些战犯看成是爱国者、英雄,这种内心世界值得我们受害国家人民的警惕。我们有备无患,居安思危,对人民群众特别是不了解历史的青少年,加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看来是非常必要的。有意思的是,爱国者可以由不同立场来定位:如日本的右派可以将二战战犯者看成爱国者;而我们的爱国者当然是抗日的英雄。从事侵略和反对侵略的英雄都是爱国者,那是从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来说,应该是没有错,因此联系到近代岭南人反对外来侵略者的斗争,无论成败,都不失为思想行为,都应归入爱国者的行列。虽然有人批评是狭隘的传统型的爱国主义,是封闭的排外的;但我不明白,难道欢迎侵略者就可以称为开放型的爱国主义吗?是否可以有多种形态的爱国主义,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作者:李锦全,中山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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