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与岭南息息相关。岭南的广东地区、广西地区至越南北部，不计海南岛，其海岸线超过两千公里，深水良港沿线皆有，很自然就具备了良好的航海条件。与海上丝绸之路相适应，中外文化不断交流和碰撞，各种思想理论得以引进和传播，对岭南地区的思想文化和思维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指通过南海、马六甲海峡进而扺达印度洋、波斯湾、红海等地的海上交通贸易航线，岭南地区特别是广州成为出发的中心地区。早在秦汉时期，番禺（今广州)已是犀角、象牙等物的集散中心，成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1〕的大都会，可见广州进行海外贸易的巨大规模。此后历代朝廷都重视与东南亚的交往，引起了广州外贸的繁荣。

　　珠江三角洲一带是我国最早养蚕，缫丝织布的地方之一。早在东汉末年，广州附近便开始养蚕种桑，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建安中，吴遣步骘为交州刺史，骘到南海，见土地形势，观尉佗旧治处，负山带海，博敞渺目，高则桑土，下则沃衍。”〔2〕说明广州已有桑园出现，说明当时该地区养蚕缫丝已经较为普遍，而大规模的养蚕缫丝则为对外进行丝绸贸易提供了基础。

　　广州是最早出口丝绸的地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朝时，官府曾组织了由直属朝廷的“译长”率领，包括应募者构成的商业使团在海外的贸易活动，中国商人用黄金和丝织物换回了异国明珠等大量奇异珍宝。《汉书·地理志》还记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航线：“自日南，合浦，徐闻，船可航行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四月，有邑卢没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黄支船可行八月，到皮宗，船可行二日，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己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外国史书关于海外丝绸贸易的记载，则完全证实了广州地区确实在秦汉时已经与西方各国进行海外贸易了。罗马普林尼在《博物志》中说：“罗马人员赴中国，以红海生产的珍珠与中国换丝绸，计每年由罗马入印度、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货币不下一亿赛斯透司（古罗马货币)。”西方现代学者哈德生考证，在罗马奥古斯都时代，罗马船每年由红海等港口至印度恒河一带多达120多艘，其中有部分船只远航至中国等地。

　　据道光《广东通志》卷58记载：“恒帝时，扶南之西，天竺，大秦等国，皆有南海重译危献，而贾蕃由此充斥粤矣。”《后汉书》卷88《西域传》记载：“大秦与天竺、安息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五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与之交市于海中，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恒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玳瑁，始乃一通焉。”大秦使者的到来，标志着大秦与中国直接通商航线的开辟，这就使当时世界上两大帝国直接联系起来。沿着这一航线，从广东沿海出发，环绕亚洲大陆南部，穿马六甲海峡过印度洋，向西进入红海，便可以和罗马发生接触并进行商贸。

　　东吴时期广州港的发展颇具规模。西晋初年，罗马帝国使节取道广州往洛阳朝贡，原因就在广州当时已是海外贸易的中心。南北朝以后，广州的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南齐书·东南夷列传》：“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出隐海，环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州）、广（州）富实，牣积王府。”广州事实已是东方国际贸易的中心。

　　[GK2！][HTF]  由于这第一种状况，当时对岭南地区和广州的的各种记述，都突出海洋和海外贸易的特点：

　　《南齐书》卷14《州郡志上》：“广州，镇南海。滨际海隅，委输交部”。

　　同上：“交州，镇交趾，在海涨岛中。杨雄箴曰：‘交州荒滞，水与天际，外接南夷，宝货所出。山珍海怪，莫与为比。’”

　　《梁书》卷54《诸夷·海南传》：“海南诸国，大扺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汉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  自武帝以来皆朝贡。后汉桓帝时，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盖甚少，故不载史官。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  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

　　同上卷33《王僧孺传》：“出为南海太守。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

　　这些南朝正史的记载，很能说明管辖岭南地区的南朝政权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认识。

　　岭南航海口岸很多，广州的码头大多数在早期就是海岸。汉代陆贾出使南越国，在广州西城外“泥城”，后来成为一大航运码头。后来，又新辟坡山码头和西来初地码头，西来初地因是印度名僧、中国佛教禅宗开山祖师达摩乘海船到达广州时上岸的码头，故名，并建有西来庵（即后之华林寺)。当时尚是靠江的码头，后因沙淤及珠江南移，成为一片陆地。

　　隋唐海上贸易和交通日趋繁盛，广州的码头也因此分为内、外港码头。当时比较重要的内港码头是光塔和兰湖两个码头。外港码头以屯门和波萝庙两码头为主，前者在今香港新界青山湾，后者在今广州黄埔南岗庙头村，均是远洋航船的停泊和进出的良港。隋唐以后广州的内航外航码头，越来越多，设施越来越完善。

　　岭南海上贸易兴盛，一个原因是外来的珍宝异香为达官贵人所喜好，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特产的丝绸、瓷器和茶叶为海外所喜好。后一个原因是海上贸易的主要原因，也是海上贸易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根本原因。

　　岭南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作为中国主要桑蚕基地之一，而与国际市场密切联系在一起。

　　在中外贸易中由于利润丰富，广州外来蕃商多，又常常是携妻拖儿带女，长期居住，购买房产地产，财富巨大，以致于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岭南与蕃商进行物业交易。不过这种禁令形同虚设，宋代一豪富蕃商辛押拖罗财产多达数百万缗，其他蕃商家产，均达巨额之数。这些都是从海上贸易而来的，海上贸易也可以预先借债，朱彧《萍洲可谈》卷2称：“广州人举债总一倍，约舶还回债；住蕃虽十年不归，息亦不增。”岭南因此出现资产极巨的商人和商人集团，各个时代的商贾，都喜欢到岭南经商。

　　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和外商增多，为此，早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广州设置了市舶使，加强对岭南海上贸易的管理。宋代最早所设的通商口岸市舶使就在广州。岭南的镇市也因为海上贸易所刺激的经济发展，数量不少，广南东路设有当时政府认可的镇市36个，广南西路有28个。南洋一带的海外贸易都划归广州市舶司管理，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下令：“诸非广州市舶司辄发过南蕃纲舶船、非明州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不以赦降去官原减”。五年后的元丰八年（1085年）再次下令：“诸非杭、明、广州而辄发海商舶船者，以遭制论，不以去官赦降原减”〔3〕。

　　广州的外商一般聚居在政府专门为他们设置的居住地，称为蕃坊。朱彧《萍洲可谈》卷2说蕃坊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用蕃官为之，巾袍履笏如华人”；“蕃人有罪，诣广州鞠实，送蕃坊行遣”。

　　二

　　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西文化交流首先是物质文化的交流。

　　中西方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物质文化交流的历史大体上与陆上丝绸之路一样悠久。据史书记载和发掘，早在秦朝，大秦商人就有了与中国进行贸易交往的愿望，中国与印度洋西岸，非洲地区就有了物质贸易交往。在《后汉书·西域传》中，曾多次提到与大秦的交往，提及罗马商人与波斯，印度商贾在印度洋的贸易时说，大秦人希望与中国直接进行往来，但作为贸易中间人的波斯却不愿放弃向欧洲转输中国丝绸的垄断地位。此外，该书提到了公元120年大秦人经挥国（缅甸)扺汉和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至东汉朝廷进贡象牙，犀牛角等物，这可以表明，早在秦汉时，大秦商人就开始探寻直通中国的海路以便直接商贸。

　　海外交通的基本动力是贸易。西汉时代，海外物产便通过海上交通源源不断地进入了中国。据《后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二年（2年）春，黄支国献犀牛。”同书《王莽传》也提到：“黄支国自三万里贡生犀。”1955年广州东山梅花村2号墓出土的4枚陶制犀牛角与1966年广州三元里马岗棚l号墓出土的15枚犀制的角模型都证明瞭上述记载的真实性。除犀牛角外，1983年在广州解放北路象岗山南越国第二代王文帝的墓葬中出土的5枚大象牙，也表明秦代中国与印度洋西部地区及非洲就有直接或间接的交往。东汉吋，罗马帝国的商人开始从红海直航远东。《宋书·蛮夷传》说：尽管两汉的使臣视前往大秦天竺的使命为畏途，但在贸易可获重利的诱惑下，“氏从非人，殊者诡号，种别类异”的各国贾客购“山琛水宝”，“翠玉之珍”，“蛇珠火布之异”及其他货物，“泛海凌波，因风远至。”

　　三国两晋南北朝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华的外国商人的数目大大增加，他们带来的奇异货物也越来越多。公元226年，吴国孙权在位时，大秦国商人来到交趾，随交趾太守的使者到孙权朝廷，后来返回本国。《艺文类聚》卷85记载：“两晋太康二年（281年)，大秦国使臣自广州来贡，众宝皆丽，火布尤奇。”

　　隋唐时期，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西方诸国的物质文化交流有了空前发展。首先表现在中外钱货的流通上。就中国丝绸之路沿线诸国而言，  由于中国强而诸蕃弱，因而海外对中国货币需求强烈，造成中国钱币大量外流。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中国钱币是西汉王莽铸造的“五十大钱”。据考古发现，到了唐代，中国的铜钱如“开元通宝”，等已源源不断的从中国输出到文莱、柬埔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及其他东南亚国家。与此同时，外国钱币也于这一时期大量流入中国。唐人张时运说：“海国战骑象，蛮洲市用银。”被贬官到潮州的韩愈也说：“五岭买卖皆用银。”在唐代，岭南流通的金银被通称为“南金”，由此可见，蕃客来到中国海港，使用硬通货来支付所购中国货款数额已经足以影响岭南地区金融状况。中外钱货在唐代的流通是这一时期中西物质贸易兴盛的证明。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蕃货易于中国的现象很突出。据中外史料证明，隋唐时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的物质文化交流内容十分丰富。韩愈在《送郑尚书序》中描述广州的海外贸易之兴盛时说：“外国之货物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货溢于中国，不可胜用。”日本真人元开人也记载，唐开元年间，广州珠江中可见，“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船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载积如山。”波斯银器制品也频频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入中国。

　　中国输出的物质文化在主要内容上有了新的变化，这就是从8世纪中叶起，中国外销商品除丝绸之外，陶瓷也逐渐成为大宗出口产品。唐代以后，中国瓷器主要通过“广州通海夷道”西运，即经我国南部海域绕马来半岛到斯里兰卡，沿印度西岸入波斯湾，两河流域返销西亚，再由西亚流往地中海地区。在西方各国不少地区都发现了中国各个时期的陶瓷碎片，其中以青瓷和唐三彩较著名。

　　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北方少数民族崛起，路上丝绸之路受阻，因而海上中西物质文化交流从总体看要比陆上中西物质文化交流频繁。968年，大食使者开始经由海路入宋，北宋王朝明确希望大食使者从海路来华，从此海路变成了中国与大食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宋时，中国陶瓷继续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往西方各国，而且对各国的陶瓷业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从9世纪起，埃及福斯塔等地的陶工又开始模仿白瓷、青瓷制造瓷器，促进了埃及制瓷业的发展。在波斯，所谓波斯三彩也都是在中国影响下定型着色的，但融进了波斯风格。其中从11世纪中叶起出现的青瓷趣味曾使波斯陶瓷面貌一新。

　　这一时期的中西物质文化交流也有了值得重视的新内容。中国发明的舵由海路传到了阿拉伯。舵的发明和使用是中国在造船和航海技术上的一大贡献。据现已掌握的文献和考古资料，最迟在公元一、二世纪的东汉时已经发明瞭舵。东汉刘熙在其《释名》一书中对舵有专门的论述，它在“释传”一书中写道：“其尾曰舵。舵，拖也，在后见拖弋也，且言弼正船使顺流也。”这里所指的“柁”就是舵，长期以来中国的柁正是用木制的。中国的柁是何时传到国外去的，据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所载：时间应是在12世纪80年代之前。李约瑟博士在比较中外古代使用舵的历史后也认为，中国发明的舵在10世纪末叶前已经传到阿拉伯区域，而欧洲使用舵则可能在12世纪40年代以后。而类似我国宋代使用的平衡舵，在欧洲直到18世纪才使用〔5〕。

　　中国发明的罗盘一般被认为是从海路传出的。

　　海外药物在五代时也被不断引进到中国来。中外海路贸易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输入海外药物。五代人李洵所作《海药本草》所载的大多是从海路输入的药物，能搜集到的海药共有100多种。

　　这一时期从海外输入中国的还有香料。中国原本没有燃香的习俗，香料的产地多在海外。据考古发掘证实，早在汉代，香料就已通过海路输入番禺。至宋朝时，各种香料如苏合香，安息香，乳香大量输入中国。据史书记载：仅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南方三大港口市舶司购买的乳香就达17.5万余斤，其中广州一地就占90％。

　　元朝发达的中外交通为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创造了极好的条件。13世纪游历中国的马可波罗不顾千里迢迢贩运的危险，带回华瓷，意大利圣马克陈列的一只中国瓷瓶，据称是马可波罗于1295年从中国带回威尼斯的。源源不断地通过海上丝路运到西方各国的精美瓷器，成了当时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象征。

　　总括而言，岭南外销以丝绸、水银、生铜、药材、瓷器、茶叶为主，内销的有珍珠、宝石、香料、棉布、糖等。琉璃产品也是由岭南输往内地的珍贵货物。葛洪《抱朴子·论仙篇》：“交广人作水精碗。”也就是说岭南从西洋学到了制作玻璃器皿的技术，并销往北方。苏继庼《岛夷志略校释》便说：“大概我国人之知制玻璃，以华南为最早。我国之玻璃珠在海外亦颇畅销。《瀛涯胜览》占城条、爪哇条皆称中国制玻璃珠为当地居民所欢迎之货品之一。据麦克乐（J.R.Mcualloch)云，晚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犹以巨额玻璃珠远销印度与南洋群岛（Dictionary of Commerce and ComercialNaVigation.p.131)”。

　　香料的贸易一直很盛，张世南《游宦纪闻》称：“予尝叩泉、广合香人云，龙诞入香，能收敛脑、麝气，虽经数十年，香味仍在。”从秦汉至近现代，香料与珠宝经由海洋从岭南登陆。棉布（又称吉贝)和糖也是重要的贸易货物。

　　 三

　　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西文化交流，很重要的一点是吸收了外来文化，在宗教、信仰、观念意识方面都有具体和突出的历史实例。

　　在文化交流中，与岭南地区相关的，早期便是佛教，此后伊斯兰教、基督教，再便是中西科技文化的交流。

　　佛教由陆路传入中国，最早在汉明帝时期，而从海道传入则在南北朝，首先登陆岭南。目前所知最早的早期僧人，首推昙摩耶舍，他于东晋安帝隆安五年（401年）航海扺达广州，创立王园寺（今光孝寺的前身)，译经传教。昙摩耶舍堪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传播佛教的先驱。光孝寺建立以后，来广州弘扬佛法的外国僧侣不断增加。梁武帝大通元年（527年)，南天竺人菩提达摩来广州，登岸处后人称为西来初地，并建西来寺（今华林寺)传教，后前往建康、洛阳、嵩山少林寺，创建佛教禅宗。唐代，来中国宣扬佛法的外国僧侣和赴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不断增加，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从海上丝绸之路出发的。其中最突出的是唐朝的义净。他于高宗咸亨二年（671年）从广州出发，踏上了西天求法之旅，在外25年，历30余国，695年携带了大批梵文佛经回到洛阳。他为西行求法的60名高僧所立的传中介绍道，其半数以上是从广州乘船出发的，说明广州当时在佛教传播中的重要地位。

　　由于走海路的关系，岭南佛门的一些风尚受到海洋背景的影响。例如寺院食蚝豉，并成为和尚食蚝豉的习俗，张心泰的《粤游小志》中写道：“蚝豉生水中，虽系动物，然由人布种，故粤中茹素诵佛号者皆啖之。”

　　不仅如此，佛教也被揉合了岭南特殊的文化背景。继达摩开创中国的佛教禅宗后，其后被尊为禅宗六祖的惠能，在岭南开创禅宗南宗，使佛教中国化。他本人具备岭南思维方式和观念意识的特性，不识字不看书，较少受既定观念的约束，在思想上观念上唯心主义倾向更严重。在他看来，佛性是每个个体本来就有的特性，人即顿悟可成佛，提出“平常心即道”，认为只要使心保持一种“清静”的境界，无需立界定慧便可修炼成佛。惠能禅学适合平民性格，因而受到世俗信佛者的肯定。

　　伊斯兰教在广州的传播源于至此经商的阿拉伯人。公元7世纪初，伊斯兰教的至圣穆罕默德创教伊始，就教导其门徒：“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伊斯兰教有四大贤人，其中一人至广州弘法传教，死后所葬之处便称为先贤古墓。大食商人苏拉曼在其游记中写道：“广州是蕃商汇集处，中国皇帝派有回教徒一人，办理前往该处经商的穆斯林事务。”又据方信孺《南海百咏》记载：“番塔，始于唐时，曰怀圣塔……每当五、六月，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絶顶叫佛号以祈风信，下有礼拜堂。”“叫佛号”与“呼号”都是高呼邦克宣礼的意思，是伊斯兰教的一种宗教礼仪，在广州的伊斯兰教徒已越聚越多。

　　由于阿拉伯人经营香药贸易，因而一些阿拉伯药方传入中国，宋朝的中医著作中记载用进口香料来配方的汤剂、成药多达二、三百种，有些品种还在广东移植。陈善的《扪蚤新话》写道：“在蕃坊中，素馨茂盛，花香袭人。”

　　在中国的伊斯兰教穆斯林在发展本民族的文化同时，还学习汉族的文化。宋徽宗大观、政和年间，侨居在广州的阿拉伯人，要求在蕃坊内建立学校，教育阿拉伯人子弟学习中国文化。他们也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的穆斯林。

　　天主教传入中国约在16世纪。广东沿海是最早传播的地方，客死台山上川岛的方济各会士可称为第一人。

　　为中国天主教奠定基础的是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1583年，利玛窦取道广州至肇庆传教。后又陆续到了韶州、南雄等地。他在自己的教堂里展出从西欧带来的或自制的自鸣钟、天球仪等，使岭南人初步接触到西方的科技文化。他带来的西文世界地图打破了中四人固有的“天圆地方”的观念，使中国社会对世界有了新的认识。在《中国通史》一书中方豪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自利氏入华，迄于干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而欧洲人开始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及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l601年利玛窦得以面见明神宗，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从而真正打开了西方传教士来华的大门。16世纪末至17世纪末，耶稣教士纷纷前来中国。他们几乎都是从海路而来，先扺澳门后，再经广州至内地传教。

　　三大宗教得以在岭南传播和发展，与岭南原型文化和平共处并渗透融合，这是岭南文化和观念意识具备开放性兼容性的特征的具体表现。这种兼容幷包的广博胸怀，打破了自我封闭的枷锁。海上“丝”路与海上“思”路的关系展现的正是岭南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表现的开放性、兼容性和不断提升发展的进步性。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中西友好联系的纽带，而且是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桥梁。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基于海上丝绸之路取代陆上丝绸之路后，随着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中西方的科学技术的相互传播主要通过海路进行。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方面有许多发明创造，而这些创造发明有不少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西方的。

　　养蚕，丝织技术虽然早在汉朝时就已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播到西方国家，但仅限于中亚和西亚。后来，中国养蚕，丝织技术传向罗马帝国乃至更远的西方，但并非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而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实现。

　　丝绸技术传入欧洲，对欧洲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一，中国丝织技术西传后，刺激了欧洲城市手纺织工业的繁荣。在早期中世纪，东罗马帝国是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其中丝绸织造业和丝绸贸易一直居于核心地位。由于国家的严格管理和小心监护，东罗马帝国丝织业久居霸主地位，直到12世纪意大利丝织业崛起才结束。意大利丝织工业在佛罗伦萨、威尼斯蓬勃发展。其二，中国丝织技术的西传，丰富了欧洲中世纪各阶层的社会生活，导致了文化的繁荣。查士丁尼引进丝绸技术的初衷，只是为了满足宫廷、贵族和教会的生活需要，但当15世纪丝织业在欧洲普及后，富裕市民、商人、乃至小骑士也开始跻身与消费丝绸的行业，于是，当时欧洲兴起了对华贵、高雅、精美的丝绸服饰品的追求。

　　如果说丝绸技术主要是通过陆路传入西方，那么，瓷器技术则主要是通过海路传入阿拉伯，然后再经阿拉伯，于l5世纪传入意大利，最后传到欧洲其他国家的。

　　闻名世界的中国四大发明在西传过程中，海上丝绸之路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造纸术及纸虽然主要是通过陆路向西传送的，但从古以来海路也是纸张的西传路径。

　　西方国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科技种类也很多，科技方面主要有：医学、天文、历法、数学等。

　　 四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所实现的中外文化交流，使岭南地区各阶层不仅丰富了各种科技知识，也在观念、意识、认识论、价值系统和思维方式等方面不断改观。就此而论，洪秀全的思想理论和太平天国运动，与此不无关系。

　　岭南学子康有为、梁启超等以救国救民族救传统文化以己任，鼓吹和实施维新变法，领风气之先，正是岭南的特别条件和岭南文化的特异素质精神所致。孙中山的革命和三民主义，所受影响更深。觉醒的民族意识与爱国主义，正是中西文化在岭南的碰撞所致。近现代中国三大革命策源地都在广东，珠江的涛声震天动地，正是大大开启的南风窗吸纳了海上传入的文化，而又与岭南文化特质和岭南精神相符所致，全面展示了岭南文化的面貌。

　　洪秀全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在广州这种中西文化交汇的环境中，对他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将西方基督教神学教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结合起来，构筑成一种独特的神秘宗教哲学思想。这种思想通过他的著作和创立的拜上帝会的宗教伦理表现出来，并贯穿于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伦理和对外关系等力面，成为太平天国的思想理论，指导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

　　清末改良主义运动孕育于岭南，也是与岭南文化的特性有关的，这有必要从其代表人物康有为的思想中去探寻。

　　他主张“天地之本，皆运于气”，随着各种时期加以变化，适用于社会制度乃至法律制度，则为“随时也立义，时移而法亦移矣”。体现了他思想的非正统性。他积极学习西学，完成了思想上的重大转变，加上他非正统的文化观念，使他终于能够突破传统文化体系的束缚，成为改良运动的倡导者。

　　他改良主义社会学说中贯穿的经世致用的特征也与岭南人注重功利、讲求实效的思想相吻合。在经济上，他认为要全面系统地改造旧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发展工商业和新型农业，使之成为社会强大的经济基础。在政治上，他希望借鉴日本的经验，建立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在文化上，他提议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通世界知识，养有用之人才”〔6〕。这些成为维新变法的主要内容，并体现了务实的精神。

　　岭南地区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源地，与孙中山是分不开的。

　　孙中山糅合了中西方的思想，大量吸收了西方理论和科学知识，体现在知行观问题上，他反对传统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观点，提倡“行易知难”，主张高度重视革命实践活动，他的这种哲学思想藴含了岭南人重实干、轻空谈的思维特点。

　　孙中山的社会政治学说中最重要的是三民主义。在政治方面，他提出民权主义龢民族主义，推翻暴君独裁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后来还提出“直接民权”的主张。政治革命的成功会直接推动社会民生的改善和发展。在经济方面，他提出民生主义，重点在于平均地权，即改良社会经济组织，后来又提出“耕者有其田”，表现了他真挚地希望改变整个社会经济的结构。民生主义还在于推动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主张教育普及。应该看到，孙中山实际上是把社会活动的原动力归于人民的物质生活问题即民生问题，这又体现了他讲求实际的精神。他的社会改革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提倡学习西方，这都反映了一种求变、求新的革命精神。

　　综上所述，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和发展，岭南因而造成了悠久的经商传统和频繁的对外交流，从而形成了岭南人思想的重商性、开放性、兼容性和反传统性。中西文化的交流带来了三大宗教的传播和发展，以及三大革命的策源地，都和岭南息息相关。岭南人特定的思想意识与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物质文化交流和精神文化的吸纳，对岭南的文化、经济、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　释：

　　〔1〕《史记·货殖列传》。

　　〔2〕转引自邓端本：《广州港史（古代部分）》第4页。

　　〔3〕苏东坡：《东坡七集奏议》卷8，《乞禁商旅游外国论》。

　　〔4〕真人元开：《唐大和尚东征传》，第74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5〕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132页，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6〕参阅《岭南历代思想家评传》的“康有为评传”。

　　（作者：刘汉东，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