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贯在广州（秦汉时称为番禺），这是由自然条件、历史因素等方面决定的。在自然条件方面：广州位于东江、北江、西江的汇合点附近，面临南海，可同全国水系衔接，通往华北、华东、华中、西南、西北地区，海路可前往东南亚、南亚、西南亚、非洲、欧洲、大洋洲和美洲，交通十分方便；幷且气候温热，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物产丰富，贸易兴旺，这就有利于同国内外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在历史因素方面，番禺建城后，作为边陲重镇，岭南其他城市无法取代，两千多年来，每次兵燹之后，比前更为繁荣发展，成为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

　　一、广州是岭南政治中心

　　秦军在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进驻岭南，设置南海郡，郡治番禺，兴建番禺城（今广州）。秦二世时（公元前209-前207年），赵佗在岭南建南越国，国都在番禺。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出兵消灭南越国，据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记载：汉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黑夜围攻番禺城。杨仆用火攻，而路博德则遣使招降。次日黎明，城中居民都向路博德投降，可见这次火攻并未破城，当时番禺民居多为竹寮茅舍（据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宋璟传》载，唐朝广州民居仍多为茅舍），毁后很易重建，故郡治仍在番禺。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汉事南越，改筑番禺县城于郡南六十里，为南海郡治，今龙湾、古霸之间是也。”前人早就指出此说毫无根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建安（196-219年）中，吴遣步骘为交州，骘到南海，观尉他（即赵佗）旧治处……他（赵佗）因岗作台，北面朝汉，……名曰‘朝台’，前后刺史郡守未尝不乘车升履，于焉逍遥。骘登高望远，睹巨海之浩茫，观原薮之殷阜，乃曰：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也。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迁（交）州于此。”可见番禺作为南海郡治，从未迁址。

　　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为加强对地方官的监察，把全国分为13部（州）。岭南的南海、郁林、苍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7郡属交州，当初州治在交趾郡龙编（今越南河内附近）。每部（州）设刺史1名，负责该州的监察工作。每年巡视境内一次，按朝廷规定的6条要求（见班固《汉书·百官志》），对郡守进行考查，年底回京向朝廷汇报。如偏离这6条，郡守可不予理会。郡守官阶为上大夫，年俸两千石；刺史官阶为下大夫，年俸六百石。在这情况下，刺史监察郡守很不方便。而且刺史没有行政权，故刺史驻地的州治并非行政中心，这时岭南行政中心仍在南海郡治番禺，不在龙编。东汉后期，政治腐败，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大起义，波及全国。为巩固地方政权，汉灵帝于中平五年（188年）提高刺史地位，改称州牧，拥有军政大权，这导致州牧割据一方，互相残杀，絶大部分州牧在内战中被消灭，州治作为地区政治中心的作用实在说不清楚。汉献帝建安八年（203年），交州州治从龙编迁往广信（今广西梧州），建安十五年（210年）迁往番禺。三国时，吴大帝黄武五年（224年）在交州东部设广州，广州州治在番禺；不久，广州并入交州。吴景帝永安六年（263年），交州东部再分设广州，州治仍在番禺，“广州”之名自此始。交州州治仍在龙编。所以两汉时期，岭南政治中心一直在番禺。

　　晋朝统一全国，设置广州南海郡，郡治在番禺。东晋南北朝，天下大乱，岭南亦不例外，为加强广州的政治、军事地位，梁、陈两朝在广州设都督府。隋朝统一全国，设置南海郡，郡治在南海县，辖曲江等15县，广州都督府改为总管府。隋文帝次子名杨广，由于避讳，隋文帝于仁寿元年（601年）把广州改称番州。唐朝统一全国，高祖武德四年（621年），番州仍称广州，设中都督府。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分全国为10道，岭南道治所在广州。唐玄宗天宝元年（724年），在沿边重镇设置10节度使，岭南节度使治所也在广州。五代时，刘岩于后梁贞明三年（917年）在岭南建立南汉国，国都在广州，广州改名兴王府，废除南海县，改设咸宁、常康两县，分管广州城。宋朝统一全国，太祖开宝四年（971年）消灭南汉国，废除兴王府，仍设广州，州城由南海、番禺两县分管。岭南设广南路，治所在广州。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广南路分为东、西路。广南东路简称广东，治所在广州。元朝设广东道广州路，治所在广州城。明、清两朝均设广东省、广州府，省会、府治均在广州城。城内仍由南海、番禺两县分管。

　　明、清两朝，岭南时有动乱。据张廷玉等撰《明史》记载：明代宗景泰三年（1452年）苗族起事，朝廷认为两广要“协济应援”，乃设两广总督，其全称是“总督两广军务兼理粮饷带管盐法兼巡抚广东”，驻地在广州。又因工作需要，驻地时有变更。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年）驻梧州。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年）改为提督，只管军务。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另设广东巡抚，改提督为总督，兼巡抚广西，驻肇庆。明穆宗隆庆四年（1570年）改为“提督两广军务兼理粮饷巡抚广东”。明神宗万历三年（1575年）再改为总督。又据赵尔巽等撰《清史稿》载：清世祖顺治元年（1644年）置广东总督兼辖广西，驻广州。顺治十二年（1655年），驻梧州。圣祖康熙二年（1663年），另设广西总督，广东总督驻廉州。次年，广东、广西总督合并，驻肇庆。世宗雍正元年（1723年）再分置，次年又合并。雍正十二年（1734年）以后，两广总督驻广州。上述情况表明：两广总督驻地不是行政中心，郡治、省会才是地区行政中心。两千多年来，岭南政治中心一向在广州。

　　二、广州是岭南经济中心

　　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广州中山四路市文化局工地内发现秦汉时期造船工场遗址，可造载重数十吨大船，为海外贸易提供运载工具；1983年，在广州市区象岗发现西汉南越文王墓，其中出土文物有来自非洲、红海沿岸、南亚和东南亚的产品，足证西汉初期广州已是国际贸易港口。汉武帝平定南越后，撤除了中原等地通向番禺的关卡，有利于各地商人前来贸易，番禺成为海内外商品的集散地，因为《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当时番禺是全国19个市场繁荣的都会（包括京城长安）之一，也是长江以南广大地区仅有的两个都会之一（另一是今苏州市）。班固《汉书·地理志》说：从中原来番禺经商的很多成了富翁。德国学者夏德（F·Hirth)说：“中国与罗马等国贸易，自公元三世纪以前，即以广州及其附近为终止点，是时广州已为海上贸易要冲。”可见西汉时期，番禺已是岭南经济中心。

　　西晋南朝时期，随着航海和造船技术的发展，广州对外贸易比前兴旺。房玄龄等撰《晋书·吴隐之传》说：“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萧子显撰《南齐书·东南夷列传》说：“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瓖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牣积王府。”同书《王琨传》说：“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李延寿撰《南史·萧劢传》说：“广州边海，旧饶，外国舶至，多为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过三数。及劢至，纤毫不犯，岁十余至。”考古工作者于1960年在英德县浛洸石墩岭、1973年在曲江县南华寺附近的南朝墓葬中，均发现波斯萨珊王朝（226-651年）银币，足证当时广州已有波斯或阿拉伯人前来贸易或居留。

　　唐朝时候，广州成为国际著名港口。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地理志》转载唐朝宰相贾耽记述我国对外联系的路线，其中“广州通海夷道”（就是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开会时确定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部分），这条航线是船队从广州起碇，沿印度支那半岛东岸来到湄公河口的昆仑岛，渡新加坡海峡，经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尼科巴群岛、锡兰岛到印度半岛西岸，由此再分两路，一路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沿东岸到达幼发拉底河口的乌刺国（在今伊拉克巴士拉），我国商品由此运至世界商业中心之一的缚达城（今巴格达）；另一路由印度半岛西岸横渡印度洋，到达非洲东部三兰国（今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一带）。这条航线全长一万多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它沟通亚非两大洲。大批外国船只沿着这条航线前来广州贸易。日本真人元开撰《唐大和上东征传》。说：广州“江中有婆罗门（今印度）、波斯（今伊朗）、昆仑（今马来半岛、马来群岛）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在今锡兰岛）、大食国（今阿拉伯国家）、骨唐国（在今吕宋岛或苏门答腊岛）、白蛮（指欧洲人）、赤蛮（指非洲人）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为便利外侨在广州贸易，政府在今广州光塔街一带特设“蕃坊”，供外侨长期、大批居留。为加强外贸管理，政府在广州设置市舶使，由岭南节度使兼任，并以宦官充当市舶官员。广州外贸为国家提供巨额财富。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年），岭南节度使王锷善于理财，这时广州外贸收入等于当地“两税”收入。唐僖宗干符六年（879年），黄巢占领广州后要求担任广州刺史，宰相于琮不同意，认为这会导致国库空虚。南汉国时，广州外贸仍很兴旺。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载：宋神宗昭宁二年（1069）九月给发运使薛向手诏：“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属其一焉。钱（指吴越国主钱氏）、刘（指南汉国主刘氏）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指中原地区政权），亦由笼海商得术也。”可见广州外贸给南汉提供大量财富。

　　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平定南汉，首先在广州设置提举市舶司，初时由知州兼任市舶使，后来由朝廷任命专职官员，负责管理。据朱彧《萍洲可谈》载：“广州市舶司旧制，帅臣、漕使领提举市舶事。……时谓之市舶使。福建路泉州，两浙路明州、杭州皆傍海，亦有市舶司。崇宁（1102-1106年）初，三路各置提举市舶官，三方唯广（州）最盛。”当时我国生产的茶叶、霜糖（白糖、一说冰糖）、丝绸、陶瓷和其他手工业品，大量由广州出口；我国所需的香料、药材、木材、象牙、犀角、珍珠、宝石、皮货、器具杂物，大量由广州进口。据毕衍《中书备对》载：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杭州、明州（今宁波）、广州共进口乳香35万4499斤，其中广州为34万8673斤，可见广州外贸压倒其他港口。陈大震等撰《南海志》记载：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广南东路经畧安抚使高绅开凿南濠，与珠江相通；其后，广州知州邵旷开凿内濠，广南东路经畧安抚使魏瓘环城浚池，广南东路转运使王靖开凿东濠，濠口设闸，可以开闭，当台风来袭时，海船由珠江进入濠内，免遭损毁，有利于对外航运，使广州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元朝统一全国后，对广州的外贸特别重视，元世祖从至元十六年十二月（1280年）开始，多次派广东招讨使达鲁花赤杨庭璧前往东南亚、南亚访问，当时泉州方面也请求遣使出国访问，但元世祖不予答覆。据陈大震等撰《南海志》载：“广（州）为蕃舶凑集之所，宝货丛聚，实为外府。岛夷诸国，不可名殚，前《志》所载者四十余。圣朝奄有四海，尽日月出入之地，无不奉珍效贡，稽颡称臣。故海人山兽之奇，龙珠犀贝之异，莫不充储于内府，畜玩于上林，其来者视昔有加焉。而珍货之盛，亦倍于前《志》之所书者。”所谓前《志》，是指宋宁宗时陈岘《南海志》和宋理宗时方大琮《南海志》。元朝同广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140个之多。意大利人天主教方济各会会士鄂多立克（Odorico da Prodenone 1265-1331）约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到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年）来中国旅行，回国后口述由他人笔録为《鄂多立克东游録》，书中说：“我到此邦（指中国）的第一个城市叫帝迦兰（指广州），它是一个比威尼斯大三倍的城市。”威尼斯在意大利东北部，是全球闻名的亚德里亚海西北岸重要港口，从鄂多立克的对比介绍，可以得知元朝广州为世界第一大港。

　　明朝初年，我国沿海北自山东，南至广东，均有倭寇侵扰，为此明太祖严禁私人出海，以防暗中接济乱寇，只许国与国之间采取“朝贡”与“赏赐”的形式进行贸易，并允许“蕃舶”中附有一定数量的私人货物在我国市场出售。朝廷在宁波、泉州、广州设市舶提举司，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今越南中部）、暹罗（今泰国）、西洋诸国（指文莱以西的东南亚、南亚、西南亚及东非诸国）。可见这时广州为全国最大的外贸港口。明太祖洪武七年（1374年）撤销上述三个市舶提举司，但不等于完全禁止广州等地的对外贸易，琉球、真腊（今柬埔寨）、暹罗仍许入贡。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恢复宁波、泉州、广州的市舶提举司。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人来到广州贸易。由于倭寇在我沿海地区大肆烧杀抢劫，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年）至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取消浙江、福建市舶司，只保留广州市舶司，因此广州成了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租借广州府香山县蚝镜澳（即澳门），其后澳门成了我国同欧美贸易的重要口岸。

　　清朝初年，由于郑成功、张煌言在东南沿海地区进行反清活动，清世祖顺治十八年（1661年）颁布“迁海令”，实行海禁。广州府香山县澳门因有大量外侨，不受海禁限制。清圣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后，解除海禁，两年后设立粤（广州）、闽（漳州）、浙（宁波）、江（云台山）4个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后因西方殖民者在我沿海地区进行种种违法勾当，清高宗干隆二十二年（1757年）撤销闽、浙、江3个海关，广州再次成了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故市场特别兴旺。清宣宗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我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从此门户洞开，广州不再垄断对外贸易，但仍然一直是岭南的经济中心。

　　三、广州是岭南文化中心

　　文化是人类社会在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因此，政治和经济因素对文化的发展具有密切关系。广州作为岭南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必然成为岭南文化中心。岭南文化是在土著文化的基础上，接受中原及各地优秀文化，并吸收海外文化精华，从而形成富有活力和地方特色的本地区文化。

　　从出土文物得知：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进军岭南之前，岭南属原始社会，没有国家，没有城市，甚至没有大型村落，也没有文字。虽然进入不发达的青铜时代，但主要使用的仍是石器工具。任嚣统率的万人秦军，从大庾岭经横浦、阳山、湟溪等地来到珠江三角洲，在此设置行政机构，以便进行统治。于是建立南海郡，筑城治事，这就是郡治番禺城（今广州）。为开发岭南，首先要官兵安居，于是兴建砖木结构房屋；为推行各种政策法令，于是使用文字；为便利交通运输，于是修筑道路和制造车船；为促进商品贸易，于是采用度量衡器材；为发展生产，于是推广铁器工具和先进工艺技术。上述一系列传播中原等地先进文化的措施，毫无疑问，都是以郡治番禺为起点，这使番禺（今广州）成为岭南文化中心地奠定了基础。

　　秦末汉初，赵佗在岭南建立南越国，国都在番禺。南越国大力吸收中原等地先进文化。从广州象岗西汉南越文王墓葬品中，人们可以看到很多乐器和表演舞蹈的陶俑，墓内还有彩色壁画，这反映当时番禺有较高的艺术水平。据欧大任《百越先贤志》记载：西汉初年，番禺人张买在京城“侍游苑池，鼓棹能为越讴，时切规讽。”张买应是岭南最早的诗人。又据屈大均《广东新语》载：“南越文章，以尉佗（即赵佗）为始，所上汉文帝书，辞甚雅醇。”这篇中国文学史上的名作，反映西汉初期番禺的文学创作已达到较高水平。再者，在南越墓葬品中，有来自东非、西亚、南亚和东南亚的精美工艺品或工艺品原料，证明这时番禺已对外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可见番禺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地比前有很大发展。

　　汉武帝平定南越国，仍设南海郡，郡治仍在番禺。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全国各地设立学官，负责教育工作。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全国各级行政地区创办学校，古代实行“政教合一”，培养人才，为国效劳。很多地方官以振兴文教为己任。番禺（今广州）作为郡治所在地，当然要设置学官和创办学校，并促使私人兴学授徒。每当中原等发生战乱，有些硕学鸿儒便来番禺避难讲学。例如，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北海（今山东昌乐附近）刘熙博览群书，名重当时，在番禺讲学，门徒数百人，着有《释名》、《谥法》等书；陈郡扶乐（今河南太康附近）袁徽，……以儒学知名于世，目睹时艰，拒絶征召，迁居番禺；汝南南顿（今河南次城附近）程秉，是大儒郑玄弟子，也来番禺著书立说。有些忠臣义士直言获咎，被贬番禺，讲学终身。例如：三国时，虞翻因犯颜强谏，被吴主孙权流放番禺，常有门徒数百人，着有《论语训注》等书。东晋名将谢玄之孙、袭封安乐公的南朝谢灵运，博学多才，擅长诗赋，贬来广州后，撰《罗浮山赋》、《岭表赋》，是第一个为罗浮山作赋的人。这些学者文人为广州的文教事业作出很大贡献。

　　东晋时，丹阳勾容（在今江苏）葛洪前来岭南，希望担任勾漏（今广西北流）令，故广州刺史邓岳挽留，定居罗浮山，撰写《抱朴子》，建立道教理论。此前道教没有自己的宗教理论，没有理论的宗教不仅缺乏生命力，而且对人们思维方式与社会生活的影响也较弱。道教理论在广州建立后，对我国社会影响很大，唐朝甚至把道教排在儒、释之上。道教对推动我国医学、药物学、原始化学、炼丹术、气功学、养生学的发展，均有很大作用。

　　两晋南朝时候，一批佛教高僧从海道络绎前来广州译经传教，广州成了佛教传入我国的重要门户。例如，西晋时，天竺（今印度）名儒耆域、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名僧昙摩耶舍；南朝时，罽宾国名僧求那跋摩、中天竺名僧求那跋陀罗、求那毗地、昙摩伽陀耶舍等先后来到广州传教，南天竺名僧菩提达摩（简称达摩）经广州转入内地，他是我国禅宗始祖。禅宗提倡独立思考，大胆怀疑，对我国思想界、文化艺术界有其影响。西天竺名僧波罗末佗（又名真谛）在广州传教，翻译佛教的经、论、纪、传64部共278卷，是我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其余为鸠摩罗什、玄奘、义净）。这时广州成为我国佛教三大译经中心之一（其余为洛阳、建康）。这些高僧在译经传教的同时，还传入印度的哲学、文学、医药学、天文学、音乐、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对我国文化有深刻和广泛的影响。

　　唐宋时期，广州由于对外贸易兴旺，地方财政收入增加，因而文化教育比前发展。唐朝岭南地方官学除设立府学、州学、县学之外，这时县以下设乡学或市（镇）学、里学，由长史领导。过去岭南地方官学没有固定经费，宋朝岭南为地方官学领赐学田，这便于办好学校。宋神宗熙宁四年（1072年），广南东路经畧安抚使程师孟为广州州学设置学田，以保证常年经费开支，他本人还常到州学去讲学，很多人都来听讲。宋朝广州已出现书院，如：宋宁宗时创办的禺山书院，直言敢谏的奉谏大夫梁百揆退休后在此讲学，明朝海瑞曾在此学习；还有宋理宗时创办的番山书院，为广南东路经畧安抚使方大琮所筹建。由于开凿大运河及拓筑大庾岭山路、改建北江栈道，广州和中原等地交通比前方便，因而许多中原等地诗人文士络绎来到广州。例如，唐朝的王勃、杜审言、宋之问、张说、韩愈、刘禹锡、杨衡、李翱、张祜、刘言史、李涉、许浑、李商隐、李群玉、陈陶、高骈、胡曾、曹松，宋朝的向敏中、蒋之奇、周敦颐、苏轼、米芾、朱敦儒、折彦质、向子諲、陈与义、杨万里、方信孺、刘克庄、文天祥等，均在广州留下鸿篇杰构，垂范后世，有助于广州文学创作的发展。与此同时，大批阿拉伯人在广州“蕃坊”居留，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广州创办“蕃学”，招收外侨子弟，这有助于广州和阿拉地区的文化交流。阿拉伯的香药丰富了我国医学、药物学的内容。

　　到了明清两朝，随着经济的繁荣，广州文化教育进一步向前发展。除官学外，明朝广州城内外的书院约有20间，占全省首位。退休回籍的高官名儒湛若水、黄佐等，积极在广州创建书院。清朝广州府辖区的书院多达152间，广州城内外还有义学4间和社学14间。清德宗光绪十八年（1892年），广东学政徐琪给朝廷的奏报说：广东“文风自以广州、肇庆两府为最优，而广州尤以南海、番禺、东莞、顺德、香山、新会为尤胜。”原因是：驻广州的地方大员手中有余钱，以兴学育才为职志。例如：两广总督赵宏灿、广东巡抚范时崇在今北京路创办粤秀书院，广东盐运使范时纪在今广中路附近创办越华书院（因由富商捐助，故多富商子弟入学），广东督粮道蒋伊创办穗城书院，广州知府罗含章把羊石书院、穗城书院合并扩建为羊城书院，两广总督阮元在越秀山创办学海堂，广东巡抚蒋益澧在越秀山创办菊坡精舍，广东布政使王凯泰在越秀山创办应元书院，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城西源头村创办广雅书院。广州的官学、书院培养出大批人才，如：陈澧、廖廷相、陶福祥、陈伯陶、桂文灿、梁鼎芬等，这些人成为岭南教育、学术研究的骨干。明朝中原等地文人学者来广州活动的不多。到了清朝，朱彝尊、王士祯、潘耒、惠士奇、惠栋、查慎行、杭世骏、全祖望、袁枚、赵翼、钱大昕、翁方纲、魏源、何绍基等先后来穗，或任职施政，或探亲访友，或采风旅游，或讲学授徒，言传身教，惠及后世，对广州的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影响很大。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在广州澳门自我国传入欧美文化，因而近代化的报纸、医院、学校、航运、音乐、美术、建筑、造船、轻工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早在广州出现。所以广州一向是岭南文化中心地。

　　需要郑重提出的是，我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对外文化交流，即汉晋以来同印度地区、隋唐以来同阿拉伯地区、明清以来同欧美地区的文化交流，都以广州为主要基地。

　　（作者：袁钟仁，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