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杜定友撰《广东文化中心之今昔》，谓“广东在宋代，学术中心地为罗浮，明代学术中心地为西樵……而清代学术中心，则在广州。”又谓道光间阮元开学海堂，“其时我省文化中心，乃在粤秀山畔。”光绪中张之洞创广雅书院，“我粤文化中心，至是移在广州西村。”〔1〕杜氏所言虽为确凿，惜语焉不详。笔者认为，广州为岭南文化（或广东文化）中心，乃不争事实。且广州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指明清广府所辖14-16州县，狭义仅指省城而言。笔者本文之广州，基本指广府而言。明代广府辖南海、番禺、顺德、东莞、新安、三水、增城、龙门、香山、新会、新宁、从化、清远、连州、阳山、连山1州15县。清代广府所辖大体相同，无连州、阳山、连山，增花县，领县14。下面试以明清二代史实，略为归纳，以见大概。

　　一、广州为教育中心

　　明清二代学制大致相同，中央有国子监（太学)，地方有府州县学，这是官方教育体系。府州县学每地仅一所，招收学生数量固定，制度比较呆板。此外，各地还有书院、义学、私塾、社学等，作为官学体系的补充。所以考察一地教育水平高低，府州县学不足为凭，往往主要表现在社学、书院等方面。

　　洪武初年，二次下诏建立社学，全国各地普遍兴建,广东自不例外。嘉靖初，提学魏校大毁寺观淫祠以建社学，“广东社学之盛，至此始。”〔2〕据嘉靖《广东通志》统计，全省所建社学556所，广府所建241所，占一半以上。其中南海105所、番禺48所、顺德42所，分占全省第一、二、三名。

　　清初社学政策徘徊不定，曾一度改名为义学。雍正初年改变政策，下令：“州县于大乡巨堡，各置社学。”〔3〕以后又命“每社动支存留库项二十两，以给廪饩。”〔4〕此后广东社学兴建转入高涨繁荣阶段。据雍正《广东通志》统计，全省社学649所，广府297所，约占一半。而南海112所、顺德74所、番禺47所，继续稳居全省第一、二、三位。

　　社学属于基础教育，遍及城乡，穷乡僻壤均有兴建。读书者为儿童，“民间幼童，年十五以下者，送入读书。”〔5〕社学有官办、民办，也有官民合办。显而易见，社学教育具有基础性、义务性、平民性、普及性诸多特点。藉助社学兴建推广，广东全省初级教育水平得到一次全面、大幅度的提高。而广府在明清二代社学运动中，始终走在全省最前列。

　　中国书院起源于唐末五代，宋元期间最盛，多为自由讲学之所。明代广东陈湛理学兴起，藉助于此，书院得到一次蓬勃发展，故时人叹曰：“书院建于海峤者盛矣！其鹿洞、鹅湖之流风乎?〔6〕据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统计，终明一世，广东新建书院168所以上，其中广府新建46所，占四分之一强。省城广州更是全省书院集中之地，连同宋元所建，共29所。广州城内著名的官立书院有：崇正、濂溪、粤洲、五羊、晦翁；私立书院有：白云、天关、矩洲、迂冈。城外白云山有白云、月溪、景泰三院，为著名学者黄佐、黄衷、湛若水所创，弟子从游，讲学其间。

　　清初统治者惧怕书院聚众滋事，故抑制其发展。雍正后始大力提倡，并以公费支持，所以创建书院大兴，广东尤其突出，后人称书院“粤省所建最盛。”〔7〕据《广东书院制度沿革》，清代广东新建书院411所，广府新建124所，约占四分之一强，与明代情况相差无几。城内书院林立，如：粤秀、越华、穗城、禺山、文澜、濂溪、西湖等，其中粤秀书院最著名，为全省最高学府，人称“为粤东人才渊薮，岁入肄业者数百人，郡邑聪秀之士，咸萃于斯。”〔8〕

　　但书院发展至清代，开始发生变化，不再为自由讲学、独立探讨学问之地，而是纳入官学体系，成为科举取士制度的附庸，这是清代书院发展的最大特点。嘉道之际，阮元督粤，于广州创建学海堂，这是培养檏学人才新型书院的开始，有恢复宋元书院独立探讨学问优良传统的意味，影响深远。此后菊坡精舍、广雅书院等相继建立，秉承学海堂宗旨传统，成为广东书院主流。

　　到了清后期，广东尤其广府社学、义学、书院等，不仅数量激增，而且彼此间界限模糊，“党塾乡庠，错布乡堡。其间或称书院、或称义学、或称社学，名虽不同，而实则一。〔9〕其有大宗名族，自设家塾，亦称书院者。”〔10〕这种情况反映民间创办学校的热情高涨及学校数量的众多，也说明各层次、各类型的学校民间都能兴办。显而易见，广州为全省教育中心所在，毋庸置疑。

　　二、广州为学术中心

　　明代崇尚理学，明代中叶，广东出了一位著名的理学大师陈献章，新会白沙村人，学者称白沙先生。白沙开明儒心学的先河，为王学先声。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11〕并认为白沙是王阳明思想的先导。白沙传之弟子增城湛若水，门徒愈众，影响愈大，世称“陈湛学派”、“江门学派”或“广宗”。清代学者全祖望曾说：“白沙授之甘泉，其门户益盛，受业着録四千余人，当时称为‘广宗’，同时与阳明分讲席，当时称为‘浙宗’。终明之世，学统未有盛于二宗者，而河汾一辈之学，几至遏而不行。”〔12〕于此可知明代白沙、甘泉学派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

　　白沙学派是明代广东学术文化的主流和代表。据统计，白沙弟子180人，其中广府133人，占了絶大多数。〔13〕白沙弟子活跃于广州及周围各县，广建书院，聚徒讲学，发明宗旨，扩大白沙学派影响，使学脉绵延不絶。如增城湛若水，在增城建明诚书院，在广州建白云书院，在西樵山建大科书院，与弟子讲学其中。如南海何维柏，辞官归，“四方从游者众，大会于光孝寺，发明白沙宗旨。名其所居为‘天山草堂’，又辟河南胜地为‘天山书院’，以处从游之士。”〔14〕如南海庞嵩，“晚从甘泉湛先生游，得其奥指。甘泉殁，居天关理厥家事。甘泉立有常饩以待四方学者，公代主之。每岁每月，率诸学子为会，当道诸公及里中缙绅群至会讲，公每出己意，发明宗旨。”〔15〕省城广州及周围各县是坚守、传播白沙学派宗旨的主要阵地，自然也是明代广东学术中心所在。

　　明代广东另一重量级学术中心人物是香山黄佐，“既归，卜筑粤洲草堂，远近学者从之游。”〔16〕粤洲草堂在广州粤秀山下。黄佐门人盛众，明中后期著名诗人学者，如梁有誉、黎民表、欧大任等，皆其弟子，形成又一学术中心，与白沙学派相互辉映。

　　清前期受白沙、甘泉学说影响，理学家新会胡方、南海冯成修、劳潼，为广东学界领袖，他们主要讲学活动于广府，尤其省会广州。《南海县志》载：“聚徒讲学之风，吾邑为最。自前明方文襄献夫、霍文敏韬建书院于西樵以开其始。至我朝干嘉间，而何建则如漋、劳莪野潼、冯来庐经、关云阶仕宠等所教授，或千余人，或数百人，逮近日其风愈炽。”〔17〕见其规模隆盛。

　　嘉道之际，阮元督粤，广东学风一变，训诂考据词章占据学术主流。整个清后期广东学术以檏学为主，檏学主要阵地学海堂、菊坡精舍、广雅书院等自然是学术中心所在。以集广东檏学之大成的番禺陈澧为中心，形成著名的东塾学派。陈澧世居广州城南木排头，被称为“东南大儒”、“南交第一儒林”，享誉海内。与明代白沙学派一样，东塾学派是清代广东学术文化的标志和结晶体。东塾弟子有名可考者102人，其中隶属广府籍者占絶大多数。陈澧去世，其弟子遍布教育界、学术界，传播其学。光绪中张之洞总督两广，依靠东塾弟子，创建广雅书院及广雅书局，使广州学术成就雄踞东南。广州不仅为全省学术中心，而且是全国檏学重镇之一。

　　  三、广州为人才中心

　　教育的普及发展为人才的涌现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人才首先表现在科第方面，因为“在科举时代，科举人物实为各种人物之所由出。”〔18〕凡学风昌盛之区，即为科举人才荟萃之地，二者有密切关系。科名成为衡量一地教育水平高低、文风优劣、人才盛衰的标志尺度。

　　据统计，明代广东全省乡试中举6355人，广府3090人；全省进士889人，广府457人，均占一半以上。而科举考试难度最高的一甲进士，全省共6人，除海阳林大钦外，其余探花番禺涂瑞、状元南海伦文叙、榜眼南海伦以训、状元顺德黄士俊、探花南海陈子壮5人，均为广州府属。〔19〕无疑，在各府科名高低竞争方面，广府占了絶对优势。

　　科名与仕宦紧密相连。《明史》广东立传人物共90人，其中有官职者88人，占总数的97％。而广府立传58人，占60％以上，可见大概。〔20〕故后人曾不无得意地说：“吾粤之科第仕宦。所谈为美谈者，则伦文叙、以谅、以训、以诜，所谓父子四元也。梁储、霍韬、伦文叙、伦以训，所谓五里四会元也。戴瑨、霍韬、潘浚、陈绍儒、方献夫、李待问、何维柏、陈子壮，所谓七里八尚书也。”〔21〕以上诸人均属广府南海、顺德，如此高度集中密布，确属罕见。

　　科举仕宦以外，其他各类人物也大量涌现。“岭南人物，至明号称极盛。”〔22〕若按地区分，自以广府为最。如以著名诗人论，南园前后五先生，皆广府人，活动于广州。明代广东学者辈出，如香山黄佐，“生平著述至二百六十余卷，在明人之中，学问最有根底。”〔23〕东莞陈建，着《皇明通纪》、《学蔀通辨》等，论者谓：“吾粤有新会之学，有增城之学，至建书出，世称之东莞学。”〔24〕此外，理学家新会陈献章、增城湛若水，大画家南海林良、林郊父子，大军事家东莞袁崇焕，史学家东莞尹守衡等，不一而足。

　　清代广东全省乡试中举6567人，广府3549人；全省进士808人，广府433人；也是均占一半以上。而一甲进士，全省13人，除定安张岳崧、吴川林召棠外，其余状元番禺庄有恭、探花南海罗文浚、榜眼番禺许其光、榜眼南海林彭军、探花顺德李文田、状元顺德梁耀枢、榜眼南海谭宗浚、榜眼萍乡文廷式（文廷式生于潮州，长期生活于广州，为东塾弟子)、探花东莞陈伯陶、榜眼清远朱汝珍、探花番禺商衍鎏等，〔25〕均属广府人。广府在科第方面仍占絶对优势。清代广东仕宦人物以及《清史稿》立传情况比较复杂，未能精确统计，但以广府人物居多，则毋庸置疑。

　　清代广东人才更加鼎盛。清初著名的诗人“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以及“岭南四家”张锦芳、黄丹书、黎简、吕坚，均属广府人。理学家新会胡方、南海冯成修、劳潼，也不例外。嘉道之际，阮元督粤，广东训诂考据之学大兴，以学海堂为中心，广东学派崛起。其时学海堂学长，也是享誉海内的著名学者人物，如番禺林伯桐、南海曾钊、番禺张维屏、南海谭莹、香山黄培芳、顺德梁廷楠、番禺陈澧、南海朱次琦等，皆属广府。

　　晚清广东人物更为勃兴，开始直追中原，与江浙角逐，平分秋色。其时江西胡思静说：“予宦游累载，所交海内知名之士，闽粤人居多，而吴会英才荟萃之区，反不能与之并驾。”〔26〕即是反映。晚清代广东人物崛起，其中又以广州地区最为显着，即以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思想、学术、文化以巨大影响推动的广东人物而论，如：花县洪秀全、南海康有为、新会梁启超、香山孙中山、香山容闳、香山郑观应、南海陈启沅等，皆属广府。此乃荦荦大者，其余不胜枚举。

　　  四、广州为藏书中心

　　书籍是文化的载体，既是学术文化积累的表现，又是传播教育手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广东藏书始于明代，分公藏、私藏二类。公藏主要是府州县儒学及书院藏书，许多学校、书院筑有“尊经阁”，即为藏书之处。永乐初，“颁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于两京六部、国子监及天下府州县学。”〔27〕明代广东公藏应始于此。

　　明代广东私人藏书，始于明初东莞陈琏，“家有‘万卷堂’，所储多秘府所无者。”〔28〕中期有南海方献夫，正德间，以吏部员外郎谢病归，于西樵山构筑石泉精舍，恭储御赐书籍，“藏书甚富。”〔29〕其在广州府邸有“赐书楼”，“藏明伦大典处也。”〔30〕香山黄佐有“宝书楼”，故址在今广州市北京路。番禺李辀，“积书数千卷”。〔31〕明末有博罗张萱，“生平无他嗜，独癖书，老而弥笃，藏万卷。”〔32〕顺德潘光统，“雅好图史，作‘怡馨堂’、‘飞云阁’为藏书之府。”〔33〕但终明一代，广东藏书仍属起步阶段，无论规模、数量、质量、品味诸方面，都无法与江浙等文化发达地区相媲美。

　　明清易代之际，广东战乱频仍，学术文化低靡，藏书稀少。干隆间为了编纂《四库全书》，下诏各省征书，广东呈送书目仅12种，居全国倒数第二位。而第一名的浙江省与第二名的江苏省竟高达4592种与1726种，〔34〕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嘉道间，经过百余年休养生息，广东藏书事业渐次复苏。嘉庆、道光为广东藏书的恢复期，私人藏书家始联翩出现。如番禺崔弼，“以两走京华，一走江浙，积书几于万本。”〔35〕南海曾钊，“嗜蓄书，自戊辰（嘉庆十三年)迄今七、八年，得数万卷。”〔36〕香山黄培芳云：“培芳与勉士各储书数万卷。”〔37〕南海吴荣光，“性好书籍，官京师二十年，聚至七八千卷。”后官闽浙，所得尤多。道光初回粤省亲，筑“赐书楼”，将二万卷尽列其中。〔38〕此外还有南海伍崇曜“远爱楼”、南海孔炽庭“岳雪楼”、南海谭莹“乐志堂”、番禺潘仕成“海山仙馆”等，皆为嘉道间广州新涌现出的著名藏书家和藏书楼。

　　此期广东公藏主要为书院藏书，最著名者为广州粤秀书院，有“御书楼”，为藏书之所。“当时藏帙富有，取唐人诗‘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十字为号，而分橱贮之，故非五楹，不敷庋贮。”〔39〕道光间，监院梁廷柟根据存目，清理检查院中历来藏籍，计有：经部227种，2669卷册；史部76种，3838卷册；子部12种，1307卷册；集部37种，107l卷册，共计8785卷册。这应是嘉道间广东公藏的最高数字。

　　同治、光绪间为广东藏书鼎盛期。表现之一是广东藏书家藏书数量猛增，从嘉道间的数万卷，猛增至十数万卷、几十万卷。如光绪中南海谭宗浚曾说，“余家希古堂书，凡先教授（指谭莹)之所遗近三万卷，余续购凡八万卷，合之凡十二万卷有奇。”〔40〕表现之二是藏书质量、品味也迈入一个新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多宋元旧刊、海内孤本、稀世秘籍。究其原因，主要由于文化中心江浙皖等地久经战乱，世家旧藏散佚，流入岭南，多为广东藏家所得。

　　同光间，省城广州藏书楼以下面二家最为卓著声名。

　　孔广陶“三十有三万卷楼”：道光间，其父孔炽庭筑“岳雪楼”，收藏书画甚富，为其先声。孔广陶以盐业起家，富收藏。家居广州南关太平沙，藏书处曰“三十三万卷书堂”，其楼曰“岳雪楼”，“宋元精椠，皆极充轫。”〔41〕

　　方功惠“碧琳琅馆”：方功惠，湖南巴陵人。性好藏书，官岭南三十年，所藏约二十万卷。于广州城北筑有馆舍，池亭接连，花木萦饶，名曰“碧琳琅馆”。“馆后有楼藏书甚富，为粤城之冠，孔家之‘三十三万卷’弗及也。”〔42〕光绪间，广州富藏书，城北之方与城南之孔并着时名。

　　此外，广州城内及周围各县还有众多人小藏家与藏书楼，如李文田“泰华楼”、梁鼎芬“葵霜阁”、龙风镳“知服斋”、陶福祥“爱庐”、黄绍吕“秋琴馆”、辛仿苏“芋花庵”、康有为“万木草堂”等，极一时之盛。

　　同光间广东公藏，范围比以前大为扩充，尤其檏学主要阵地如学海堂、菊坡精舍、广雅书院、广雅书局等，皆有藏书，其中以广雅书院最为宏大。广雅书院藏书处曰“冠冕楼”，楼中规模弘壮，复分东西两楹，藏庋图籍。“张之洞用粤省雄厚资财，命人在京师及各省搜罗大量图书，运回粤东。大扺《书目答问》所列之书，已备七八。而康、雍、干三朝所编之巨人典籍，亦都齐备。至通行之本，必具两部，供东西两省士人借阅。至各大丛书，如《粤雅堂丛书》、《海山仙馆丛书》、《知不足斋丛书》以及《二十四史》、《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等，有备至三四套者，则藏书之丰富，亦可概见。”〔43〕

　　藏书是学术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础，近人冯愿曾说：“前清干嘉之世，特命儒臣开四库馆，録其副者，庋藏直省。于杭则有文澜，于镇则有文宗，于扬则有文汇，并许寒俊就阁抄读，以故方闻之彦，皆出其中。岭表人才，不逮江浙者，无此故也。”〔44〕这是藏书与学术、人才关系的生动体现。白嘉道以后，广东藏书开始突飞猛进的发展，至同光间，广东已成藏书大省

　　注　释：

　　〔1〕 杜定友：《广东文化中心之今昔》  《广东文征续编》第四册，第21—23页。

　　〔2〕 道光《南海县志》卷11。

　　〔3〕 《清会典事例》卷396，中华书局，1991年。

　　〔4〕道光《南海县志》卷11。

　　〔5〕《大明会典)卷78。

　　〔6〕嘉靖《广东涌志》卷28。

　　〔7〕 道光《广东通志》卷137。

　　〔8〕 梁廷楠：《粤秀书院志》卷11。

　　〔9〕 同治《番禺县志》卷16。

　　〔10〕咸丰《顺德县志》卷5。

　　〔11〕黄宗羲：《明儒学案》卷5。

　　〔12〕 全祖望：《端溪讲堂策问一》《鲒埼亭集》卷50。

　　〔13〕 阮榕林：《白沙门人考》。

　　〔14〕郭棐：《粤大记》卷14。

　　〔15〕 郭棐：《粤大记》卷14。

　　〔16〕郭棐：《粤大记》卷24。

　　〔17〕 同治《南海县志》卷15。

　　〔18〕 朱君毅：《中国历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 第13—15页， 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

　　〔19〕张颖：《明清广东各府科名的兴衰》，中山大学历史系本科生毕业论文，未刊。

　　〔20〕黄小高：《明代广东人物研究》，中山大学历史系硕士生毕业论文，未刊。

　　〔21〕卢子骏：《潮连乡志》卷7。

　　〔22〕干隆《番禺县志》卷15。

　　〔2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72。

　　〔24〕民国《东莞县志》卷58。

　　〔25〕张颖：《明清广东各府科名的兴衰》，中山大学历史系本科生毕业论文，未刊。

　　〔26〕胡思静：《题松筠庵话别图》，《退庐全集》，《近代中国史料从刊》第45辑。

　　〔27〕龙文彬：《明会要》上册第419页，中华书局，1956年。

　　〔28〕黄佐：《广州人物传》卷14。

　　〔29〕嘉靖《广东通志》卷38。

　　〔30〕同治《南海县志》卷11。

　　〔31〕干隆《番禺县志)卷15。

　　〔32〕道光《道光通志》卷291。

　　〔33〕郭棐：《粤大记》卷24。

　　〔34〕吴慰祖校订：《四库采进书目》  商务印书馆，1960年。

　　〔35〕崔弼：《自述》  《珍帚编后集》卷10。

　　〔36〕 曾钊：《西城楼记》  见陈在谦：《国朝岭南文存》卷17。

　　〔37〕道光《新会县志序》。

　　〔38〕吴荣光：《赐书楼藏书记》  《石云山人文集》卷2。

　　〔39〕梁廷柟：《粤秀书院志》卷1。

　　〔40〕谭宗浚：《希古堂书目自序》  《希古堂文甲集》卷1。

　　〔41〕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 第82页， 香港商务印书馆，1963年。

　　〔42〕潭镰：《碧琳琅馆丛书序》。

　　〔43〕马国维：《广雅书院冠冕楼藏书沧桑史》， 《广东文征续编》第4册。

　　〔44〕 冯愿：《广东图书馆自序》，《广东文征续编》第1册。

　　（作者：李绪柏，中山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