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是指广东全省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但从区域文化意义，即从文化渊源、特质、风格的共同性而言，粤港澳主要指珠江三角洲、香港和澳门所联成地域，相当于清代广州府全部、肇庆府和惠州府一部分，现在则分属广州市、佛山市、江门市、深圳市、东莞市、中山市、珠海市、惠州市的惠城区、惠阳市、惠东县、博罗县和肇庆市的端州区、鼎湖区、高要市和四会市，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基本上为粤方言覆盖区域。基于深厚地缘、亲缘和史缘等关系〔1〕，粤港澳文化的共同性远远大于它们差异性，并藉助于历史文化交流和转化，最终形成粤港澳区域文化综合体，从香港割让给英国幷发展为初具规模的港市算起，这大约经历了百畲年历史。而广州在这个过程中无疑起了中心作用。

　　 一、粤港澳区域文化综合体形成要素

　　1. 地缘关系

　　全新世时期，珠江溺谷湾就分布众多海岛。进入距今3000~4000年历史时期，这些海岛不断被沉积物填充，一些成为珠三角上山丘，一些仍为海岛，香港岛即属其列。珠江三角洲因无高山阻隔，水陆沟通甚为方便，使粤港澳地理上成为一体，同属一个地理单元。在一个幅员不大范围内，地形、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特性差异较小，以此为背景而感应、孕育、发生的文化，其原始特质应是相对一致的。考古成果显示，港澳在5000—6000年前就是一个以渔猎经济为主的海岛和半岛，这个时段新石器中期遗址在港澳就有多处。如屯门、涌浪出土石钺、石环等较为先进细石器就与广东曲江“石峡文化”同类器物十分相似；香港大屿山、蒲台岛、长洲等地以几何图案为内容的摩崖石刻也与珠海高栏岛宝镜湾石刻画十分相同。澳门路环岛黑沙湾海滩出土石器、玉器、陶器属岭南新石器“大湾文化的一个代表”〔2〕，而大湾遗址在香港南丫岛上出土彩陶盆为大湾文化指示物，广见于珠江三角洲，乃至广东东西两翼，甚至海南岛沿海等。这个“大湾式彩陶文化圈”将粤港澳史前文化联成一个整体。故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认为：“大湾文化的含义不仅仅局限于特定历史时期下的香港本土文化，亦是同一时期整个珠江三角洲文化的总称”。任式楠研究员则指出：“从香港出土的文物来看，毫无疑问，香港文化是大陆文化的延伸。即使是新石器时代的，也都可以证明它的根在大陆”〔3〕。

　　广东青铜文化遗址和墓葬约700多处，在香港有30多处，出土大量精巧青铜兵器、饮具、刀斧等，以及铸造青铜器的陶范和石范模具，说明香港地区已能够铸造青铜器物。同样青铜器物大量见于珠江三角洲各地，文化风格极为相近，并与长沙、贵阳等地同类青铜器也很相似，表现出史前时期粤港澳不仅在本地，而且与周边地区发生文化交流和融合。

　　2.文化史缘关系

　　历史时期，粤港澳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文化关系进一步弥合，形成深刻历史渊源。这种历史渊源最重要的一个表现是政区建置，它深刻作用于社会经济文化各个层面。列宁在《论“民族文化”自治》中说：“只要各个民族同住在一个国家里，它们在经济上、法律上和生活习惯上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粤港澳文化的史缘关系，也恰恰如此。

　　港澳和珠三角其他地区一样，先秦为禹贡扬州外徼，属荒服地区。秦平岭南，粤地初开，首置郡县，整个珠三角，包括香港、澳门均属南海郡番禺县。西汉初南越国时期及其后，港澳同属番禺，后汉因之。东晋咸和六年（331)东莞郡从南海郡划出，下辖宝安、海丰、兴宁等6县，香港开始属宝安县。隋开皇九年（589)撤销东莞郡，宝安县属广州南海郡。唐代撤郡留州，宝安县直隶于广州，两地关系更加密切。唐至德二年（757)，宝安改称东官县，治所从南头迁到到涌（即今莞城)，香港即为东莞县辖。此后历南汉、宋、元，直到明末，广州辖境包括珠三角大部分地区，与香港关系进一步加强。万历元年（1573)新安县从东莞县划出，驻南头。清初受“迁界”令影响，新安县一度并入东莞县，康熙八年（1669)复界，重置新安县。直到鸦片战争割让给英国前夕，香港絶大部分时间在新安县辖下，社会经济和文化有一定发展，海防和海运地位也日益突出和上升。

　　澳门古代行政建置同香港一样，先后同属番禺县、宝安县、东莞县。直到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香山县（今中山市)成立，澳门归入香山县管辖，结束与香港同属一县的历史。澳门归入香山县的行政隶属关系一直维持到近代（1887)，即使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赁居澳门，澳门发展为一个世界性贸易港口，但澳门主权仍在中国政府手中。只是到光绪十三年（1887)，清政府与葡萄牙政府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换文生效以后，清政府被迫让出澳门主权，成为葡萄牙政府管辖地区。

　　可见，港澳在被英、葡实行殖民统治之前，漫长历史时期一直属广东管辖之下，特别是与珠三角所在州府县保持着不可分割行政建置关系。这种行政建置史缘，自然使港澳文化还不能独立出现和发展，而是岭南广府文化一部分，不存在文化特质方面的差异。但港澳沦入英、葡手中以后，从早期西风东渐窗口或基地转变为西方文化大举登陆、传播地区，并与当地文化发生碰撞、交融和创新，形成独具一格的香港文化和澳门文化，与珠三角这时所实行

　　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治制度下形成的广府文化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内地实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港澳仍然保持原有政治制度。珠三角文化在新历史条件下按照自己方式发展，而港澳文化仍按固有方式继续前进。

　　1997和1999年港澳回归，港澳特区政府成立，消除殖民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在这个崭新历史条件下，港澳文化又出现新发展条件和特点。而1978年以后，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珠三角文化也面临新形势和机遇，从而揭开粤港澳文化关系新进程和格局。

　　3.  族缘关系

　　人是文化载体和传播媒介。粤港澳民族和人口迁移，一则造成文化传播，二则使不同文化发生交流，形成新文化，推动文化向前发展。故民族和人口迁移对地域文化的形成占有很重要地位，而移民素质、源地、迁移时间、路线和分布，又影响到一个区域文化特色。粤港澳区域文化的创造及其特质和风格的异同，在很大程度上应归结于历史移民运动。

　　港澳原为人口稀少海岛、半岛。1841年5月香港首次人口统计，共0.435万人。战后香港城市发展很快，主要来自广东移民迅速增加。1845年香港2.4万人，1858年7.5万人，1861年12万人，1871年13万人，1901年30万人，1940年180万人，1951年200万人，1961年313万人，1971年394万人，1981年520万人，超过广州城市人口，大约每10年增加100万人〔4〕。即使在我国严行闭关锁国时期，内地非法进入香港的人口也不在少数。1970一1980年超过30万〔5〕”。1981-1995年达31.7万人〔6〕。而澳门人口，1555年为0.04万人，1600年为0.2—0.4万人，1700年为0.49万人，1825年为2.25万人，1924年为19.32万人，1967年为20万人，1997年为45.4万人〔7〕，上世纪70年代以来增长最快。从澳门人口地缘构成看，明清移民以广东、福建为多，尤以珠三角为着，有谓“粤民侨寓澳门，人数众多，良莠互异。南（海)、番（禺)、香（山)、顺（德)等县，商民往来省澳者，何止数万?……至于闲民滥匪，往来如织，尤无纪极”〔8〕。除中国人外，港澳也有一些外国人，但所占比例很低，1980年以后在澳门葡萄牙人和其他外国人仅占澳门总人口12.3％〔9〕。无论香港还是澳门，粤语是强势方言，在香港，使用粤语者约占总人口90％，广府人是当地居民主体，而使用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吴语的占总人口7％，使用英语、普通话的分别为2.2％和1.1％（以上比例总和稍高于100％，与少数人使用双语有关)〔10〕。这显示，港澳文化是以广府文化为主流，同时带有其他文化成份，呈一元为主、多元共存格局。当然，人口的民族或民系构成所反映文化渊源和地位，对于大众文化有更多参考价值，对于精英文化却不一定能等量齐观。无论如何，港澳居民来源的多样性，且从未间断的历史进程，毕竟是它们族缘关系的反映，也是认识粤港澳区域文化综合体形成的一个重要背景。

　　  二、  粤港澳区域文化综合体的历史进程

　　1. 珠江三角洲广府文化核心区形成

　　珠三角作为广府文化核心区，也是粤港澳区域文化综合体的历史核心。它的形成发展有自己历史和特点，溯自秦汉统一、开发岭南，在珠三角就发生汉族和土著南越族，以及后来俚族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以唐宋粤方言形成为标志，广府文化作为岭南文化一个核心已经形成。宋元大规模围垦开发，形成多种土地利用类型，奠定农业文化深厚基础。到明清时期，珠三角成为中国基本经济区之一，建立起发达商品农业，城镇连绵、人文兴旺，各类科举人才、教育机关和公私著述，其数量之多，学风之盛，甲于全省。广府文化完全定型成熟，故屈大均《广东新语·文语》说“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极……，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称广东”。特别是明末以来，珠三角作为西风东渐首受之区，得到西方先进文化滋润，广府文化内涵被充实与提高，发展成为时代先进文化，具有很强文化势能，并以高屋建瓴之势，形成向国内外辐射格局。这可从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詹天佑等组成人才群体，站在时代前列，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历史事件中得到验证。建国后，内地与港澳基本处于文化交流分隔状态，珠三角文化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独立发展，由于经济建设的挫折和“文化大革命”动乱而处于停滞状态。只是自改革开放20多年来，珠三角成为全国经济高峰区，广府文化被染上更浓重的商业色彩。港澳文化、华侨文化、西方文化，以及在珠三角谋生数百万外来人口带来其他省区地域文化，使珠三角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和向着更加先进道路发展。广府文化由此积累更加强大文化势能，不断向外倾泻，以粤语、广货、影视、音像作品、时装、流行音乐，以及新潮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在全国扩布，即为新时代背景下珠三角文化脱羽、成熟标志。珠三角这些文化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粤港澳区域文化综合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自秦汉以来一直是岭南首位城市的广州就是这个综合体的文化中心，志称：“五岭之南，郡以十数，县以百数，幅员数千里，咸执秩拱稽受治于广州之长”〔11〕。在制度文化上如此，在教育上也一样，广州是广东书院集聚中心。西方汉学家帝莱曼·格里姆在研究了广东书院分布后指出：“到十九世纪时，在学术功能和官方地位方面列为高等的书院，往往坐落在高级城市；较低级书院为层级中较高级书院输送学生，以及较好书院为较差书院提供山长和学长的整个结构，在广州达到顶点”〔12〕。而近现代广州，一直在发挥中西文化交流整合功能，即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吸纳西方文化成份，并加以改造、完善和创新，变为岭南文化一部分；另一方面，又将自己吸收、积累文化能量辐射出去，传递到内地，乃至海外。广州这种文化角色从未动摇，高踞岭南文化中心地位，带动周边地区文化发展，保障珠三角能够成为岭南区域文化重心和代表。

　　2. 香港区域文化形成

　　香港作为一个海岛，历史早期是南越文化，后来主要为客家文化所覆盖。有关族谱记载，从宋到明迁居新界和港岛的邓、侯、文、廖、彭等姓主要是客家人，他们建聚落，开圩市，繁荣当地经济，也带来客家文化。清初，沿海“迁界”和以后入居香港地区也以客家人为主，并与其他民系杂处，可以说，鸦片战争前香港是客家人的社会，也决定客家文化是香港文化的本底。

　　如前面所述，鸦片战争以后，大批内地人，主要是以珠三角为主居民迁居香港，带来广府文化，粤方言、风俗习惯等都与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相同，广府文化覆盖香港大部分地区，只在新界山区保留传统的客家文化。但香港毕竟是英国管治下，实行殖民主义加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自由港政策，以英国海洋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一方面得以畅通无阻地在香港传播、生根、发展，如英语、英国政治制度、法律、西方建筑、艺术、宗教、风俗，乃至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由于港英当局并没有在香港采取同化的文化政策，中西文化得以相互幷存、碰撞和交融，形成香港文化既有与珠三角文化“同声、同气、同根”一面，又是西方文化最直接传入之地，而具有浓重洋味〔13〕。两者兼收并蓄，凸现香港文化多重个性与商业化、世俗化、享乐化风格。当然，香港文化经历了近半个世纪发展过程，直到20世纪初，广府文化仍是香港文化主流。但50年代以后，在香港与内地互相分隔背景下，香港经济起飞，进入现代化轨道，文化进入独立发展阶段，形成香港本土文化。所以不少人认为，香港文化在20世纪中后期形成〔14〕，而对香港文化地位、性质，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管怎样，香港的本根文化在广东，但又有全面的开放性和国际性、浓厚的传统性与高度的现代性幷存，这种多元性甲于世界许多地区，是一种很独特混合型文化，但香港文化始终是岭南文化一个特殊部分。

　　3.  澳门区域文化形成

　　弹丸之地澳门虽然比香港更长时间受殖民统治，但葡萄牙国势弱小，实行自由港政策，也没有强制华人葡化，加上葡语属小语种，只在官方使用，没有在学校教育中推行，所以葡萄牙文化在澳门除葡式建筑、葡式饮食，以及占总人口2％左右中葡混血土生葡人至为触目以外，主要还是在上流社会中存在。但澳门是个半岛，更便于三角洲居民往来，与香港交往也非常便捷，香港文化大规模渗入、占据澳门，大有反客为主之势，所以有人将港澳文化视作一个文化类型。有区别的是，澳门文化有“浓厚的拉丁色彩，与香港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不同，澳门在种族、语言、法律、行政、建筑、民族、饮食等方面受拉丁文化的影响较深。中西文化交融的和谐性突出”〔15〕。而澳门稳定、宽松社会环境、悠久历史，华人占当地居民絶大多数，在这种背景下，形成澳门文化与香港文化一样，甚至比它更多地保留了传统的广府文化，同时糅合了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化，也是一种多元混合型文化。

　　按照澳门及其与香港、珠三角历史关系，从澳门为葡人租赁到上世纪70年代以前，澳门文化处于独立发展阶段，以中葡文化融合、调适为特征。70年代以后，香港利用国际产业、资本向东转移机遇，经济起飞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现代文化崛起，并迅速占领澳门市场，香港电视、音像制品、服饰等成为消费潮流。而自50年代以来澳门与内地相互隔离，澳门文化一方面独自，另一方面受香港文化左右，两股力量支配了澳门文化发展方向和模式。70年代后期内地改革开放，澳门文化才踏上与珠三角文化相互交流、影响道路。

　　在上述既有共同又相对独立的时空背景下，粤港澳文化各自作为一种类型先后形成。它们在文化势能差等作用力的驱动下，除短暂时期以外，基本上不间断地进行交流、碰撞，使文化景观、结构等产生变化，但港澳回归前，由于主权的隔阂，文化交流还有很多人为的障碍，三地文化以各自的发展为主（港澳基本一体)；港澳回归以后，三地文化交流产生重大改变，最终的结果是区域文化综合体的形成。

　　三、三地文化互动在区域文化综合体形成中的作用

　　1. 粤港澳文化互动

　　文化互动是粤港澳区域文化综合体形成的根本动力。这种互动在于三地商品经济和城市化发展所伴随的西方文化与本地文化往返运动。历史上三角洲几次大量人口迁居港澳，广府文化顽强地生存、扩展、占用港澳空间，涉及到各个文化要素和层面，港澳遂成为广府文化天下，这是历史早期广府文化传入港澳的一个方面。在这里，港澳是接受一方。但港澳到底是西方文化登陆的桥头堡，拥有时代先进文化的优势，不但进入这里的广府文化被涵化、改造，而且藉助于各种途经，将新生港澳文化传入珠三角，促使那里广府文化发生改造和变异，形成新文化景观和区域分异。三地的文化互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各方面。

　　①城市建筑景观互动

　　以城市建筑而论，地中海式建筑骑楼，符合岭南气候特点，首先在澳门，继在香港立足，成为主要街景。20世纪初广州拆除旧城墙，拓建马路，也采用骑楼建筑，构成广州城市风貌。这时期穗港澳三个城市都拓展城市范围，划分功能区，骑楼便于面对顾客，做活生意，都为三地青睐和采用，形成相同城市建筑风格。从骑楼由港澳传入广州，又在港澳、广州之地流行，反映三地文化交汇关系。

　　②风俗文化互动

　　以风俗文化而言，珠三角传统风俗到了港澳，或多或少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发生变异，具有中西多元混合特点。港澳特重西方圣诞节、复活节，但也同样重视春节〔16〕。近年这些西方节日传入珠三角，尤为青年锺爱，其喜庆气氛不亚于港澳。

　　③语言文化互动

　　以语言文化而论，粤港澳都以粤语为本土方言，但在不同环境而产生变异和互动空间关系。早期粤语作为强势语言进入港澳，占领所有商业空间，成为共同语言。当地原有的客家话步步收紧地盘，只保留在新界传统农村，潮州话也差不多走上消失道路。建国前，具有经济优势、避乱来港澳上海人带来吴语，渗入粤语中，“大闸蟹”、“交关”这类吴语在港澳不胫而走，后来又倒流传入珠三角，被普遍使用，至今仍有许多人不知其来源。上世纪50—70年代，港澳与珠三角处于隔离状态，大规模移民停止，粤语在港澳和珠三角各自独立发展。这时期，香港社会经济迅速实现现代化，香港粤语更多地进入澳门，使港澳粤语日趋同一〔17〕”。而内地也由于政治需要，粤语中一些源于英语词彚被普通话用词取代，如“士多（store)”改称“商店”，“士担（stamp)”改称“邮票”。“菲林（film)”改称“胶卷”等，珠三角粤语景观与港澳差异扩大。进入80年代，粤港澳趋于经济和空间一体化，粤语空间占用和互动关系不但一改旧观，而且达到历史高潮。但主动一方是港澳粤语，而珠三角则处于接受地位，与历史早期传播方向恰好相反。这些传入粤语多为经济和生活用语，如“阿sir”  （警察)、“水货”（走私品)、“走鬼”（乱摆卖)、“杯葛”（boycott扺制)、“基佬”（gay同性恋者)、“派对”（party聚会)、“酷”（cool时尚)等，其中不少词彚由英语译过来。这些粤语近年又由珠江三角洲扩散到全省乃至全国大中城市。香港常用“××广场”、“××花园”地名一时风靡内地各个角落，成为最抢手商业、住宅区地名。这显示，粤港澳粤语区域差异正日益缩小，正朝着语言整合方向发展。不过，具有经济优势的香港在领导这个变化和传播潮流，仍是不争的事实。

　　④文学艺术互动

　　以文学艺术而言，港澳开埠以后，尤其上世纪20~30年代，广州、佛山等地粤剧即进入港澳上演，“省港戏班”穿梭两地，活跃于茶楼歌坛。著名粤剧大师马师曾、薛觉先在港澳剧台上演，成为新闻猛料。早期香港流行歌曲和音乐来自广东传统音乐。三角洲民歌在港澳拥有广大观众，一曲《月儿弯弯照九州》风靡港九上下。南海人招子庸《粤讴·吊秋喜》所写爱情故事动人心魄。l904年香港总督金文泰把它译为英文，题为《广州情歌》，葡萄牙人庇山也把它译成葡文，推介到欧美各国，这堪为粤港澳文坛一件盛事。30~40年代，国内大批文化人避乱南下香港，如茅盾、夏衍、郭沬若、蔡楚生等，使香港一度成为华南进步文化中心。到香港沦陷前夕，香港创办文化艺术团体之多，各种文化活动之盛，新闻、出版、教育事业之繁荣，实属空前，传颂一时。仅《大公报》1938~1941年发表来自延安抗日作品就有150多篇〔18〕。香港沦陷后，香港文化也随避乱人士传布内地。在广东临时省会韶关，就集合了一批从香港迁来岭南大学师生，他们在当地演唱贝多芬、莫扎特乐曲，上演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使山里人耳目一新。他们也同时学会粤北民謡和山歌，以及流行抗战歌曲〔17〕，为战时粤港文化碰撞和交融一段佳话。80年代以后，粤港澳中断近30年文化交流得以延续，并达到高潮。香港武侠通俗小说、粤语歌曲、电视剧等流行文化大举进入珠三角，包括澳门，继辐射内地，其影响极为深广，举世瞩目。

　　⑤思想文化互动

　　以思想文化而言，粤港澳都是我国先进思想策源地、时代思潮的重点，但以港澳首得风气之先，继传入广州等地，引起社会异动和变革。早期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变法维新，其基地就在粤港澳。如康有为考察香港，看到资本主义先进事物，深感清王朝腐败，才萌发改造国家、变法维新新思想，抱定“经营天下”大志。他大批新学图书就是在香港采购的。以港澳为基地或由港澳培养的维新人物，还有著名思想家王韬、郑观应、何启、胡礼垣等，他们或办报、或著述，或办学，奔走于粤港澳之间，在推动变法维新之同时，实际上也极大地促进三地文化联系。孙中山革命思想更深受港澳文化影响。他说“我之此等思想发源地即为香港”〔19〕；1897年，孙中山自述：“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此种政治运动大可视为少年中国政党之形成。……予当时深表同情，即投身为党员，  自信固为国利民福计耳”〔20〕。可见港澳不仅是孙中山投身革命之地，也是组织、指挥革命大本营，1895年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不久在香港和澳门成立分会。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在南方发动多次武装起义，絶大多数在香港、澳门策划和获得补给支援。粤港澳实际成为颠覆清廷一个革命活动中心。

　　⑥  宗教文化互动

　　以宗教文化关系而言，港澳现是中西宗教在我国最大中心城市；而珠三角历史上也是迷信盛行之地，各种宗教在三地互相感应，交叉传播，由来已久。

　　珠三角和港澳民间信仰和原始宗教同源同根，历史早期主要由珠三角传往港澳，举凡珠三角人信仰的神只，在港澳同样有他（她)们的庙宇和信众，无疑是珠三角居民迁移首先带进去的。而这些神只也随港澳居民带回内地，形成双向传播历史格局。

　　道教自东晋葛洪在广东罗浮山布道以后，南宋时传入香港。清初道教在广东有较大发展，也影响到香港。明清时香港道教颇为兴盛，比较闻名宫观不下10余座。民国时期又呈上升之势，至今已发展到120多座大小道堂、宫观，其中黄大仙祠原址在广州芳村，后迁香港新界，香火甚旺，在广州原址后湮没，近年才恢复，一神异地，堪为道教在粤港互动一个典型事例。而道教在澳门至迟在明成化年间（1465~1487)已流行，此后道观接踵而起，现在历史在500年左右崇拜天后庙宇有8处之多，其他宫观也多属妈祖信仰范围，反映澳门海洋文化特点，与珠三角多水、盛行江河海神崇拜一脉相承。

　　佛教西来，传东汉已沿西江传入广州。唐代惠能创立南宗顿教，并不断向外扩布。香港在南北朝建青山寺、灵渡寺，后代有发展。只在鸦片战争后佛教在香港一度式微，到上世纪20年代又得到复兴。据粗略统计，香港保存或新建大小佛寺、精舍达400多座（处)，另有数百座小佛堂遍及港岛各个角落〔21〕。这主要是由内地包括广东传过去的。如1920年太虚法师来港讲经，听众景从，奠定佛教在港发展基础。近年香港作为佛教在岭南一个基地，经常入内地开展教内交流，珠三角成为常履之地。佛教在澳门兴起虽晚，约在明中叶，但在一个多元文化兼容背景下，仍获得长足发展，1980年有教徒4.53万人，占信教总人口19.3％〔21〕。基于同样理由，佛教在澳门也主要由广东丛林法师过去而获得传播和发展的。

　　港澳本为西方宗教传入我国最早基地，首先是天主教传入澳门，1576年在澳门成立主教区，发展为天主教在远东传教中心。万历十一年（1587)，利马窦从澳门进入肇庆传教，前后6年，建立我国第一座天主教堂仙花寺，翻译一批天主教教义图书。另一位教士罗明坚也曾随同利马窦来过广州。到雍正十年（1732)在广州已有男女天主堂8处，教徒1.2万人〔22〕，幷且很快在珠三角掀起群众性信教高潮。志称民国初年：“礼拜之期，附近南（海)、番（禺)、东（莞)、顺（德)、新（会)、香（山)各县赴（澳门)拜者接踵而至，间有外省之人，唯顺德县紫泥（今属番禺)人最多”〔23〕。清政府曾一度下令禁止赴澳礼拜，但收效甚微，可见澳门作为西方宗教基地对珠三角影响多么深远，非行政力量所能制止。自此，天主教长驱直入广东内地，特别是粤东地区。近据广东省天主教爱国会估算，全省天主教堂和教徒约有2／3分布在粤东，这是继承天主教在这些地区传播历史的结果。

　　香港天主教也由澳门传入，1841年香港被列为监牧区，翌年在港建立第一间天主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又从香港向新安（宝安)、惠阳、海丰等地传播，遂使香港成为天主教一个主要中心城市和向内地传播基地。港澳也是近世基督教向珠三角传播最早城市。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进入广州传教未果，继潜居澳门，将《圣经》译成中文，并于1814年在广州出版。1832年英文《中国丛报》在广州出版，天主教势力逐渐伸入珠三角和内地。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又由澳门登陆香港，1843年伦敦传道会总部和所属“英华书院”从马六甲迁香港，此后基督各教派纷纷在港设教堂、学校、慈善和传教机构。到1989年全港有基督教徒25.8万人，约占全港人口4.4％，中英文教堂924座，教会兴办各类学校237所，学生31万人，约占同期全港学生1／4〔21〕。同期在澳门有教堂、布道所40多间，学校13间，学生1万多人，与香港一起，成为基督教向珠三角和内地传播基地。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基督教即以佛山为基地，首先扩布珠三角，继沿北江、西江、粤东沿海传播。到19世纪末，基督教几乎覆盖广东全省。到1919年广东全省有基督教徒62262人，约占全国同类教徒1／6强。到1949年建国前夕，基督教在广东划分11个教区，拥有教堂222所。

　　资料来源：许锡挥等，《粤港澳文化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176页。

　　在这11个教区中，19个县市（镇)在珠三角（港澳除外)，占全省基督教布道区55.9％，而珠三角面积其时约占全省4.5％。这种分布反差，说明港澳与珠三角都是基督教传播最集中地，两地有非同寻常渊源和互动空间关系。

　　天主教在广东与基督教相类似，1949年广东分为9个教区，分布如表：

　　天主教以上各教区分布，仍以粤方言地区为主体，而港澳也是粤方言区，语言一致极便于文化交流，所以天主教在两地也和基督教一样，仍属一个整体关系。

　　建国后，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港澳与广东宗教往来处于隔絶状态。但改革开放后，港澳继续保持和发展与广东宗教往来，主要在扶贫、捐资办学、赈灾、互访等加强彼此瞭解，发挥宗教正面功能。如1987年香港蓬瀛仙馆捐资修建广州三元宫，  1990年香港道教青松观捐助惠州玄妙观，重建陆丰紫竹观等。广东宗教界也邀请港澳宗教界人士举行各种学术研讨会，参加荔枝节和各种宗教礼仪等。

　　⑦价值文化互动

　　以价值文化而言，粤港澳各有自己价值观念和体系。香港人的一切讲究实际利益的文化功利性；香港人群体中多种价值观幷存的文化多元性；处在中西文化价值观之间的香港文化边缘性等，成为香港价值文化特质。而澳门则因经济地位低微，葡国文化势力弱小等而形成澳门人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文化协调性，恪守中庸之道的文化中度性，随时代变迁较小的文化稳固性等。至广东人所具有对外来文化宽容的文化开放性、处世或判断的理性和兼容性等，又是广东价值文化的特质。这三地价值文化既有差异，制约文化传播的政治、经济地位也有高下，故三地价值文化相互影响和空间交流也势所必然。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当广州经济胜过香港时，不少港人流回广州就业；在60年代和改革开放之初，内地不少人被香港经济繁荣所吸引，掀起一次又一次合法和非法入境风潮。特别是80年代初，香港文化价值观首为广东人崇尚，时装、流行歌曲、影视作品、口头用语、社交礼仪、明星崇拜等大举进入广州，继风靡内地。但进入90年代以后，珠三角经济崛起，粤港经济差距缩小，这种风潮很快减弱。文化互动关系表现为两地优势互补和双向流动。如港人休息日大批进入深圳、广州等城市采购各种商品；内地更多人进入港澳观光旅游、探亲访友、学术龢民间交流。而这种交往结果，一方面是广东价值观发生改变，金钱、功利、娱乐、消费等观念和行为越来越向港澳看齐，由此而形成文化景观在广州、深圳等城市甚为触目，仅各种名目桑拿、按摩场所之多，即不亚于港澳。另一方面，普通话越来越在港澳流行。特别是港澳回归以后，广东对港澳的意识形态影响在加强，大量游港旅客所带进的内地观念文化氛围也是一种鲜明文化景观，而港澳价值文化也更容易传入广东。港澳回归前后，一些人提出港澳文化回归问题，这虽然是个有歧见议题，见仁见智者旗鼓相当，但问题的提出反映了对港澳文化，特别是对港澳深层价值文化的普遍关注。有论者认为粤港之间的文化关系，不是“求同存异”，而是“认同存异”〔17〕。这一转变意味着三地价值文化共同性在增多，互动作用在加强。

　　2.  粤港澳区域文化综合体结构

　　从上述可见，粤港澳文化互动在历史絶大部分时间都未间断，且涉及各个文化要素和层面，形成自己的文化景观结构、区域结构和广州、香港、澳门三个文化中心，三者紧密相连，标示者粤港澳区域文化综合体的形成。其结构如图所示：

　　这个结构图显示，从文化特质来说，综合体的每一个组分，藉助于互动作用，文化内涵更加充实、丰富，文化共同性成为主流，相互关系更加密切；从文化传播来说，三大文化中心的文化辐射的范围彼此迭加，形成均质为主的文化腹地；从文化区的形式来说，区界变得更加模糊，空间更趋于一体化。这样一个综合体相对于原来三个文化区属于一种创新的文化空间，文化要素及其组合得以更加合理的流动和分布，从而取得更佳的区域文化效应，促进粤港澳文化的发展和振兴。

　　  四、结论

　　以上分析显示，粤港澳区域文化综合体的形成和发展，除了三地深厚的地缘、族缘和史缘关系以外，主要是由各个文化景观及其空间结合而成的珠三角、香港和澳门文化区，以及穗港澳三个文化中心，历史上长期互动的结果。这个综合体对比原来三个文化区，更凸现它的文化景观的共同性，文化区界的淡化和各文化要素的空间结合更加牢固有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创新的文化空间，是促进文化融合和空间结合的良好的文化地域形式。而广州作为这个综合体一个中心城市，始终充当文化形成、互动、辐射的主要角色。当然，这个综合体的景观和区域结构的关系，不同文化区结合的动力，对区域文化发展作用的评价，特别是在表层文化共同性之下，三地深层文化结构的差异对这个综合体发展的制约，以及综合体的整合等问题尚待从理论和实证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注　释：

　　〔1〕阎小培：《穗港澳都市连绵区的形成机制研究》，《地理研究》，1997年16卷第二期，第22页。

　　〔2〕邓聪、郑炜明：《澳门黑沙》，田野考古报告专刊第103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澳门基金会联合出版，1996年。

　　〔3〕转见杨式挺着：《岭南文化考古论集》，第320页，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8年。

　　〔4〕司徒尚纪：《香港历史地理的变迁》，《热带地理》， 1997，17卷第2期。

　　〔5〕李若建：《香港的内地非法移民与非法入境者问题》，《当代港澳》，1996年，第2期。

　　〔6〕李若建：《香港的新移民及其社会适应问题》，《当代港澳》，1996年，第1期。

　　〔7〕黄启臣：《澳门通史》，第9-10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8〕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20，《详陈澳界利害立约尚宜缓定折》，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乙集》。

　　〔9〕黄启臣：《澳门通史》，第12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10〕刘镇发：《香港原居民的汉语方言》，《中国语文》，1997年，第2期。

　　〔11〕光绪，《番禺县志》，卷10。

　　〔12〕（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589页：中华书局，2000年。

　　〔13〕Ghosheh，Baher．Hong Kong is where East meets West．Focus，1997，44  （3)。

　　〔14〕许锡挥、陈丽君、朱德新：《香港跨世纪的沧桑》，第34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

　　〔15〕魏美昌：《澳门文化的特色、优势与前景》，转见许锡挥、李萍主编：《粤港澳文化关系》，第30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

　　〔16〕Kin Wai Michael Siu．Lantems of the Mid-Autumn Festival：A reflection 0f Hong Kong cultural change．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1999，33（2)．

　　〔17〕许锡挥、李萍主编：《粤港澳文化关系》，第64、19、209页，中山人学出版社，2001年。

　　〔18〕邓开颂、陆晓敏：《粤港澳近代关系史》，第28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19〕《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15页，中华书局，1985年。

　　〔20〕《孙中山全集》，上卷，第22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

　　〔21〕李桂玲编着：《台港澳宗教概论》，第296、437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

　　〔22〕《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95-196页，中华书局，1962年。

　　〔23〕民国，《香山县续志》，卷6，海防。

　　（作者：许桂灵，中共广东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