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是对本民族文化的起源、形成、演变、特质和发展趋势的理性把握。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趋势。在这里借用这一概念，藉以表达近代人如何充分认识广东自身的文化特质和价值，确定广东的文化地位。这种文化上的广东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在其确立过程中的努力和得失，对于今天建设广东文化大省、增强文化竞争力，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近代广东文化的觉醒

　　说到中国南方地区的文化，无不相对于作为发祥地的中原文化而言。中国文化之正统发源于中原，南方文化与之相较，处于落后地位，特别是极南的岭南地区，更被视为化外之地。在历史上能够看重广东文化的，晚近时期才日益增多。元代学者吴澄在《广州学云章阁记》中提到“今之交广，古之邹鲁”，将广东与文物之邦、孔孟之乡的山东相比。明代丘浚在《广州府志书序》曾经宣言，广东将与中原地区并驾齐驱，“其声明文化之美，殆与中州无异”；晚清时期，欧榘甲在日本刊印《新广东》，指出“外国人之论中国者，则谓命脉在于广东，非虚语也”。另一位广东籍大思想家梁启超，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中，从“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不同角度，独具慧眼地区分出广东在历史上的不同意义。梁启超指出，虽然广东在中国史上，“自百年以前，未尝出一非常之人物，可以为一国之轻重；未尝有人焉以其地为主动，使全国生出絶大之影响”，但是从世界史上来看，“考各民族竞争交通之大势，则全地球最重要之地点，仅十数。而广东与居一焉”。20世纪以来，文化讨论蔚为大观，梁氏一说颇具经典的意义，对广东文化自觉的唤醒，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近代广东文化自觉的社会基础

　　近代广东的文化自觉，是以广东经济、政治、社会的进步为基础的。近代广东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先进性，不仅带来了文化主体意识觉醒的契机，而且本身也成为论证广东文化特征和价值的历史资源。

　　自古以来，广东在中西交通中占有重要地位。到了近代，对于经济近代化，广东的作用更为显着。无论是民间资本企业，还是由政府创立的工商业，很多都创立于广东，或是由广东人创办。如纺织业中陈启源开办的继昌隆机器缫丝厂，烟草业中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百货业中的永安、先施、大新公司，以及容闳对江南制造总局的贡献、唐廷枢对开平矿务局的贡献等。在海外，广东华侨的经济势力更为显着。朱君毅曾对民国初年的实业人物区域分布进行统计，“知实业人物，以广东为最多，次为江苏，次为浙江，又次为河北。粤人侨居海外，长于经商，善于制造，实业人才之多，自非偶然。”

　　政治方面，晚清以来，广东政治人才群起，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活动，无不有广东人物的推动和参与。康有为和梁启超倡导戊戌变法，虽然失败，意义却十分深远。梁启超在其后的政治潮流中，仍不断发挥重要影响。孙中山早就注意到，广东“得风气之先，人心倾向革命”，他所领导的革命活动，从1895年广州起义，到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大多与广东有着直接的关系。民国成立以后的革命运动，如二次革命、护国运动、两次护法运动，仍以广东为根据地。1924年后，国民革命蓬勃展开，北伐军自广东誓师，统一中国，广东始终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策源地。

　　在扺抗外敌侵略方面，近代广东也拥有光荣的历史。从鸦片战争时代的林则徐，到上世纪30年代初十九路军抗日，都是突出表现。在日本侵华步步紧逼的上世纪30年代，广东期刊《朝晖》刊文评论道：“我们试一翻近百年的中国史来看，在国势日蹙中还能立中流而砥柱、挽狂澜于既倒的，不能不推西南各省。”

　　  三、文化学者对广东文化的褒扬

　　文化的观念，经历了从传统的“教化”到与近代西学中广义的“整体复合物”相一致的概念变迁。近代中国文化学的倡导和发展，广东为一重镇。主要的有影响的文化学学者，或为广东人，或在广东从事理论撰述。1934年，陈序经在《岭南学报》发表《南北文化观》长文，重点论述了南方之所以成为新文化的策源地的原因，以及对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各方面的贡献。1939年11月，陈序经在《东方杂志》发表了《广东与中国》，对其中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从文化的性质的角度，而不是从地理角度，来体认实际上就是西方文化的中国南方文化，他认为南方文化具有进步的意义，分别体现在以下各个方面：一是对于经济现代化的贡献，二是对于文化现代化的贡献，三是对于政治现代化的贡献。西方文化对中国近代政治的进步和主要的政治、革命事件的发生，都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广东是进步的西洋文化的媒介，是新文化的策源地。虽然陈序经也是广东籍的学者，但可以清楚地看到，陈序经对广东文化的体认，从根本上跳出了地缘情结对个人观感的影响，而十分具有理性的特征。

　　另一位文化学学者朱谦之也在他的《文化哲学》一书中讨论了中国文化问题。朱谦之把人类文化划分为不断递进的四个时期，即宗教文化、哲学文化、科学文化和艺术文化。中国文化在古代至北宋前，属于宗教时期，表现为黄河流域文化；宋至清为哲学时期，表现为长江流域文化。自鸦片战争迄今，中国文化又由长江流域移向珠江流域，即由哲学文化进至科学文化的时代。对于中国文化的复兴，朱谦之提出了若干“信条”，其中两条即为：“第六，我们坚信中国文化之史的发展，是自北而南，只有南方，才能吸收科学文化，给中国文化以物质的基础。第七，我们坚信南方文化运动应从文化教育入手，故第一步骤，在先提倡南方之文化教育运动。”

　　陈序经和朱谦之关于广东文化的论述，在当时的思想界获得了一定的反响。以两人所服务的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为例，岭南大学的学生在其校园出版物《南风》上，发表多篇文章发挥了陈序经的南方文化观，如梁锡挥在《彻底创造与发展现代文化》中说：“现在我们既身处广州，便须去努力肩负起我们这个南方——西洋文化——现代文化的责任……（这一现代文化)既是我们自己的，而它的最初发祥地又是南方的广州，那么，这个创造与发展现代文化的责任与使命，我辈岭南儿女不起来担当，又等待谁来担当呢?”朱谦之在中山大学史学系创办《现代史学》，第二、三期合刊有《南方文化运动特辑》，撰稿者有陈啸江、叶汇、王兴瑞、黄有琚、何绛云等，其言论与朱谦之所提倡的南方文化运动相应和。黄有琚在《珠江流域的文化和中国民族的复兴》文中说：“一方面吾们凭藉中西思潮的接触，另方面又利用了北部和中部文化的发展已到极端时候；所以珠江流域的文化便放出万丈光华，灿烂玲珑，为中国文化现阶段的代表了!”

　　  四、广东文化自觉的现代意义

　　近代广东的文化自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其意义不局限于广东一域，在近代全局的层面上，也值得予以关注和探讨。

　　首先，应当立足于世界先进文化的视角来看待近代广东文化的崛起。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得益于向西方学习。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广东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主要通道和中西文化交汇的首要平台，近代广东文化融合了先进的西方文化，具有进步性。

　　第二，应当从文化对政治的基础作用的角度来认识近代广东的政治与革命。经济、文化与政治是一体三面，相互作用的。文化的先进性必然导致对原有观念、制度和秩序的冲击，从而使得思想武器转化为政治武器，思想革命演变为政治革命。广东是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较多地具有近代特征的近代广东文化则是近代政治进步与革命的底藴。

　　第三，应当从文化辐射的趋势来理解区域文化的宏观历史功能。先进的西方文化藉助于近代广东文化，逐渐推进全国，促进了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并由此而揭开了翻天覆地的革命历史。20世纪末，广东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进地区，并因此在广东文化中继续注入新的现代因素，对于中国的改革全局产生强烈的示范作用。先进的地区文化的发展对于全国政治和社会现代化的意义，于斯可证。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岭南文化热潮，也是近代广东文化自觉的一种延续。反观历史，近代学者对广东文化的自觉的努力，既有开创性的功绩，也存在较多的缺陷。最为显着者，是理论阐扬与实际研究结合得不够紧密。汤一介先生指出，文化自觉必须以各民族、各国家对自身文化的瞭解为前提、为基础。近代广东学者对广东文化价值和文化地位的肯定和宣扬比较充分，而以“对自身文化的瞭解”为目的的具体研究，在影响上远远不能与前者相比。当然，也有一批学者，致力于广东的历史、文化、社会各方面的研究，以为广东文化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定位奠立基础，这种自甘寂寞却脚踏实地的学术精神，较之一般的泛泛而谈和鼓吹宣传，弥足珍贵，也是今天建设广东文化大省、进一步弘扬广东文化所真正急需的。

　　（作者：赵立彬，中山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