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作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港市，自秦汉以来即与海外诸国贸易通商，中外文化首先得以在这里交流、融合，这对塑造岭南文化的风格，作用匪浅。明中叶以降，欧洲殖民主义者东来，开始了西风东渐的历史。即使在明清严行海禁时期，广州仍维持对外通商地位，由是西方文化仍能藉助于海上丝绸之路在广州登陆，继而向内地传播，对我国近代历史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同样地，中国文化也假道广州流布海外，对人类文明作出重要贡献。广州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角色、历史地位和影响，是其他城市难以相比的。

　　 一、广州成为中西文化交流桥梁历史的地理基础

　　位处珠江三角洲顶点的广州，东江、西江、北江在其附近入海，形成三江交汇地理形势，故《汉书·地理志》称番禺（广州)“处近海”。秦筑灵渠和唐张九龄开凿大庾岭道，使广州腹地不限于珠江流域而可扺达长江、黄淮流域，这是广州作为河港的优势所在。而广州作为海港，通过秦汉以来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可达东、西两洋，走上与世界交往道路。古代广州城下，烟波浩淼，舟楫交击，中外商贾云集，蔚为大观。中外文化交流也伴随政治、经济往来而从未中断。历史早期如此，迨到明清时期，这种交流更由于广东经济地位上升，区域开发进一步高涨而获得空前发展。特别是明中叶以后，由广州起航，经澳门出海，已经形成了由广州至东南亚各国，至欧洲，至拉丁美洲等四通八达的海上运输大循环，加上明清闭关政策，从而使广州成为东西方间的唯一贸易中心，同时也是中西文化交流中心。这种交流的先锋就是西洋教士。对此，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说：“在文化交流史上，看来没有一件事足以和十七世纪时耶稣会教士那样一批欧洲人的入华相比，因为他们充满了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那些随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科学”。“总之，耶稣会传教士们的贡献虽说内容复杂，但却具有一种较高的投机性质。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达到传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中西两大文明仍互相隔絶，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1〕而广州即为耶稣会教士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历史上广州港，不但有珠江多处河港，而且有澳门港作为自己的外港。屈大均《广东新语·货语》说：“以故内洋舟达澳门尤为便捷，遵澳而放洋十里。”澳门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广州贸易，澳门也就成了广州的外港。屈大均曾旅居澳门，深切瞭解澳门作为商品转运站的作用。在《澳门》诗组中有“广州诸泊口，最是澳门雄”之句〔2〕。而澳门作为中西文化最早交流中心，是举世闻名的。西方传教士也首先云集澳门，再进入广州和内地传教。澳门这个特殊地位，恰如著名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所言：“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上，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一次传入的起点，从时间上来说，是明末清初；从地域上来说，就是澳门。整个清代将近三百年时间，这种传入时断时续，时强时弱，但一直没有断过（中国文化当然也传入西方，这不是我在这里要谈的问题)。五四运动，不管声势多么大，只是这次交流的余绪。可惜的是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这十分重要的地位，注意之者甚少。我说这话，完全是根据历史事实。明末清初传入西方文化者实为葡人，而据点则在澳门。”〔3〕，以地缘、亲缘和史缘等关系，澳门和广州在某种程度上连为一体，广州也同样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角色。鸦片战争后，香港取代澳门，成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心。但广州与香港关系与澳门相类似，西方文化同样假道香港进入广州。所以，广州文化桥梁地位，不因历史变化而动摇。

　　广州又历为岭南政治中心城市，从秦在番禺（广州)设番禺县治、南海郡治，经汉初为南越国都城，三国时初置广州为州治，隋为南海郡治，唐为岭南道治和广州都督府驻地，南汉为王都（兴王府)，宋为广南东路治，元为广东道治和南海路治，到明为广东布政使司和广州府治，以及南海、番禺县治，清因之，惟广东布政使司改称广东省。广州这个政治中心地位从未间断和动摇，又极大地加强了它的区域文化中心地位。史称：“五岭以南，郡以十数，县以百数，幅员数千里，咸执秩拱稽受治于广州之长。”〔4〕，这样，各种文化资源和信息得以藉助于行政中枢力量集聚于广州，为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提供有利政治基础。

　　广州同是我国长期对外开放城市，由此形成较为宽松文化环境，极利于不同文化在这里交流和融合。如唐代广州发展为外商贾云集世界性贸易大港，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犹太教、袄教等在广州传播。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Muhammad，约570-632年)曾说：“求学问尤当去中国。”〔5〕这应包括唐代最大港市广州。宋代广州城外有“蕃汉数万家”〔6〕，其中“番禺，有海獠（即从海路来的阿拉伯人)杂居。其最豪者蒲姓。” 〔7〕多种族、民族和睦相处，为多元文化兼容、交流一种折射。广州有这种优良文化传统，为以后更大规模中西文化交流开辟了宽广道路。

　　 二、中西器物文化在广州的交流

　　器物文化是最直接、最实际、因而也是最容易为人接受的一个文化层面。西洋传教士为了达到传教目的，也首先从传播西方先进科技器物入手，以博取官民的信任和青睐，客观上取得文化交流效果。澳门自葡人租据以后，即成为西方近代科技器物传入内地大本营，首受之区即为广州。西洋火器以其在军事上作用巨大，明中叶以葡萄牙所造“佛朗机铳”（火炮)为先由闽广商人从南洋传入，首先在民间流传，继而为官府使用。按中山大学戴裔煊教授说法，我国始有佛朗机铳炮，应在嘉靖二年（1523年)之前。”〔8〕嘉靖三年（1524年)，在南京开铸这种火炮，并征用广东工匠作技术指导。史称明兵部议“佛朗机铳非蜈蚣船不能驾，宜并行广东取匠，于南京造之”〔9〕，获皇上允准。另时兵部尚书崔景荣也在奏折中称“广东有工匠，曾在澳（门)中打造者，亦调二十余人，星夜赴京”〔10〕。这里说的广东工匠，理有相当一部分集中在广州。另有记载：明正德十六年（1512年)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曾获悉在葡萄牙船上工作的中国人杨三、戴明熟悉欧洲船只和火铳技术，报告海道副使汪鋐，后得两人协助，在东莞“如式制造”〔11〕。东莞与广州近在咫尺，又为广州府属县，当可为广州铸炮明证。西洋火炮后在全国推广，在明清政权交替战争中发挥很大作用。

　　入清以后，特别是到雍正时禁止西方宗教传播，西洋火器技术传播因缺乏中间媒介而中断或停滞不前。直到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在广州积极备战，广州重新成为西方军事技术在我国中心。战争之初，林则徐就组织人力翻译西洋关于制造枪炮图书资料。道光二十年（1840年)从美国驻广州领事购得“剑桥”号军舰一艘，是为我国近代最早一艘军舰，还先后从欧美各国购得西洋火炮200多门，配置于珠江各要塞炮台，在抗英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连道光皇帝也为西洋火器威力所折服，要求广东当局仿造。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上谕说：“海疆防御，自重战船，降旨饬令粤省酌筹制造”〔12〕。这刺激了西洋火器技术在广州传播，各种火器试验接踵而起。战时广州士绅潘仕成参照英舰形制，仿造出可容纳300多人战舰一艘，被视为我国最早建造的西式战舰，同期，广州知府易长华也仿造出一艘可装25门火炮、容纳兵员200入战舰。潘仕成还与美国人合作、使用中国原料，研制出新式水雷，在当时是一种杀伤力颇大武器〔13〕。一些研制这些新式武器的著作也应运而生，如潘仕成《攻船水雷图说》。任职广东的福建人丁拱辰不但在广州城郊燕塘铸炮，还写有《演炮图说》（后被魏源收入《海图图志》)、《西洋制火药法》、《铸造洋炮图说》、《西洋用炮测量说》、《西洋炮台图说》等书，在当时使人耳目一新，标志着广州在吸收西方军事技术方面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在鸦片战争以后兴起的洋务运动中，广州仍不失为一个引进西方军事技术中心。被两广总督毛鸿宾誉为“学术湛深，才识出众”的丰顺人丁日昌，同治元年（1862年）在广州郊区燕塘设炮局，以西法仿造洋炮，获得成功，并制造山炸炮和炮弹。丁日昌后与容闳一起在上海筹办江南制造局，为我国近代军事工业之嚆矢。容闳是我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广东珠海人，对洋务运动贡献匪浅。他的活动虽然主要在上海一带，但在后来组织三批赴美120名留学生中，有84名是广东人，其中又以广州附近香山、南海、番禺、顺德人为主〔14〕。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多成为我国实业界栋梁，这也是广州开创我国产业近代化之先的一个贡献。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广州先后创办了军事性质的广州机器局、广州火药局、广州枪弹厂。光绪三十年（1904年)又建立广东机关枪厂等，使西方近代军事工业在广州奠定基础。

　　岭南人具有务实文化风格，在引进西洋火器技术之同时，也大量吸收民用器物和工艺，并加以仿制，有些产品销往全国。广州与上海、天津、南京、苏州等一样，属我国近代产业中心城市之列。我国古代以漏壶计时，既不便携带，也难准确。万历十年（1582年)意大利教士罗明坚将自鸣钟送给广东制台陈文峰。以后，广东仿制，修钟成为风气。所制自鸣钟以精巧着称，“广钟”享有很高知名度，广州是主要制作中心。现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自鸣钟，有不少是广州制作的。清干隆时代，在广州荷兰商馆将计时怀表、望远镜、风琴等奇器珍宝传进，后又入贡北京〔15〕，继扩散全国。《红楼梦》第四十五回说贾宝玉曾“回手向怀内掏出一个核桃大的金表来”，谅怀表已在上层社会流行。当然，传进这些奇器珍宝的不止一个国家，那时各国传教士都以此为手段，叩打中国大门的。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指引下，西方技艺才更多地移植广州。1857年，随英法联军来广州的摄影师罗西尔（MRossier)采用发明不久摄影术，拍摄不少关于广州街市风情照片〔16〕。自此，摄影术成为中西文化在广州交流的重要手段。又广州玻璃刻画，俗称蚀花玻璃，清末从国外传进广州，经百年发展，已成为广州特色工艺品。随着洋货的倾销和封建手工业破产，西方先进工业技术不断被引进广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机器缫丝、造船、火柴、铸钱、面粉、水泥、印刷、造纸、水电、皮革、制茶、卷烟、食品加工、制糖等凝聚着西方近代工业文明成果工厂相继在广州地区兴起，它们的产品被称为“广货”，源源输往内地，甚至欧美，展示广州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享有崇高地位。因为文化交流总是双向的。明清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经广州输出的主要有丝绸、陶瓷、茶叶、漆器、扇子、墙纸等。明末清初屈人均《广东新语·货语》说：“广之线纱与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两洋所贵。于广州竹枝词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厅’。”广州及集中于广州外地的瓷器造型多样、装饰精美、饮誉海外。明嘉靖二十五年（1556年)葡萄牙传教士克罗兹在《回忆録》中描述“广州有许多洁白的瓷器，另外还有一些五彩釉的瓷器，有红、黄、緑釉，有的还描金。”18世纪初，英、法、荷、丹麦、瑞典等国先后在广州设立贸易站，中国瓷器被称为“广彩”或“洋彩”，大量销往欧洲。l760年英国还从广州进口制瓷设备，仿制广州瓷器，厂名称“新广州”。同样地，广州瓷器也大量输往美国，1804-1809年，美国商船每年从广州进口瓷器价值在300-600万元。最多时占货运量的24％左右〔17〕，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也称“陶瓷之路”。茶叶是我国传统出口商品，也是一种文化输出，17世纪末，欧美各国竞相争至广州采购茶叶，因广州是安徽、福建、浙江、广东等省区茶叶的集中地，广州珠江南岸即今海珠区设有许多制茶场，所产“河南茶”饮誉国际市场。英国是鸦片战争前从广州输入茶叶最多国家，茶于是成为英国、荷兰、法国、俄国等人们日常饮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洲人饮食文化。同期，中国茶也由广州口岸畅销美国和巴西等国，并在那里占有一席之地，所以丝绸之路又称“茶瓷之路”。

　　广州作为一座开放城市，历来大胆吸收、容纳外来建筑来丰富城市建筑文化内涵，从唐代蕃坊怀圣寺和光塔，现光孝寺内南汉铁塔到元代今海珠北路祝寿巷天庆观（已毁)，都反映中古时期外来建筑在广州立足历史。明清海禁也未能阻止西洋建筑传入。明末清初广州西关一带所建十三行夷馆即为具有西洋风格建筑，“夷馆结构备极华丽，墙垣甚为高厚”〔18〕。《广东十三考》一书引清沈复《浮生六记》卷四云：“十三行，……结构与西洋画同”〔19〕。1859年广州沙面被英法租借，光绪《南海县志》云：“咸丰九年，运石中流沙填海，谓将建各国互市楼居也”。沙面逐渐被经营为西洋建筑荟萃地区，包括教堂、学校、洋行、领事馆、宿舍、影剧院、酒楼等，沙面后被称为“新十三行”。另外十三行附近也兴起不少西洋建筑，俗称“鬼楼”。清人叶詹岩《广州杂咏》云：“十三行外水西头，粉壁犀康鬼子楼。风荡彩旗飘五色，辨他日本与琉球”〔20〕。这与克拉克·柯蒂斯（Clara CurtiS)女士捐赠约1852年画《从河南眺望十三行商馆》水粉画景观极为相似〔21〕。西方宗教建筑也在广州接踵而起，其中以广州石室天主堂最为雄伟，始建于1863年，高5795米，被誉为“远东巴黎圣母院”，是现存最大花岗石构筑哥特式天主堂。石室东侧角石上刻有拉丁语Jeru-Salem（耶路撒冷)1863，西侧角石上刻有Roma（罗马)1863，意为天主教创立于东方耶路撒冷，而兴盛于西方罗马。当年修建时分别从两地取l公斤泥块作奠基用，显示东西方文化在广州交流和融合。后来兴建的佛山中华基督教堂、江门象溪天主堂、澄海盐灶中华基督教堂，澄城天士堂、湛江霞山天主堂等，也是哥特式风格，广州石室天主堂无疑起了范例作用。清末民初。原兴起于地中海沿岸地区的“骑楼”也传进广州。因它适应岭南地理环境，又便于商业交易，很快推广至粤北、粤东、粤西和广西等地商埠。但以广州骑楼最为集中和气派，据有关研究，它有古希腊、罗马柱范，阿拉伯之穹顶、哥特式塔尖、巴洛哥之曲线、西班牙之窗门、意大利之钟楼等，又能与岭南传统建筑相结合，做到洋中有中，中里有洋，既有古典式、近代式、浪漫主义式、西班牙式、西亚式、草原式、也有中西合璧式等，应有尽有〔22〕。文化风格既有冲撞，但更多的是协调、和谐，充分显示广州多元文化兼融特性。1905年，在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校园，建成我国最早的砖石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建筑之一马丁堂，这标志着水泥作为一种新型建材在广州得到应用。1908年在广州创建“广东士敏土厂”，正式生产水泥。此后水泥在民国初年拆城墙开马路高潮中普遍推广，对建设近代广州发挥很大作用。

　　岭南园林作为我国三大园林体系之一，广州是它最有代表性城市。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广州园林作为一种建筑文化也于18世纪流布欧洲。现代荷兰史学家包尔史着《中荷交往史》中写道：“荷兰最引人注目的这类中西合璧的园林无疑是巴伦的‘中国园林’，这是179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商务官员斯赫伦堡（RScherenbeng)建造的。在这座现已不复存在的园林里，在假山和池塘中有两座用红、紫、白等颜色油漆的中国式楼阁，分别被命名为北京阁和广州阁。这两座楼阁是在广州预先定制的，再用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散运到荷兰，巴伦的广州阁是迄今欧洲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18世纪中国式园林建筑之一”〔23〕。当然，这仅仅是广州园林建筑西传的个例而已。

　　 三、中西宗教文化在广州交流

　　自汉晋以来，广州即为外来宗教最早在我国传播地区之一，而自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宗教作为西学东渐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和进入中国手段，也首先自澳门和香港登陆，立足广州，继而向内地扩布。同样，西洋教士也在广州学习，瞭解儒家文化，幷介绍到西方。中西文化在这一领域的接触、冲突和融合，比其他文化领域要困难、激烈和漫长得多，但最终仍在广州取得兼融发展结果。

　　明末在澳门成立大主教区，开办圣保禄学院，培养数百名传教士，他们大部分成为入华

　　传教的先锋。其中清初先后在广州地区传教的有阁明升（Claudio Filippo Grimaldi）、赫苍壁（Jules Plcides Hervieu)、冯秉正（Joseph Marie Anne de Moyiac de Mailla）、徐懋德（Andre Pereira)，清嘉庆初则有李拱辰（Jose Ribeiro)、毕学源（Coetano pires）、福文高（Domingos Ferreira)等〔24〕。清初虽一度禁止洋教在我国传播，但在临近澳门的广州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却难生效。据宗教史专家陈垣研究，到雍正十年（1732年)在广州已有男女天主教堂8处，男教徒1万人，女教徒2000人〔25〕，广州成为天主教在我国最大中心。清中叶以后，珠江三角洲还有许多居民到澳门做礼拜。志称：“礼拜之期，附近南（海）、番（禺）、东（莞）、顺（德）、新（会）、香（山）各县赴拜者，接踵而至，间有外省之人，唯顺德县紫泥（今属番禺)人最多”〔26〕。不管怎样，广州作为华南最大城市，仍高踞天主教在我国中心地位。

　　基督教在我国通常专指新教，  又称耶稣教，  传入我国较迟，  1807年英籍教士马礼逊（Morrison)到达广州，即为基督教传入我国之始。此后，德籍教士郭士丘，美籍教士裨治文（Bridgman)、雅俾理（Abeel)、卫三畏（williams)先后于1830年和1834年到达广州，伺机传教，虽得不到机会和发展，但马礼逊1814年开始在广州译出《圣经》新约全书，印刷2000册；同时又与另一位教士米怜（Milne)合译《圣经》旧约全书；1823年两书在马六甲正式出版中文本，取名《神天圣书》，共2l卷。《圣经》这部基督教经典，包含着丰富的西方文化内涵，它的翻译出版，对我国人民瞭解西方历史文化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1829年，基督教在我国第一位华人牧师高明人梁发，在广州散发他所着《真道寻源》、《灵魂篇》、《异端篇》等9种布道小册子，总称《劝世良言》，对下层社会宣扬基督教起了一定作用。1836年洪秀全在广州应试即得到梁发《劝世良言》，对后来创立拜上帝会，发动太平天国起义起了重大作用。洪秀全族弟洪仁玕在广州、香港等地接受基督教，后写成《资政新篇》，主张向西方学习，挽救太平天国革命。鸦片战争以后，洋教潮水般从港澳涌入内地，广州地区成为基督教主要势力范围，《中华归主》一书写道：“广州三角洲（即珠江三角洲)地带及人口众多，村落稠密之地区，宣教事业蒸蒸日上，几乎每镇都有教堂，并以教堂为中心向附近乡村派遣中国布道员，积极宣传福音，甚至不少地区中基督教之势力及思想影响几乎达到无处不在之地步”〔27〕。在广州基督教各善会先后建立礼拜堂，布道所、循道堂、福音堂等多所，发展教徒。1896年基督教浸信会教士罗教全（ReVIJRobert)在广州建立水上流动布道所，开始在疍民中传教。1898年，第一艘水上福音船“启明号”在广州下水，后沿珠江三角洲及西江、北江各地布道，连同其他善会活动，基督教很快由香港、广州中心城市向周围地区传播，占领当地文化空间，成为地方文化景观一部分。

　　西方这些传教士在广州传播西方宗教的同时，也作了一些将中国宗教介绍给世界的工作。姑且勿论儒家学说是否为宗教，但西方教士在传教中深刻体会到它的价值和影响。在岭南传教时间最长的雅俾理、卫三畏对此颇有感受，故在19世纪70年代，在华传教士提出了“孔子加耶稣”的口号，企图找出一条调和、融合中西文化冲突道路。这条道路虽然没有走通，但西洋教士为此而将儒学一些著作推介到西方，却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一定贡献，这容后述。

　　 四、中西理性科学文化在广州交流

　　西学东渐，利玛窦是第一人。虽然他在广东活动主要在澳门、肇庆和韶关，但广州作为岭南文化中心，也直接或间接接纳他所介全门的西方科技文化。万历十一年（1583年)9月，利玛窦随同罗明坚从澳门来到广州，住进怀远驿，送给当地官员一幅世界地图和一些新式器物，使广州人耳目一新。利氏后在肇庆编绘世界上第一幅中文地图《山海舆地全图》，使国人第一次看到世界轮廓，同时，也将地球是圆球体之说传入我国，故干隆时地理学者刘继庄评说“地圆之说，直到利氏东来始知之”〔28〕。他还和罗明坚合编我国第一部中西文字典《葡华字典》；首创用拉丁字母注音汉字。建国初，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曾介绍过利氏这一贡献。利玛窦还在肇庆“仙花寺”内展示许多西文图书和仪器，包括宗教教义、天文、数学、地理、机械、水利、油画、版画、城市建筑画册，以及地球仪、天球仪、光谱仪、象限仪、浑天仪、曰晷等，幷亲自用粤语讲解其原理，使听者无不折服，人们甚至称他为“伟大的天文学家”。时肇庆为两广总督驻地，这些闻所未闻西方科技必然传到广州。

　　在利玛窦之后，基督教士在布道之同时，同样介绍西方科技文化。马礼逊在广州编撰中国第一部《华英字典》，凡六卷，收録汉字4万多个，1823年出齐。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曾向美国传教士索过此书。1828年，马礼逊还编纂《广东省土话字彚》，对研究广东方言作出贡献。恰如其在澳门墓碑上所刻“马礼逊者，乃万世不朽之人也。当其于壮年来中国时，勤学力行，以至中华之语言文字，无不精通。迨学成之日，又以所得于已者作为《华英字典》等书，使后之习华文汉语者，皆得借为津梁，为丰功倍”〔29〕。在马礼逊前后问世的还有《汉语百科词典》、《汉英字典》、《广东方言文选》、《简易汉语教程》，  皆为西洋教士所编。虽然它们出版地不在广州，但编纂者多在广州地区活动过，自然吸收了岭南文化养分，并留下西方语言文化烙印。

　　鸦片战争以后，对外部世界历史和地理的瞭解蔚为风气，广州一时成为这个“开眼看世界”的窗口。还在战时，林则徐组织人力将英国人慕瑞（Hugh Murry)编《世界地理大全》译成《四洲志》，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引进的独立的世界地理知识，此书也是我国人最早翻译的一本世界地理。林则徐后又委托好友魏源在此书基础上写成《海国图志》，系统地介绍世界各国国情。全书凡100卷，80万言，被誉为“国人谈瀛海故实之开山”之作，也是我国第一部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地图集。1921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专门介绍了《海国图志》，指出“此两书（另有徐继畲《赢环志略》)在今日诚为刍狗，然中国士大夫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始于此。”梁氏还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志域外地理者，（魏)源为先驱。”魏源在书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著名思想，对后世影响甚大。与林则徐同时代广州士绅潘仕成刻印《海山仙馆丛书》，收録当时传教士译写的世界地理，其中有名的《外国地理备考》有8册之多。战后，曾任广州多家书院山长的梁廷楠，曾多方搜罗外国史地资料，被誉为“外国通”。先后撰有《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粤道贡国说》、《兰仑偶说》等介绍中外宗教、史地、经济、风俗等知识，并于1846年合订成《海国四说》出版，引起强烈社会反应。19世纪70年代代到80年代，另一个著名学者王韬，在亲自出洋考察基础上，在香港写成和出版《法国志略》、《普法战记》、《法兰西志》、《美利坚》、《西事凡》、《俄志》、《漫游随録》、《扶桑游记》等多种著述，对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影响很大。省港一体，广州实际上是最先接受王韬研究成果城市。粤籍维新人士梁启超、湘籍维新人士唐才常分别在《西学书目表》、《史学书目提要》和《湘学报》中大力推荐王韬著作。日本是战后向西方学习成功的国家。嘉应州人黄遵宪针对“中国人寡知日本”的现实，写成《日本国志》，全面介绍日本历史政治，于1890年在广州出版，拥有一大批读者，对维新运动产生重要影响。

　　西方文化早期除以器物形式传入我国以外，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也相继以各种途径来华。在上述史地著作以外，医学因事关民生，也最先立足广州。1805年，英国医官皮尔逊（APearson)在广州行医，传播种牛痘法，十三行商人译出《种痘奇书》。种牛痘技术首先在广州流行。此后30年，有100万童接种牛痘，后推广全国，使无数儿童免于天花。南海人伍秉镛诗曰：“牛痘自种始夷域，传来粤海始成风”，热情讴歌了这种医学成就功德。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首设立眼科医局（后称博济医院)，使一些盲人重见光明。1863年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科学校，开始西医教育，也是我国第一间西医学校，培养一批新式西医生。1886年，孙中山曾在该校读书。1851年美国教士罗孝全中文版《家用良药》西药书在广州问世，首次向国人介绍常用西药知识。翌年，英国医生合信（BHobson)与南海人陈修堂合写西医著作《全体新论》在广州出版，引起轰动。合信另着《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等医书，对推介医学知识和医学教育作用匪浅。

　　在战后洋务运动中，在广州造就了我国最早一个买办阶层。他们在与洋人交往中，也接受了西方经济思想和知识，有些应用于办实业，有些人写成著述，成为西方经济学在广州的历史见证。上述洪仁玕《资政新篇》，即包含兴交通、办银行、造机器、开矿山、设邮政、保险等西方经济模式，用资本主义经济改造、发展中国经济等内容。香山人郑观应，长期接触熟悉西方资本主义，在澳门写成主要著作《盛世危言》，在广州删定，后多次再版，在全国影响甚大。因他提出了富国强兵种种建议，大力宣扬变法维新，将西方经济、科学、民主思想介绍给中国读者，大声疾呼“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30〕，开启变法自强思想先河。但维新变法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自小生活在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珠江三角洲，接受西方自然科学、政治、经济、文化等成果，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自己新思想体系。康有为在广州办“万木草堂”，设帐授徒，鼓吹维新变法，并写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重要著作，融合了中西文化精华；梁启超是广州学海堂学生，他以更善于宣传西方新思想着称，尤注重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为近代文化宗师。康梁作为全国性思想家，实为中西文化在岭南结合时代产儿。

　　文化传播需依靠媒体。岭南是我国近代报刊的发祥地，广州又是其最大中心之一。战前，首先是葡人在澳门出版葡文《蜜蜂华报》，继又有1827年英商在广州创办英文《广州记事报》；1823年我国境内第一份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报》在广州诞生。此后，相继有英文《中国丛报》、《广州周报》、《各国消息》、《广州杂志》等，为中外人士提供各种信息，介绍宗教、科学知识等。战后，办报热潮在岭南兴起，除大量报刊在香港出现以外，先后在广州创办的有《广东探报》、《中外新闻七目録》、《羊城采新实録》、《述报》、《广报》、《岭学报》、《岭南报》、《时敏报》、《国民日报》、《南越日报》、《人权日报》、《可报》等，除了报刊本身的文化传播作用以外，还作为报刊范例，推动我国近代报刊业兴起和发展。

　　我国悠久辉煌的历史文化早为西方人士所仰慕，海上丝绸之路即为中国文化外传的一条强大通道。欧洲人东来，广州不仅是西方文化传入，也是东方文化传出基地。1593年利玛窦在肇庆将我国经典《四书》译成拉丁文在意大利出版之后。我国古典经籍西传蔚然兴起，1666年意大利教士殷铎泽将《中庸》译名为《中国之政治道德学》在广州面世，三年后又在印度果阿出版。1719年，在广州经商英国人魏金森（丁ames Wilkinson)将我国小说《好逑传》译成英文，在英国刊行。后又被译成法、德文，流传甚广。1728年法国教士马若瑟（JosephHenri MariC de Premarp)在广州写成《中文概论》，为西方国家研究中国文字开山之作，影响至为深远。马氏还把元曲《赵氏孤儿》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后风靡欧洲，并被搬上舞台，轰动一时。1813年法国领事德经奉拿破仑之命编成《中法拉丁字典》，先后在巴黎、香港出版，方便拉丁语系地区读者学习汉语。此外，旅居广州的美国教士卫三畏的《中国总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德庇时（John，Francis Davis)以岭南材料为背景写成《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的概况》，英国海军军官拜尔秋（Jelliot Bingham)撰反映鸦片战争在广州战况《环球航行记》，美国人威廉·亨特（william CHunter)写《广州番鬼録》、《旧中国杂记》等，都向对方介绍中国岭南等地社会、经济、风俗等状况。另外，中医也为西方人感到神奇莫测，1671年一位居住广州不知名法国人将晋代名医王叔和《脉经》译成法文，以《中国脉诀书》在法国出版。该书后为欧洲医学界广泛收録和使用，推动欧洲人兴起学习中医的热潮，并给欧洲近代医学、动物学和植物学以深刻的影响。有人作过统计，在达尔文的著作中，提到中医和植物学的达104处〔31〕，显见这与中医西传不无关系，在广东西方传教士在其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五、中西制度文化在广州交流

　　广州远离我国政治中心，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相对宽松，人的思想较为活跃，加上深受澳门、香港这两个实行资本主义加殖民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城市的影响，西方制度文化首先在这里立足、渗入各个文化层面，并在某些领域试行。当然它们更多的停留在理论阶段，但不管怎样，广州在这方面仍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

　　明末清初，西方制度文化尚未能对广州施加重要影响，而以器物文化和宗教文化交流为主。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告终，先进岭南人，开始思考国家命运，寻求救国救民道理，结果找到向西方学习的出路。战后，西方文化几乎毫无阻碍地大举进入中国。其中制度文化又比器物文化更强烈地冲撞、挑战中国传统文化，中外文化交流自此进入一个扩大接触和深入交流发展新阶段。岭南文化精英分子，以健全心态和爱国情怀首先接受这个时代挑战，合理地调适自己位置，吸取中西制度文化精华，提出富有创新的制度文化主张。广州因是鸦片战争最先爆发地和主战场，又是战后深受其害的地区，因而也是谋求变革现实，建立新制度最强烈地区。

　　战后不久，洪秀全虽从梁发《劝世良言》和《圣经》受到许多启迪，但始终认为他们所宣扬非暴力主义的“忍耐和谦卑”不适于中国形势，于是对基督教进行改造，于1845-1846年在家乡花县写成《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三部著作，奠定了太平天国运动理论基础。洪秀全的革命理论，藉助西方宗教外衣，注入武装革命精髓，实在是化腐朽为神奇。其中“太平”源于我国典籍《公羊传》里“太平世”理想，而“天国”见于《新约·马太福音书》，“太平天国”即体现了中西文化在岭南融合。差不多同一时间，梁廷楠在《合省国（即美国）说》即介绍过美国政治制度，包括美国立法、选举、民主制度等，当为西方政治制度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引入广州之始。洋务运动时期，长期生活在香港的王韬，以他创办的《循环日报》为阵地，大力宣扬西方政治制度，提出“君民共主”作为国家政治制度，即君民享有同等政治地位，相互制约，共同决定国家大政方针，以达到富国强兵目的。这对于封建专制，是一个很大进步。前述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也以很大篇幅谈到西方议院制度，尤赞赏英国上、下院制，并强凋中国应设立议院制度。郑观应是早期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其人其书反映了西方政治制度与中国传统制度文化在岭南交流和调适。到维新变法时期。康梁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推崇达到顶峰。康有为在广州办“万木草堂”所写一系列著作中，即构建了维新变法理论体系，其中重要一项为效法西方政治模式，建立君主立宪制度。而梁启超在介绍近代西方政治学说之同时，猛烈抨击中国君主专制，热情讴歌西方民主政治，虽与康有为一样、主张君主立宪制度，但在实现此目的上不是依靠君主而寄托于民众，在这一点上比康有为进步。康粱维新变法失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彻底摈弃康梁君主立宪政治主张，提出推翻封建专制的民族主义；建立共和国政体的民权主义；“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三民主义标志着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最终确立，他追求的是建立美、法国式资产阶级共和国，比康梁君主立宪模式又前进了一大步。孙中山很多革命活动发生在广东，从制度文化意义上说，三民主义是中西文化交流产物，而辛亥革命胜利，则是三民主义实现一个成果，代表我国近代思想和制度文化最高水平。这是岭南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一个最大贡献，而其发祥地之一即是广州。此外，广州在近代经济管理、文化教育制度方面，也大量吸收西方文化成果，加以实验和推广，在此从略。

　　 六、结论

　　广州作为一座千年不衰港市，对外开放历史从未中断，藉助于海上丝绸之路这条强大通道，高踞我国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和桥梁地位，使岭南文化更具有多元、开放、重商、海洋、兼容和创新的文化风格。然而，岭南文化也是一个历史范畴，须不断更新，与时俱进。只到明清时期，随着广东社会经济发展，区域开发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广东作为西学东来的首受之区，才给岭南文化提供新发展机遇，并注入新的活力，岭南文化才作为一个地域文化体系成熟、定型，出现在中国地域文化之林。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广州这座区域中心城市，一直发挥着中西文化交流整合功能，即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吸纳包括物质、理性科学、宗教和制度，以及风俗等各个层面的近代西方文化，并加以改造、完善、创新，变为岭南文化一部分，从而使岭南文化不断得到充实、壮大和升华，成为时代先进文化；另一方面，又将自己吸收、积累的文化势能辐射出去，传递到内地乃至海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当地文化性质和风貌。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一个站在时代前列、叱咤风云人才群体的产生，以及他们掀起一个个波澜壮阔革命运动，即为中西文化在岭南交流、整合，并扩布全国乃至海外的集中表现。明清时期广州城市这种文化地位和功能，是国内其他城市难以企及的，这也是广州历史一种特殊光荣。

　　当然，岭南人所具有的重商、务实文化品格，也使得这个时期对西方文化价值选择，出现注重实用，而轻薄基础理论的取向。例如在洋务运动中，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地大量翻译西方科技和人文社会科学著作，而广州这时成立的“广州同文馆”译书数量却不多，以致渴求西学的康有为不得不跑到上海购书运回广东。以后的历史进程也表明，五口通商使上海成为我国最大外贸中心，广州外贸地位相对下降。上海、南京崛起为与北京、天津并列文化中心。战前广州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和桥梁一枝独秀地位相对下降，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成果也逊于上述几个城市。这个历史惯性，使到今天也仍然如此。这个历史教训，是应该吸取的。

　　注　释：

　　〔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  第二分册，第693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

　　〔2〕《释今种澳门诗》转见周彦文等编《澳门老照片》第150页，广州出版社，1998年。

　　〔3〕转见黄启臣：《澳门通史》第131-132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4〕光绪《番禺县志》卷10。

　　〔5〕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  1982年。

　　〔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7，熙宁五年条。

　　〔7〕宋·岳柯：《桯史》卷11。

　　〔8〕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证》第22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年。

　　〔9〕《续文献通考》卷134，《兵考》十四，《兵器》。

　　〔10〕转见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第1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1〕严从简：《异域周咨録》卷9，中华书局，1993年。

　　〔1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58卷，第2274页，中华书局，1964年。

　　〔13〕刘圣宜、宋德华：《岭南近代文化交流史》第4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14〕刘圣宜、宋德华：《岭南近代文化交流史》第280-28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15〕蔡鸿生主编：《广州与海洋文明》第340-343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

　　〔16〕刘圣宜、宋德华：《岭南近代文化交流史》第18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17〕参见广州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发展中心等：《论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第102-106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

　　〔18〕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35l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年。

　　〔19〕参见广州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发展中心等：《论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第l64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

　　〔20〕参见广州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发展中心等：《论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第165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

　　〔21〕黄时鉴、（美)沙进编着《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三百六十行》第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22〕参见广州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发展中心等：《论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第167-168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

　　〔23〕转见蔡鸿生主编：《广州与海洋文明》第320页，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

　　〔24〕转见黄启臣：《澳门通史》第123-25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25〕张为等着：《中国教案史》第176-177页，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87年。

　　〔26〕民国《香山县续志》卷6，海防。

　　〔27〕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第34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

　　〔28〕刘继庄：《广阳杂记》卷2，第104页，中华书局，1985年。

　　〔29〕《中国丛报》1846年2月，第105-106页。

　　〔30〕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见《郑观应集》上册第5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31〕转见广州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发展中心等：《论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第152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

　　（作者：司徒尚纪，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李宁利，中山大学人类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