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具地域性，大者如欧美文化、华夏文化、中东文化等。华夏文化之下又有岭南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等。每个地域（或称地区）文化皆有其核心精神及其产生的地缘条件。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就是说每种地域文化有其独特的孕育地理环境。高山盆地的巴山蜀水孕育了巴蜀文化；北倚五岭、南临南海的岭南地区则孕育了岭南文化。

　　每种地域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形态、特征以及它的核心精神以与其他地域文化相区别。青海西藏以其世界屋脊的高山、高原、高寒为特色，创造瞭高亢激昂、性格刚烈的青藏文化。江南水乡则以其温婉细腻、灵巧多变造就了吴越文化。各学者对岭南文化的特色表述各不相同，张磊、张苹教授认为可概括为“重商性、开放性、兼容性、多元性、直观性、平民性、非规范性”或简括为“新、实、活、变”四个字。司徒尚纪教授则表述为“多元、开放、包容、重商、务实、创新”〔1〕。唐文雅教授说是“开放、兼容、开拓、务实”。陈泽泓教授归纳为“开放、务实、善变”。〔2〕……由于各人着眼点不同，所概括的自然有同有异。笔者认为，他们概括的各点都是客观存在的特色，但岭南文化的核心精神应为“变革”与“创新”。

　　纵观历史，秦末赵佗变革秦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天下，创造了南越国。司马迁说“佗因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3〕这应是岭南的第一次大变革与创新。赵佗率汉越两大民族之众，创立了岭南第一个多民族融会的地方政权。南越国历五帝共93年，开创了以融合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于一体，有别于岭北的岭南文化。赵佗接见汉使时“弃官带”，穿越人服装，回书汉文帝时自称“蛮夷大长”，这些表明岭南文化的“变革”与“创新”。岭南第一位宰相张九龄青年时的文章被初唐武则天时宰相张说评价为“济时适用”，其后张九龄并以开凿大庾岭、打通南北通途的行动，变革了自古阻隔南岭内外的交通，今日誉之为“开通古代京广线”。张九龄不只有“为贤相”、“开大庾岭”等变革创新的行动，还是初唐开创诗歌刚健新风的开拓者，他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名句至今仍为后人传诵。张九龄的诗文堪称岭南文化“变革”与“创新”的典范。

　　禅宗宗师惠能大师亦是一位“变革”与“创新”的思想家、哲学家和宗教家。他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亦有版本为“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名言及“心动、幡动”之议，皆烩炙人口；顿悟成佛说及他的弟子记録整理的佛家经典著作《坛经》都是具鲜明变革性和创新性的岭南文化传世之作。惠能是获得毛泽东赞誉为“岭南两大伟人（另一位为孙中山先生）”之一。毛泽东说是惠能“勇于创新，并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

　　东汉和帝时的议郎杨孚撰的《南裔异物志》，以实地调查为基础，详细记述了岭南的动物、植物和矿产，开创了地区物产专著的先河，变革了过去文人重文轻物的文风，可称“岭南首部科学著作”。继杨孚《南裔异物志》之后，后世先后出了万震的《南州异物志》、朱应的《扶南异物志》、刘恂的《岭表録异》、孟管的《岭南异物志》等多部地区物产科学专著。

　　在政治和思想方面，近现代岭南文化“变革”与“创新”的代表人物就更多和更广为人知了。如洪秀全变革传统神佛崇拜为集理论与组织于一体的拜上帝教（会），为创建太平天国奠定精神与物质基础。康有为、梁启超以《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着孔之名行变革之实，公车上书，着《大同书》变法维新，开中国近代资产阶变革社会之先河。孙中山先生更以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变革推翻了两千年帝制，创建了民国。近、现代广州成了中国革命策源地和改革开放前沿地。

　　在政治上如此，在思想上如此，在艺术上亦同样体现岭南文化的“变革”与“创新”。例如岭南画派，既继承了国画的传统，更有了极为明显的“变革”与“创新”。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岭南画派大师的画作，与岭北各家画派很不相同，“变革”与“创新”之风跃然纸上。作为岭南文化艺术综合反映的粤剧，尽管早期粤剧演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但敢于“变革”与“创新”的事迹至今仍令人钦佩。且不说清代粤剧艺人李文茂敢于组织红船子弟大规模造反，即以清末至民国时期一些粤剧演员留下的剧目也足见他们勇于“变革”与“创新”。例如清末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粤剧艺人陈铁军等的振天声剧团，就敢于在清王朝的严酷统治下演出《大闹沙基》、《徐锡麟刺恩铭》等反清革命粤剧〔4〕。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名伶薛觉先、马师曾等已演出时装戏《白金龙》、《璇宫艳史》、《贼王子》等或从莎士比亚名剧或依据当时美国电影改编的“文明戏”。这些都是岭南俗文化勇于“变革”与“创新”的实例。

　　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后，岭南的“变革”与“创新”更是不胜枚举。从低级的“来料加工”塑胶花到近年的一个项目引进外资数十亿美元的大亚湾石化；从高第街个体服装户、西湖路灯光夜市，到今日的白马服装城、虎门服装城；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招待所和宾馆还需凭一定级别党政机关介绍信才能进入的时候，广州的五星级酒店已敞开大门欢迎游人参观；昔日的边陲小镇深圳一跃成为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贷款修桥开发交通事业；……岭南人的勇于“变革”与“创新”是党中央授予广东省和深圳等经济特区“先行一步”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足见自古至今的岭南文化核心精神，无不体现其敢于“变革”与“创新”，而且既重思想理论，更重实际行动。这是岭南文化优于其他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为什么在岭南地区会产生这样一种文化呢？笔者认为，与其地缘条件有密切关系。

　　何谓岭南？《辞海》（1989年版）的释义为：“地区名。即岭表、岭外。指五岭以南地区”〔5〕。五岭的释义是：“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五岭之总称。在湘、赣和粤、桂等省区边境”〔6〕。在地图上看到的五岭以南地区是北倚南岭山地、南临南海，东、西各有南北走向的山丘界限，基本上是一个背山面海的半封闭区域。但五岭并不连续，而且海拔高度仅数百至千余米（最高峰石坑崆1929米），秦代已在五岭开了横浦关、湟溪关和阳山关三个交通隘口。唐代又开凿了大庾岭的梅关。故与岭北虽有山丘阻隔，但自秦以降都是通过五岭间的关隘与岭北交通的。由于南临大海，海上交通甚为方便，自汉以来，与东南亚、东北亚（唐代已有船往日本、朝鲜）甚至西亚、非洲，一向都有海上交通往来。汉初的南越王墓已有西亚舶来品出土。杨孚《南裔异物志》已有黑人在广州为奴的记述，可知岭南地区自秦汉以来已有频繁的海外交通。岭南这种与内陆相对封闭、独立，对海洋十分开放的地缘环境，在全国并不多见。闽浙虽也背山面海，但无山岭阻隔，又无像珠江三角洲那样广袤富饶、人口众多的大平原，故难以形成与岭北相对独立、对海外完全开放、自成一统的地缘环境。

　　二千多年前秦南海尉任嚣临终前已嘱咐赵佗：“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疑此字有误——笔者注）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7〕。说明任嚣已认识岭南背山面海相对独立的地缘特征，劝赵佗借此地缘优势立国。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缘优势，有利于形成别具特色的岭南文化。对中原、对中央王朝既有比较紧密的联系，但又相对独立的地缘关系，可以充分吸收中原文化的营养，但更有利自由接纳海外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这种状况，从秦遣任嚣任南海尉时已经存在，甚至可以远溯至旧石器时期马坝人和新石器时期石峡文化等等。因为大量考古资料证明，岭南的马坝人、石峡文化与北方的北京人、丁村人、仰韶文化既是同出一源，但在许多方面又存在差异。“大同”不必细说，“小异”就是岭南的相对独特性。岭北是中华民族主体所在地，是炎黄文化的发祥地，汉民族的居住地，五岭从来不能隔絶岭南岭北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但五岭终归是高千数百米的山地，在古代以陆路车马、人行为主的交通条件，横亘的南岭必然起着一定的阻隔作用。岭南被视为岭外蛮夷之地。直至初唐高祖武德年间授李靖岭南抚慰使时仍说“岭海陋远，久不见德，非震威武，示礼义，则无以变风”〔8〕。但隋唐广州已有繁荣的海外交通与贸易，隋已建南海神庙，唐已在广州设“市舶使”管理对外贸易〔9〕，说明岭南的“陋远”并不影响其海外往来与文化交流，更不用说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港从汉代早已开始了。

　　笔者认为，岭南的“陋远”并非坏事，反而有助于形成其独特的文化。“陋”则像一张白纸，利于画创新的画图。“陋”是从中原文化的视角看到的岭南文化的粗犷、不成熟，但却为岭南文化的发展留出了广阔的空间，有利于岭南文化吸纳海外文化之精华，少受束缚，造就敢于“变革”与“创新”的精神、文化环境。

　　“远”也不是坏事。岭南远离京师、远处边陲，从某个角度来说，其思想、行为、文化少受中央集权旧传统的禁制和影响。“鞭长莫及”，便于“变革”与“创新”。五岭的阻隔，俗话说“山高皇帝远”，一定程度起着对岭北的政令、文化相对屏蔽、相对独立的作用。“大一统”的专制束缚少了，才容得下岭南人的思想解放。在京出不了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甚至容不下《徐锡麟刺恩铭》、《贼王子》那样的革命戏、“文明戏”。但在远离京师的岭南，则少了许多思想禁锢与束缚，人们敢于变革，敢于创新，从而形成地域性较强、思想比较解放的岭南文化。

　　至于广州之所以成为岭南文化的中心地，笔者认为，主要是广州乃西江、北江、东江汇流之所，水（江海）陆交通的枢纽，长期为岭南首府，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中心，冠盖云集，人文荟萃，在五岭之南，无一地可与抗衡。

　　注　释：

　　〔1〕司徒尚纪：《珠江文化与史地研究》，第4~5页，中国评论文化有限公司出版，2003年。

　　〔2〕转引自陈泽泓：《南派禅宗创始人惠能》，第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原载于《湖南党史研究》1995年第112期合刊《潇洒莫如毛泽东》。

　　〔3〕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1493页，中华书局。

　　〔4〕罗雨林主编：《粤剧粤曲艺术在西关》，第23页。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

　　〔5〕《辞海》（1989年版），第89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

　　〔6〕《辞海》（1989年版），第3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

　　〔7〕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第1492页，中华书局。

　　〔8〕《新唐书·李清传》，转引自《辞海》第890页，1989。

　　〔9〕黄启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第139页。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

　　（作者：李平日，广州地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