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岭南文化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形成、发展的。广州长期以来作为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形成了岭南文化中最具典型性的地方性文化。由于受周围自然环境的制约，广州的地方性文化有着明显的地域特征。广州位于珠江流域的西、北、东三江汇流的珠江三角洲平原，濒临南海。有古代文献记载又被考古发掘所证实的、最早的广州城，为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所筑的番禺城。番禺城前临宽阔的珠江，后枕越秀山，东西为文溪包绕。此后历经2000多年，城市中心不变，一直在今北京路的财厅前一带，由此向四周拓展，逐渐开发了河滩、沼泽等湿地和岗地，整个城市河网密布，沼泽、湖泊点缀其中，故在此意义上，广州是从湿地环境上发展起来的城市。这种地域环境不但滋养出广州繁荣的物质文化，而且还影响着广州精神文化的形式，从整体上孕育出特点鲜明的岭南水乡文化。一切文化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正是通过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这一中介得以实现的。兹在此重点阐释广州的海洋区位、湿地环境对人们社会实践的影响，由此表现在物质文化、观念文化方面的地域特征。

　　一、以湿地利用为特征的农业文化——稻作文化与基塘文化

　　土地利用是人类生产实践与自然环境结合得最为具体的文化景观。位于珠江三角洲平原上的广州，其农业生产在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发展过程中，确立起以水田利用为主的水稻耕种生产方式，由此而产生的稻作文化不但包含着水稻耕种方式、耕种技术等物质文化内容，还包括民间风俗、神话传说等观念文化内容。如五羊神话传说，最早出自晋代裴渊《广州记》，称：“州厅事梁上画五羊像，又作五谷囊，随像悬之。云：昔高固为楚相，五羊衔谷萃于楚庭……故因图其像为瑞。”〔1〕由此可见，传说一开始便被赋予五谷神的含义，反映出广州的先民种植水稻的历史，并在民间形成了固定祭拜的方式。此后，神话的内容不断丰富，至宋代谷穗具体化为“一茎六出”〔2〕，喻示着优良稻种的出现，并由此而衍生出丰收吉祥的象征。这一传说使稻作文化从物质层面进入精神领域，渗入到社会生活中，五羊衔穗已成为广州城市的标志，城名因此简称为穗，影响深远。

　　明清时期，广州地区由于对外贸易的刺激，利用低洼农田或废弃河涌开挖成鱼塘，在塘基上种桑养蚕，生产供出口的生丝，许多地方出现“境内有桑田无稻田”〔3〕的景观。广州近郊的西关平原及兰湖、城内小北门一带的沼泽地往往被辟为菜田、鱼塘。西关泮塘地区，南汉时为荔枝园，有“白荷红荔半塘西”之句；宋代《舆地纪胜》中称：“有桃梅莲菱之属”；明清时期“池塘十区，畜鱼三之，种莲菱茨菇三之，其四为浮田以种蕹”〔4〕，尤以莲、菱、慈菇、菱笋、马蹄等“泮塘五秀”著名，泮塘“土甚肥腴多膏物，种莲者十家而九。莲叶旁复点红糯，夏卖莲花及藕，秋以莲叶为薪。……凡种藕之塘宜生水，种菱亦然。菱毕收，则种茨菇。”〔5〕荔枝湾更有“两岸荔枝，香闻十里”。原兰湖一带，民国时期仍为洼地，成为种植茭笋、莲藕、菱角的菜田，小北门附近则有将军大鱼塘和挞子鱼塘。珠江中常有数量可观的鱼虾，涨潮时珠江中鱼多，特别是沓潮时鱼退而复来，渔民最高兴，即“渔者歌云：水头鱼多，水尾鱼少。不如沓潮，鱼无大小。……”〔6〕。这些桑树、果树、塘鱼、蔬菜等商品性农业生产基地，正如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五记载的：“广州凡基围堤岸，多种荔枝、龙眼，或有弃稻田以种者。”这种基塘生产方式形成了岭南最具特色的农业生态文化景观，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广州附近地区还随处可见。广州地区的基塘生产方式达到了自然与人工结合的生态平衡，使得土地得到最大限度的合理利用，物质和能量得以良性循环，其生产模式和技术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广的项目，为人类农业文化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对人类物质文化的贡献远远超出岭南范围。

　　湿地产出的鲜活农副产品，包括四季緑嫩的蔬菜、生猛的海鲜河鲜，为以“生猛海鲜”为招牌的粤菜系列提供了丰厚的食物原料，使粤菜在我国八大菜系中享有盛誉，“食在广州”名扬海内外。广州饮食文化亦因此成为岭南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分支之一。

　　二、因河海相通区位形成的商贸文化

　　广州地处南海之滨，临海及江海相通的地理区位，使其与国内外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成为我国自秦汉以来唯一历经2000年而不衰的重要对外贸易港口。据《竹书纪年》记载，公元前11世纪（约周成王时期）越裳氏（今马来西亚半岛南部）已来广州朝奉。春秋战国时期，广州已有船舶出海贸易，从马来西亚进口甘蔗、槟榔等。《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始皇经略岭南的经济动机便是“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秦汉时期，《汉书·地理志》记载“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一都会。”广州已成为全国19大商业都会之一。唐代的“广州通海夷道”可远至西亚、东非乃至欧洲各地，广州从此成为世界性贸易港口城市，商业贸易成为此后各朝代城市经济繁荣的主要支撑。唐代开元年间每年往来广州的客商达万人以上，有“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的记载，程师孟作《咏共乐楼诗》云：“千门日照珍珠市，万瓦烟生碧玉城，山海是为中国藏，梯航尤见外夷情。”宋代城垣修缮达10多次，所耗巨资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外贸收入，史载宋代广州修西城时，外商曾自动捐款资助，后因地方官员不同意才作罢。元代，来广州进行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达到140多个。明代，曾一度实行海禁，到嘉靖年间，全国撤销了浙江、福建两个口岸，独留广州口岸，从而使广州在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地位得到恢复。对外贸易的繁荣，促进了广州工农业的发展，特别是以冶铁、纺织、陶器、造船业为主的手工业获得了较大发展，城南沿江岸地带亦因商贸的繁荣而出现“民廛稠聚，海舶鳞凑，富商异货，咸萃于斯”〔7〕，当时城市的商业中心在濠畔街，濠畔街的繁盛如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货语”中描述的“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清代，干隆二十二年（1757年）至鸦片战争前的80多年间，独留广州一口通商，经济呈现出“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8〕近代至解放前，广州成为带殖民地色彩的经济中心。改革开放后，广州成为全国商贸最发达的城市之一。这种因海洋区位与湿地环境所发展的商贸文化，促进了广州农业、手工业等生产行业的商品经济发展，如桑蚕、水果、花卉等经济作物早在明清时代已呈现专业化生产的态势，使物产品种的引进、生产技术或工艺的改良均走在全国的前列，由此推动着广州物质文化的多元化。

　　商贸文化的发展对城市景观文化发展颇具影响力，城内南来北往商旅辐辏，为追逐江海航运之便，广州江岸设立的码头数不胜数，如古代有众多的谷埠、鱼埠、糖步、炭步（埗）等，涌边、濠泮商业店铺林立。为取得商业的聚集效应，广州的商贸专业街早在明代后期便已出现，如明万历《广东通志》之《广东省城图》中，出现以商业贸易行栈命名的城门竹栏门、油栏门等地名，更有清末民初为方便敞开门面、招徕顾客而发展起来的商业骑楼建筑。伴随商业贸易而进行的中外文化交流，将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先后由海路传入广州，形成丰富多彩的宗教建筑文化，如光孝寺、华林寺、怀圣寺、石室等众多的寺庙、教堂；清代西方建筑文化的引入，使原十三行夷馆、沙面一带分布着异域风情的西洋式建筑，这些均成为构筑广州城市文化景观的重要部分。

　　由特殊区位环境带来的持久繁荣的商业文化，赋予广州人重商的精神，使广州人在观念文化上逐渐淡化了中国传统“贵义贱利”思想，商人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唐玄宗时，为四海之神封王，给广州的南海神封号是“广利王”，“广利”二字，就是广招天下贸易之利的意思。明清时期，广州官吏经商习以为常，《广东新语》卷九称：“无官不贾，且又无贾而不官”，“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鸦片战争后产生的“兴商务”、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主张，形成重商思潮，同时，在中西方贸易往来中，西方文化中的竞争、开拓精神输入广州地区。这种历史积淀下来的重商传统与竞争意识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特质体现在广州人开放务实的性格中。人们思想开放、灵活，敢为天下先，善于吸取海内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确立了广州作为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改革开放的先行地的历史地位。

　　三、在湿地环境中建立的岭南城乡景观文化

　　古代，广州因湿地而形成的自然、人文景观更是随可见。

　　广州地区河网纵横交错，湖泊、沼泽点缀其中，在众多记载广州附近城镇聚落景观的地方文献中，不难找到描绘南国水乡景致的记载。在普通圩镇中，如江门的船只“千艘如蚁聚”〔9〕，顺德基塘区圩镇龙山“百物辐辏，商贾常满”，位于东江三角洲水网区增城新塘镇有“十里娇歌传玉笛，一湾残月泊沙堤”的美景，均充满水乡风情。

　　在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景观方面，广州城整体面貌被生动地描绘为“六脉皆通海，青山半入城”。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前建成的、可考其兴建年代的古桥有62座〔10〕，小桥流水、舟楫当车是古城的风貌，正如清代羊城竹枝词所言“水绕重城俨画图，风流应不让姑苏”。广州城内，六脉渠的六条主渠均呈南北走向，向南汇入玉带濠，最终流入珠江，六条主渠之间分布着无数条纵横交错的支渠，河道如巷、水系成网，贯通全城；新城的甘溪自白云山蒲涧而下流经市区后出珠江，沿途亦为当时的风景区，其在城北越秀山下今大石街一带积水成菊湖，“菊湖云影”为宋代羊城八景之一。南汉时甘溪两侧二三里皆种植木棉、刺桐，建成甘泉宫，中有泛杯池、濯足渠、避暑亭，为踏青避暑胜地。广州城外近郊的西关地区，南汉时期被辟为宫苑，有著名的昌华苑、芳华苑、华林园等，以及富豪占田修造的私家园林；明清时期以“烟水二十余里”的“一湾溪水緑，两岸荔枝红”而驰名，这里池圃相属，亭桥相连，遍植荔枝。风景名胜中的精粹是文人墨客评选出海山晓霁、珠江秋色、菊湖云影、蒲涧濂泉、光孝菩提、大通烟雨等，八景中有七景是描绘湿地景观的。

　　在人文景观方面，明代来穗的葡萄牙人克路士称广州城：“船只多到令人惊异，尤其叹为观止的是几乎整年大量船只从不减少或缺乏。”〔11〕广州城内，商贸繁荣的玉带濠畔被屈大均《广东新语》描述为“濠水自东、西水关而入，逶迤城南，径归德门下，背城旧有平康十里，南临濠水，朱楼画榭，连属不断……隔岸有百货之肆，五都之市，天下商贾聚焉。屋后多有飞桥跨水，可达曲中，宴客者皆以此为奢丽地”，有着“背城何处不朱楼，渡水几家无画楫。五月水嬉乘早潮，龙舟凤舸飞相及”〔12〕的水城风情。至民国期间，广州珠江河面仍上聚集着紫洞艇、楼艇、渔艇等密密麻麻的各类小艇，不但是水上居民生活的场所，亦是市民娱乐的好去处。及至20世纪80年代，滨江路一带还保存有傍水而建、称为水棚的民居，构成疍民聚落景观。这些均强化着广州城市的湿地景观文化。

　　总之，就整体城市外观而言，广州以岭南亚热带水乡景观文化为特征，有别于国内外其他城市。

　　因湿地环境而形成的岭南水乡风情，在美化着广州城乡景观的同时，引导着城乡民俗文化发展走向。明清时期的渔舟唱晚、画舫游艇泛舟于河中一如当今之珠江游，成为广州消闲文化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处于观念文化层面的民俗文化领域中亦占一席之地。

　　四、水环境印记浓重的观念文化

　　在观念文化方面，文化特征中表现出非常深厚的“水性”，广州人“以水为财”的观念根深蒂固。

　　广州方言中与水有关的词语很多。广州人视水如财，工资称“薪水”，花钱称“磅水”，100元称“一旧水”，更有“水脚”、“水客”、“醒水”、“老水”、“心水”、“水尾”、“水货”等众多以水为构词素的复合词：与水有关的生物也成为构词素，如“虾”具有强大的构词力，如“大头虾”、“炒虾拆蟹”、“虾公”、“虾仔”等。

　　广州神祀中的水神也多，这完全归功于广州多水的自然环境，如南海神、伏波神、天妃神、龙母、龙王等。最特别的是，祝融为家喻户晓的火神，在南海神庙中被祀为司辖南海的水神，关于祝融何以成为水神，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解释为：“司火而兼司水，盖天地之道。火之本在水，水足于中，而后火生于外。火非水无以为命，水非火无以为性。水与火分而不分，故祝融兼不水火之帝也。”自隋开皇年间，祝融便被尊为南海神，供奉于南海神庙中，此后历代统治者不断为其加封、举行隆重的祭典，民间称之为“广利洪圣大王”，声名远播。

　　广州地区民间“端午节”前后的赛龙舟节庆活动，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为全国各地所罕见。非河网稠密地区所不能为，包括划龙船、赛龙舟等系列活动，以泮塘地区的龙舟活动最为盛行，广州俗语有云：“泮塘龙船——假人（仁）威”。广州市区珠江河道每当举办龙舟赛事，场面十分热闹，前广州市长朱光曾有诗赞云：“广州好，端午赛龙舟。急鼓千槌船竞发，万桡齐举浪低头。屈子不须愁。”

　　在民间曲艺方面，首创于清干隆年间的龙舟歌，属于水泽江间之歌謡体裁，多在水上渡船中用广州方言演唱，盛行于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角洲一带；疍歌又称咸水歌，为广州地区的水上居民以广州方言演唱的渔歌。可见，龙舟歌与疍歌的形成与发展无不与湿地环境紧密相关。

　　注　释：

　　〔1〕《太平御览》卷185“厅事”。

　　〔2〕《太平寰宇记》。

　　〔3〕光绪《九江儒林乡志》卷5“政经略”。

　　〔4〕清范端昂：《粤中见闻》卷21“蕹”。

　　〔5〕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7“莲菱”。

　　〔6〕清仇巨川：《羊城古钞》卷2“广州潮”。

　　〔7〕清阮元：《广东通志》卷125引“何彦《总督吴公筑省外城序》”。

　　〔8〕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纱缎”。

　　〔9〕清道光：《新会县志》卷2。[ZK）]

　　〔10〕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卷3，广州出版社，1995。第185页。

　　〔11〕克路士：《中国志》，中华书局。

　　〔12〕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7“濠畔朱楼”。

　　（作者：曾新，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