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中国谚语形象地、科学地道出了文化的区域性本质。广义的文化,指人类社会在历史的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是由多种多样的因素并经历了长期复杂的作用而逐渐形成的。由于不同区域的环境和条件因素的差异,使各地形成了千姿百态的文化风貌。本文着重探讨了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中国文化的地域分异规律,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岭南文化区在我国文化地域分异系统中的地位。
一、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
在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当人类抗拒自然的能力还很薄弱、生产力水平处于十分低下的时期,地理环境往往是文化特征及其空间分布形成的基础。在探讨地理环境与文化关系的命题中,我们应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区位条件;二是存在于人类社会周围的自然界。
人们在研究中国文化的地域分异时,发现以长江三角洲和杭州湾沿岸为依托的吴越文化,许多文化指标冠领群雄,水平最高。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统计:明代全国儒生、文士江、浙两省占全国的454%;到清代更占557%;又根据1990年资料统计出当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称院士),籍贯属江苏、浙江的占405%〔1〕。可见,江浙地区已成为我国人才辈出的渊薮,构成吴越文化的重要特征。我们考虑,这一特征的形成,当有继承性的一面,但亦与唐朝以来我国经济、政治中心从黄河流域转向江南,文化中心随之转向吴越,后又沿此继续发展近千年的背景密不可分。历史上这种由于地理区位的动态变化对文化的区域分异产生深刻影响的例子屡见不鲜。
某些特定的区位条件对文化的意义相当重要。广州作为岭南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毗邻香港、澳门成为其最突出的区位特点,穗与港、澳的直线距离都只有100多公里,穗港澳三地水陆相连,三地有着密切的地缘、人缘、政缘关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千丝万缕、唇齿相依的人文关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达到高度依存的状态,使广州处于吸纳海外先进之风的前沿阵地。中外文化在此交流、融汇、撞击的结果,使广州作为岭南文化的中心地,开放、兼容、开拓、务实的文化特征首先在此渐渐形成并得到体现,并由此而传播出来。这是区位优势对文化影响的一个典型范例。
由于自然资源在地球上的分配与组合是不均衡的,所以不同的地理空间,其自然资源的厚薄及其结构也就不一样。纵观世界文明古国的地理分布,我们不禁会发问:为什么无论是古埃及或巴比伦,也无论是印度或中国,都如一颗颗明珠镶嵌在北半球,闪烁在北纬20一40°的中纬度地区?这是因为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文化形成初期,先民们很难在寒冷的高纬度地区生存,因而也就难以创建人类的早期文化;在自然资源富饶的热带低纬地区,丰厚的水热条件又助长了人类对自然界的过分依赖,从而削弱了对自然的斗争意志,缺乏奋进、搏斗,早期的文化也就无以缘起了。
至于人类文明所依存的自然界,其内容更为丰富,包括地质地貌、气象气候、文水、土壤、生物、矿藏等因素。这些因素无一不影响着各地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成为各地产生文化的重要条件。
人们长期生存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之中,祖祖辈辈受其感染、熏陶。一方面,人类必然以周围环境提供的物质作为生存的基础,在与自然界的交换中创造出先进的物质文化;另一方面,人类会从生理上、精神上有感于长期所处的自然景观,进而创造出与自然环境相和谐、协调的精神文化。人类文化与地理环境的这种有机结合、和谐统一,正是区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我国东半壁,地形以平原、丘陵为主,土地肥沃,同时盛行温暖湿润的季风气候,因而形成了以农耕为主的物质文化;而在西半壁,则以草原、沙漠、高山、高寒高原为主,深居内陆盛行少雨乾燥的大陆性气候,在此自然环境下,逐步形成了以游牧为主的物质文化。
大量的文化艺术等精神文化的形成,与地理环境也存在着互应关系。内蒙古草原的牧歌,高亢、宽广,使人联想起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一望无垠的景象;五朵金花、猜调等西南民歌,高低顿挫,跳跃强烈,就象是对高山深谷,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写照;江南水乡的采莲曲、茉莉花等民调以及越剧等戏曲,都具有婉转、悠扬、圆润、细腻等艺术特点,这些艺术风韵似与水乡美景、园林风彩浑为一体,融入到如诗如画的天堂之中。
以上可见,不论是物质文化或是精神文化,它的产生与发展,都与地理区位、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彼此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的整体。
我们必须指出,区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取决于多种多样的因素,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漫长过程。在此要明确,地理环境虽然为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创造文化的最终是人,具有科学智慧的人,具有社会属性的人。总之,当我们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时,既不能无条件地信奉地理环境决定论,从而钻进机械唯物论的死胡衕;但也不应当无视地理环境的巨大作用,从而陷入“地理环境虚无论”的泥潭。
二、中国文化的地域分异
从理论上讲,任何地区的地理环境都具有独特性,即它不会在地理空间上简单地完全重复。中国的地理环境,包括地理区位、环境组成的诸要素及整体结构等,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这些特征影响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使其在世界文化园地中显示出浓厚的东方文化风貌。然而,由于我国地域广阔,东西、南北的差异相同悬殊,民族的分布又十分复杂,各地的经济、社会、历史等的发展又如此不同。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必然形成了不同地理空间的、不同级别的形形色色的文化区域,这就是客观存在的文化地域分异现象。由此可见,文化现象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既是全覆盖的,又可依据一定的指标进行科学的、系统的、分级别的区域划分。
中国文化属于世界文化之林的东亚文化,但在其内部,可根据文化形成的不同条件和文化类型的差异,进一步划分出若干次一级的文化带;在文化带内,又可根据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等指标,进一步划出文化地区乃至文化区、文化副区;……。如此依据一定的指标,从大到小、自上而下地划分出若干级别的文化区域,构成了一个中国文化地域分异的科学系统。这个系统,将对我们认识和解释各地区文化的产生、发展及其特征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任何一个占有一定地理空间的文化区域,都应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起源、文化演变及文化特性;由于它是处在地域分异的系统中,所以它并不是孤立的,上有归属,下可分割,共同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与制约的有机整体。
在此要说明,文化区域的界限,是文化现象在地理空间变化的反映,但任何文化要素或它们的综合效应,在空间上都是连续的、渐变的、过渡的,很少会出现断絶,或突然跳跃。因此,任何两个相邻文化区域的边界,都会出现模糊或叠加现象,在它们的交接地带,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区域界限絶不能理解为“一刀切”,企图以一线来清晰划定。还必须指出,文化区域的界限还具有历史的可变性,尽管今天我们可以根据中国文化的地域分布现状进行尝试性的区域划分,但当进一步研究这些不同区域的历史演变时,我们立即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演替,历史的变迁,这些空间单位其实是在不断变化的。
在一个地域分异的科学系统里,任何文化区域内部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性。但这种相似与差异,始终是相对的。一般说来,级别越高、范围越大的文化区域,其内部的相似性越小,差异性越大;而级别越低、范围越小的文化区域则相反,其内部的相似性越大,差异性越小。为什么人们在研讨华夏大文化的内部差异时容易得到共识,而在探讨地方文化的内部差异时,极易产生分歧,认识难以统一?以上理论正好回答了这个问题。
近年研究岭南文化的浪潮此起彼伏,一浪高于一浪,这对认识南国文化起源、特质及地域分异有重大意义。其中出现了“珠江文化”、“广东文化”、“广州文化”等多种地域文化的提法。我们认为,“珠江文化”、“广东文化”、“广州文化”等,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由于文化地域分异而产生的有科学系统、上下衔接的完整的文化区。“珠江”是一条河流或流域的概念;“广东”、“广州”是一个行政省、行政市的专名。它们的划定与文化区域边界的确定,其依据有着本质的不同。文化区域的划定往往打破了流域或行政省区的界线。珠江上源属西南少数民族农业文化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海洋文化相去甚远;长江流域的范围更大,下游属吴越文化区,中游为荆楚文化区,上游属巴蜀文化区,至青海省源头已属藏民族为主体的游牧文化区了。长江作为“天堑”从相邻的江苏、安徽两省中南部穿过,使江南、江北的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速度与风格出现了很大的差异, 自然地理景观也迥然不同,因此就形成了苏北与苏南不同而与皖北相近,皖北与皖南有别而与苏北相近的文化空间格局,苏南与皖南尽管不同省,但同归吴越文化区,而苏北与皖北一起,则另有所属了。由此看,对这些提法应理解为众学者在珠江流域、广东省、广州市等框定的范围内研讨其文化现象,正如《广东文化地理》作者在书的前言所云:“而广东文化,则指岭南文化在广东的地域分布,即其赖以存在的地域或空间。”〔2〕
三、岭南文化区在中国文化地域分异系统中的地位
根据以上所述,文化的地域分异是客观存在的。依据一定的指标,分析各地文化的相似与差异,并进行系统的区域划分,是我们科学地认识各地区文化现象的重要手段。我们暂且以中国文化的地理分布现状为认识基础,同时吸纳众多学者对中国文化地理的研究成果,可以初步构建出中国文化地理区划的基本框架,并可从中认识岭南文化区的地位。
考察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可以认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是农业文化。但由于其地域环境的巨大差别,使在广义的农业文化之下,又形成了与地理环境相适应的不同的生产方式——农耕和游牧。两者大致沿大兴安岭——内蒙古南部边缘——贺兰山——青藏高原东部边缘——云南北部一线作为其地理空间的分水岭。据此我国大体可划分为东部农业文化带和西部游牧文化带。这是中国文化地域分异最高、最大的分野。这两个文化带在地理空间分布上,恰与我国的东部季风区和西部非季风区相对应。东部季风区温暖湿润,降水充足,雨热同期,加之地势较为低平,土地肥沃,有利于耕作业的形成与发展;西部非季风区属大陆性气候,比较乾燥、少雨,地形则以草原、沙漠、高山或高寒高原为主,游牧业相对易于形成。正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形成了东部以农耕为主、西部以游牧为主的不同的生产方式,从而导致了生活其中的民族的文化特征与文化风格的迥然相殊,因此可作为中国最高级别文化区域分异的重要依据。中国东西部形成的这两个不同的文化带,实际上是与在辽阔的亚欧大陆上自南而北依次形成的宗教文化带、农耕文化带和游牧文化带是相衔接的。前面已论述,文化带、区的地域分野具有模糊、叠加、渐变的概念。因此,在西部游牧文化带的水土条件较好的河套地区及沙漠边缘的緑洲地带,一些少数民族也从事灌溉农耕业;而在东部农耕文化带与西部接壤的地区,如东北和西南地区,也有从事狩猎和游牧的民族,表现出浓厚的游牧文化色彩。
在文化带之下可进一步分出文化地区。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文化地区的划分可以考虑以民族分布及其文化特征为主要依据。造成文化地区的差别也与地理环境在地域上的进一步分异有很大关系。在西部游牧文化带内,北部主要是内蒙、新疆草原沙漠地区,生活着蒙古族、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等典型的游牧民族;但南部却是世界上最年青、最高大的大高原——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有“世界屋脊”之称,这里既寒又干,致使生活在这里的藏族同胞的风俗人情、衣食住行等明显有别于北部游牧世界的其他民族。而在东部农耕文化带,同样可划分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地区和西南部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农业文化地区。其中,以汉族为主体的传统农业文化地区地处我国东部季风气候区,水热条件相对充裕,且地形比较坦荡,土壤肥沃,自古就形成为我国传统的农业文化地区。由于该地区南北纵长数千公里,跨越了热带、亚热带、温带等几个气候带,地理景观相差甚大,农业耕作制度、农业类型南北各异,人们的衣食住行、风土人情、艺术风格、欣赏情趣也各具特色,因此又可进一步划分出不同的文化区。作为文化区,其形成的地理环境及人文背景大致相似,区内的文化风格也大体相近。如近年学术界研究颇多的岭南文化区、吴越文化区、荆楚文化区、巴蜀文化区、齐鲁文化区、中原文化区、燕赵文化区、关东文化区等,都应该同属东部传统农业文化地区,是其下的同一级别的文化区。当然,文化区之下,还可进一步深入研究,根据文化地域分异更为细小的指标划出更次一级的文化亚区。
在此,我们多用些篇幅来讨论岭南文化区形成的地理环境、文化特征及其进一步的区域划分。
岭南文化区位于南岭以南。南岭不仅是我国一条东西走向的著名的自然地理分界线,同时也是一条重要的人文地理分界线。岭南地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它北接南岭山地,南临南海,形成一个向南方海洋倾斜、易于与海洋沟通的大斜面。西江、北江、东江广集三方之水土,在中心地带广州汇流入海,大斜面又易于接纳来自海洋之风,从而更增强了与海洋的亲近力度。在古代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这种北依山地、南临海洋的区位形势,造成了南北封闭、相对独立的区域,形成北与中原、南与海外都难以交往沟通的态势。然而,南岭实为破碎的山体,岭间有多处河谷盆地,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的日益发展,这些盆谷隘道逐渐被先人开通,使岭南与岭北及中原大地的交往日渐频繁,梅关隘道、浈水谷地、武水谷地、连江水道、湘桂通道等,成为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同时,随着古代岭南造船工业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使岭南先人能在南海中驰骋,与东南亚、南亚乃至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加强了联系,从海洋走向世界。可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岭南地区在不断克服地理区位自身的封闭性,逐渐加强了区域的开放性,为创造在原来越族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中原文化,同时吸收多种外来文化精华的岭南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地理环境,使岭南文化具有开放、兼容、开拓、务实的显着特征。
岭南文化区虽有许多共性,但细致考察其内部,仍存在相对的文化地域差异。按照笔者前面所及的中国文化地域分异系统,岭南文化区属第三级别,再往下划分可命名为亚区(第四级别)。关于岭南文化区的进一步划分,近年已在不少学者的专著中出现〔3〕〔4〕,划分的原则与依据亦有多种提法。我们认为,作为第四级的亚区,空间范围相对较小,基本上属地方性的文化分异。亚区的划分原则最重要的有三项:一是有大致相同的区域文化发展过程;二是在文化地域分布上连成一片;三是起码有一个能代表区域文化特征的中心点。岭南地区山地纵横,河川密布,由此阻隔而引起的语言和风俗习惯的不同,应该成为划分亚区的主要依据。由此,可考虑划分出粤中广府文化亚区、粤东潮汕文化亚区、粤东北客家文化亚区、琼雷汉黎苗文化亚区。《广东文化地理》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细分出10个小区(原着称亚区)。由于南岭由五岭组成,最西为越城岭。越城岭以东,包括贺州、梧州、玉林、北海等桂东南地区,当今在行政上虽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但在历史上广东、广西两省省界多次调整,广府文化在此影响深入,故应属广府文化亚区。越城岭以西则进入上述系统中的西南少数民族农业文化地区了。
注 释:
〔1〕王会昌:《中国文化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2〕〔3〕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4〕袁钟仁:《岭南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作者:唐文雅,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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