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8－10月，发生于中国广东省的商团事件，既是孙中山入粤以来之“第一生死关头”〔1〕，也是中国国民革命直接汇入世界革命潮流所激起的巨浪。其中被卷入的各方包括孙中山、国民党、陈炯明、北京政府、莫斯科（包括俄共（布）及共产国际）、中共、港英政府、欧美工人等，其中莫斯科与商团事件的联系则是居支配地位的因素之一。它不仅规定和影响了这一事件的存在状态和演进路向，也赋予了它在中国和世界革命史上的某些特殊意藴。遗憾的是，学界至今对此仍缺乏起码的关注，更没有专门的研究成果问世〔2〕。

　　风雨欲来

　　 1920年代，随着莫斯科在欧洲推进世界革命的失败，推助中国革命的勃兴即成为其“征服世界计划中的主要步骤”〔3〕。“当时中国是苏联领导注意的焦点，不单纯由于有目共睹的地缘政治的原因”，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的半殖民地状态，使这个国家成了尖鋭的国际矛盾的关键环节，而中国国内的混乱局势则酝酿着大的爆发”，因此“苏联领导人千方百计地刺激中国革命的潜力”〔4〕。国民党一大之后，“随着鲍罗廷取得在中国革命中的指导地位”〔5〕，广东成了“远东唯一飘扬着反帝斗争旗帜的地方”〔6〕，共产国际中坚持“远东路线”的人也赋予它越来越突出的战略使命。他们强调：“广东省作为革命的桥头堡，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太平洋沿岸地区及各岛，都具有重大的意义”〔7〕。

　　然而直到商团事件前夕，共产国际的战略转移依然是“宣传重于行动”〔8〕。“远东路线”要在共产国际内部获得普遍认同，从而实现由西方到东方的战略转移，就必须捕捉或利用某种契机。孙中山之是否皈依革命阵营固然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然而“改组”后的国民党依然令莫斯科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慨。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李大钊认为，改组后孙的政策“仍是不明确不清楚的”，“他本人尚未找到自己真正的依靠力量”〔9〕。鲍罗廷也啧有烦言：“有时我觉得，无论给这头老狼喂多少东西，他还是盯着‘自由民族’，他始终期待着以此来拯救中国。”〔10〕他还抱怨说，孙“能谈论与我们的友谊，但同时又同美国或日本调情。”〔11〕 

　　至少在1919年，俄共（布）就制定了其远东“总政策”，那就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12〕。“使用传统的‘分而治之’办法，以使蒙古反对中国，中国反对日本，以及亚洲反对西方”〔13〕，最终确保俄罗斯的民族利益和世界革命的胜利，一直是莫斯科的既定方针。他们甚至担心列强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作出让步，将导致“输出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破产，到那时会“两手空空，一无所获”〔14〕。

　　1924年6月19日晚，安南总督梅兰于广州维多利亚大旅馆被人刺杀，广州公使团就此照会广州政府，要求制止反对外国人的活动。加拉罕一面特意“电慰孙中山和廖仲恺”，一面致函指示鲍罗廷充分利用广州反对沙面“新警律”事件，扭转国民党“在反帝鼓动宣传方面做得太少”的局面。他在信中说：“各公使致函广东省长一事，应予大造声势。我写信给孙中山就是为了此事。我想您与廖关系很好，您不难影响和启发他写出更为有力的文章”，“如果孙中山回函对此电报做出反应，那就可以用来广为宣传”〔15〕。遗憾的是，孙并未“回函对此电报做出反应”，利用“新警律”事件掀起反帝巨潮的计划遂无从实施。

　　孙对待“右派”的态度也成为莫斯科的心腹之痛。他虽然在一大期间抑制了第一次反共浪潮，但又指定具有明显反共倾向的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和谢持充任中央监察委员。1924年夏，反共潜流汇集成声势更大的“巨潮”，它不仅得到中派的同情或暗助，也得到孙的默许。陈独秀指出：“孙中山虽不会马上抛弃我们，但根本无意制止反动派对我们的攻击。”〔16〕而且，孙扺制共产主义的情绪也在增长。6月16日，国民党中央拟议增设联络部“执行民族国际事物”，实暗含扺制共产主义之意图〔17〕。8月3日，孙在民生主义的演讲中激烈批评马克思主义，演讲完毕，在座听讲的鲍罗廷与他发生激烈争执，“临走时互无笑容”〔18〕。

　　局势的恶化甚至到了使拉狄克、维经斯基、加拉罕及鲍罗廷等人在中国的政策就要出“乱子”和“出丑”的严峻地步。鉴于“一个主要问题，即右派问题”，7月初鲍“打算向国民党发动决定性攻击”，即“让左派攻击右派”，但几天之后他就发现推行此策“太困难”，而且极为悲观地预言国民党将在数月之内“难免覆灭”。倒悬之际，维经斯基便使出锦囊妙计：“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列入日程，提到十分重要的高度。”其根据则是，“在这个问题上，右派不堪一击，因为他们不想认真进行这一斗争，据此我们就可轻而易举组织左派发起进攻，当然，后者定得到共产党人的全力支持。这种反右斗争方法无疑是可行的，而且我想可以在一段时期内使用这种方法。”〔19〕

　　“不许干涉中国”

　　莫斯科密切注视着1924年8－10月“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两件大事”即商团事件和江浙战争，并认为它们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帝国主义列强及世界革命，都将产生“严重的后果”〔20〕。

　　8月10日，广东商团所购价值百万元之军械由挪威商船哈佛（Hav）号载运扺穗。据时任广州政府海关监督的傅秉常说：此帮枪械已由粤省商团团长陈廉伯“正式办妥报关手续，获得许可”〔21〕。船扺广州后，广州政府以“瞒领护照”及“私运枪械”为由将其扣留。为争还扣械，广东全省138埠商人于25日前后一致举行全省大罢市，各属乡团士绅也成为罢市运动之后盾。孙中山打算“武力解决”罢市风潮，警告商人如不开市，将命令军队炮轰、火烧广州最繁华的商业区西关。消息传出后，英国代理总领事翟比南（Bertram Giles）于29日向广州政府发出警告：“如遇中国当局向城市开火时，英海军即以全力对待之。”〔22〕孙中山9月1日为此致函英相麦克唐纳（R.Mac Donald），幷发表对外宣言，指责英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和对广州政府“宣战”〔23〕，对其欲“倾覆我政府”提出强烈抗议〔24〕。

　　其实，翟比南和英海军纯属擅作主张，英国政府包括驻华公使麻克类（Macleay)、外交部及海军部事先一无所知。麻克类从报纸上知悉此消息后，即致电翟比南追查此事，英国外交部认为翟比南此举乃“鲁莽行为和判断上的失误”〔25〕。麻克类在9月5日给外交部的信中特别提醒说：如此卤莽之举，将给布尔什维克分子提供“一个进行猛烈反英宣传的良机”〔26〕。果不其然，扣械案一发生鲍罗廷就向莫斯科作了汇报，共产国际也认为它是进行反帝宣传和加强孙中山与西方对立的更好机会〔27〕。

　　适值广州政府几近瘫痪之际，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旋即引发直奉大战。同日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及鲍罗廷议决发表宣言，实行北伐〔28〕。莫斯科显然敏鋭地意识到这“两大事件”对远东革命的巨大潜在意义。维经斯基以为，“孙中山一旦取得胜利，那就意味着首先是华南，其次是华中和华北的民族革命运动必将深入发展”；“如果孙中山能战胜日益猖獗的反动势力，这将会产生全国性的、而且在不小程度上是国际性的巨大后果。”〔29〕不仅江浙战争“确实可能酿成全国性的内战”〔30〕，而且在太平洋地区存在着“重新爆发世界大战的巨大危险”，因而他号召“西方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和东方的劳动群众应当警惕地注视远东事态的发展，并准备同帝国主义作斗争”〔31〕。他要求中共积极发动工农群众，在南方“从事反对富农和买办的斗争”，并配合国民党的军事行动。“如果直系取胜，则可能是最大的坏事，因为这就直接意味着英美资本的胜利，结果不可避免地要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形成一种最反动的势力。”〔32〕

　　维经斯基及时撰写的《中国南方形势日益紧张》、《中国内战和中国工人阶级》（载9月6日《真理报》）及《中国南方的局势与孙中山政府》（载《共产国际》第7期），拉狄克撰写的《世界对抗的新阶段》（载9月5日《真理报》）等文和9月4日召开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拉开了支持孙中山、“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其雇佣的商团军”这一跨国运动的序幕。9月11日，俄共（布）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了“孙逸仙问题”及“在中国的武装干涉问题”两个专题报告，责成契切林就中国事件发表谈话，并决定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建议，援助中国2.5万卢布〔33〕。

　　9月5日，全俄中央理事会和苏联23个工会联合会于莫斯科工会大厦举行盛大集会。红色工会国际领导人洛佐夫斯基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现在远东的事态不仅间接地而且直接地涉及到苏联”，“我们正处于一个新战争时期的开始。这是全球政治中新的一页”。就在这一天，“不许干涉中国”协会也随即宣告成立。《消息报》强调：“英美法日资产阶级对孙中山革命民主政权的进攻，意味着一场新的全球性战争”，因而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立即行动起来，絶对不能让这些强盗把绞索套到中国人民的脖子上〔34〕。9月7日，仅在列宁格勒就有数十万群众巡游街市，“恨不得马上跑到中国来与帝国资本主义决一死战”〔35〕。

　　至9月中旬，“不许干涉中国”协会“每日以个人或由团体名义加入者，数以万计”。9月16日，“列宁格勒无产阶级学生大会议决函告中国学生，希望中国进步的学生及知识阶级，以其运动承认苏联之魄力，奋起反抗列强之恫吓”，并决定派员至中国组织通讯机关，在欧美各国组织分会，“使援助中国扺抗列强侵略，成为全世界之运动”〔36〕。9月18日共产主义学院举行大会，500余学员听取了刚刚从中国回国的维经斯基的长篇报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角逐与中国内战》。21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西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举行盛大游行，声援孙中山及国民党左派，与会者随后全体加入“不许干涉中国”协会。22日，一个世界性的声援大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大会主席团由拉狄克、马克·曼奴斯、特来恩、片山潜及莫斯科工人代表组成。拉狄克作了《中国为什么发生内战？》的主体报告，重申“中国国民之奋斗，与世界人类之命运有极大关系，非区区民族独立问题。中国革命若胜利，吾人即可得四万万之同志，故促世界工人援助中国，乃吾人历史之天责。”〔37〕 

　　而且，“此种运动在莫斯科及其他诸大城均是一样的热烈。‘从中国收回手去’的呼声，全俄皆是”〔38〕。截止10月9日，全俄加入“不许干涉中国”协会者“已逾百万人”〔39〕。此外，英、法、美共产党代表致电孙中山表示：“将尽全力向劳动群众揭破麦克唐纳·赫里欧·柯立芝之恶行，及铲除其阴谋。”就这样，“英国、法国、美国的工人也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向国际帝国主义宣战”了〔40〕。莫斯科在运动中成功地促使“全世界注视华南事态的发展”〔41〕，欧美工人对事态的关注“不仅日益扩大，而且逐渐加深”〔42〕。共产国际以如此的规模、声势来介入中国事务，商团事件当属首次，同时它也是“远东路线”及激进思潮崛起的信号。

　　粉碎“资产阶级”

　　莫斯科发起“不许干涉中国”运动，旨在捍卫广州这个“世界革命的车站”〔43〕，推动孙中山及国民党“向左转”，并在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远东——引发世界革命新风暴，从而在帝国主义大战中为苏俄与英、美、日在中国的角逐获取有利态势，及早将十月革命模式移植于中国。此外，如此规模盛大的运动也是当时激进思潮鼓荡的产物，不断郁积于莫斯科上空的革命激情，最终在中国找到了它的泄洪口。

　　与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一直是共产国际内部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莫斯科在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还是“一切阶级的政党”上长期存在争议，因而在共产国际接受列宁提出的统一战线策略之后，经常面临“在什么时候、在哪里与资产阶级反戈相向的问题”〔44〕，而作为联合对象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随时可能成为打击的目标乃至“死敌”。随着战后欧洲革命高潮的衰退，“共产国际只好推出世界革命持续发展阶段正在到来的说法”〔45〕。1923年上半年，“一种相当坚定的反对援助孙逸仙和国民党的倾向”一度在共产国际内“占了上风”。共产国际四大通过了拉狄克起草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秘密决议，竟把孙中山、国民党与中国军阀相提并论〔46〕。直到1924年，共产国际在对待中国“资产阶级”的问题上，主流倾向仍然坚持“痛施挞伐”〔47〕。随着列宁的去世以及随之而来的激烈权利斗争，激进口号更成了打击政敌的经常性手段。

　　共产国际在第五次代表大会（1924年6—7月间）召开前夕和期间出现明显左倾，在大会拟好的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中，因没有提出“粉碎”民族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领导权，竟被斯大林作为废品〔48〕。7月7日，共产国际在致东方各国和殖民地人民书中大唱高调，认为“对资本进行报复的决定性时刻临近了”，号召“全世界工人联合东方各国和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在招展的共产国际旗帜下，准备进行最后的决定性的斗争，对资本主义堡垒发动总攻击，为建立工人阶级政权，为建立全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世界共产主义制度而奋斗”〔49〕。职工国际第三次大会紧接着指出，国际工人运动已进入新的高潮，其“内幕”已经变更，而“这次变更的特点”就是：“工人群众的行动不仅只取保守形式，并应取得从前已失地位的进攻。”〔50〕俄报“多谓努力五年之后，共产主义现渐告捷于远东。不久中国四万万人民将因国际共产党而与苏维埃政府联合，共立于红旗之下。步中国之后者将为印度，继印度而起者将为世界革命。……在此欧洲政局不宁之际，乃中国革命成熟之时期”〔51〕。

　　1924下半年，加速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打击民族资产阶级的论调在共产国际的讲坛上甚嚣尘上。在此前后，按照斯大林一系列讲话的“新精神”，统一战线的路线被轻易改变了：只强调工农与“小资产阶级”的结合，资产阶级实际上被一脚抛开〔52〕。还在1923年，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所有文件都承认，中国无产阶级还不能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然而不久斯大林却声称：“应该集中打击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并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口号，把它作为从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出来的基本条件”〔53〕。鲍罗廷也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具”〔54〕。商团事件期间，维经斯基公开提出无产阶级应在中国夺取领导权，同时强调民族资产阶级“既是阶级敌人，也是民族敌人”〔55〕。

　　激进思潮直接影响了莫斯科及中共对商团事件及广东商人的基本态度。这种“左倾幼稚病”不但要求“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做出必要的牺牲”〔56〕，还急于对他们实行你死我活的“专政”。他们或认为广东商人“不惟不是革命分子，幷且还是极端的反革命分子”，“所以我们不应希望买办阶级来革命，我们要极力宣传反对它”〔57〕；或以为他们与帝国主义、军阀政客、官僚一样，“都是革命的对头”〔58〕。基于这种分析，中共强调：“劳资两阶级是处在利害相反的地位，并无妥协调和之可言。不是资本家将工人压迫下去，就是工人将资本家打倒，除了阶级斗争外没有别的办法。”〔59〕因此，他们号召无产阶级与广东商人“决一死战”，主张没收商团军械以武装工农群众〔60〕，宣称“商团军械事件爆发，这正是工人阶级取得武装，国民党与帝国主义抗争，与买办阶级战斗的惟一机会”〔61〕。

　　其实，商团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军队专横和捐税苛重，莫斯科、中共及有关方面当时对此均有相当清楚的体认。商团事件后，鲍罗廷在秘密报告中对镇压商团的动机作了详尽陈述。其中提到：“老百姓非常敌视国民党”，“老百姓甚至对孙本人也很敌视，因为他用自己的威望庇护了这种胡作非为”；“对广东整个国民党的这种反对态度，不能不在老百姓的某种活动中有所反映。这种反映终于出现了。商人采取了主动（指罢市），他们首先同这个所谓的国民党政府进行了积极的斗争。”鲍接着说：“我们应该怎么办？要不要帮助商人反对这些恶棍，从而在商人那里为自己打下基础，与商人一起同军阀和卖国政府作斗争，并把孙吸引到商人方面来？……但是我们当时决定支持这些军阀，把他们吸引到同商团、同所谓猛虎队的斗争中来，消除商人夺权的任何可能性。”

　　显然，联合商人以对付军阀恶棍的意见被轻易否决，最终还是阶级斗争与世界革命的理念起了决定作用。防止作为“剥削阶级”的广东商人或“反动的买办阶级”得势，消除他们“夺权的任何可能性”，并切断广州政府与外国资本主义的任何纽带，无疑是鲍罗廷决定镇压商人的基本动机。“商人运动虽然主要针对军阀，针对人人憎恨的军阀，但我们还是觉得它比这些军阀有害得多”，“如若政权落入商人手里，这就等于我们把政权交给了香港”〔62〕。简单地说“政权落入商人手里”就等于“把政权交给了香港”即帝国主义，显然言过其实。

　　北伐，还是镇压“反革命”？

　　“武力解决”商人罢市不仅受到英国海军的武力恫吓，也遭到广州政府内部除蒋介石和廖仲恺之外的絶大多数军政要人的扺制。同时由于商团事件的复杂性质以及广州“不生不死”之局面，孙中山陷入了平生少有的精神磨难之中，在整个事件期间他一直摇摆于武力镇压与发还商械之间。8月29日滇军将领范石生、廖行超在孙的默许下，与商团达成还械“六条件”，此后第一次全省大罢市随即消歇。孙在决定抛开广州这个是非之地而督师北伐的同时，对广州政府作了重大改组，被中共称为“右派”或“中派”的胡汉民、李福林、李郎如等人实际上接管了广州的权力。9月10日孙郑重发布告《广东人民书》，毅然实行“改玄更张”，坦率承认广州政府及其军队对官商“隔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63〕。此外孙还决定与东江“议和”，拟将广东交给陈炯明以换取他对北伐的支持〔64〕。

　　上述决策当即招致来自中共中央的巨大反对声浪。蔡和森认为孙上了右派的“鬼当”，北伐是“以广东还诸英国帝国主义的走狗陈炯明及买办阶级”的逃跑投降政策〔65〕。彭述之则认为，国民党因此“完全暴露了它原来的面目——传统的军事行动政策，它不啻把改组后的一切宣言，党纲与政纲的原则全部束之高阁”，“倒转去比前还更坏”〔66〕。邓中夏强调孙的正确决策应是在广东与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商团“决一死战”，并指责谭平山率领刚刚组建的工团军、农团军随军北伐“更是错上加错”和“荒谬”〔67〕。

　　尽管共产国际各方在引发中国革命风暴及镇压“反革命叛乱”方面有着越来越多的共识，但其内部尤其是鲍罗廷与中共中央，在具体决策上却出现重大分歧。鲍罗廷起初主张立即镇压商团并“反对进行北伐来援助张作霖和卢永祥”，但在为孙中山等“中派”拒絶之后，他不仅转而与孙“妥协”，还积极参与了这一时期国民党的所有重大决策，这自然也引起陈独秀等人的极大反感。中共中央专门就此作出决议说，正是鲍与孙的“妥协”，导致了广州政府没有立即镇压商团及采取激烈的反英行动，而“特别大的错误”则是实行北伐并为孙制订了军事计划，这一切又使广东局势进一步恶化〔68〕。10月10日陈再致函共产国际远东部说：“鲍罗廷同志从不同我们党协商，好像在中国不存在共产党。结果，对国民党没有采取联合行动。按照党的意见，国民党必须停止北伐，必须放弃广东政府，但鲍罗廷同志坚持另一种意见……。”为此，他强烈要求共产国际对鲍“提出警告”〔69〕。总体而言，中共中央认为鲍的错误不仅在于根本“不把中共放在眼里”，更主要的是坚持了“错误的政治路线”〔70〕。与此相适应，商团事件前后和期间，中国共产党内曾出现一种强烈反对继续使国共两党“捆在一起”的倾向，这也与鲍“逼着”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一起“工作”发生严重扺触〔71〕。

　　陈独秀等人虽然历数了鲍的种种“过失”，但鲍与加拉罕力促孙陈议和一事中共中央显然并不知情。7月12日，加在给鲍的密函中提到：“我很高兴，在您的调解下他们同意与陈炯明讲和。如果您有他们的很明确的协议，那就一天也不要躭误，而要立即着手做这件事。”〔72〕此后，孙陈和谈便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而孙中山宣布“悉调各军实行北伐”、“以广东还之于广东人民”，本身就是孙陈和谈的重要前提条件。

　　鲍罗廷在后来的秘密报告中对决定北伐的动机有所说明。他首先提到：“我们在广东所处的环境很恶劣，这种环境简直难以想象，我们经受不住，忍受不了，所以我们必须离开那里。”另一方面，北伐决不能停留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抽象斗争上”，而是与借鉴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密不可分。必须联系沿途农民，改变土地关系，“不改变土地关系，我们就一事无成”。总之，就像在欧洲“制造社会革命”一样，北伐也有这样做的“某些前提”〔73〕。迹象表明，尽管对鲍来说北伐似乎有些唐突，但它显然与莫斯科“制造社会革命”的运动遥为呼应，也与莫斯科由华南而华中、再到华北推进革命的构想存在关联。共产国际中的“左派”维经斯基与“右派”鲍罗廷在北伐问题上意见渐趋一致，原因盖在于此。前者为北伐进行辩护说：“孙中山之所以可能卷入这场斗争，是因为直系直接威胁着他”，孙“出于战略的考虑联合一些军阀去反对另一些军阀”，“与军阀的相互争斗根本不同”〔74〕。因此，他主张中共应积极配合广州政府北伐。维经斯基后来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在中共中央与鲍之间他“找不到原则性分歧”，过去的矛盾许多都属“误解”，“主要是鲍罗廷同志没有实际可能同您们保持接触”〔75〕。

　　至于鲍“妥协”的根本原因则是镇压商团的时机远未成熟，而促使孙彻底抛弃“犹疑妥协，居间取巧”〔76〕的骑墙态度才是这种时机到来的标志。在莫斯科看来，商团事件不单是孙与广东商人之间的区域性冲突，而且是世界范围内两大敌对阵营的生死较量：一方为共产国际、苏俄、以中共为中坚的国民党“左派”及工农阶级；另一方是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港英政府、国民党“右派”和商人资产阶级。鉴于“孙中山及其亲密的信徒不太瞭解民族运动基础所发生的分化的过程”〔77〕，莫斯科当然深表失望。尽管在8月30日国民党中执委第二次全会上，由于英国炮艇政策的刺激孙“‘突然’向左转”，并抑制了“右派”在“党内共产派问题”上对中共发起的攻势（诚如维经斯基所料，右派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上“不堪一击”，会上“右派和中派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立场”）〔78〕，而且3天之后鲍罗廷还促使孙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写进了北伐宣言，但这毕竟只是有了“左转”的迹象。要使孙及国民党根本左转还需做大量的工作，并随机应变、寻求突破口。维经斯基在《中国南方的形势日益紧张》中特别指出，依靠工农群众同“羽翼已丰的资产阶级发生冲突”，将是解救广州政府的唯一出路〔79〕。

　　“楔子”战术及“引入”阶级斗争

　　“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冲突相提并论（混为一谈），也就是说赋予民族革命以阶级斗争的性质”，一直是共产国际二大以来的既定政策〔80〕，也是1924年5月维经斯基及中共决定“必须将阶级斗争引入国民党”的理论和政策依据〔81〕。然而如前所述，加拉罕、鲍罗廷等人一开始就发觉推行此策“太困难”，倒是商团事件为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难得时机。

　　鲍罗廷一贯认为，“国民革命运动实际上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复杂的阴谋勾当”，“需要玩弄权术”，从而“迫使中国人违背他们的意志沿着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正确道路前进”〔82〕。同时，“分裂国民党，清除它的右翼腐败分子”，始终是莫斯科赋予鲍的重要使命。鲍也认为左派是未来“党的核心”，“需要把它集合起来”，左派和右派“分裂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83〕，而且“党只会从这种分裂中得到好处”〔84〕。曾为中共党员的周佛海就提到：“鲍罗廷告诉我们的策略，最重要的就是把国民党分做左、右两派。他把当时的中央党部当作左派的机关，把广州市党部当做右派的机关，使这两级党部暗中互相排挤”，从而使中共获取主动〔85〕。

　　商团事件前夕，鲍在给瞿秋白的密函中再次批评中共“很少从事在右派和左派之间加楔子的工作”，他要求“必须尽快办报纸”，一方面使它成为“国民党的所有左派力量”的聚集中心，另一方面让它成为打入左右派之间的楔子。该函还表明，鲍早已在编印一种名为《通讯》的秘密刊物，意在收集打楔子的有用材料，其流通范围只限于中共中央〔86〕。

　　由于加拉罕曾警告鲍罗廷不要公开发表文章，以免给苏俄同西方列强的谈判制造麻烦〔87〕，因而商团事件中利用“我们的报纸”来打楔子的工作就主要由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赵世炎等人来担当。《向导周报》从第79期开始，集中火力在国民党和广州政府内“加楔子”。陈独秀撰文说：“帝国主义者军阀绅士奸商，他们本来是气味相投的一串货色，在广东商人中尤其容易看得出，陈炯明便是这一串货色的串子。”〔88〕蔡和森则进一步指出，除了帝国主义、军阀、士绅、奸商这“一串”反革命势力之外，“国民党右派分子”也是这一反革命事件的帮凶〔89〕。他甚至说商团事件是“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陈炯明陈廉伯右派诸叛徒及滇军等都包括在内）在广东做成的反革命”，“老头子”（指孙中山）的妥协政策正是“右派包围”的结果〔90〕。瞿秋白更直指吴铁城、伍朝枢、马超俊、范石生、陈廉伯、陈恭受等为国民党右派，并认为扣械问题“是帝国主义买办阶级进攻广州政府，而政府及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巧为内应的活剧。”〔91〕简而言之，分化国民党以铲除“右派”并为镇压商团创造条件，正是《向导周报》系列文章的中心意图。

　　具体到国民党内部对待商团及罢市的分歧，其实更多地取决于时局和各种复杂的客观因素。鲍罗廷及中共的“楔子”战术，特别是刻意将陈炯明、陈廉伯、陈恭受也指为“国民党员”和“国民党右派”，着实激怒了国民党中的非中共分子，国民党中执委对此大光其火，甚至“拟将陈独秀、谭平山革除党籍”；同时发表公函，强烈指责中共“强分国民党为左中右三派”，指陈廉伯、陈恭受为国民党员等作法是别有用心，要求《向导周报》“更正及道歉”，否则“当采适当之方法”以严重对待〔92〕。

　　利用报刊舆论打楔子显然不足以达到预期目的，最重要的是将楔子打入广州政府所属之军队及国民党领导集团的最高层。鲍在双十事件之前就催促孙中山成立镇压商团的“革命委员会”，在他拟就的人选中，对俄国已失“信仰”的胡汉民及“非俄派”〔93〕的汪精卫竟被摒除在外，孙开始完全接受该方案，后经蒋介石力争，鲍始接受“汪进胡出”的折中办法〔94〕。尽管胡最终还是参加了革命委员会的会议，但却被剥夺了“表决权”〔95〕。鲍则被孙任命为革命委员会顾问，遇孙缺席时“得有表决权”〔96〕。在镇压商团的军事计划中，鲍将军队分为直辖与非直辖两类，非直辖部队即包括“军阀”范石生、廖行超、许崇智所部，若其“不欲举动”则由直辖部队“举事”〔97〕。在双十节由共产党人组织的大型集会上，主席谭平山主张将滇桂等“军阀”部队也列为“反革命”而予以“打倒”〔98〕。

　　至于将阶级斗争引入基层民众之中，在广东同样进行得井井有条。事件期间，“共产党则大力发动工农群众，主张武装工农，镇压商团，鲍罗廷坚决支持这个意见，建议孙中山先生马上建立工团军和农团军，他说：既然很多人害怕商团，那么就让工人农民的武装去解决商团吧”〔99〕。“鲍提出的粉碎叛乱者的计划，特别注意团结整个广东人民问题。……鲍在提出这个计划时，还指出要借鉴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100〕 

　　自扣械风潮发生后，鲍罗廷、谭平山“每日均在省署密议”对付办法〔101〕，反对商人商团的工农运动在中共广东区委和广州地委的领导下迅速崛起。械案甫发，广州工人代表会即发表通电，要求政府将商械拨归办理工团军和农团军，大力扶助农工运动，坚决镇压广东商团。稍后广东农民协会也发表宣言，倡议实行工农“大联合”，镇压“反革命党之叛乱”。8月24日，为反对商人罢市，以工人为主体的2万余广州市民举行盛大集会〔102〕。而商人则以扣械案正是莫斯科“赤化”广东的关键步骤，生死存亡之际唯有“起而自卫”。“报载共产党徒，以商人若有枪自卫，则共产主义，无由实行，故力争此械拨归工团农团之信服共产党者，以为赤卫军之用。由此可知军械一案，非政府与商人之争，实乃客军与人民之争，共产与反共产之争。”〔103〕“在商人以为商团一日存在，即政府一日不能实行共产，于是群起以为商团之助。”〔104〕加上“有些共产分子”“到处拼命的煽惑”，整个广东已呈大局土崩之象，因而连廖仲恺省长也“干不下去了”〔105〕。

　　从一开始，扣械案由商人与政府的“争端”上升为阶级大搏斗之趋势似乎已无法改变。据鲍的助手瞿秋白透露，全省第一次大罢市实现之后，“国民党中之革命派”——实际上就是中共，“极端主张严厉对付”，“先行挑战”。他们计划策动政府以军官学校2000学员、拥有3000枪支的广州市郊农团军、农民协会及广州工人代表会等首先动作，“解除买办商团之武装而武装平民——工人与农民”。为“趁早挑战”，有关人员先在佛山组织市民大会，“工人都愿意拼死奋斗”，“若商团方面敢于殴杀示威运动者，便可以立即强迫商团缴械而武装工人”〔106〕。《广东扣械潮》也记载说：在当时自称“农工俱乐部”的游行队伍中，“徒手者多，持枪械者也有之”，而且“沿街秽骂，种种污辱，令人以万不能堪”，“闻此等人，均雇募而来，每名工银二角，预备数日，始能集合成队”。由于驻防滇军以武力阻止游行队伍通过商团团部，冲突终未发生〔107〕。

　　当然，鲍罗廷“借鉴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以及“故意扩大事态”〔108〕的企图，遭到许多国民党要人不同程度的扺制。吴铁城回忆说，鲍曾藉口对付商团拟将香山“武装民众”八九千人集中广州，为其坚拒，“鲍在广州阴图赤化中国，攫取国民党的地位，这一阴险的用心，我们早已觑破了的”〔109〕。当时胡汉民也与鲍素不相能，他认为“这事并非全无办法，这种商团，当然应该解散，但不是鲍罗廷的那样办法”〔110〕。胡并向孙中山抱怨：“鲍罗廷教共产党乱发传单，一定要引得广州市民都怕起来，教广州的市面通通陷入恐怖之中。鲍罗廷是存心只管破坏国民党的事。”〔111〕孙也曾侧面提醒鲍罗廷：“如果将争端激化成危机，一些迄今是朋友的那部分人将转而反对我们。”〔112〕

　　实施激进的土地变革亦即在农村引入阶级斗争，被认为是国民党手中“最有力最重要的”启动中国革命风暴的“法宝”。加拉罕意识到，颁布激进的土地法令必将“导致内战”，这“在一定意义上将是广东省内的一场革命”，它“将不仅波及广东的相临省份，而且会扩展到印度支那”，“还会波及英国领地”〔113〕。8月10日，孙中山、廖仲恺、鲍罗廷及“X同志”等人就中国农民问题举行谈话。苏联顾问强烈要求立即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孙以为良非其时。廖也支持了孙的看法，并说明在农村中进行“阶级斗争”将导致政府的垮台〔114〕。商团事件中维经斯基指出：“土地改革将吸引中国南方几百万农民参加解放运动，不进行土地改革，孙中山就不可能取得胜利。”〔115〕尽管事件期间土地革命未及开展，但数月之内广东农会会员即剧增至18万人，暴风骤雨式的农民运动已成一触即发之势。土地革命既被作为解救广州的“法宝”，也被当作撬动未来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杠杆”。

　　镇压商团

　　尽管商团事件的演进以及各方态度的变化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但莫斯科及鲍罗廷等人的努力对孙中山及国民党的“转变”无疑起了不小的作用。即将到达的苏联军火援助以及“不许干涉中国”运动的盛况，显然使孙倍受鼓舞。9月12日，孙正式致函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求援，声称“中国同世界帝国主义展开公开斗争的时刻现已到来”〔116〕。无庸讳言，苏联对孙所许诺的军事援助一直是决定两者关系的重要筹码。鲍罗廷一到广州就发现，“再也没有比提供武器这项承诺更能去除他和孙之间交往的障碍”〔117〕。1924年10月7日，苏联援助广州政府的第一批军火（8000支俄式长枪，每枪配子弹500发，其他武器若干）由“沃罗夫斯基”号巡洋舰运扺广州，随船又来了一批顾问。10月9日孙致函蒋介石说：“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118〕。不过，这种转变对莫斯科来说依然不尽人意。尽管9月17日《真理报》急迫地以醒目标题“孙中山发表声明——中国要走苏联的路”刊出孙的谈话〔119〕，但在镇压商团的问题上孙似乎还是举棋不定。时在莫斯科的李大钊就指出，“中山将要把工人武装起来，此时还正在分化之中”〔120〕，其政策迄今“仍是不明确不清楚的”，“他本人尚未找到自己真正的依靠力量”。

　　及10月上旬，由于广州政府与商团签定的还械“六条件”始终无法兑现，广州总商会、全省商业联合会、粤省商团联防总部决定于10月10日启动第二次全省大罢市。虽然孙中山决定成立革命委员会，但仍然严令蒋介石抛弃广州而将黄埔军校迁往韶关；为解燃眉之急，10月9日再电嘱省长胡汉民、广州市长李福林将部分枪械发还商团。至此，孙的“妥协”似乎没有限度，为寻求转机只有创造并利用一切时机。

　　经鲍罗廷及“左派”组织发动，广州民族解放协会、反帝大同盟、广州市工人代表会等数十团体，10月10日在广州第一公园举行盛大集会。集会将届结束，共产党人号召群众“冲出公园去向反革命派做示威运动”，随后开始游行〔121〕。下午两时许，正在起运枪支的商团遇参加游行的工团军、黄埔学生军“截阻”，遂出现“误会冲突”。乱枪之中工团军及学生军死6人，商团重伤3人，伤若干。负责警戒的李福林部及公安局保安队以工团军“有意劫械”，连同商团将工团军击退，并捕去百余人〔122〕。相关材料显示，双十冲突与发生于佛山的“武装宣传”如出一辙；商团也称它是共产党人与孙政府所设一面还枪、一面夺械之“毒计”〔123〕。

　　冲突一发生，鲍罗廷即刻吩咐蒋介石向孙中山请战，并将死亡人数加以最大限度地夸大，谓：仅工团军及学生就“被商团击毙数十人”〔124〕。孙闻讯异常震怒，据侍卫李荣回忆说：“按总理秉性慈祥博爱，虽任何刺激，从来未形诸颜色，其愤激情形，生平以此为最。”〔125〕鲍在后来的秘密报告中不无庆幸地说：这件事为主张镇压商人的一派“提供了絶妙的口实，为积极反对商人提供了絶妙的口实”〔126〕。中共广州地委在鲍的授意下，当晚决定立即要求国民党政府镇压商团，同时广泛发动广州及各县工、农、学各界群众向广州政府请愿，并作好镇压商团的充分准备〔127〕。

　　军校顾问尼古拉·捷列沙托夫常说：“一个幽灵在黄埔游荡——共产主义的幽灵。”〔128〕商团事件期间，集中了数十名苏联军事顾问的黄埔军校几乎成了第二政府，也是策划镇压商团的大本营。10月9日，“鲍罗廷与蒋介石视察了黄埔军校，鲍罗廷作了‘革命党应有的精神’的讲演”〔129〕。镇压行动发动前夕，鲍、蒋二人频频致电远在韶关行营的孙中山，促其返穗“震慑”。孙嘱鲍及苏联顾问对部队进行巷战训练，以投入战斗〔130〕，随后于14日夜密返广州。鲍“积极参与了策划反对商团的各种计划”〔131〕，苏联顾问列密和切列潘诺夫也参与了计划的制定〔132〕。该计划规定，各军应于10月14日夜或15日凌晨向商团发动攻击〔133〕。

　　充分依靠工农群众、中共及国民党左派镇压商人运动，无疑是此次军事行动计划的基本精神。孙中山返穗后即召集秘密宣传会议，30余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与会，会议确定了军事行动之前和之后的部署〔134〕。共产党人谭平山、周恩来、陈延年、阮啸仙、杨匏安、刘尔嵩等参加了革命委员会所属之临时军事指挥部的领导工作，并动员组织广州工人、市郊农民支援配合镇压商团〔135〕。14日夜或15日晨，黄埔学生军、工团军、农团军、吴铁城警卫军及滇军、湘军如期向广州商团之聚集地西关发起猛攻，理发工人则趁南风甚急之际担任放火，不旋踵西关即陷火海之中。在军事行动中，“出万死不顾生作政府军队的内应的，就是工人”〔136〕。底定西关后，广东全省20万商团、民团〔137〕在政府军队和工农群众的夹攻下，或降或逃，或被取缔解散，存在于粤省14年的商人武装已寿终正寝。

　　鲍罗廷及苏联军事人员直接参加了军事行动，“沃罗夫斯基”号当时就停泊在黄埔码头。切列潘诺夫还说：“‘沃罗夫斯基号’在广州的停泊是颇有意义的一件事。当年我国海军实力还相当薄弱，海军司令部下令‘沃罗夫斯基号’开进广州，这是我国坚决支持孙中山政府的一次政治大示威。”〔138〕“俄国武器及时地赶来救援，而且，鲍罗廷准确地估计了复杂的形势，并最终组织赢得了这场胜利。”〔138〕

　　事后共产国际东方部指出：“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主要是由于国民党内共产党员根据通过的决议所做的工作（即使国民党接近工人群众，接近同土地所有者、官吏、某些军阀匪帮作斗争的贫苦农民)，反革命才没有得逞，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基地广东省才仍然掌握在孙逸仙手中。此外，只是由于在中国南方劳动群众的支持下镇压了商团的叛乱，中国的解放运动才能在这一年的冬天取得如此巨大的规模。”〔140〕

　　结语

　　无论是对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还是中国国民革命及社会变迁，无论是对苏俄之“进入中国革命的主流”还是孙中山及国民党的“转变”，商团事件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枢纽环节。

　　从后来的结果看，虽然莫斯科力图将商团事件作为引爆远东和世界革命风暴的契机，显然过高估计了革命形势，然而它却成功地促使“全世界注视华南事态的发展”；事件进一步促使共产国际认识到，位于太平洋彼岸的半殖民地中国，的确“酝酿着大的爆发”。莫斯科及其在中国的使者介入商团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不仅巩固了广东这个“世界革命的车站”，而且在新的高度确立了苏俄在远东的“新兴权威”，事件为鲍罗廷成为“南中国的无冕之王”〔141〕提供了决定性的机遇，“远东路线”也从此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世界革命的重心开始由欧洲移往远东。或许在这个意义上，它才真正具有“全球政治中新的一页”的意味，并产生了“国际性的巨大后果”。

　　另一方面，莫斯科的介入也使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真切地看到了同盟军的强大声势，这对刺激国内的反帝情绪，加速革命高潮的到来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直接影响。莫斯科、中共及鲍罗廷等人的努力不仅使孙中山走上了“彻底反帝的道路”〔142〕，而且遏制了“弹劾共产党案”中的倒共浪潮。尽管“楔子战术”并未如期铲除国民党右派，但孙中山的“左转”以及工农运动和左派势力的崛起，显然在分裂国民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同时也无庸讳言，孙中山在商团事件中虽有“左”转迹象，然而无论如何，他不大可能改变自己的“主义”而成为苏式道路的追随者。鲍罗廷清醒地认识到，孙中山和蒋介石一样“不过是一个中派”，“都同样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143〕。

　　最值得一提的是，莫斯科及中共第一次成功地在中国“引入”了一场严格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它预示着中国国民革命“合力革命”的终结及“阶级革命”的开端。维经斯基指出：孙中山“坚决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其支持的反革命商团”，标志着“中国解放运动史上（除直接起义外）进行了首次有广大民众参加和支持的、一场公开的、有准备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同时这也是“空前规模地进一步发展中国解放运动的一个起点”〔144〕。陈独秀也发表重要文章说：“此次商团反革命之镇压，时间虽只一日夜，地域虽只广州一隅，其实比民国十三年任何大的战争都有意义；因为他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国民党左派的学生军人，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富商（商团）、乡绅大地主（乡团）、国民党右派的军人政客之战争，他是中国现在及将来革命与反革命争斗之缩影。”〔145〕

　　注　释

　　〔1〕 天仁：《混沌中之广州政局》，《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9月19日。

　　〔2〕 以往研究如［苏］亚·伊·切列潘诺夫所着：《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吴相湘所着：《孙逸仙传》（（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82年），李玉贞所着：《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久裕印刷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等，对莫斯科、鲍罗廷在商团事件中的某些活动有所论及。但总的来看，学界对共产国际与商团事件的整体联系以及它对中国国民革命转型及社会变迁的关键性影响，尚缺乏全面深入的探讨。同时，以往对商团事件的研究不仅存在过多的政治偏见及诸多史实舛误，而且未将它置于国际大变局中来解析。本文旨趣即在弥补上述缺憾。关于商团事件研究的学术史，详见敖光旭博士学位论文“广东商团与商团事件：1911－1924——中国‘市民社会’的案例分析”（中山大学历史系，2002年）第1－3页。

　　〔3〕Maurice William，Sun Yet-sen Versus Communism，转引自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山学术研究所编：《外国学者研究中山思想博士论文目録索引及摘要》（1993年，内部使用）第168页。

　　〔4〕［德］郭恒钰、［俄］M.L.基塔连科等编：《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俄文版编者前言》第1卷，李玉贞译，（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第1页。

　　〔5〕 Allen s.Whiting,Soviet Police in China,1917-1924.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4,p.129.

　　〔6〕维经斯基：《中国当前的政局》（原为单行本，莫斯科国家出版社，1924年），中国社科院现代史所编译：《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00－101页。

　　〔7〕维经斯基：《中国当前的政局》，《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47页。

　　〔8〕［德］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代序》，（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第10页。

　　〔9〕李大钊：《中国内战蜂起，经济崩溃，帝国主义为减轻自身困难瓜分中国》，《莫斯科工人报》1924年9月13日，见朱文同等编：《李大钊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88页。

　　〔10〕《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不早于1924年2月1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第1卷，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34页。

　　〔11〕前引《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丛书》第1卷，第432页。

　　〔12〕《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9月1日，《丛书》第1卷，第38页。

　　〔13〕Soviet Police in China,1917-1924.p.254.

　　〔14〕《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5日和17日，《丛书》第3卷，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23、132—133页。

　　〔15〕 《加拉罕致鲍罗廷的信》，1924年7月12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第413－414页。

　　〔16〕《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7月13日，《丛书》第1卷，第507页。

　　〔17〕罗刚编着：《中华民国国父实録》第6册，（台北）裕台公司中华印刷厂，1988年，第4676页。

　　〔18〕同上，第4718页。

　　〔19〕《加拉罕致鲍罗廷的信》，1924年7月12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第412页。

　　〔20〕维经斯基：《中国当前的政局》，《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45页。

　　〔21〕郭廷以等：《傅秉常先生访问记録》，（台北）久裕印刷事业（股），1993年，第55页。

　　〔22〕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0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6页。

　　〔23〕《为广东商团事件对外宣言》，1924年9月1日，广东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页。

　　〔24〕《致麦克唐纳电》，1924年9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页。

　　〔25〕《英国政府与广州商团叛乱关系档案选译·外交部官员沃特洛致海军大臣秘件》，1924年9月19日，张峻义选译，《近代史资料》总101号（2001年），第169页。

　　〔26〕《英国政府与广州商团叛乱关系档案选译·驻京公使麻克类致外交大臣电》，1924年9月5日，《近代史资料》总101号，第167页。

　　〔27〕《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405页。

　　〔28〕参看敖光旭《孙中山与二次北伐》，《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

　　〔29〕维经斯基：《中国南方形势日益紧张》，1924年9月3日，《丛书》第2卷，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612页。

　　〔30〕维经斯基：《中国当前的政局》，《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50页。

　　〔31〕维经斯基：《对中国的干涉》，1924年，《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41页。

　　〔32〕《中国内战和中国工人阶级》，1924年9月6日，《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3、25页。

　　〔33〕《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2号记録》，1924年9月11日，《丛书》第1卷，第530—531页。

　　〔34〕《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407－408页。

　　〔35〕林伟民：《我到俄国一个月的感想》，《中国工人》1924年第11期。

　　〔36〕《反对侵略中国大运动》（莫斯科电），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9月24日。

　　〔37〕《百万俄人参与助华运动》（莫斯科电），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0月17日。

　　〔38〕《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1924年1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39〕《百万俄人参与助华运动》（莫斯科电），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0月17日。

　　〔40〕李琴华：《中国内战与中国工人阶级》，1924年10月，《红色工会国际》第9－10期，见《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496页。

　　〔41〕《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132页。

　　〔42〕维经斯基：《中国当前的政局·作者再版前言》，《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材料》，第42页。

　　〔43〕Maurice William，Sun Yet-sen Versus Communism，转引自《外国学者研究中山思想博士论文目録索引及摘要》第166页。

　　〔44〕Soviet Police in China,1917-1924.p.50.

　　〔45〕《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第445页。

　　〔46〕《丛书》第1卷，第174页。

　　〔47〕Soviet Police in China,1917-1924.p.102.

　　〔48〕参看《丛书》第1卷，第543页。

　　〔49〕《致东方各国和殖民地的人民》，1924年7月7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96页。

　　〔50〕罗若夫斯基：《国际工人运动与职工国际第三次大会》，《中国工人》1924年第11期。

　　〔51〕《俄报论中国革命》（伦敦电），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0月24日。

　　〔52〕参看《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519页。

　　〔53〕转引自《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511页。

　　〔54〕《鲍罗廷的书面报告〈孙逸仙之死与国民党〉》，1925年4月6日，《丛书》第1卷，第600页。

　　〔55〕维经斯基：《中国内战和中国工人阶级》，《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1页。

　　〔56〕维经斯基：《中国当前的政局》，《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93页。

　　〔57〕述之：《广东商团事变之根本原因及其对中国国民革命上所与之教训》，《向导周报》第88期（1924年10月22日）。

　　〔58〕《民族解放协会代表周恩来演说词》，1924年10月10日，工农旬刊社编印《双十特刊》（1924年12月21日）。

　　〔59〕得龙：《南洋烟厂罢工失败的原因与所得的教训》，《中国工人》1924年第10期。

　　〔60〕《广州政府的责任》，《政治生活》1924年8月24日。

　　〔61〕士炎：《帝国主义之进攻与中国劳动运动》，《中国工人》1924年第10期。

　　〔62〕前引《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丛书》第3卷，第102、103页。

　　〔63〕《告广东人民书》，1924年9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5－36页。

　　〔64〕参见敖光旭：《论孙中山在1924下半年的是是非非》，《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6期。

　　〔65〕和森：《北伐呢？扺抗英国帝国主义及反革命呢？》，《向导周报》第83期（1924年9月17日）。

　　〔66〕述之：《江浙战争与国民党》，《向导周报》第84期（1924年9月24日）。

　　〔67〕中夏：《工农军与北伐》，《中国工人》1924年第10期。

　　〔68〕《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就瞿秋白同志关于广东政治路线的报告作出的决议》，不晚于1924年10月8日，《丛书》第1卷，第534页。

　　〔69〕《陈独秀给共产国际远东部的信》，1924年10月10日，《丛书》第1卷，第539页。

　　〔70〕转引自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71〕前引《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丛书》第3卷，第138页。

　　〔72〕《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1924年7月12日，《丛书》第1卷，第504页。

　　〔73〕前引《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丛书》第3卷，第133页。

　　〔74〕维经斯基：《中国当前的政局》，《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50－51页。

　　〔75〕《维经斯基给中共中央和鲍罗廷的信》，1925年2月15日，《丛书》第1卷，第578页。

　　〔76〕和森：《警告国民党中派诸领袖》，《向导周报》第85期（1924年10月1日）。

　　〔77〕维经斯基：《中国南方形势日益紧张》，1924年9月3日，《丛书》第2卷，第611页。

　　〔78〕《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讨论与共产党人关系问题情况通报》，不早于1924年8月30日，《丛书》第1卷，第520页。

　　〔79〕维经斯基：《中国南方形势日益紧张》，1924年9月3日，《丛书》第2卷，第612页。

　　〔80〕 《丛书·绪论》第1卷，第10页。

　　〔81〕 参见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82〕前引《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丛书》第3卷，第135页。

　　〔83〕《丛书》第1卷，第357页。

　　〔84〕《鲍罗廷的书面报告》，1925年2月14日，《丛书》第1卷，第576页。

　　〔85〕《中华民国国父实録》第6册，第4653页。

　　〔86〕《鲍罗廷给瞿秋白的信》，1924年7月18日，《丛书》第1卷，第511－512页。

　　〔87〕参见《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1923年12月27日，《丛书》第1卷第387－388页）。

　　〔88〕独秀：《反革命的广东商团军》，《向导周报》第79期（1924年8月20日）。

　　〔89〕和森：《商团事件的教训》，《向导周报》第82期（1924年9月10日）。

　　〔90〕和森：《北伐呢？扺抗英国帝国主义及反革命呢？》，《向导周报》第83期（1924年9月17日）。

　　〔91〕巨缘：《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压迫下的孙中山政府》，《向导周报》第85期（1924年10月1日）。

　　〔92〕《记向导周报攻击孙政府事》，香港华字日报社编印《广东扣械潮》卷4，1924年，第23－26页。

　　〔93〕《致蒋中正函》，1924年10月9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45页。

　　〔94〕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第243页。

　　〔95〕C.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ien-Ying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Cambridge:Han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499.

　　〔96〕 《聘任鲍罗廷职务状》，1924年10月11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72页。

　　〔97〕《某君呈报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四日革命委员会会议事项》，京师警察厅编译会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民国27年），转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年，第419页。

　　〔98〕《第一公园大会详情》，《双十特刊》。

　　〔99〕邓演存等：《略记孙中山先生“以俄为师”的决策及苏联顾问在广东的工作》，广东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42辑，198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第112页。

　　〔100〕M·C·贾比才等：《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张静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8页。

　　〔101〕特约通信员天仁来函，《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9月1日。

　　〔102〕参看敖光旭博士论文“广东商团与商团事件”第145－149页。

　　〔103〕国魂：《政府压迫商团感言》，《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8月16日。

　　〔104〕孚木：《广州商人应有之觉悟》，《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0月30日。

　　〔105〕蒋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09页。

　　〔106〕巨缘：《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压迫下的孙中山政府》，《向导周报》第85期（1924年10月1日）。

　　〔107〕《第一次大罢市实现》，《广东扣械潮》卷1，第33－34页。

　　〔108〕《中华民国国父实録》第6册，第4799页。

　　〔109〕《吴铁城回忆録》，转引自周康燮：《一九二四年广州商团事件》（资料集，（香港）崇文书店，1974年）第83页。

　　〔110〕《中华民国国父实録》第6册，第4799页。

　　〔111〕吴相湘：《孙逸仙传》（下），第1725页。

　　〔112〕《致鲍罗廷函》，1924年10月12日，赵朴初编：《宋庆龄书信集》（上），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页。

　　〔113〕《加拉罕致鲍罗廷的信》，1923年12月27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第318、315页。

　　〔114〕《孙中山、廖仲恺、鲍罗庭就中国农民问题的谈话》，1924年8月10日，同上，第423—424页。

　　〔115〕维经斯基：《中国南方形势日益紧张》，1924年9月3日，《丛书》第2卷，第612页。

　　〔116〕《孙中山致加拉罕的信》，1924年9月12日，《丛书》第2卷，第710页。

　　〔117〕VanVLECK,Bruce Gibson,Mikhall Borodin:Soviet Adviser to Sun Yet-sen.Florida: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M.A.,1977 History,modern,p.42.

　　〔118〕《致蒋中正函》，1924年10月9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45页。

　　〔119〕《与外国记者的谈话》，1924年9月上旬，《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41页。

　　〔120〕《中国最近之政变》，1924年9月12日，《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486页。

　　〔121〕 《民族解放协会代表周恩来演说词》，1924年10月10日，《双十特刊》。

　　〔122〕参见敖光旭博士论文“广东商团与商团事件”第178页。

　　〔123〕今生：《孙军与商团大战详情》，季啸风等编《中华民国史料外编·中国南北政局》第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61页。

　　〔124〕《蒋介石请严办商团致孙文密电暨孙文批》，1924年10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89页。

　　〔125〕李荣：《总理病逝前后》，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録》，人民出版社，1986年，648页。

　　〔126〕前引《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丛书》第3卷，第103页。

　　〔127〕《中共广东区委关于广东农民运动报告》，1926年10月印。

　　〔128〕《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115页。

　　〔129〕朱玲、张先智主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略》，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82页。

　　〔130〕《致鲍罗廷》，1924年10月13日，《宋庆龄书信集》（上），第43页。

　　〔131〕Lydia Holubnychy,Michael Borodi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3-1925.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Microfilms,1979,p.457.

　　〔132〕转引自《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405页。

　　〔133〕《某君呈报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四日革命委员会会议事项》，《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1辑，第416—419页。

　　〔134〕赖先声：《在广东大革命的洪流中》，中共广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广州大革命时期回忆録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33页。

　　〔135〕黄穗生：《试析中共广州地委在平定商团叛乱斗争中的策略》，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党史研究文集》第1册，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93页。

　　〔136〕玄庐：《扑灭反革命》，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0月20日。

　　〔137〕《商团代表辞职后之粤局》，［新加坡］《南铎日报》1924年10月15日。

　　〔138〕《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132－133页。

　　〔139〕Dan N.Jacobs,Borodin—Stalin’s man in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p.163.

　　〔140〕《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报告》，1925年5月16日，《丛书》第1卷，第619－620页。

　　〔141〕 Mikhall Borodin:Soviet Adviser to Sun Yet-sen.p.1.  

　　〔142〕《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132页。

　　〔143〕《张国焘关于鲍罗廷的回忆》，中国社科院现代史研究室编：《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81页。

　　〔144〕维经斯基：《孙中山与中国的解放运动》，1925年3月23日，《丛书》第2卷，第720—721页。

　　〔145〕陈独秀：《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新青年》季刊第4期（1924年12月20日）。

　　（作者：敖光旭，中山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