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逝世不久，其家属请路透社发表电文云：

　　上海某某数报，对于孙中山之殡礼，有重大之误会，孙之家属，不能不加以声明。孙于弥留之际，曾言彼当以基督教徒而死，且一再言其一生主张政教分离，孙之家属亦奉基督教，因孙有遗言，决议虽其党中同志多非基督教徒，而仍举行宗教式家祭礼。在举殡时，曾有人声明孙之信奉基督教，乃重精神而轻形式，凡束缚之教义与教士之仪制，彼均不表同情，孙于一年前尝贻书某友，谓彼信基督乃革命家及为铲除一切不平等者。〔1〕

　　有“基督将军”之称的冯玉祥谓孙中山：“一生照基督徒的样子生活着，照基督徒的样子而死，照基督徒的样子而葬”。〔2〕康德黎称“孙先生革命的抱负，及由此抱负所产生的辛心苦行，百折不磨,大有耶稣救世的精神”。〔3〕林百克称孙中山为“世界之大师傅也，人间之活上帝也”。〔4〕更有人誉其为“中国近代基督教的发明者”〔5〕。

　　的确，孙中山一生在民主革命进程中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其与宗教的关系亦是比较有意义的选题。他年少时受基督教影响颇深，早早皈依了基督教。革命时期，教会中人给予他无私援助。中华民国成立后，力倡政教分离、信教自由，同时对宗教在道德建设方面的作用垂注较多。晚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视野的渐阔，在吸收宗教有利于革命的因素之外，对宗教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有深刻认识，并提出尖鋭批评。但逝世前夕，又坦然承认自己是基督教徒，并希望按基督教徒的仪式举行葬礼（事实上亦做到了）〔6〕。

　　客观来看，对孙中山与宗教的关系，尤其与基督教的关系，学者关注得较多，成果亦颇为丰硕。主要著作有：耶稣会士德礼贤着的《孙中山先生对于基督教的态度》（香港，圣类斯实业学校印，1931年再版），毛拔着《中山先生是基督徒吗》（上海，中华浸会书局，1928年6月初版，1930年8月3版），谢颂羔的《孙总理与基督教》（上海，广学会，1940年12月），习贤德的《孙中山先生与基督教》（台北，浸宜出版社，1992年），王治心的《孙文主义与耶稣主义》（上海，博物青年协会书局，出版日期不详）。论文方面亦不乏佳作，有数十篇之多。此外，相关的著述中，论及该课题的也不少。〔7〕

　　本文试图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之上，对孙中山与宗教的关系，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基督教义的关系，孙中山信仰宗教与无神论的关系，孙中山与其他教派的关系，作综合的考察，提出一些看法供讨论参考。

　　一

　　1.早年虔诚信仰时期

　　孙中山最早与西方传教士的接触，是他12岁时，“在香山翠亨乡，从美教士克尔习英文。这位克尔教士，可以说是他开始认识西方文化的启蒙师，同时也可以说他最初和基督教接触的开端”。〔8〕

　　1878年5月初，孙中山跟随母亲赴檀香山投奔哥哥孙眉。从此，一个新的世界展现在眼前。第一次海上之行，他看到了许多新奇的事物……船长为一位死去的水手念圣经做祈祷……〔9〕。

　　孙对基督教的兴趣和崇信，萌发于在檀香山读书的1879~1882年间。他当时就读的意奥兰尼学校，《圣经》是必修课，学生早晚和星期天都要到教堂做祈祷。校长韦礼士主教对孙格外亲热和十分器重，曾邀请他同桌吃饭，亲自讲授圣经。〔10〕 他渐渐对基督教发生了兴趣，“在基督教教义中，找到了更多的道理，而这些正是他早年信奉村神所不能满足的”。〔11〕

　　1882年秋，他转入奥阿厚书院学习，牧师教员鞭兰谛文又对其“循循善诱”，孙“久受宗教教义熏陶，信道渐笃，至翌年春夏间遂有克日受洗礼之议”。〔12〕因孙眉阻挠未果。1883年7月孙眉因其弟“切慕耶稣之道，恐文进教为新督责”〔13〕，责令孙中山返乡。

　　返乡不久，孙进入香港拔萃书室，此间深受美国宣教师喜嘉理博士常识。喜牧师知他“服膺基督真理而未受洗，遂日劝其早日受礼奉教，以为众倡”。〔14〕1883年11月孙正式加入了基督教，取号日新，在回答“是否崇信基督”的提问时，明确表示：“基督之道，余固深信”。〔15〕

　　受洗之后，孙中山“常随喜牧师往香山传道，招得三人入教，盖初欲习传道也。”〔16〕 喜本人也回忆：孙曾邀请他和一位英国人去翠亨村一游，他们携带了许多福音书沿途出售。孙中山热心“为基督作证”，很快说服两位朋友信奉了基督教。〔17〕

　　1884年4月，孙转入香港中央书院，“每星期日行至邻近道济会聆听王煜初牧师说教”。〔18〕1886年夏入广州博济医院附高的南华医学堂就读。次年10月转入香港西医书院。1892年毕业，期间于1891年3月27日成立教友少年会，幷发表《教友少年会纪事》一文。

　　附：孙1879~1892年接受教育的教会学校：

　　2.从兴中会成立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利用宗教进行革命 

　　此时期，孙中山与宗教的关系，主要凸显在以下三个方面。

　　（1)利用宗教组织革命。孙“革命之初，往往借教堂为革命机关”，仅以广州为例，有史可查的曾做为革命据点的就有：双门底基督教徒左斗山的圣教书楼，永汉路四牌楼的长老会福音堂、河南的巴陵会福音堂、花地格致书院、芳村培英书院，仁济大街的博济医院、油栏门天主教徒胡心泉的鸿兴客栈等处。〔20〕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同盟会组建，有姓名可考的近三百名会员中，教徒几占三分之一。兴中会、同盟会的“誓约”中均有“对天发誓”、“神明察之”的字样，入会宣誓仪式亦如受洗入教之礼。〔21〕在兴中会入会宣誓仪式上，“孙博士第一个宣誓，把他的手放在圣经上，请上帝为他的誓言作证，其它人旋即照办”。〔22〕

　　（2)利用宗教发动起义。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孙中山、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邓荫南、谢缵泰等主要领导人均为教徒。教中人士也给予了无私援助，助饷最力者为邓荫南、李纪堂；提供场所做为秘密机关者为左斗山、王质甫等人；负责草拟文告及对外联络与宣传者为何启等。事败之后，这些人又因教徒身份才得到西方国家一些传教士及教友的营救。1900年与当时北方的义和团起义相呼应，孙中山决定在南方发动惠州起义，据当事人崔通约言，“参与是役之人，大约洪门人占其七，基督教人占其三”。〔23〕

　　（3)利用教徒身份两次脱险。1896年10月伦敦蒙难之初，孙中山“想望已絶，惟有坐以待毙而已”，后“惟有一意祈祷，聊用自慰”，10月16日“祈祷既竟，起立后觉方寸为之一舒，一若所祷者已上达帝听”，最终以宗教情理打动英仆柯尔，与外界取得联系，不久获释。按孙说此即“祷告之诚，果上达于天也”，“上帝固默然加呵护者也”。〔24〕11月致区凤墀的信中谈及此事时谓：“弟遭此大故，如荡子还家，亡羊复获，此皆天父大恩”。〔25〕1904年4月，孙中山在旧金山再度蒙难，被美旧金山移民局扣押于海关木屋内，幸得当地教友伍盘照、司徒南达会同致公堂领袖黄三德等聘请律师胜诉方准登岸入境。

　　3. 1912年后力主政教分立、宗教自由，极其重视宗教之道德建设功效

　　民国肇建后，孙中山与宗教的关系显着者有二，一为力主政教分立、宗教自由，一为着重论述宗教在道德建设中的特殊功效。

　　孙中山的政教分立思想，表现于其平日的言论中。1912年2月6日，美以美会高翼圣、韦亚杰上书，论述成立中国自立耶教会事宜，孙中山复函谈到，“政教分立，几为近世文明国之公例。盖分立则信教传教皆得自由，不特政治上少纷扰之原因，且使教会得发挥其真美之宗旨。外国教士传教中国者，或有时溢出范围，涉及内政，此自满清法令不修，人民程度不高有以致之。即有一二野心之国，借宗教为前驱之谍者，然不能举以拟政教分立之例也。今但听人民自由奉教，一切平等，即倾轧之见无自而生，而热心向道者亦能登峰造极，放大光明于尘世”。认为此举“自为振兴真教起见，事属可行，发自为之，有厚望焉。”〔26〕

　　1912年3月24日《令教育部准佛教会立案》文中明确阐述了政教分立的原则。“查近世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絶不干与政治，而在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异。此种美风，最可效法”。并引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的若干规定来强调此等条文“虽简而含义甚宏”，“该会要求者，尽为约法所容许，有行政之责者，自当力体斯旨，一律奉行”。〔27〕

　　政教分立必然要求宗教自由，这在上面亦有论及。宗教自由是孙中山长期坚持的一项原则。早在1904年《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就有传教自由的表述，孙中山认为西安府的景教碑可“说明早在公元第七世纪外国传教士在当地人民间所进行的传播福音的工作；再者，佛教乃是汉朝皇帝传入中国的，人民以很大的热情欢迎这个新宗教，此后它便日渐繁盛”，教士“被许可在帝国内部自由地纵横游历”，“当时的大学士徐光启，其本人皈依了天主教，而他的密友、即在北京传教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曾深得人民的尊敬”。〔28〕

　　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对外宣言》中明示：“许国人以信教自由”。〔29〕1912年3月10日公布的《南京府官制》中，特设“民治科”，其重要一项职责就是“关于宗教寺庙行政事项”，〔30〕次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文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有信教之自由”。〔31〕此举把信教自由升至宪法的高度，对信仰自由起到了强有力的保障。此思想一以贯之，延至1924年1月23日，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再次明确宣布：“确定人民有……信仰之完全自由权。”〔32〕

　　孙中山认识到宗教在道德建设方面的作用，可溯至1891年孙起草的《教友少年会纪事》一文，“此会之设，所以防微杜渐，消邪伪于无形，培道德于有基”。〔33〕民元后，孙中山愈加重视宗教在道德建设方面的独特作用。1912年4月21日，在福州出席耶稣教会欢迎会曾谓：“此次革命，虽与宗教无甚关系，然外人来华传教，殊能增进道德观念，使吾人尽具纯净之爱国心。此后同胞尽力造成良善政府，则民教相安，中外感情愈厚，世界或即基此永保和平。且今日民国建设伊始，尤赖诸同胞注意道德，而后邦基可固”。〔34〕1912年8月23日，孙中山由沪扺津，翌晨有某君往谒，询以近日中国全局大势，自改革故土以来，并未见有何等效果，但屡见腐败之现象，非擅权用事，即党派相争，无以国利民福为前提者。何也？先生答云：“此由人人有利己心，无道德心故也”。某君云：“先生游历外洋数十年，于外洋政治学问道德上，必有实在心得，而所谓道德者何在？先生云：“在宗教”，某君云，宗教名目太多，必何种宗教始有道德？”先生云：“据兄弟所调查，惟天主教，天主教之化人，非人所能言，天主教之道德，更非人所能意料，不特为治国之精神，实为吾人之性命，我国振兴，必赖宗教，此时扩张宗教，为治国不二法门。吾因奔走海外，无暇及此，今稍有余暇，即研究宗教道理云”。〔35〕此番话极大可能为教中人士所为，但孙中山对宗教对道德建设作用的认识可窥一斑。

　　随后，孙中山对此屡有阐述，有人因称其为“基督徒的演说家”。〔36〕1912年9月5日，在北京基督教等六教会欢迎会的演说中强调宗教可补政治之不及，“宗教与政治，有连带之关系。国家政治之进行，全赖宗教以补助其所不及，盖宗教富于道德故也。兄弟希望大众以宗教上之道德，补政治之所不及”〔37〕。是月中旬，在回教俱乐部的欢迎会上又希望宗教人士同发爱国心，“今日之中华民国，乃五族同胞合力造成。国家政体既经改良，不惟五族平等，即宗教亦均平等。当初地球上最有力量者为回教，崇信回教之国亦不少。现宜以宗教感情，联络全国回教中人，发其爱国思想，扩充回教势力，恢复回教状态。”〔38〕是年，在法教堂欢迎会的演说中再次强调宗教可补政治之不逮：“今幸有西方教士为先觉，以开导吾国。惟愿将来全国皆钦崇至尊全能之宗教，以补民国政令之不逮。愿国政改良，宗教亦渐改良，务使政治与宗教互相提挈，中外人民愈相亲睦。仆今在此与诸君相会，更愿诸君同发爱国心，对于民国各尽其应负之责任，有愿望焉云”。〔39〕“同发爱国心”，诚哉斯言！此乃孙中山对宗教在道德建设作用的高度概括。

　　需补及的是，孙中山在国外亦持此论。强调宗教不仅能培养个人道德，还可维护国际间和平与正义。1913年2月11日至3月25日，孙东渡扶桑，此间他在东京、大阪、长崎等基督教青年会上多次演讲，“在往昔野蛮时代，个人间道德不甚发达，而在文明的今日，个人间渐讲道德，但文明程度尚有优劣，因此在国际上并不像个人间讲求道德。此时，重视正义、人道者唯独基督教；是即基督教具有增进全世界和平与鼓吹正义观念的很大力量”。〔40〕

　　4.1919年后对宗教的重新认识与强烈批判

　　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过程中，孙中山因忙于捍卫共和而无暇关注宗教，故该时期有关宗教的言论较少。经过这些运动的洗礼，孙中山发出“南与北如一丘之貉”〔41〕感慨之后，旋赴上海，埋头向学，希冀通过著述立说来唤起人民大众的觉醒。考此时期孙中山潜心研读的相关书籍，有关宗教方面的著述竟达15种之多〔42〕。虽不能断言此时期孙中山的宗教知识全部来源于这些书籍，但受此等书籍的深刻影响是勿庸置疑的。是故，在此后一段时间内，孙中山有关宗教的论述日渐增多。孙中山对宗教的认识陷入一个怪圈之中：一方面对宗教愈发深刻，从中汲取有利于革命的营养成份；另一方面对宗教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批判。

　　1923年12月在广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中，孙中山对宗教能够流传到世界各地非常艳羡，拿宗教与革命来比较，佛教“自印度流行到亚洲全部，信仰的人数比那一种教都要多些呢，都是由于释迦牟尼善于宣传的效果。再象耶稣教，从前自欧洲传到美洲，近代传到亚洲，流行于中国，世界上到处都有他们的教堂。这样普遍的道理，也是由于耶稣教徒善于宣传。”后指出：“宗教之所以能够感化人的道理，便是在他们有一种主义，令人信仰。普通人如果信仰了主义，便深入刻骨，便能够为主义去死。因为这个原因，传教的人往往为本教奋斗，牺牲生命亦所不辞。所以宗教的势力，比政治的势力还要更大”。〔43〕

　　该时期孙中山对宗教的正面认识多体现在《三民主义》演讲中。民族主义第一讲把宗教与血统、生活、语言、风俗习惯并称为民族形成的五大自然力。指出“大凡人类奉拜相同的神，或信仰相同的祖宗，也可结合成一个民族。宗教在造成民族的力量中，也很雄大。像阿剌伯和犹太国已经亡了许久，但是阿剌伯人和犹太人，至今还是存在。他们国家虽亡，而民族之所以能够存在的道理，就是因为各有各的宗教”。“犹太民族的天质是很聪明的，加以宗教之信仰，故虽流离迁徙于各国，犹能维持其民族于长久。阿剌伯人所以能够存在的道理，也是因为他们有穆罕默德的宗教。其他信仰佛教极深的民族像印度，国家虽然亡到英国，种族还是永远不能消灭”。〔44〕

　　《民族主义》第三讲把耶稣与革命联系起来，“犹太人在耶稣未生之前，已经被人征服了。及耶稣传教的时候，他的门徒当他是革命，把耶稣当作革命的首领，所以当时称他为犹太人之王”。“所以犹太人亡了国之后，耶稣的门徒以为耶稣是革命”，“耶稣的革命，是宗教革命，所以称其国为天国。故自耶稣以后，犹太的国虽然灭亡，犹太的民族至今还在”。〔45〕

　　他晚年还引用圣经中的故事去激励教友。在《勉中国基督教青年》一文中说：“夫教会之入中国，既开辟中国之风气，启发人民之感觉，使吾人卒能脱异族专制之羁厄，如摩西之解放以色列入于埃及者然。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犹流离困苦于荒凉沙漠间四十年，而必待约西亚以领之，而至加南之地。”他希望基督教青年会“担负约西亚之责任，以救此四万万人出水火之中而登之袵席之上”。〔46〕

　　孙中山对宗教的怀疑早年就有表露，“予于耶稣教之信心，随研究科学而薄弱。予在香港医学校时，颇感耶稣教之不合伦理，固不安于心，遂至翻阅哲学书籍。当时予之所信，大倾于进化论”。〔47〕晚年，这种思想愈加明显，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说》中把宗教与科学相比，“古时人类的知识，多是宗教的感觉”，而“宗教的感觉，专是服从古人的经传。古人所说的话，不管他是对不对，总是服从，所以说是迷信。就宗教和科学比较起来，科学自然较优”。〔48〕

　　在表示怀疑的同时，孙对宗教做为帝国主义侵华急先锋进行了严厉批判。自1922年京沪穗等大城市“非基督运动”勃兴后，孙中山发表谈话，反对帝国主义者操纵控制教会，要教会好自反省和“决计不作帝国主义者之工具”。〔49〕对帝国主义打着宗教信仰自由的旗帜，大干侵略勾当，表示了极大愤慨，“教会在现制度下，诚有不免麻醉青年及被帝国主义者利用之可能。然如何起而改良教会，谋独立自主，脱去各帝国主义之羁绊，此教友人人应负之天责，亦为一般从事宗教运动者应急起之者也”。〔50〕 1924年9月7日《中国国民党为九七国耻宣言》指出，帝国主义除了政治和经济侵略之处，还有宗教的侵略，“他们用政治力和经济力来掠夺中国人的物质还不算，又用宗教来耗夺中国人的精神。一班神甫牧师倚仗着他们的国力，包庇教民，干与词讼，欺压吃教以外的人，无所不至，受其虐者饮心刺骨”。〔51〕

　　5.逝世前夕对基督教的回归

　　在逝世前的一段时间内，孙中山曾对宗教进行过严厉的批判，但辞世前夕却坦然承认自已为基督徒，有关此方面的言论并不是很多，但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的确值得特书一笔。

　　在去世前，孙中山对孔祥熙言到：“上主遣我到中国为救中国不受囚禁与欺压，我并没有违反上主的使命”。〔52〕在病榻上执着徐谦的手说道：“我是基督教徒，上主遣我为我国人民和罪恶奋斗。耶稣是革命家，我也是一样。”〔53〕对包世杰讲到：“初时，予因从事革命，教会深恐连累，故不敢认识予，予非不认识教会也，予始终是基督教信徒。不仅予为基督教信徒，予之儿、予之媳、予之家庭、予之岳丈、岳母、予妻、予妻之姊、之弟、之妹、甚至连襟至戚，固无一非基督信（徒）也。予有家庭礼拜，予常就有道之牧师领袖闻道讲学，孰谓予非基督徒乎？”〔54〕孙中山原配夫人卢慕贞在答香山商会的函中讲到：“科父返天国，得闻离世前一日，自证我本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要如是奋斗，更当信上帝’，此乃科儿手书所言，十分多谢天父，允氏祈求，复赐科父信上帝之心，此乃氏至安慰者。”〔55〕

　　除此之外，孙中山还特别为宋庆龄担心，深恐“同党反对他的夫人是耶稣教徒，即嘱托同志勿以基督教徒而行欺侮”。〔56〕孙中山早年受洗加入基督教，中间曾对宗教产生过怀疑甚至进行了猛烈批判，但弃世前又回归基督教，坦然承认自己是一基督徒，这的确是饶有意味的课题。

　　二

　　在梳理孙中山与宗教的关系，萦绕其中的四个问题尤其值得瞩目：孙中山究竟是否为一基督教徒，其革命思想与基督教的教义关系如何，孙中山的无神论思想与其信教关系如何看待，与其他教派关系如何。窃以为，以上四点，系研究孙中山与宗教关系之关键所在。

　　1.孙中山是否为基督徒

　　孙中山究竟是不是基督教徒，看似简单的问题回答起来实非易事。自20世纪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勃兴之后，该问题就一直争论不休。

　　孙中山是否为基督教徒，早有人做了总结。他认为至少有三种意见。第一种说，中山先生并非基督徒，说中山先生是基督徒的，都是基督教里人胡乱造出来的。第二种说，中山先生是个基督徒，却不是个忠实的基督徒。他的皈依基督教，并非中心悦而诚服之，完全是他政治上的一种手段。第三种说，中山先生是基督徒，也是个忠实的基督徒。因为他的言行和思想，无不与基督教的精神吻合。然后，对这三种观点进行了一一批驳，最后得出结论：“中山先生是否（是）基督徒，这是事实问题，第一种人否认中山先生为基督徒，这是毁灭事实；第二种人以中山先生并非忠实之基督徒，这是曲解事实；第三种人以为中山主义可取基督教而代之，这是颠倒事实。毁灭事实者妄，曲解事实者诬，颠倒事实者误，都非善解中山先生之为人者！”〔57〕。

　　早年与孙中山交往密切的张永福回忆，在新加坡时“先生劳于国事，平居非与外界接触，几忘年节日。对耶稣教最重要之圣诞亦然。先生为教徒，但永不见其至教堂一步”。〔58〕冯自由在《孙总理信奉耶稣教之经过》一文中谈到：“余在日本及美洲与总理相处多年，见其除假座基督教堂讲演革命外，足迹从未履礼拜堂一步”。〔59〕孙中山也承认：“弟初信教于本港，……别后二十余年，为国事奔走，甚少聚于教会，故于会中仪文，多所忘记”。〔60〕凭藉上面胪列材料，难免会有人对孙中山是否为基督教徒产生疑问。

　　但承认孙中山是基督徒的仍占主流。伦敦蒙难时参与积极抢救孙中山的孟生博士曾说：“他是一个天生的基督教徒”。〔61〕主持孙中山葬礼的刘廷芳云：“就孙先生一生功业言，约可得与圣经相合之数点，（一）信仰心，（二）希望心，（三）博爱，即与圣经所云信望爱三点，完全相同。足征孙先生为基督教徒”。〔62〕晚年与之过往甚密的徐谦就持肯定态度，“当民六护法之役，我任广东政府之秘书长。与先生闲谈时，先生亦云彼是基督教徒”，“举世之人只知孙先生为革命党，须知耶稣亦为革命党，耶稣之天国主义、反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实行共产主义、爱雠敌主义，与三民主义完全符合”。〔63〕素来反对基督教的汪精卫有言：“中山先生曾说他是基督徒，临终并不否认。”〔64〕教徒党人沈缦云在遭叛徒张复生毒害时说“孙中山先生和我都是不怕舍身的基督徒！”〔65〕孙中山对自己认识非常清楚，“我是革命党，恐行动上与基督教以不便，故只中心崇拜。”〔66〕“我不属于教堂的基督教徒，而属于耶稣的基督教徒，耶稣是个革命者”。〔67〕孙中山还谓包世杰：“数十年来，余常作秘密革命，是政治上一种非常之运动，日在亡命之中，余何能随众作公开礼拜乎？”〔68〕

　　在事实面前，我们不能不承认，孙中山确为基督徒。孙中山对基督教研究还颇有造诣。1900年在新加坡进行革命活动时，一位名叫黄乃裳的虔诚的基督教徒“心向往孙君已久，因造其寓晤谈数四，见其人谦逊镇静、学问渊博，湛怀悲悯，流露于言行举止之外，且于基督教有深造之功，有坚卓之信。〔69〕 冯自由讲到“有中西教士与之讨论宗教问题，则总理议论风生，恒列举新旧宗派历史及经典，详征博引，透辟异常，闻者均无以难之。此又可见总理对于宗教常识之渊博，殊非常人所及矣”。〔70〕

　　2.孙中山革命思想与基督教教义关系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基督教教义的关系，有人认为孙中山从中吸取了有利于革命的营养成份，有论者在承认上述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其革命思想完完全全来自于基督教教义之中。

　　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孙中山常与教友“互相研讨耶稣与革命之理想”，认为“耶稣之理想为舍己救人，革命之理想为舍己救国，其牺牲小我，求谋大众福利之精神，原属一致。〔71〕1896年11月，孙在一份自传中郑重地谈到宗教信仰是“至于教则崇耶稣”。〔72〕同时，也表示：“余深信余之革命精神，得力于基督徒者实多”。〔73〕民初，在北京基督教等六教会欢迎会的演说中亲口承认：“兄弟数年前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74〕晚年孙中山更是把基督教宣扬的“博爱”同中国古时的“仁爱”揉和起来，所谓“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75〕

　　看来，孙中山的确从基督教的教义中吸取了革命的营养成份。冯自由评论孙中山的宗教思想“完全出于基督救世之宗旨，然其所信奉之教义，为进步的及革新的，与世俗之墨守旧章思想陈腐者迥然不同”。〔76〕宫崎滔天就此曾拿孙中山与康有为做比较，“惟孙取泰西之学，康发汉土之微，彼养于耶教，此育于儒教，前者质，后者华，质则尊实行，华则尚谈论，二者见地虽同，其素养性格不相同也”。〔77〕

　　在承认上述观点的同时，有论者有着更高的评价，认为基督教义，不但和革命没有丝毫的反对，“简直可以说是革命的原动力了”。〔78〕更有甚者，走向了极端的一面，以为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完全来源于基督教思想。这种观点以王治心最为代表，认为孙中山“从小就受着基督教思想的熏陶，获得基督教革命的精神，做成他一生牺牲的原动力量”，“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孙总理的革命精神，完全出发于耶稣的救世精神而来”，幷且十分武断地说，“这在平心静气加一番研究的人，决不会说是穿凿附会的”。〔79〕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更加强调到：“孙文的主张与耶稣的主张，不但没有丝毫的冲突，而且都是从耶稣的精神中产出的”，“惟宗教精神，乃能成为一种‘牺牲’、‘勇敢’、‘无畏’、‘坚忍’的本源，所以孙文的革命精神，完全根据于耶稣而来”。〔80〕更有学者直接主张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代替基督教教义。〔81〕

　　评价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的来源，德国学者海法特评说中肯：“孙中山受着两种力量的驱使：一是宗教的，一是伦理的。这两种观念，在孙中山一生的博爱观念中没有显着的分野。换句话说：孙中山一方面保持他祖国孔夫子的传统，一方面他熏染了基督教的信仰”。〔82〕 1923年1月，孙中山在谈到自己革命思想来源时给出了完整的答案，“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83〕在此问题上，我们无需更多置喙。承认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从基督教教义吸取了营养成份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强调其完全来源于基督教教义的论点明显悖离事实且有失偏颇。

　　3.孙中山的无神论思想

　　孙中山在对宗教信仰的同时，又对宗教神学进行了无情批判。青少年时代，游家乡北帝庙时，孙中山曾折断佛手，“亵渎”神圣。并对同行的几个朋友说：“佛若果有灵，能即祸我！木偶由人而作，岂能操人祸福哉？”〔84〕有学者据此认为孙中山无神思想初显端倪。

　　孙中山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多在其后期的革命生涯中。在1921年的《军人精神教育》中，对“君权神授”论进行了批判，“前此帝制时代，以天下奉一人，皇帝之于国家，直视为自己之私产，且谓皇帝为天生者，如天子受命于天，及天睿聪明诸说，皆假此欺人，以证皇帝之至尊无上。甚或托诸神话鬼话，坚人民之信仰，中国历史上固多有之”。〔85〕两年后的演说中直言“神权、君权都是过去的陈迹”。〔86〕

　　随着科学知识的增长，在考察人类起源时，孙中山把宇宙的形成分成三个进化时期，“其一为物质进化之时期，其二为物种进化之时期，其三则为人类进化之时期”，所谓人类进化时期，是指人类出现至今的社会历史时期，即由洪荒时代，经过神权时代，君权时代到民权时代。孙中山自觉地运用科学知识来阐发人与自然的关系，“当科学未发明之前，固全属不知而行，及行之而犹有不知者。故凡事无不委之于天数气运，而不敢以人力为之转移也。迨人类渐起觉悟，始有由行而后知者，乃甫有欲尽人事者矣，然亦不能不听之于天也。至今科学昌明，始知人事可以胜天”。〔87〕

　　1923年10月21日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说中，孙中山对宗教神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就人类的来源讲，基督教说世界人类是上帝六日造成的。近来科学中的进化论家说，人类是由极简单的动物，慢慢变成复杂的动物，以至于猩猩，更进而成人。……科学与宗教冲突之点，就在所见人类来源之不同。由这一点所见之不同，便生出科学与宗教之争”。12月30日在广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中，孙中山用三民主义与宗教进行比较，批评到宗教的主义，是讲将来的事和在世界以外的事，宗教是为将来灵魂谋幸福的，说到将来的灵魂，自然是近于空虚。〔88〕

　　孙中山的无神论思想，是值得肯定的。在人类历史上，蜚声世界的自然科学家而深信宗教有之，一生信奉基督教、以基督徒自居的孙中山却能够拥有无神论思想，这的确难能可贵。孙中山把批判封建神权与反对封建君权结合起来，以自然科学知识批判宗教神学，“要比古代无神论思想深刻”，他“要比近代哲学史上一些具有无神论思想的著名哲学家高明”，“在中国无神论思想史上应有一定的地位”。〔89〕他的无神论具有实践者无神论的新特点，“他把科学、民主、无神论三者统一起来，为民主革命服务，成为近代无神论者的宝贵经验。”〔90〕孙中山批判了“神权”，也批判了“皇权思想”，他是“我国近代史上没有帝王思想的革命家”，可称之为“战斗的无神论”。〔91〕

　　结合孙中山一生信仰基督教的事实，我们似乎不应该对此给予过高的评价。做为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一方面对宗教展开了严厉的批判，一方面却对基督教始终保持着信奉。众所周知，基督教属一神论，与无神论是格格不入的，两者在孙中山身上如何做到了统一，的确是难解之谜，也许只有他自己明白。在基于一生信奉基督教的事实上，我们只好承认“孙中山决不是彻底的无神论者”，〔92〕“他只是说科学比宗教‘较优’，没有明确断定宗教神学根本上就是荒诞的，有时还肯定神权有一定的历史作用”。他“不可能指出消除宗教神学产生的阶级根源及其经济基础，这就难免会使他的无神论思想的深刻性和战斗性有所减弱”。〔93〕这就是孙中山无神论思想的内在矛盾，比较切合其思想实际。

　　4.与其他教派的关系

　　孙中山与基督教关系显着且材料易找，自然成为学者们关注之重点。实际上，孙中山与回教、佛教等其他教派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可惜存世材料较少，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1912年8月24日，担任北京回教俱乐部负责人的伊斯兰教进步学者王宽、张子文等组织欢迎孙中山先生从天津乘火车到达北京的活动。9月15日，孙中山和黄兴等应邀莅临欢迎大会，受到与会的伊斯兰教徒热烈欢迎。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他动员广大回族群众积极参与国家政治，“联络全国回教中人，发其爱国思想”，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94〕此为孙中山与回教发生关系的最直接明证。

　　民元3月，孙中山以国家元首的身份致函佛教会，阐述了他领导下的政府对宗教的态度以及对宗教信仰者的要求。有人据此称孙中山为“实践宗教信仰自由原则的革命先驱”〔95〕。孙中山与佛教关系，另一重要表现在于孙氏为某佛寺及某僧人的题词。民初，曾为云南宾县祝圣寺题“饮光俨然”。〔96〕1912年5月为广州六榕寺题“阐扬佛教”、为该寺主持铁禅和尚题“自由、平等、博爱”，〔97〕 1916年8月孙中山一行游浙江象山群岛时，应普陀寺山僧之请，题“与佛有缘”、“常乐”、“我净法堂”等四件。另外，1920年还为佛教中人钱化佛题“作如是观”及“无量佛”，1921年为广州大佛寺题“阐扬三密”，1924年为苏曼殊画册题“曼殊遗墨”等。〔98〕题词言简意赅，寓意深远，从而反映了孙中山深邃的佛学思想。

　　1924年4月4日《广州民国日报》载孙中山接见美国新闻记者、大同教〔99〕传教士玛莎·路特女士。近年来，随着材料的不断挖掘，有学者根据1930年9月玛莎·路特在中山大学的演讲、1931年玛莎·路特在《中国文化与大同教》一书中的回忆及《澳洲大同教简报》的记载，充分证明瞭此事当属史实。“孙中山的世界主义大同理想使其对一切优秀文明采取了开放态度。以他为首的中国政界人物和知识分子对大同教的豁达与宽容精神，使路特女士对中国及其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极为崇敬，也对大同教在华人中的传播充满了信心”。孙中山先生同玛莎·路特的会见，在大同教的传播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100〕

　　透过以上材料可知，孙中山与宗教的关系非常复杂，除了与基督教关系密切外，还与回教、佛教、大同教等其他教派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而这正是研究者容易忽略的领域。

　　三

　　孙中山年少时早早受洗加入了基督教，之后曾有短暂的虔诚信仰，后因革命斗争的需要，对基督教有所离异，弃世前夕又数次强调自己是教中人士，逝世后得到了教友的充分认可并享受了一个基督徒的隆重葬礼。

　　在大量的事实面前，我们不能不承认孙中山为一个基督徒；孙中山自己承认从基督教教义中汲取了不少营养成份，但那种认为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完完全全来自于基督教教义的说法是不够客观的；孙中山在保持对宗教信奉的同时，逐渐对宗教产生了怀疑、批判甚至否定，运用自己拥有的科学知识对“君权神授”论、对宗教做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进行了猛烈批判；他还与回教、佛教、大同教等其他教派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关系。

　　作为教徒革命家，孙中山信仰宗教的经历、方式与内容都与世俗教徒有所不同而独具特色。他入教之初笃信基督教，走上革命道路后，对基督教的信奉重精神而轻形式；他长期采取了不参加教堂礼仪而存内心信仰的方式；他不怎么信仰神化的上帝而崇信作为革命救世者的耶稣；他不属守基督教义中的神学信条而取其济世救众人的积极内容；他对基督教的神学内容虽表示疑惑甚至否定，但又不是彻底的无神论者〔101〕。但认为“他对基督教是信仰重于利用”的结论却不敢苟同。孙中山对基督教除了早期短暂的虔诚信仰外，一生之中基本上都是在利用，只是利用的方式不同而已，在革命征程中，对宗教利用的成份远大于对宗教的信仰。与其说是“信仰大于利用”，毋宁说是孙中山更加重视宗教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用性，凡是一切有利于革命的东西均拿来为其所用。这恰恰反映了以近代广州文化为中心的近代岭南文化的实用性特质。

　　孙中山宗教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近代岭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不见夫基督教首先传至之地为广东乎？故首先倡革命者，亦广东也”。〔102〕而广州做为华南地区的心脏，孙中山更是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1886年曾入长老会主办的广州博济医院就读，与三合会首领、基督徒郑士良结交。1895年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中，教会中人给予了无私支持，除了支援财物、协助筹划、负责宣传、提供指挥场所外，还直接加入了战斗，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被孙中山称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的陆皓东，乃在香港与孙中山同时入教，参加1895年广州起义而死。1912年5月和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曾为六榕寺和大佛寺亲笔题词。1924年4月在大元帅府接见美国新闻记者、大同教传教士玛莎·路特女士。除此之外，在广州期间，孙中山还多次到教会学校演讲，鼓励学生参与和支持其革命事业。以上所列，无不从侧面反映了近代广府文化的开放性、兼容性、多元性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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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释

　　〔1〕 孙逸仙博士医学院筹备委员会编：《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广州，岭南大学1935年刊印，第33页。

　　〔2〕《公教教育丛刊》，1929年，第272页。转引自《孙中山先生对于基督教的态度》，第30页。

　　〔3〕 抱恨生编:《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外各界之评论》，中山主义研究会1927年版，第32~33页。

　　〔4〕《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外各界之评论》，第34页。

　　〔5〕伍达光着:《孙中山评论集》，中国国民书局1927年再版，第115页。

　　〔6〕1925年3月29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礼拜堂先有基督教殡仪的举行，参加教徒有四百余人之众。见《孙总理与基督教》，第7~10页。

　　〔7〕该课题的文章主要有：冯自由：《孙总理信奉耶稣教之经过》，《革命逸史》第2集，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2月初版，1945年4月3版；林子勋：《国父与宗教》，《三民主义半月刊》第12期，1953年；吴经熊：《国父的宗教思想论略》，《革命思想月刊》第55卷第1期，1981年；邬昆如：《国父的宗教信仰》，台北，《近代中国》第21期，1981年；陈建明：《孙中山与基督教》，《孙中山研究论丛》第5集，1987年；容应萸：《孙中山与香港基督徒》，《孙中山研究论丛》第5集；张子荣：《孙中山与基督教会》，《晋阳学刊》1987年第6期（总45期）；［日］山根幸夫：《孙文与基督教》，《史论》第41号，1988年；黄德发：《基督教对孙中山思想之影响透视》，《学术论坛》1989年第1期；田海林：《论孙中山的宗教思想的特点》，《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2年7月第4期；程光裕：《孙中山先生的宗教理念及其与黄乃裳的订交》，《“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吴天威：《基督教对于孙中山先生思想之影响》，见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郑永福、田海林：《孙中山与基督教》，《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4期。赵春晨：《论孙中山的宗教信仰与文化取向》，《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3年第4期；周兴梁：《孙中山与西方基督教》，《文史哲》1995年第6期，又见周兴梁着：《孙中山的伟大思想与实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董丛林：《孙中山宗教观的近代政治、文化藴涵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雷雨田、赵春晨：《孙中山与大同教在中国的传播》，见张磊主编、王杰副主编：《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李吉奎：《孙中山与基督教》，见李吉奎着：《孙中山的生平及其事业》，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此外，《中国基督教史纲》（王治心着，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0年初版，1948年再版），《孙中山社会科学思想研究》（张启承、郭志坤着，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香港基督教会史研究》（李志刚着，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年版），《基督教与近代岭南文化》（赵春晨等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等书中也辟有专章论述。

　　〔8〕陆丹林：《革命史谭》，南京，独立出版社1945年8月初版，1947年10月再版，第93页

　　〔9〕见［美］林百克着、徐植仁译：《孙逸仙传记》，上海三民公司1926年版，第100~103页。

　　〔10〕 项定荣：《国父七访美檀考述》，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18~19页。

　　〔11〕 钟工宇：《我的老友孙逸仙先生》，邱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12〕《革命逸史》第2集，第10页。

　　〔13〕《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7页。

　　〔14〕《革命逸史》第2集，第13页。

　　〔15〕《革命逸史》第2集，第13~14页。

　　〔16〕陆丹林：《革命史谭》，第93页。

　　〔17〕 Charles R.Hager:”Dr.Sun Yat-Sen:Some Personal Reminiscences”,The Missonarg Herald（Boston,April 1912).Reprinted in Lyon Sharman:Sun Yat-Sen,His Life and Its Meaning,pp.382-387.New York,1934.

　　〔18〕 尚明轩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

　　〔19〕 参见《香港基督教会史》，第121页。

　　〔20〕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第254页。

　　〔21〕见田海林：《论孙中山的宗教思想的特点》，《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4期。

　　〔22〕陆灿着、傅伍仪译：《我所瞭解的孙逸仙》，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

　　〔23〕崔通约：《沧海生平》，上海沧海出版社1935年版，第55页。

　　〔24〕《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62、64页。

　　〔25〕《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6页。

　　〔26〕《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66页。

　　〔27〕《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77页。

　　〔28〕《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0~251页。

　　〔29〕《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0页。

　　〔30〕《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02页。

　　〔31〕《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20页。

　　〔32〕《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4页。

　　〔33〕孙日新：《教友少年会纪事》，《中西教会报》1891年第5册。该文重刊于《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

　　〔34〕《孙前总统莅闽记》，上海《民立报》，1912年4年27日。

　　〔35〕 上海《圣教杂志》，1912年，第214页。转引于《孙中山先生对于基督教的态度》，第18~19页。

　　〔36〕《孙中山先生对于基督教的态度》，第12页。

　　〔37〕《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47页。

　　〔38〕《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77页。

　　〔39〕《孙中山全集》第2集，第568~569页

　　〔40〕  ［日］《基督教世界》第1538期，1912年3月13日。转引于陈鹏仁着：《孙中山先生思想初探》，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

　　〔41〕《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71页。

　　〔42〕 主要有：《中国传教手册》（The China Mission Hand-Book，American Presbyteria Church.American Prebyterian Mission Press：Shanghai，1896），《世界各宗教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Religions in the World，Year Book Press：London，1913），《古代中国的宗教》（Religions of  Ancient China，Giles，Herbert Allen.Archibald Constable & Co.：London，1905），《争取无战争世界的基督十字军》（The Christian Crusade for a Warless World. Gulick，Sidney Lewis.Macmillan & Co.：New York，1922），《佛教及其基督教批评家》（Buddhism and its Christian Critics. Carus，Paul.Open Court Publishing Co.：Chicago.1897），《宗教问题》（Problems of Religion；an introductory survey. Drake，Durant. Houghton Mifflin Co.：Boston，New York，Chicago，1916），《招魂术研究》（Studies in Spiritism. Tanner，Amy Eliza. D.Appleton & Co. ：New York，London，1910），《佛陀与佛教信条》（Buddha and the Gospel of Buddhism. Coomaraswamy，Ananda Kentish. G. P. Putnam’s Sons：New York，1916），《泛灵论》（Animism；the seed of religion. Clodd，Edward..Archibald Constable & Co. ：London，1905），《祷告的意义》（The Meaning of Prayer. Fosdick，Harry Emerson.London，Association Press：London，1917），《宗教的真相》（Thuth of Religon  Fucken，Rudolf Christof. Williams & Norgate：New York/G.P.Putnam’s Sons：London，1913），《古埃及宗教》（The Religion of Ancient Egypt. Petrie，Sir William Natthew Flinders.Constable & Co.：London，1912），《基督教基础》（Foundations of Christianity：a Study in Christian Origins by Karl Kautsky. Kautsky. Karl.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New York，1925），《圣经史话》（Bible History；containing the most remarkable events of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Gilmour，Right Rev Richard. Benziger Brothers：New York，Cincinnati，Chicago.1904），《中国的彼岸世界》（Another China. Reynaud，Monseigneur. Burns & Oates：London，1897）。见上海孙中山故居管理处、日本孙文研究会合编：《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目録》，日本汲古书院1993年刊，第82~83页。

　　〔43〕《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67页。

　　〔44〕《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7~188页。

　　〔45〕《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14页。

　　〔46〕《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537~538页。

　　〔47〕 宫崎滔天：《孙逸仙传》，《建国月刊》，第5卷第4期。

　　〔48〕《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316页。

　　〔49〕 包世杰：《孙中山先生逝世私记》，《近代史资料》，总第71号，第217页。

　　〔50〕 陆丹林：《革命史谭》，第105页。

　　〔51〕 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2卷，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第165页。中华版《孙中山全集》未收。

　　〔52〕《公教教育丛刊》，1930年，第985页。

　　〔53〕《教务杂志》，《孙中山死之后基督教礼仪》，1931年，第90页。

　　〔54〕 包世杰：《孙中山先生逝世私记》，《近代史资料》，总第71号，第216页。

　　〔55〕《附卢夫人答香山商会中之——孙中山先生历史》，见张亦镜编：《孙中山自历明证》，上海，美华浸会印书局印，1930年1月初版，1931年6月再版，第78页。

　　〔56〕《孙中山殡仪纪详》，《申报》，1925年3月23日。

　　〔57〕《中山先生是基督徒吗》，第1~18页。

　　〔58〕 张永福：《孙先生起居注》，见王云五等着：《我怎样认识国父孙先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94页。

　　〔59〕《革命逸史》第2集，第12页。

　　〔60〕《补録孙中山在香港教会演说略》，《民生日报》，1912年6月22日。

　　〔61〕 转引于史扶邻着、丘权政等译：《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页。

　　〔62〕《孙中山评论集》，第114~115页。

　　〔63〕《孙中山评论集》，第115页。

　　〔64〕《中国基督教史纲》，第252~253页。

　　〔65〕 见政协上海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1页。

　　〔66〕《孙中山殡仪纪详》，《申报》，1925年3月23日。

　　〔67〕 Sun Yat-sen:His life and its meaning，by Lyon Sharman，The John Day Company，New York，1934年，pp.310。 

　　〔68〕 包世杰：《孙中山先生逝世私记》，《近代史资料》，总第71号，第184页。

　　〔69〕 黄乃裳：《绂丞七直自叙》，刘子政编着：《黄乃裳与新福州》，新加坡南洋学会1979年版，第189页。  

　　〔70〕《革命逸史》第2集，第12页。

　　〔71〕 王宠惠：《追怀国父述略》，见“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学术论著编纂委员会编：《革命先烈先进阐扬国父思想论文集》第1册，台北，编者刊，1965年版，第18页。

　　〔72〕《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8页。

　　〔73〕 陆丹林：《革命史谭》，第105页。

　　〔74〕《孙中山全集》第2集，第446页。

　　〔75〕《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页。

　　〔76〕《革命逸史》第2集，第12页。

　　〔77〕《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外各界之评论》，第36~37页。

　　〔78〕 陆丹林：《革命史谭》，第110页。

　　〔79〕《中国基督教史纲》，第247、252页。

　　〔80〕《孙文主义与耶稣主义》，第1、32页。 

　　〔81〕 参见《中山先生是基督徒吗》，第3、14页。

　　〔82〕见H. Herrfahrdt着、王家鸿译：《孙中山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初版，1978年2版，第65页。 

　　〔83〕《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0页。

　　〔84〕胡去非编：《总理事略》，上海，商务印书馆印，1937年10月版，第10页。

　　〔85〕《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5页。

　　〔86〕《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60页。

　　〔87〕《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96、222页。

　　〔88〕《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316、567页。

　　〔89〕肖万源：《孙中山的无神论思想初探》，《中国哲学史研究集刊》（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9页。

　　〔90〕张江明主编：《孙中山哲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158、159页。

　　〔91〕肖萐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下），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0、441页。

　　〔92〕周兴梁：《孙中山与西方基督教》，《文史哲》，1995年第6期。

　　〔93〕肖万源：《孙中山哲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118页。

　　〔94〕巨龄：《孙中山与中国回教俱进会》，《团结报》，1987年10月17日。

　　〔95〕赵国忱：《实践宗教信仰自由原则的革命先驱》，《法音》，1982年第1期。

　　〔96〕《祝圣寺举行重挂孙中山题匾仪式》，《法音》，1985年第1期。据载本题词系民初该寺高僧虚云法师赴南京同孙中山面谈修改佛教会章程时，请孙所题。

　　〔97〕笔者受黄彦先生委派，为寻找孙中山给广州六榕寺、大佛寺题词真迹，曾数次实地考察。孙题六榕寺“阐扬佛教”、题该寺主持铁禅和尚“自由、平等、博爱”真迹经已散失；题大佛寺“阐扬三密”经翻印，现悬挂于该寺。

　　〔98〕有关以上题词，可参见刘望龄编着：《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99〕大同教是最年青的世界性宗教，于19世纪中期产生于伊朗，原属伊斯兰教的一个支派——巴布教派。该教认为“上帝独一、宗教同源、人类一体”，“天下一家”，主张打破信仰、偏见、种族、阶级、性别、语言、地域的界限，消除纷争，实现“人类统一，世界大同”。它于20世纪20年代初最早在中国上海宣扬。1924年，美国新闻记者、大同教传教士玛莎·路特女士来到广州，特地晋谒孙中山大元帅，在香港、广州等地的广播电台、学校多次演讲，介绍大同教义，鼓吹国际教育和世界和平。

　　〔100〕雷雨田、赵春晨：《孙中山与大同教在中国的传播》，《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下册，第660页。

　　〔101〕参见周兴梁：《孙中山与西方基督教》，《文史哲》，1995年第6期。

　　〔102〕《基督徒报》，1912年10月45号，第3页。

　　（作者：张金超、李红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