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广东是出人才的地方，先有花县的洪秀全，南海的康有为，新会的梁启超，更有香山（今改中山）的孙中山。两江边上的高明市也出三位名人：他们是谭平山、谭植棠、谭天度，同地、同时、同姓加同窗，真是天下难觅，古今少见，誉为高明“三谭”，这是岭南人文景观的荣耀。

　　高明县明城虽弹丸之地，却是钟灵毓秀，人杰辈出。它始筑于明代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当时高明县刚刚从高要县划分山来，就选中沧江边的沧步（埠)作县治。城内有三座玲珑葱翠的小山岗，赋予青玉、碧玉、葱玉的美称，应了“三山点苍玉，沧水出明珠”的謡谚，从此明城文风昌盛，江边又增添了一座文昌塔，在老百姓心目中，明城是块宝地。立县以来即重教化，文阁学馆，遍布城厢，是读书成风的地方。谭姓，自南宋末年由南雄珠玑巷迁来，廿二代中，十三代有功名，真可谓是“诗礼传家”、“名门望族”。谭天度是谭族的嫡传，世居住青玉山下的青玉坊，祖父是广州府的小幕僚，父亲谭景鎏是个教私塾的穷秀才。穷归穷，门庭还是有些架势，据说以前门楼上挂过“进士第”的匾额。谭植棠家居明城的壕基坊，3岁丧父，但祖父谭超拥有数百亩土地，还兼营一间“裕丰”米铺，是家境富裕的乡绅。只有谭平山，出身微寒，父亲是个裁缝师傅，有一门高超手艺，后在城内新元坊开了“和生”小布店，兼营杂货，在谭平山出生时，家境已算小康。“三谭”虽都是同族，然家庭背景不同。他们自小即进私塾，读古文，学圣贤，图功名，所以后来谭平山和谭植棠能考上北京大学，家庭如果没有一定经济基础是办不到的。只有谭天度，最早尝到人生的艰苦滋味，他7岁时，父亲因肺病客死在福州，从此谭天度与母亲梁瑶相依为命。粱瑶虽未读过书，但却知书识礼，日做“挑脚”（女挑夫)，夜织草席，抚养谭天度，甚至借了债也供儿子读书，谭天度在抗日战争初期回故乡时城镇时曾写一首诗，题目叫《伫立文昌塔下闲眺》：

　　瑰异奇景谁设置，江心楼阁倒影低；

　　风过禾田千顷浪，云攒古塔一声雷。

　　他自己注释道：“文昌塔在高明县城东门外，‘江心楼阁’指东洲中学。”文昌塔与东洲寺原先都是高明县的旧八景。东洲寺在1890年改建为东洲书院，到1905年在全国废科举、办学堂的维新浪潮中，高明地方的绅商民众也追随潮流，在东洲书院基础上，办起了全县的最高学府——第一间小学堂，分高级、初级两个班，招生100名。小小的明城镇竟能趋潮流，争识时务，报考人数达三四百人。谭天度此时才12岁，已读了5年私塾古文，便报考高级班。小学堂张榜时，谭天度名列高级班第一名，谭天度也就成了明城学格物、读新书的第一代；破落的青玉坊谭府出了罕见的“神童”。隔了4年，到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谭天度读完小学高级班便考入广东高等师范附属中学继续读书。谭植棠在私塾读了6年书，祖父要他在“裕丰”米店去学做掌柜，他内心是极不愿意的，他看到谭平山最早进东洲书院，至光绪三十年转到肇庆的广肇罗中学学习三年，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广州两广优级师范。于是，谭植棠毅然离开米店，继续求学，于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考进东洲小学高级班。

　　“三谭”都出自明城的东洲学府，三人先后同窗，自幼相识，才学相当，引为同道。谭平山少年老成，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他跨出东洲学府，到广州后，学习的知识面超出古诗，史文，还要学数理化；学伦理、经济、格物；学外文，掌握翻译技巧；学体操等等，思想上超越“守成创业，振兴家声”的家教，转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境界。谭平山深深敬佩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赞同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他在两广优级师范的第一年，就秘密参加反清政府的宣传活动。当时广东是同盟会的活动中心和重要基地，1905年5月有陈涌波、余既成率众在潮州黄岗起义；6月有邓可瑜等在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有王和顺等在钦廉起义；12月有黄明堂等率所部在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这一连串壮烈的行动唤醒了沉睡中的民众，具有爱国热诚的青年，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因为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宰割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慈禧太后的擅权误国已到了无可容忍的地步。谭平山就在这样的时刻参加了同盟会，时年20岁。

　　谭平山加入了同盟会，他要联系和发动一批志同道合和倾向革命的青年，首先想到的是谭天度和谭植棠。此时谭天度已考入广东高等师范学堂，谭植棠也已考进广东高师附中。“三谭”走出了沧江的小天地，又共同来到了广州的新天地，情操志趣相投，心灵壮志相通。三个少年时代即在明城东洲的沙渚上游嬉击浪的伙伴，在唱酬：“三山点苍玉，沧水出明珠”；“春江春暖浪悠悠，胜擅蓬瀛第一洲”之余，也指点江山，开始关心国事；也传述太平天国时高明县本地出了三合会的首领梁申、谢开，聚众起义，替天行道攻克明城的故事。从少年走向青年，“三谭”的眼光和爱好已转到探讨康有为的《大同书》、西方赫胥黎的《天演论》到接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更渴望和追求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到了1917年，谭平山和谭植棠一起考入北京大学文科。而谭天度从广东高师毕业后，由于家中债台高筑，便在高师附中及附属师范开始粉笔生涯，以教师收入来供养老母和还债，不能与谭平山、谭植棠同上北京大学。暂时的分手，谭天度留在广州，使“五四”运动在南国的传播有了个中转站。同谭平山、谭植棠一起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的还有乳源籍的陈公博，三人经常一起去陈独秀处聆听教诲。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高举民主、科学与文学革命的旗帜，在全国已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和推动下，谭平山等一批青年办起了《新潮》杂志，新潮社的社址还是李大钊帮的忙，从北大图书馆内腾出的一间房子做编辑部。现在人家都知道陈独秀办《新青年》出了名。其实《新潮》出版后，广泛发行仅次于《新青年》，内容文章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的赞赏，认为“甚有见地”。谭平山、谭植棠等思想已趋向激进，他们是中国最早一批沐浴到列宁十月革命光辉思想的青年，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进而又宣传和扩散社会主义思想，在当时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1919年5月谭平山写了一篇《“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谈》，还具体介绍了马恩的巨著《共产党宣言》十大要领，一起在《新潮》上发表，这是中国大地上迄今最早介绍《共产党宣言》的启蒙文章之一。谭植棠除了源源不断寄进步书刊到广州来，寄交给谭天度零售和散发，还把北京的情况直接写信告诉他，有一封信上说到：“斯时的北大，乃是中国革命青年的熔炉。”

　　1919年在北京掀起的“五四”运动，谭平山和谭植棠是直接参与的骨干分子，随同游行队伍冲击卖国贼住地，火烧赵家楼曹汝霖的私宅。“五四”后两天“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谭植棠被选进学联会内工作负责出版股。而谭平山作为学生最活跃的一员，走在游行队伍前列领呼高昂口号，因而被北京军警当局逮捕关押，在关押期间，北京各界送来白面包给他们这些“囚犯”充饥。谭平山回忆道：白面包在当年的北京是上等食品，一般学生平日不容易吃到哩。“五四”运动中经受锻炼的谭平山，在20年后，对他的女儿谭宗文说过并要她记住：“正义的事业是一定会胜利的，正义的事业也一定会有群众的支持。”

　　在广东的谭天度，收到谭平山、谭植棠的来信，还有传单、资料、快报等，利用自身教书的条件，迅速将北京的信息在青年学生与教师同道中传播。他记得广东受“五四”运动的余波影响，到5月11日下午才在珠江边的东堤“东园”大草坪举行“国民大会”，他动员和率领高师附中的学生去参加大会。游行的路线是长堤、西堤、十三行、杨巷、十八甫、上下九到西门口，通过惠爱街，直插双门底、大东门，在广州的历史上是空前轰动的新鲜事，游行队伍人流奔涌，还有不少民众自动加入，与青年学生一起呼喊口号，直到东山的农林试验场，向当时“军政府”总裁岑春煊、外交部长伍廷芳递交“请愿书”后才散会。那年代，广东已有好多家报纸，如《粤报》、《中华新报》、《羊城报》、《国民报》、《大同报》、《岭南报》等，大多数报纸的舆论都盛赞这次广州13所中等以上学校5千多青年学生的示威游行是“誓杀国贼”，是“保护国权”，提出“还我青岛”等正义要求，游行队伍“所经之处，万人空巷，鼓舞欢迎”。然而到5月25日，再度组织2万多人的示威大游行时，学生们只凭高昂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排日情绪，在长堤先施公司、西堤大新公司（今南方大厦）、十八甫真光公司等处，高呼“打倒亡国公司”的口号，打烂了一些玻璃门窗与货柜等物，焚烧了一些日货，由于不懂什么斗争策略，不懂去争取店员职工，因而双方发生了临阵冲突和搏斗，引来了武装军警的镇压，被殴伤学生10多人，逮走7名学生。坏事能变好事，确实由此而唤醒了民众。

　　谭平山、谭植棠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于1920年夏天便南归羊城，谭平山在广东高等师范任哲学教授：谭植棠则在国立广东法政学校做教员，兼授广东高等师范的课程。待生活稍为安排好后，谭平山、谭植棠便找谭天度反复商量，决定创办一份报纸，取名《广东群报》，明确提出“改造社会”的主张，争取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舆论阵地。谭平山说：“如果我们有自己的阵地，就可以扩大宣传和影响，号召民众起来，改变目前之现状。”在筹划过程中，谭平山曾写信到北京大学，征询陈独秀的意见，希望得到他确切的指导。果然，陈独秀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复信，说道：“广东、广州是我国重要省市，在历史上是革命策源地，曾多次起过先驱作用，做出过重要的贡献。而今，更应顺应历史潮流，发挥更大作用。”他恭贺《广东群报》即将问世，表示将以极大热情来支持，他还希望谭平山等能“继承历史传统，激流勇进，以为民先驱精神，肩任开发民智重任，扫除旧社会一切陈规陋习，决不能随波逐流，做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资本家之应声（虫）。”

　　《广东群报》在广州市西关第十甫100号租了房子，挂了牌子，筹划不到两个月便正式出版了。谭天度1920年10月，写出《广东新文化事业的前途》的文章，发表在《广东群报》创刊号上。谭植棠在该报先后发表《怎样才能够发展人类的群性？》、《论国史教育》等文章，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最凶狠最狠毒的最大恶魔”，号召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建立团体，“铲除一般资本家、军阀派和一般不作工、不劳动、专分利的寄生虫。按着平等自由的原则，共同生产，共同消费”。

　　“三谭”节衣缩食，把自己的薪金收入，几乎全部投进事业中去，还向老同学、老朋友伸手要求资助、借贷以补不足。北京出版的《新青年》特为《广东群报》问世而欢呼，称赞这份报是：“文化运动的中心，世界消息的总汇，改造社会的前驱”，“是在广州资本（主义）制度底下奋斗的一个孤独子，是广东十年来恶浊沉闷空气里面的一线曙光。”历史发展的事实也证明瞭《广东群报》为广东共产党的创建作了舆论准备，对马列主义的最初传播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期间，陈独秀应广东省政府的邀请前来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执掌北大的文科，是谭平山、谭植棠的老师，因此他俩经常到陈独秀的寓所拜访。其时，陈独秀特约谭植棠、谭平山商议，提出要在广东建立共产党组织，深得他们的赞同。民国10年（1921）春，陈独秀、谭平山等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中共“一大”后，共产党广东支部在广州成立，先是陈独秀兼任支部书记，不久由谭平山接任，陈公博任组织委员、谭植棠任宣传委员。支部决定将《广东群报》改为中共组织的机关报，由谭植棠出任经理。广东中共组织建立后，在广州高第街素波巷创办“宣讲员养成所”，培养革命干部，由谭植棠担任教导主任兼甲班班主任。此外，他还参与协办“注意字母教导团”和“机器工人夜校”，向学生、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谭天度也积极参与上述活动，到1922年春天加入了共产党。

　　民国14年（1925）春，中共广东区委建立主席团，负责领导广东、广西、福建和南洋等地的工作。“三谭”为广东党的创建，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进行北伐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是不可能尘封的。

　　谭平山后来在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却被“开除党籍”，不过他对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一直未从前沿阵地退却，为新中国的诞生还作出了应尽的努力，直到1956年才在北京逝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郭沫若、聂荣臻等亲视入殓，以民主党派人士身份安葬在八宝山公墓。谭植棠为革命鞠躬尽瘁，吐血多年，仍追随革命，共享新中国诞生的喜悦，遗憾的是建国后的第一个“三反”、“五反”运动浪潮中他带头“下水”，即被浪潮淹没，扣上“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含冤死去，全家妻离子散，没有遗产，只有一份自传，一个私章，一件旧大衣和一本自己装订的《毛泽东著作》（当时还没有《毛选》出版）。到1979年9月27日才获得平反和恢复党籍。只有谭天度，经历了九死一生，五次被捕，二次脱险，两次坐牢。“文革”十年动乱，还被“监禁”五年，是一个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谭老活到106岁，1999年5月31日6时50分仙逝，是全国、全世界党龄长达77年的共产党员。

　　新中国诞生后的1950年国庆日，谭老写了一首《国庆有感》，诗云：

　　从容伸手拔管弦，盖地歌声气万千，

　　共庆光辉开国日，莫忘创业话前贤。

　　高明“三谭”的少年行，包含着他们奉献的青春岁月，对真理的追求，完全是无私的，是值得人民永远缅怀的“前贤”。

　　（作者：陈摩人,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