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于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褒扬其新，已有论说不少。本文贡献拙见，千虑一得，也效抛砖，敬祈引玉。

　　一

　　康有为于1888年首次伏阙上书未达。既返岭南，决意以教授、著书，继续推进维新变法运动。

　　1890年春，康有为迁居到广州城内的祖宅“云衢书屋”，开始收徒教学。1891年，在长兴里邱氏书室，正式设立学馆，初称“长兴学舍”。次年移置于卫边街邝氏祠。1893年冬，再迁至府学宫文昌殿后的仰高祠，租赁十年，作为讲学之所，定名为“万木草堂”。至1898年，戊戌政变时，遭清政府封禁为止，前后开办了九年。

　　虽说康有为以前在南海银塘乡，乡居之时，曾经为本家诸弟授读，偶尔也收教过别家的子弟。但这一次不同，他是怀着明确信念，自觉地把讲学作为维新救国事业来做的：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

　　广州是岭南两粤的人文首区，当时城内外的书院、学馆林林总总，可惜絶大多数都只教授科举考试的那些内容。尽管如此，教育领域毕竟已经在起变化。若干著名书院如“学海堂”、“菊坡精舍”、“礼山草堂”、“广雅书院”等，虽基本上仍囿限于传统文化范围，还能不习八股，而以经、史、性理、词章、训诂等学为内容，并增设舆地、历算等实学科目，提倡经世致用。

　　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便借鉴吸取了“学海堂”、“菊坡精舍”、“广雅书院”等的有益经验，也承继了他曾师从过的朱次琦主讲“礼山草堂”的积极传统，如不习八股、自立日记、设置学长、激厉气节、注重经世济民等等。

　　另方面，清政府派遣四批幼童留学美国。幼童之中，粤省穗府籍贯者占数大半。省城的官办洋务，如广州同文馆、广州水陆师学堂等，皆开教有相当系统的西学课程。外人在广府地区私办西式学校，如南华医学院、真光女校、培英书院、培道女学堂、格致书院等，也渐见规模。这些情况，显然也会对同城而后起兴办的“万木草堂”，形成积极学习西方知识的教育方向，发生影响。

　　“万木草堂”并非也不可能是康有为个人的凭空创造。实与当时的传统旧式书院、官办洋务学堂、外人私办学校等的教学背景不可脱离：有所承继，有所借鉴，有所改造，有所创新，而后形成“万木草堂”的独家特色。

　　然而，“万木草堂”的优超之处，则在于从办学的根本指导思想，到具体的教育内容、学风等等，都努力贯彻着与时俱进的维新改革精神。

　　从最早接受第一个正式学生陈千秋的入学起，康有为便为“万木草堂”确定下了“仁道合群”的办学方针：凡讲学莫要于合群，益以得智识交换之功，而养团体亲爱之习；与诸子日夕讲业，大发求人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即是要办成一所政治学校，培育变法救国的人才队伍，造就有组织的维新政治力量。

　　“万木草堂”的教学内容，以传授康有为的变法思想为中心。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体育亦特予重视。曾在“万木草堂”担任学长，协助康有为讲学的梁启超，回忆当时的具体学习课程，以孔学、佛学、宋明理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着重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实应用学、群学等“经世之学”的教育：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西学方面，不仅有地理学、数学、格致学、外国语言文字学，还有万国史学、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泰西哲学等。并开设有音乐、西式军事体操、演说、游历等科目。又建有图书室、仪器室，供学生阅览、试验。不搞考试制度，而由学生各置一本札记簿，逐日自记。记録个人品德修养，交友、行事，课内学习与课外读书的心得等之外，并要求记述时事见闻，关心国家政治。每月月初，缴呈老师，予以批答。其教旨专在激厉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引导学生，重精神，贵德育，善察中国历史之习惯，对治中国社会之病源。

　　晚清时期，封建衰世，知识界学风之坏，如梁启超描述，学者一无所志、一无所知，惟利禄之是慕，惟帖括（科场八股）之是学。如此氛围之中，“万木草堂”则发扬其生气蓬勃的优良学风，格外突出、可贵。

　　二

　　“万木草堂”的学风，首在冲决封建传统旧学罗网的勇敢精神。

　　陈千秋（1869—1895），字礼吉，又字通甫，广州府南海县西樵乡人。原为“学海堂”的高才生，年少而已熟谙典章考据词章之学，十八岁着《广经传释词》，声誉借甚，老宿见者辄倾倒。1890年夏，听说康有为首次赴阙上书请变法未成功，已回到广州，陈千秋以客礼来拜访康有为。三次晤会之间，论《诗》、《礼》，泛及诸经，相与往复辩难。在康有为的启发下，陈千秋恍然悟、大感服，决意破弃考据旧学之无用、尽弃其旧所治者。退出“学海堂”，而转入康有为门下学习，成为“万木草堂”的第一名受业弟子。

　　梁启超（1873—1929），自卓如，号任公，广州府新会县熊子乡人。原也是“学海堂”的高才生，十七岁中举人。少时攻习八股文章，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进“学海堂”肄业后，又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1890年秋冬间，他听了同窗好友陈千秋的介绍，初次来谒见那时还没考上举人的康有为。梁启超自述谒晤情形：时余以少年高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康有为）乃以大海潮音，作师（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上午8、9点钟）入见，及戌（晚上8、9点钟）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康有为），请为学方针，自是决然舍去旧学。也退出“学海堂”，而成为“万木草堂”第二名受业弟子。

　　对于要求入“万木草堂”的每一名新学生，康有为初接见之时，都像启迪陈千秋、梁启超一样，必以严重迅厉之语，大棒大喝，打破其顽旧卑劣之根性，激励他们冲破封建正统旧学迷信。

　　经过在“万木草堂”的数月学习后，陈千秋、梁启超即以其所闻，昌言于“学海堂”，大扺诃旧学，与长老侪辈辩诘无虚日。而且不止陈千秋、梁启超俩人如此。这种像传统思想勇猛挑战的叛逆精神，在康有为的教导下，染濡浸渗而形成为“万木草堂”学生们的共同精神。每出，则举所闻以语亲戚朋旧，强聒而不舍，流俗骇怪指目之，谥曰“康党”，亦居之不疑也。

　　三

　　“万木草堂”的学风，又在于提倡自由争鸣、问难质疑的创新精神。

　　康有为的讲学，注意以理服人。其授业也，循循善诱，至诚恳恳；其讲演也，如大海潮，如狮子吼，善能振荡学者的脑气，使之悚息感动，终身不能忘，又常反覆说明，使听者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心悦而诚服。每日在讲堂者四五点钟，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穷及，悬一至善之格，以进退古今中外。使从学者理想之自由，日以发达，而另择之智识，亦从生焉。

　　而“万木草堂”的教育，老师不仅讲课，同时鼓励学生问难、质疑。据当时学生梁启超回忆：学生在课余到老师的居室中来，先生（康有为）始则答问，继则广谭，因甲起乙，往往遂及道术至广大至精微处。吾侪始学耳，能质疑献难者盖鲜，有之，则先生大乐，益纵而所以诲之者益丰。甚而郊游之际，也充满了辩论的乐趣：每游，率以论文始，既乃杂沓泛滥于宇宙万有、芒乎沕乎、不知所终极。先生在，则拱默以听；不在，则主客论难锋起，声往往振林木。

　　同学之间，自由争鸣形成风气，并从中获得学问之益。远志奇才的陈千秋，深思好学的曹泰（1871—1894年，字着伟，广州府南海县人），都是康有为的高足弟子，被称为“万木草堂之龙象”。协助老师讲课，为同学答问析疑。俩人私交甚厚，却并不妨碍他们互相的学术争辩。每休暇，辄相与论学于讲堂，主客往复，累百十次。同学百数十辈围遶静听，莫能赞一词。陈千秋每发一义，听者以为曹泰必莫能难；及曹之答，则又以为陈必莫能难也；而两君之言卒未或穷。故同学中受益于两君者不可数量。

　　康有为执教“万木草堂”期间，完成了《新学伪经考》、《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等多种鼓吹变法维新理论的著作。他发动学生们参加资料搜集、校勘、编纂等工作，还经常就自己著作中的理论问题与他们共同探讨，每发一义，未尝不择学生中可语者相与商榷，辨析入微。并由此促使学生们获所启发，各斐然有述作之志，也能独立开发出理论创新的成果。

　　四

　　“万木草堂”的学风，尤其在于积极投身变法维新政治斗争的实践精神。

　　康有为的讲学，紧密联系时事政治，每语及国事杌陧，民生憔悴，外侮凭陵，辄慷慨欷歔，或至流涕，激发学生的爱国心、报国情与社会政治的责任感，使他们受其教则震荡怵惕，懔然于匹夫之责，而不敢自放弃、自暇逸。

　　康有为、陈千秋的故乡都在南海县西樵地区。附近三十二乡，地十余里，人丁五万，原立有团练局，而为劣绅张嵩芬把持，勾结土匪，赌、盗极炽，危害百姓。陈千秋，决心以“万木草堂”所学，试于实事，即就近从西樵地区开始实行，开学校以教之，辟蚕桑以富之，修道路以治之。得到康有为的热情鼓励和全力支持。于是联合三十二乡士绅，驱逐劣绅张嵩芬，而举陈千秋主持局务。1893至1894年间，陈千秋在康有为指导下，治理乡事，厉行改革。手创学校及藏书楼，以中西之学课士；仿照西式警察而用新法以办保甲，严禁盗、赌；成效显着，乡民称颂。陈千秋积劳成疾，并受到当地劣绅贿交官府阻挠压迫，于1895年2月18日，吐血而殁。是“万木草堂”弟子中，为变法维新的社会政治改革实践而殉难的先驱者。

　　此次在西樵诸乡推行改革，实为康有为与其弟子们走出书斋，从事实际政务活动的首次尝试。遭到当地劣绅与守旧势力的顽抗，众怨所丛，张嵩芬趁机借此兴风作浪，买托言官攻劾康有为。

　　1894年8月3日，督察院给事中余联浣上奏，指责广东南海县举人康祖诒着有《新学伪经考》一书，刊行海内，离经叛道、非圣无法、惑事诬民、煽惑后进，请严惩康祖诒，并请旨饬下广东督抚臣，行令将其所刊《新学伪经考》立即销毁，并晓喻各书院生徒及各属士子返歧趋而归正路，毋再为康祖诒所惑。

　　康有为因此一度曾被拘押于南海县衙。经当时在京的康门弟子梁启超奔走联络，沈曾植、盛昱、文廷式、张謇等在京维新进步官员致电粤省官府营救，终使两广总督李瀚章仅只札行地方官谕令康有为将《新学伪经考》自行销毁，复奏了案。

　　但地方守旧势力却因此嚣张，诋毁诬蔑康门师生，粤城谤不可闻，康有为被迫暂避往桂林讲学，广州“万木草堂”也一时中断教授。张嵩芬又贿托南海县令杨廷槐追缴西樵地区团练局的局印，局务仍再落入劣绅之手。

　　西樵改革，诸功未竟，终至失败，陈千秋且因之献身而殁。然而，此三十二乡的治理实践，其意义，则实为数年后“百日维新”（1898年）在全国范围发动社会政治全面变法改革的最初试验。尽管十里之地与万里之地，五万之民与四万万之民，相去万倍，但推行改革，所遇到困难、阻力，性质是一样的。康有为沉重总结：其谤议同、其险难同、其几死同，而伤我良人同，小有成功而倾覆同。使“万木草堂”师生们从实际斗争中加深了对改革进程之艰难的认识。他们没有灰心气馁。不计祸患、不计大小、不计成败，当缘随遇，起而行之，决心坚毅如此。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变法维新的改革实践中去。

　　“万木草堂”1890年初办时，起先只有几个学生；逐渐增至百余名。人数并不算怎么多。可是，从甲午战争后，1895年反对《马关条约》的“公车上书”，到紧接着的数年间，京、沪、宁、鄂、桂、穗、澳等地，组学会、立团体，办报刊、兴学校，变旧法、行新政，迅速推动全国掀起维新运动的热潮。这期间，但凡要时、要地、重大事件，几乎都能发现有“万木草堂”师生们的身影，踊跃活动其中，发挥着强劲有力的促进作用。

　　在康有为被举世推许为“戊戌维新”的“党魁”的同时，梁启超、麦孟华（1974—1915年，子孺博，广州府顺德县人）、徐勤（1873—1945年，字君勉，广州府三水县人）等一批“万木草堂”高才生也都已成为著名的维新政治家。“万木草堂”师生们被称为“康门”，并以此为基干扩展成被称作“康党”的维新政治强势派别，登上历史舞台，受到朝野瞩目、中外注重。“康门”、“康党”，代表着新型的民族资本主义的时代发展主流方向而崛起，对于19世纪末神州大地上飙兴的思想解放与政治变法，作出了显着的积极的历史贡献。

　　唐才常主编的《亚东时报》，曾发表社论，作出评说：康有为设学长兴，下帷不过数年，其门下新党之士，亦不过数十人。乃今中国算有为之士者，先屈指于康门，几使（满清）政府有俨然帝国之思。亦教育之效也。

　　广州“万木草堂”，在近代政治改革史与教育文化史上，都留下了熠熠生辉的业迹。

　　五

　　“万木草堂”学风之正面评价如上。同时也不该忘记其负面影响。兼视兼察，庶免偏颇。

　　“草堂”师生的学术、思想、组织、政治等作风，亦曾有缺点以至谬处。不止未能助益于康当时的爱国进步斗争，而且于近代中国思想、政治发展亦贻患非浅。并宜给予必要的批评。

　　其一，武断的学术习惯。康有为“新学伪经”、“孔子改制”之学，立论大胆有余，考据小心未足；“人类公理”、“三世大同”之说，于西学知之非浅，而率意比附。未能广为士林学界接纳，不尽因为思想新旧分野，也还由于学术疏密异趣。而康有为以此教育门下，“草堂”诸生，颇受熏染。后来觉悟，如梁启超，亦不慊于其师之武断。

　　其二，迷信的思想风气。康有为直斥二千年来所奉孔学皆伪经，破除一大旧迷信；却又捏塑出一个托古改制的孔子，指为神圣真素王。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康有为如此引导于上。“草堂”诸生，遂动辄称“孔教”、说“传教”于下。尊孔、保教，创造一大新迷信。走火入魔之处，且崇奉康有为如圣人、教皇。倡导维新政治改革，靡不有初，奈何逐渐蜕变，至于固执落后宗教迷信。

　　其三，狭隘的宗派圈子。其始或因时遭诬谤、饱受攻讦，激发“草堂”诸生同雠敌忾。其末，乃专认同窗同门，门户之见，牢持难破。以师生私谊，划内外亲疏。对于康门之外，多猜忌而乏阔达大度，弄权术而欠开诚布公。每行党同伐异，甚至非种必锄。

　　其二、其三，此两条，梁启超后来皆曾以亲历身份，或自悔当时狂热“传教”，迹近无赖；或反省“同门”圈限，误事岂少！

　　其四，急进的政治趋向。康有为构思变法理论，犹尝顾及改革过程之应须渐进，大同实现之未可躐等。然而师生临事之际，方寸过热。坐而论，则宣传反清扑满，鼓舞种族革命，志气毋乃太鋭；起而行，则借君权、布新政，夺兵柄、弑西后，推进并皆太急。既违张弛之道，不免再三挫折。时代局限，虽无可过责；历史教训，殊未宜忽略。

　　当然，“万木草堂”学风，正面、负面，实际合二而一，非能截然划割。上文不过为陈述方便，而予分别剖论。大概而言，正面自然居主，负面相应作次。拙篇区区，仅涉其浅。至于其间正负交错，彼此随时消长，动静变化之态，功过得失之评，深论细究，容待方家后续可矣。

　　参考资料：

　　1. 翦伯赞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2.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康有为学术著作选》，《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1992。

　　3.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文献研究部：《有为遗稿》，万木草堂诗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4.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类编》，日本：东京帝国印刷株式会社，1908。

　　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长沙：岳麓书社，1998。

　　6.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7. 苏舆：《翼教丛编》，光绪二十四年武昌重刻本。

　　8. 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作者：汪叔子，广州市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