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地区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坚决反对英帝国主义入侵；到了1851年，广州府花县人洪秀全发动太平天国起义，进行推翻清朝的活动。觉悟了的中华儿女，首先在广州地区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进行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因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广州成为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广州成为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策源地，不仅在地理、历史上具备有利条件，而且还有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

　　一

　　中国长期受封建统治，出现近现代民主革命，无可置疑是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在地理上，广州位于南海之滨，面向太平洋，通向五大洲，可同欧美各国港口直接通航。在历史上，广州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建城后，两千多年来，一直对外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从未闭关锁国，因此中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对外文化交流，即秦汉以来与印度地区的文化交流、隋唐以来与阿拉伯地区的文化交流、明清以来与欧美地区的文化交流，均与广州密切相关。尤以明、清时期与欧美的文化交流，输入西方近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大大有助于中国开展近现代民主革命。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人首先驾驶欧洲式船只来到广州贸易。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诡称商船遇风破损，租借广州府香山县蚝镜澳（即澳门），作为在华活动据点。明神宗万历八年（1580年），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士罗明坚（M·Ruggieri）在今澳门创办圣保禄书院，这是中国境内第一座欧洲式大学，除开设宗教课外，还讲授中国语文、礼仪、天文、地理、哲学、数学、医学、音乐知识，培养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清宣宗道光二年（1822年），天主教多明我会在澳门出版第一份葡文报纸《蜜蜂华报》，这是中国境内第一份报纸，传播各地新闻。与此同时，有些外国人为了经商和传教需要，撰写专著，介绍中国和外国情况，以促进中外人民的互相瞭解，这就向中国传播了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

　　清道光十九年（182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1785-1850）在广州严禁鸦片，为要瞭解国际形势，他组织一批熟悉外文的人士，如亚孟、亚林、袁德辉、梁发之子梁进德等，在短期内编译出版一批书籍和参考资料。在翻译英国人慕瑞着《世界地理大全》时，林则徐根据此书内容予以删改，加写评语，编成《四洲志》一书。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十分赞美，对民选总统予以肯定。例如，他在书中评介美国政治时说：“传闻大吕宋（指西班牙）开垦南弥利坚（即美国）之初，野则荒芜，弥望无人；山则深林，莫知矿处；壤则启辟，始破天荒。数百年来，育奈士达（即合众国的音译）遽成富强之国，足见国家之勃起，全由部民之勤奋。故虽不立国王，仅设总领（即总统），而国政操之舆论，所言必施行，有害必上闻，事简政速，令行禁止，与贤辟（即贤明君主）所治无异。此又变封建、郡县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当时林则徐作为朝廷大臣，其思想言论必然受到封建教条的诸多约束，居然认为民选总统可与圣主贤君比美、社会舆论可以决定国家大事，这需要独到眼光和巨大勇气，其言论在群众中必然产生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广州府顺德县人梁廷柟（1796-1861），曾在广东海防书局工作，有机会接触外国人士的撰着。他在道光二十四年至三十六年（1844-1846），根据外人著作编写《海国四说》，即《耶稣教难入中国说》，主要取材于基督教的宣传资料；《合省国（即美国）说》，三卷，主要取材于道光十年（1830年）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 1801-1861）撰《合省国志略》；《兰仑（即伦敦，实指英国）偶说》四卷，主要取材于外国译著；《粤道贡国说》六卷，主要取材于粤海关档案。《海国四说》历述英、法、荷、葡、意、西等国通过贸易掠夺中国财富，并利用耶稣教侵略中国的罪恶。另一方面，他以赞赏的态度，介绍英、美的议会龢民主政治。例如，他在《合省国说·序》中表示：“予盖观于米利坚之合众为国，行之久而不变，然后知古者‘可畏非民’之未为虚语也。彼自立国以来，凡一国之赏罚、禁令，咸于民定共议，而后择人以守之。未有统领（即总统），先有国法（即宪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统领限年而易，殆如中国之命吏，虽有善者，终未尝以人变法。既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持乡举里选之意，择无可争夺、无可拥戴之人，置之不能作威、不能久据之地，而群听命焉。盖取所谓视听自民之茫无可据者，至是乃彰明较着而行之，实事求是而证之。为统领者，既知党非我树，私非我济，则亦惟有力守其法，于瞬息四年中，殚精竭神，求足以生去后之思，而无使覆当前之餗已矣。又安有贪侈凶暴，以必不可固之位，必不可再之时，而徒贻其民以口实者哉？”据《顺德县志》载，他发表这个观点，当时颇受人们的赞赏。

　　梁廷柟和林则徐一样，肯定资本主义制度，他称赞凡事通过立法，民选统领，反对终身担任最高职务，这实质上是否定封建制度。他出身平民家庭，少年丧父，刻苦治学，在科场中仅是到贡生，授澄海县训导，连养家活口都有困难，不久就辞职而归，谈不上“皇恩浩荡”。其后在广州任越华书院监院，青灯寒窗，博览群籍，目睹时艰，志存匡济，没有官爵束缚，思想自然解放，纵观环宇大势，探求治平之道，谠论宏议，振聋发聩，后人评论他：“客观上为清末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开了先声。”

　　二

　　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第一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护法运动、国共合作、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等等，都在广州发生，或与广州有关。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期间发生的事件，给广州成为近现代民主革命策源地准备了条件；从辛亥革命至北伐战争，其本身就是民主革命，所以广州是近现代民主革命策源地。

　　为什么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期间发生的事件，给广州成为近现代民主革命策源地准备了条件？众所周知：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候，清宣宗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5月30日），英军在广州城北郊三元里一带抢掠奸淫，无恶不作，三元里等地群众约5000人，高举“平英团”旗帜，和英军1000多人激战，当日恰逢雷雨，英军的火药枪淋湿后无法使用，被打得狼狈逃窜，它为广州的爱国主义传统增添了光辉篇章。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候，清文宗咸丰八年（1858年），广州城郊三元里、石井和南海、番禺两县人民在佛山镇成立团练局，组织义勇数万人，不断袭击英、法侵略者的踞点，使敌人胆战心惊。清德宗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时候，战场虽在广西、越南边境地区，但广州是重要的后勤基地，广东群众从各方面打击法国侵略者。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除北洋舰队外，广东海军也参加作战，广州府番禺县人邓世昌指挥致远舰英勇杀敌，奋不顾身，全舰官兵250多人壮烈牺牲，他们赤胆忠心，为后人树立了爱国主义榜样。

　　广州人民面对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势必奋起救亡图存，这就激发广大群众的高度爱国热情，探索富强之道。面对黑闇腐败的封建社会，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广州府花县人洪秀全举行太平天国起义，严重地动摇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只因太平天国领导人之间争权夺利，导致大规模互相残杀，同时很多起义者贪污腐败，这个天国迅速异化为新的封建王朝，起义终于在1864年失败。但是，广州的志士仁人坚持不懈，继续努力，倡议革新，这就出现了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清穆宗同治二年（1863年），受曾国藩委派筹建江南制造局的香山县南屏镇（今属珠海市）人容闳，于同治六年（1867年）向清廷建议，派遣留学生去美国学习，这是对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的严重挑战，为向西方学习创立良好开端。此后出国留学蔚然成风，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有不少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和骨干，广州府籍的人士就有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何香凝、朱执信、伍廷芳、高剑父等人。

　　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广州府香山县雍陌乡（今属珠海市）人郑观应，认为中国数千年的社会弊端，源于高度专制的封建政府，毫无民主，因此必须通过选举，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学习西方科技，发展民主工商业，扺御外国经济入侵，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他于同治九年（1862年）刊行《救时揭要》一书，同治十年（1871年）增删后改名《易言》，在香港出版。光绪十九年（1893年）在广州再经删定，改名《盛世危言》。此书尚未出版，江苏布政使邓华熙便抄呈光绪皇帝，皇帝阅后，下令总理衙门印发2000部给大臣阅读，因而轰动朝野，影响很大，康有为、梁启超都喜读此书。其后，广州府三水县胡礼垣、南海县何启把光绪十三年至二十七年（1887-1901）发表的政论，于戊戌变法后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汇集为《新政真诠》（又名《新政全书》）出版，倡议仿效英国，实行君主立宪，设立议院，大办教育，发展实业。

　　对于变法维新，影响最大的要推广州府南海县康有为和新会县梁启超。康有为从光绪十四年（1888年）起，多次上书清帝，倡议变法图强，撰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托古改制，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梁启超从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1896-1899），先后在《时务报》、《清议报》发表《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等14篇政论，要求改变政治制度，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培养有维新精神的人才，关注妇女权益，淘汰守旧官吏，其后辑成《变法通议》一书。光绪皇帝曾召见梁启超，命他呈上《变法通议》，赏六品衔，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不久，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皇帝，通缉康有为、梁启超。虽然戊戌变法失败，但是，在国势危殆的情况下，要求改革的思潮不会平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在孙中山领导下，广州首先进行民主革命。

　　三

　　两千多年来，东西方人民都在追求最理想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在工业化的大生产未出现之前，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设想不具备可行性，因而被后人称为空想社会主义。到了19世纪，在欧洲，出现了法国“信基督教”的圣·西门（1760-1825）主义、“小公社”的傅立叶（1772-1837）主义与英国“新和谐村”的欧文（1771-1858）主义。而在中国，则出现洪秀全（1814-1864）的农业空想社会主义、康有为（1858-1927）的大同社会空想社会主义和孙中山（1866-1925）的民生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近代中国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均在广州地区诞生，对广州作为民主革命策源地的出现具有良好影响。

　　为什么近代中国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均在广州地区诞生？主要原因是受广州海洋文化影响。洪秀全的农业空想社会主义，其主要文件为《天朝田亩制度》，它提出：“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又说：“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众所周知，洪秀全的“天父上主皇上帝”乃是从西方基督教中搬过来的。康有为的大同社会空想社会主义，内容是把中国古代的仁政理想和西方近代的议会制度、大工业生产结合起来，并参照佛教的慈悲平等、基督教的博爱以及西方思想家如卢梭的天赋人权、达尔文的进化论等学说，加以融合发挥，提出要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他在《我史》（又名《康南海自编年谱》）中介绍自己接受西方思想影响时说：清光绪五年（1879年），“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人们从中可知康有为思想发展之轨迹。至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他于1924年8月3日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今文明路鲁迅博物馆）演讲“民生主义”时说：“民生主义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我现在就是用民生二字来讲外国近百十年来所发生的一个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孙中山在欧美实地考察，他的切身体会当然很深刻，但是他的《民生主义》原着因陈炯明叛变而毁于炮火，我们未能窥见全貌。

　　在现实社会中，不可能实现空想社会主义，但空想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前奏曲，它反对现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提倡互助平等、共同富裕，有助于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促进社会向前发展，对推动民主革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

　　广州最早接受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因此中国近代工业最早出现于广州黄埔，中国近代产业工人也最早诞生于广州黄埔。中国工运史上著名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沙面工人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均在广州地区发生，它促进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

　　早在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人便驾驶欧洲式商船来广州贸易，船上使用西方火炮。广州府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因征收税款，发现船上有久居马六甲的华人杨三、戴明等熟悉西方造船、铸炮、制火药的技术。广东海道副使汪鋐命令何儒劝说杨三、戴明留在东莞，这是中国人最早仿造西方火炮。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葡萄牙殖民者别都卢（Pedro Homen）等率领西方船队入侵广州府新会县西草湾，汪鋐用西方火炮全歼葡萄牙殖民者，这比清朝林则徐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足足早了三百多年。此后长期内，西方殖民者不敢觊觎广州府。

　　西方商人来中国贸易，需要在广州黄埔维修商船。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香港“大英轮船公司”派代表柯拜（J·Couper）来黄埔监督修理英国船舶，他发现可获厚利，便在此建造现代化的“柯拜船坞”，这是外商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家船厂，也是未经许可而非法建造的船厂。此例一开，外商接连在黄埔侵犯中国主权，擅自建厂。因外商必须就地招工，故中国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在广州黄埔诞生。

　　中国近代产业工人早于中国近代资本家的诞生；再者，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时，便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不像欧美有的工人团体被工团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所控制。例如，1922年1月22日，香港海员要求增加工资，英国资本家拒絶，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林伟民、苏兆征等领导下，到1月底止，包括码头搬运在内的罢工人数达到了3万多人。香港英国当局竟以武力封闭海员、运输两个工会，逮捕罢工领袖，工人奋起反抗。3月1日，香港10多万工人实行总罢工，广州方面鼎力支持。4日，大批工人离开香港，港英当局停开广九铁路货车来阻挡，工人便步行回广州，途经九龙沙田，英国军警竟然开枪，打死6人，打伤数百人，造成“沙田惨案”。孙中山领导的广东军政府向港英当局提出抗议，通电全国予以援助。3月5日，港英当局被迫答应增加工资百分之十五至三十，恢复海员、搬运工会，释放被捕工人领袖，抚恤死难者，罢工取得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起点。同年5月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8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工会组织原则等决议。

　　1924年7月，英帝国主义颁布侮辱华人的新警律，规定住在广州沙面的中国工人出入沙面须带执照，而外国人则可自由出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沙面中国工人举行大罢工。8月，罢工以英帝国主义取消新警律而胜利结束。

　　1925年5月10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工农联合等决议，确定工人阶级应当参加和领导民主革命，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并决定正式参加赤色工会国际。同年6月19日，香港工人在邓中夏、陈延年、苏兆征等领导下，支援上海“五卅运动”，有25万人参加，10多万工人罢工后离开香港回到广州，广州英、美、日商洋行和沙面租界的工人也参加大罢工。6月23日，广州工人、农民、学生等10万人游行示威，途经沙面租界的沙基时，遭到英、法军队枪击，当场牺牲50多人、伤170多人，轻伤的不计其数，造成“沙基惨案”，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反帝怒火，积极支持“省港大罢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加强对罢工的领导，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罢工历时16个月，参加人数之多，斗争时间之长，在世界工运史上也属罕见。它给英帝国主义以重大打击，对进行北伐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作出重大贡献。

　　五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共两党领导人和文化思想界的进步人士云集广州。为了民主革命的需要，创办军事、政治学校和群众运动讲习所，培养大批革命骨干，使广州成为民主革命策源地。与此同时，还创办几间普通高校，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

　　众所周知，国共合作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孙中山下令成立“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校址在广州东郊黄埔长洲岛，俗称“黄埔军校”。在此开办6期，共招生12000多人，学员来自全国26省。1928年3月迁往南京，改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俗称“中央军校”或“军校”。当时国共两党许多杰出人物都曾在黄埔军校任职任教，共产党方面有周恩来、叶剑英、陈赓、聂荣臻、李富春、陈潭秋、李达、恽代英、萧楚女、项英、郭沫若等；国民党方面，几乎所有头面人物都曾在黄埔军校任职，如孙中山、蒋介石、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李济深、邓演达、戴季陶、李宗仁、何应钦、邵力子、顾祝同、刘峙、陈诚、张治中、蒋鼎文等。黄埔军校作为中国第一所培养革命军官的军事学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据徐平《兴衰荣辱“黄埔系”》一文说：“黄埔毕业生中的许多人，成为国民党军队和人民解放军中的高级将领。人民解放军中获少将以上军衔的有40余人，其中上将以上有徐向前、林彪、陈赓、许光达、罗瑞卿、周士第、陈明仁、杨至成、宋时轮、张宗逊、陈伯钧、郭天民等；国民党军方面任兵团司令以上职务的有60余人，其中最著名的有胡宗南、杜聿明、宋希濂、关麟征、黄杰、桂永清、黄淮、郑洞国、邱清泉、王耀武、胡琏、廖耀湘等。”该校办公楼为前陆军小学建筑物，现改为“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课室和宿舍乃是葵棚，早已不存。

　　众所罕知的是1925年1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7次会议决定开办“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培训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干部。据《黄克诚回忆録》载：“讲习班的领导机构是理事会，理事会的成员由谭延闿、程潜、林祖涵（即林伯渠）、鲁涤平、陈嘉佑、毛泽东、李富春等七人。李富春兼任班主任。”“讲课的有汪精卫、陈公博、高语罕、张太雷、毛泽东、邓中夏、萧楚女、恽代英、蒋先云、朱剑凡等人。讲习班除正式上课之外，还经常邀请当时的著名人士来作讲演，宋庆龄、蒋介石、吴稚晖、彭湃等都来讲演过。”除学习政治理论外，还有军事训练。“实际上主持讲习班的是林伯渠、毛泽东、李富春等共产党人。”“当时讲习班的学员中，有不少共产党员，现在（黄克诚）还能记起名字的有：陈叶平、王泽民、钟石林、谢文熙、黄庭芳、傅光夏、刘镇一、朱国中、段德昌、孙志豪、徐德、刘楚雄、雷克长、武文元、李天赐、黄师敌、谢南岭、洪涛、胡越、范志英、曾希圣、米青等。”全班学员380多人，絶大部分是湖南籍；另一种说法是该班正式学员200人，旁听学员将近200人，旁听学员大多为湖南籍。杨开慧是旁听学员，为人端庄，沉默寡言。学员编为1个大队，下分4个中队。1926年初开学，同年7月进行北伐，因战争需要提前结业。现存两本同学録，一存韶山博物馆，一存湖南革命历史博物馆。校址在今烈士陵园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原为清末广东谘议局）附近，课室用葵棚建成，早已毁圮，学员宿舍则租用附近民房。

　　当时国共合作在广州还创办了好些培养群众运动骨干的讲习所。其中为人们广泛知悉的，当推由彭湃创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共6届，农讲所主任依次是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彭湃、毛泽东，时间由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第一、二届所址在越秀南路惠州会馆，三至五届在东皋大道一号，第六届在中山四路番禺学宫，共培养772名毕业生和25名旁听生，学员来自全国20个省区，毕业后分赴各地从事农运工作。据先辈说，当时还有工人运动讲习所、商人运动讲习所、妇女运动讲习所、华侨运动讲习所。

　　上述革命学校和讲习所的创办，使广州充满一片革命新气象。何香凝在《我的回忆》中说：“当时广大的工农群众和革命分子都齐心一意的投身到革命风暴中来，广东到处都洋溢着蓬勃的革命气息。”

　　在这期间，1923年，孙中山建议在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前身为两广速成师范馆）的基础上，合并广东公立法政法学、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成为国立广东大学；其后将广东公立医科大学（前身为广东公立医科专门学校）并入为医学院。1925年孙中山逝世，为纪念他的功绩，改名国立中山大学。1925年省港大罢工，很多爱国青年反抗英帝国主义，从香港回到广州，为满足其升学愿望，陈炳权、王志远等创办私立广东国民大学；1927年1月，陈炳权、吴在民等创办私立广州大学。鲁迅等进步人士前来中山大学等校任教，对广州学生运动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并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人才。广州成为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策源地，这是历史发展中的必然产物。

　　（作者：袁钟仁，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