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唱起《地质队员之歌》

　　建国以后，为了适应方兴未艾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全国地质事业发展非常迅速，改变了旧中国地质落后的状态。很多青年学生都投奔到祖国的山川大地，开展地质调查，寻找国家急需的矿产资源。这种激情的余波一直到70年代前后仍然在中国的大地上激荡。

　　他从中学时代起就曾经憧憬当地质队员，富于浪漫色彩的地质队员的生活在他的脑海深深地扎下了根。特别是那首广为流传、脍炙人口的《地质队员之歌》也曾经唤起他火一般的热情，他渴望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揭开地下的奥秘，寻找年青的共和国建设所急需的矿产。

　　“前面总是起伏的荒原，身后总是崭新的厂房，每当找到一处矿藏，马上再换一个地方……”这首《地质队员之歌》，在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祖国经济建设的热潮，唱响了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

　　另一首欢快、激昂的歌曲《勘探队员之歌》，也是他最爱唱的，“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忘记了饥饿与寒冷”，他深深地为地质队员的豪迈气概所感染。

　　司徒常说其中的一句歌词“哪里需要,哪里就是我的家”是地质队员生活真实写照。司徒像所有加入这个队伍的地质新兵一样,心里充满了对野外地质生活的向往和战斗激情,那首铿锵有力的《地质队员之歌》时时在他的心头响起。

　　高尔基的名言“大地好像知道那真正的、聪明的主人已经诞生，于是打开自己内部，把宝藏在主人面前展开”也曾激励他有朝一日去实现这位伟大文豪的预言。

　　虽然在书店的工作安稳闲适，但实际上他是作为县的一名普通干部，除了正常的业务活动以外，大概有一半左右的时间被抽调去参加各种临时性的工作，如救灾抢险、社会调查、支援农业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发觉这些临时性的工作占用了他大量宝贵的时间，严重地打乱了他原来设想过利用书店来营造一个书斋的计划。而随着当时地方政治与经济形势的改变，寻找矿产被认为是这个县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因为湘潭是我国重要的黑色金属，如铁、锰，以及硅砂和煤炭的重要产区，当时全国上下都掀起了建立“五小工业”（即小化肥、小水泥、小造纸、小钢铁、小煤炭等）的热潮。

　　作为一个矿产大县，当地群众的报矿热情也很高。经常有一些群众拿着黄黄的像黄金一样的硫铁矿或是透明的好像羊角一样的水晶到县里找有关部门要求鉴定、勘探和开采。

　　不久县里的有关部门就获悉司徒是学地理出身的。1972年的夏天，县组织部门把他从新华书店调动到县的矿产公司，从事群众报矿的工作。其实，在大学里，地质和矿产是作为普通地质课程的一部分内容，而不是他的专业。但在县里的干部中，像他这样略知一二的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他顺理成章地成了矿产公司管理群众报矿工作的唯一的技术员。

　　为了鉴别各种矿产的种类、性质等，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摆上各种坛坛罐罐，里面装有五颜六色的各种试剂。他借来两块大床板，把一些小瓶子、滴定管、三角杯、烧杯、天平之类的东西摆上去，埋头对群众送来的硫铁矿、钨矿、锰矿等进行研究，一份份鉴定报告从这个简陋的实验室里源源不断地送到了矿产公司的领导手中。

　　为了寻找新的矿产和检验群众送来的样品，他像当年在学校进行地质实习一样，带上铁锤、罗盘、地图、放大镜、望远镜、测斜仪等到野外去，一个人流连于这个县的山山水水之中。有时候找当地的干部谈话，请老农带路，在曾经挖过的矿坑里面进进出出，希望找到新的矿源。这项工作的流动性和图书发行工作也差不多。正是这个职业，使他结识了湖南省地质局区域地质测量队的工作人员。

　　事实上，凭这些简单而且有限的设备、装置，根本不可能对复杂的矿物作出成份鉴定和进行开采的评价与论证，他不得不带着乡下送来的样品，去请求地质队协助解决。

　　和地质队的人接触时间长了，他产生了到地质队工作的想法。他的调动请求提出后，当地的组织部门很快批准了。他怀着自己新的愿望来到地质队报到。

　　但是，他当天上午报到，下午马上开拔到离大队部100多公里以外的驻浏阳县地质二分队从事野外考察。他忍着饥渴和疲惫，踏上了大革命时代重要的根据地——湖南省最大一个木材产地浏阳县，开始了他的地质测量生涯。

　　他所在的二分队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诞生过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人物的地方，是戊戌变法著名的“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故里。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诗句震撼整个清王朝，至今仍为絶唱。

　　在民主革命时期，浏阳县又出了王首道、杨勇、吕正操、宋任穷、黄平、李贞等一大批将军，和湘潭以及湖北省的红安一样是有名的将军县。

　　对于司徒而言，特别有意义的还在于浏阳河河床就是一个地质博物馆。它底下埋藏着一种地质作用形成于几亿年前的菊花石，像石灰岩一样，黑白相间，上面有许多像菊花一样的花纹，故名。开采出来以后，按照它的花纹，可以雕刻出栩栩如生的各式形状不一的菊花，有的灿然开放，有的含苞待放，千姿百态，美不胜收，这种工艺品饮誉全国。

　　浏阳作为湖南主要的一个木材产区，森林非常茂密，还有不少原始森林，过去出产著名的楠木，是历代封建王朝征用的对象。北京、西安、南京、洛阳等地宫廷里巨大的建筑用材很多是来自浏阳县。这里山川灵秀，物产丰饶，多少个世纪以来著名的浏阳鞭炮报导了不计其数的各种红白喜事，伴随了多少改朝换代、人世沧桑。这里还出产著名的金橘，以及铁矿、锰矿等。这些资源为基础地质、民情民俗、社会历史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原始材料。在这样一个地方从事地质调查，不仅可以弥补他地质修养欠缺，还获得很多社会历史知识。

　　他感到很满意，因为他们的小分队驻地就在浏阳河畔一个称为河背的地方，那里有一座三层小楼的教堂，教堂的尖塔高高地耸立着。当年西方教士曾在这里传教。山岗上古木参天，有些樟树要两个人才能合抱过来。他们的宿舍由这个教堂改造而成，打开窗户，可以鸟瞰浏阳河。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路到湘江……”这首脍炙人口的歌使名不见经传的浏阳河家喻户晓，天下闻名。九曲逥环的浏阳河如同《浏阳河》的歌词、旋律一样美丽。它从湘东最高的山脉大围山东、西麓发源，一路蜿蜓，清冽纯净的河水伴着两岸古老的歌謡、沁人的稻香，在浏阳河中段的双江口会合，再汩汩滔滔奔湘江、奔长江、奔东海而去。

　　他们从事的区域地质调查是流动性最大的工作。每年约有8个月的时间在野外从事勘探和考察，他们带上地图、铁锤、放大镜、罗盘等地质工作四件宝，餐风露宿，吃百家饭、睡百家床，在林莽中、在旷野外、在山巅水涯、在荒村古庙、在烈日下、在风雪里，一步一个脚印，默默地奉献着，探寻地层的奥秘、生物的进化……。工作成果主要是区域地质报告和地质图，记録了地质变迁、矿产分布，反映了大自然的历史。这些成果，既有久远地质时代的挽歌，更有新生代人类出现的曙光。

　　他作为一个地质技术员，外出的时候，身上带着铁锤，用它来敲打大自然伟力所形成的各种岩矿，包括那些离现在几亿年、十几亿年的地层和岩石，有离现在几亿年恐龙猖獗一时的中生代地层，也有人类出现的一百万年以来的第四纪新生代的地层。这个小小的铁锤给人们揭示出掩藏在地层里的大地变迁、气候变迁、生命的来源和进化的各种奥秘。这些地层和岩石就是地球的档案，里面藴涵着宇宙变化的哲理、规律、生命的各种密码和信息。这小小的铁锤是打开知识大门的一个鋭利的工具。

　　还有放大镜，在野外每打开一个地层露头、一个岩石的断面，放大镜底下所展现的是各种岩石的性质、结构、构造和它们的成份，反映的是世界无限精彩的优美的排列组合和它们的相互关系。放大镜是肉眼的延长放大，只有方寸大小，却透视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透过这个世界，我们仿佛顺着时间的隧道回到了遥远的太古时代。那时候，地球还处在激烈地变化、运动中。在放大镜底下可以看到各种生命留下的痕迹，从寒武纪的三叶虫、中生代的恐龙、第四纪的各种鱼类、哺乳类，还有大量成煤的蕨类，中生代的裸子类，以及中生代以来的有花植物，还有在海洋里生活的各种鱼类、贝类，也有陆上的爬行类、灵长类、哺乳类等动物。

　　这个小小的放大镜好像给人们展示了一条延伸到宇宙洪荒时代的时光隧道。不同的生命、各种各样的运动都在放大镜底下，在铁锤的敲打声中，一个个走来。这是多么有趣的、又充满哲理的、生命的、地球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进化规律。小小的放大镜是一个色彩斑斓、变化万千的万花筒，透过它，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书中对大自然所描述的那段精彩的文字：“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但最能表达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所莫过于地层的变化、生命的变化和它们的变化规律。

　　罗盘也是野外工作不可或缺的工具。在茫茫的原野上，在茂密的林莽中，一刻也离不开指南针。每出野外，他总在腰带上或者挂包里放上一个罗盘，以周围的制高点、显着地形作为参照物，确定自己所在的位置，以便决定下一步要走的方向、要达到的目标。

　　地图也是野外工作必要的一种工具，也是地质调查的结果。他们使用的都是5万分之一以上的地图，即军用地图，其精度很高，山脉、河流、村庄、道路、林莽、沼泽、水井、居民点都在地图上一览无遗。凭着这种地图，就可以行军打仗。一个排长、一个连长利用这种地图来并肩作战，攻占对方的目标。在部队指挥所里，军事指挥家也是在这样的地图上标上箭头，对比敌我双方的地理位置，作出战略的决策，正所谓“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他作为一个学地理出身的人，深知地图的科学性、艺术性和实际运用价值。尤其是他们使用的地图，左上角最显眼的地方写着“秘密”或“机密”字样。这种地图万万不可丢失，如果不小心落在敌对势力或别有用心的人的手里，在当时被视为一种严重的政治问题，轻则受到批评、记过等处分，重则受到刑法处理。他们每次在野外都非常注意保管。

　　他来队不久，听说一个事件。在60年代经济困难的时期，有一位地质队员带着地图到驻地附近的农田里挖了几条番薯，但不小心把地图丢在番薯地里了。主人后来到地里巡查，发现番薯被人挖过，旁边刚好留下一张地图。这位地质队员知道这件事的严重后果，非常忐忑不安，但又不敢公开承认错误。而这位农民捡到了这份地图，也知道它的政治份量和经济价值，于是放出口风，必须要数百元，甚至上千元才能换回这张地图。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天价，一个地质队员的工资充其量也不过50元钱，这起码得赔上一年的工资。后来经过第三者在从中调停，付了100元钱，把这张地图要了回来。这位地质队员没有受到纪律的处分，但是这给他一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司徒听到这个故事，很受教育。但是事情再谨慎，也会有漏洞。1974年夏天，他和另一位队员出野外，分跑两条路线，每隔500米就要停下来，确定所在地的位置，敲打露头，记载它的性质，并在地图上做下定位的标记。

　　司徒把地图夹在文件夹中，完成了工作以后，继续往前走，到下一个点停下来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地图不见了。想到丢失地图的严重后果，他不由得一身冷汗，不知如何是好。

　　他怀着非常不安的心情，瞪大了眼睛，回头开始进行地毯式搜索，每一块草地，每一棵小树，每一条水沟都不放过。大概走了两百米左右，他眼前一亮，那张像生命一样重要的地图正静静地躺在番薯地里！他急忙快步上前，小心地把它捡起来，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他回到地质队以后，不敢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只在他离开地质队以后，谈到地质工作的保密性和艰苦性时，才讲出了这件事。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地图伴随着他走过山山水水。晚上为了防止意外，他往往把地图放在蚊帐顶上，或压在枕头下边，心里才踏实。

　　他们的工作，一般是在驻地吃完早餐后就出发，中午往往不能按照预定的时间达到某个地方，他们有时带上几个馒头、包子或其他乾粮以备充饥。如果能找到农民的住家，他们就说明来意，在农民家里吃饭，饭后给钱和粮票作为餐费。好客的农民往往非常热情地招待这些远方的来客，把家里最好的饭菜让他们吃。有时还会拿出自己酿的苞谷酒、番薯酒、屋檐下的干辣椒、干萝卜、菜园里种的新鲜蔬菜，自己腌制的各种酸辣食品、厨房、灶头边的熏鱼、熏肉、熏鸡、河冲里捞的田螺、泥鳅、青蛙等款待他们。

　　这些家常野味对于他们是一种回归大自然的享受。所谓“神农尝百草”，他们则是尝百家饭，今天在这家吃这种菜，明天又在另一家尝另一种菜，自有一番滋味。

　　当然也会碰到前不着村、后不巴店的情况。如果身上带的乾粮吃完了，为了工作不能偏离预定的路线，这个时候，他们只好到农民田里掰上几棒玉米，或在番薯地里刨上几只番薯，拿到水沟里简单地洗一洗，就往嘴里塞。玉米还是甜甜的，有时萝卜，甚至其他可以果腹的作物的嫩芽都成了他们疗饥的食物。每逢这种情况，他们就像当年的八路军一样，拿绳子把钱卷成一筒，用一张报纸或其他的标记罣在玉米地显眼的地方，或者垒一个高高的泥墩，把钱压在泥巴底下，上面留下一个标志，写上“我们挖了几条红薯（玉米），留下××钱”这样的文字，自己也感到心安理得。

　　夏天，三湘大地非常炎热，特别是他们在丛林里、在山谷中，空气很不流通，登山时人的体力消耗非常大。尽管出发前吃得饱饱的，一到了山顶，大量的体能消耗使他们感到肚子空空，体内的水份也大量消耗了，即使登山前喝足了水，再灌上满满的一个军用水壶，走到半路，浑身已经湿透了。这时候，他们就寻找地头里的井水或山上的泉水。山里的泉水，清冽甘甜，沁人肺腑，他们往往把头对着汩汩而出的山泉喝个痛快。他忍不住把脚往水里浸。水，清凉透彻，当水与肌肤亲吻的那一瞬间，感觉甭提有多惬意。水井里长满了各种水草，不时游过一条草花蛇或跳上一两只青蛙，他们拔开水草和上面的浮沫，照喝不误。为了不致拉肚子，他们每个人的口袋里都准备了一把大蒜，喝了生水后，嚼上一两瓣大蒜，凭着这种土办法，几年来，肠胃没有什么不适。

　　晚上他们一般是在当地的公社驻地或大队部借宿，但是如果找不到这些地方，也只好在农民家里过夜。山沟里农村的生活条件和卫生条件都是很差的。他们经常打地铺，把稻草往地上一铺，再把油布或塑料布摊开放在上面，临时架起蚊帐，就呼呼入睡。晚上常常是蚊声如雷，猪圈、牛栏和粪坑里不时传来各种味道，有时还有跳蚤、青蛙，甚至蛇类、壁虎、蜈蚣等。有时睡到半夜，不知什么东西在脖子上爬过，凉冰冰的，用手一摸，原来是一只青蛙，甚至是一条小青蛇。他们经常跟这些爬行类或两栖类、头足类打了交道，也习以为常。当然，他们也带了一些防备的药物。蛇是野外工作经常碰到的。为此，队上领导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个防蛇咬的药丸。听说这药丸是百分之百的灵验。

　　有一次，他们来到浏阳的一个山沟里，听说村里一位农民正在给他的妻子办理后事。原来，这位农妇前一天到一片林子里采集野果，树上掉下一个熟透的柿子。恰好这个果子掉的草丛里潜伏着一条棋盘蛇，当地又称五步蛇，即柳宗元在《捕蛇者说》里面所描述的那种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但把它们捕捉来晒干以后，可以治病，文章中提到这种蛇“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但是人一旦被它咬了以后，会产生一种风火毒，即神经毒和血液毒交相发作，很快就毒汁攻心，肢体发黑，药石无效。

　　这位农妇的丈夫找了一些土医，但是并没有效果。他们听后，立刻拿出一粒药丸嘱其家人，将药丸分成两半，让病妇一半口服，一半涂在伤口上。第二天他们上山之前，听说这位农妇已经可以起床了。第三天，听说她可以上山砍柴、喂猪了。正所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粒小小的药丸给了这位农妇第二次生命。这件事情使司徒感到地质工作虽然很辛苦，但是也很有意义。从此这种药丸作为地质队员们的护身宝，片刻不离身。一直到司徒离开了这个岗位，才把自己那粒药丸完整无损地交给了队上领导。

　　在野外也会碰到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他们用来确定方位的罗盘盒盖上有一面镜子，闪闪发光。乡里人把罗盘又叫作穿山镜，认为它有穿透山体、墙壁、人体等功能，用它可以从山的南坡看到北坡的事物。他们在乡里搭食的时候，一些当地人请他们用罗盘帮忙看孕妇腹中胎儿的性别。他们解释再三，那些人才作罢。

　　还有一次，他们一个物探小分队在农民家里搭食。他们走到半路要开始工作时，才发现把一个穿透力和放射性极强的伽马仪的探头留在了农民屋里，他们赶忙返回讨还。

　　但是这位农民矢口否认。原来他以为这个外面镀了一层银色光芒的东西是一个可以卖钱的宝贝，就把它藏起来，死活不肯拿出来。最后地质队员只好打开伽马仪，只听见大衣柜里传来了“呜呜”的声音，这位农民吓得脸色惨白，只好乖乖地把衣柜打开。

　　地质队员平心静气地向他晓以利害：“伽马仪有很强的放射性，这是肉眼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放在你家里，它发出的伽马射线会使你全家都得白血病。白血病就是可怕的血癌。”这个农民听了这番讲解以后，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地质队员也没有责怪他。

　　记得还有一次，他们来到浏阳与平江县交界的一个很偏远的山村，中午他们打算找家农户搭食。他们个个都戴着像钢盔一样野外工作的帽子，身穿蓝色工作服，腰间皮带上挂着军用水壶和像手枪一样的测斜仪，背着草緑色的挂包，脚上是半高筒的登山皮靴。他们三五个人组成一个小分队走在田野上。

　　当他们走近当地一户人家时，只听见“当啷”一声，门紧紧地关上了。他们好不容易敲开了这户人家的大门，开门的是一个约60多岁的农妇。他们自我介绍是测量队的，这位农妇慌忙解释说：“今年夏收收成不好，家里已经没有多少存粮了，交不起公粮。”原来对方把“测量队”听成了“催粮队”，把他们当成国民党时期下乡催收公粮的白狗子或保安队之类的。他们再三解释，农妇才打消了疑虑，让他们进屋歇息。这时又听见“吱呀”的开门声，原来农妇的儿子在他们敲门的时候，以为是抓壮丁的来了，就躲到厨房后面的山坡上去了。现在看了他们的装束，明白了他们的来意以后，他才从山坡上回来，用番薯米饭招待了他们一顿。

　　想到这件事，司徒又记起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说“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絶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原来桃花源记所描述的情景，在他们工作的地方也会找到它的原型。这也说明中国的国情，地方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农民的文化水平有待提高，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毛泽东说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中国的问题主要是教育农民问题”这个深刻的道理。

　　野外工作一般都是半个月，有时长达一个月才能回到浏阳城驻地。长期的日晒雨淋、餐风露宿，队员们都晒得黝黑。有时一个月，甚至两个月都没有理发，身上散发着泥土的气味和汗臭，工作服也布满了灰尘和油脂。这些和平时期的游击队员。既是一群高素质的脑力劳动者，又是一群能翻山越岭的体力劳动者，这种双重身份是其他工作者难以相比的。

　　地质测量肩负着披露地层的年代、古生物、岩性、构造、矿产等任务，事关水利工程、铁路、公路选线、城市建设、国防、科技试验等国计民生和人民生活的大事。地质队员要有广博的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古生物、地理、气象、矿产、机械、工程等方面专业知识和技能；要有从事野外工作所必须具备的坚强的意志、强健的身体，以对付大自然各种突发性事件的考验，还要有野外生存的本领。每天背上沉重的仪器、一袋又一袋的岩石、矿产等样品和标本走上五六十里路，甚至上百里路，是很平常的事。艰苦的工作把他们磨炼成了一支无论是知识、心理、体魄方面都经受得起考验的特别能战斗的队伍。所以条件不管怎样艰苦，他们都要经受这样的考验。特别还有一个与其他行业很不相同的特点，他们大部分是一个人远离家庭、远离父母、妻子、子女、朋友而结合在一起的团队，不但要承受巨大的工作上的体力压力，还要承受着精神的压力。

　　随着工作的深入、时间的推移和业务逐渐熟悉，他更加热爱这个工作了。

　　但他毕竟学的不是地质专业。虽然在他所学的经济地理专业中，也开设了普通地质这门课，幷且安排了两个学期，还有一些地形学、水文学、气象学、土壤学、测量学、地图学等都与地质调查密切相关课程，但这毕竟还不是地质专业本身。要成为一位技术熟练的地质工作者，还要补学很多专业知识，比如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古生物学、地层学、岩矿学，特别是这些学科书本上的知识还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正如陆游所说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絶知此事要躬行”。他牢记着这一点，他虚心地向那些学历比自己低的技术员学习。

　　他从地图的定位、测量地质剖面、描述地层、鉴定岩矿、挖掘探槽，以及处理野外工作中碰到的各种地学问题等，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滴地学习、积累、思考，使自己逐步成为一个技术熟练、适应野外工作的地质队员。

　　在三年的地质调查中，他参加过一个1：20万分之一的浏阳幅区域地质调查和一个1：5万分之一的大比例尺的沙市幅区域地质调查。这两个图幅的工作精度要求不同，前者调查的范围更广，他们不仅以浏阳县为主要活动地盘，还广及邻近的长沙市、平江县、醴陵县、长沙县、江西的修水县等，约方圆两千公里的范围。有时为了追踪地质现象的来龙去脉，他们往往顺着河谷或岩层的断层线和各种构造线，翻山越岭，跨过省、县、市的分界线，甚至荒无人烟的地方，与大自然为伍，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和平时期游击队员。

　　二、有惊无险的事件

　　在野外工作中，危险时有发生。1975年8月1日，他与另一位同事从浏阳县社港镇出发，预定晚上到达一个叫献钟的地方。他们一大早出发前，每人都喝饱了一肚子水，又把军用水壶灌得满满的，踏上了征途。按原计划，他们必须走上30公里左右，才能达到预定的地方。两人攀登了四五座相对高度约150－200米的小山丘。山虽然不是很高，但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连小路也没有。他们在灌木丛中穿行，当走到一个最高的山峰时，已经是上午11时左右，太阳正在当头，一丝风儿也没有，丛林里非常闷热。他们的水早在半路上就喝光了，附近也找不到泉水和小河，喉咙干得好像在冒烟。因为缺少补液，他们几乎走不动了。在茂密丛林里，摊开地图，寻找参照物来确定自己所在的方位很不容易。同事说：“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到前面的高地上去察看一下地形，看看我们所在的具体位置，以便确定前面要走的路。”说完，这位同事离开了他。

　　半个钟头过去了，一个钟头又过去了，这位同事杳如黄鹤，一直没有回来。司徒在附近找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也没发现同事的踪影。他非常气馁，躺在丛林中，不知如何是好“是继续寻找？还是往回走？还是离开这里，寻找附近的大路？”这些念头在他脑海中一个个闪过。他想如果倒退走回头路，肯定完成不了工作任务；去寻找大路再回去，也不能够按照原来的路线工作；但是走失了一位同伴，这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时，既没有任何可以跟分队联系的设备，也没有过往的行人可以问路。他考虑再三，决定还是继续一边寻找他的同伴，一边继续工作。

　　司徒带着地图，按照原定的路线采集标本、定点、描述、敲打岩石，直到太阳下山，纔到达预定的旅馆里。这时他和同伴分开已经有十多个小时。入住旅馆以后，他发现同伴已经躺在床上，脸色非常憔悴，桌子上放着药瓶和小药丸，显然是病了。

　　事后得知，这位同伴离开他想登上一个山顶时，身体感觉非常难受，原来由于天气炎热，失水过多，他中暑了。故他没有往山顶走，相反朝着山脚一户人家走去。山里人很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不速之客。他告诉主人，自己可能中暑了。山里人让他躺在竹椅上，给他刮痧，扇扇子降温，并让他喝了大量的水，休息了大约1个钟头，让他在那里吃了午饭，但他的体力、元气大伤，不能继续前进，不得不按原路折回，搭上了一辆过往的班车，比司徒提早了三四个钟头来到预定的旅馆。

　　还有一次，大约是1975年的深秋，司徒也是和这位同事攀登浏阳县和长沙县交界的一座高山。那里由于山高风大，没有乔木，只长着一些灌丛和草甸。下午，阳光灿烂，湛蓝的天空中不时飞过排列整齐的南飞的大雁。他们在山顶附近发现了一条构造线，中间夹着一条石英脉，这是一种花岗岩地层常有的由于岩浆的活动而顺着岩层的节理发育形成的地质现象，也是一种矿产，它隐示某种地质规律。在半途中他们发现了这条石英脉后，那位野外经验丰富的同事提出改变原定计划，顺着石英脉的走向一直追踪下去。而司徒仍按照原定路线前进，一步一步地走向山顶。

　　但到了山顶以后，只见四周灌丛茫茫，司徒打开军用地图、罗盘都无法定位。他从这个山坳跑到另一个山坳，除瞭高山灌丛、草甸以外，荒郊野岭杳无人烟。眼看太阳快要下山了，山林不时传来乌鸦的呱噪声，放眼峰峦连绵，如果天黑之前下不到山脚，到达预定的地方，这将面临很大的危险，不仅找不到可以果腹的食物，而且连栖身的地方也没有，夜晚山顶的气温比白天低10℃左右。这里又是虎豹豺狼出没的地方，也不排除被响马打劫的可能。他从东走到西，看不到一户人家，又跑回原地，再往西走一段路，也还是找不到人家。正当他万般无奈之时，忽然发现远处走来两个挑夫，赶忙走上前去问路。挑夫对他说：“往前走，翻过一座山，山下就有人家了，那个村子很大还有一座水电站。”司徒按照挑夫的指引继续走。那位提早到达的同事看到天色已晚，仍然不见司徒回来，不由得为他的安全担心。他们派出小分队在附近寻找，正当大家焦急之时，司徒拖着疲惫不堪的脚步出现在他们面前。

　　实际上，在野外经常要同各种突发性的事件、自然现象作斗争。夏天，早上还是艳阳高照、天气晴好，说不定到了中午会突然乌云密布，大雨倾盆。有时，由于水汽蒸发太厉害，积雨云密布，雷电非常凶猛，响起来大地及周围的建筑物好像都在震动。湿衣裳存在着被雷击的巨大危险。碰到这种情况，他们尽量想办法躲到附近的山洞或者比较低洼的地方，不靠电线杆、大树底下或容易放电之处，以保证安全。

　　另外，荒山野岭也是野兽出没的地方，特别是野猪，它那狰狞的面目和两颗香蕉一样的长牙，无异于两把利剑。这些野猪经常窜到村子里，偷吃农民的庄稼。它们又厚又长的嘴巴，可以把地里的番薯、花生、黄荳等农作物弄得个泥土朝天，连根都翻出来。野猪伤人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虽然它不是兽中之王，但它的凶猛，连老虎、金钱豹等也要让它三分。长期在野外奔跑的地质队员，对于野猪的脾气是很瞭解的。只要没有受到攻击，野猪一般都不会伤人。

　　有一次，司徒和同事们登浏阳大瑶山，快到山顶时，发现离他们还有十多米的半山腰上，一头公猪和一头母猪带着十几头小猪，沿着山间蛇盘路走来。他们马上停止了脚步，站在大树的背后，屏住呼吸。当这支武装到了牙齿的野猪队伍消失在茫茫的林海以后，他们才松了一口气。

　　而最难忘的也是最危险的一次，大概发生在司徒到这个分队的第二年。他回到分队进行休整并整理材料。当时全分队只有一台公用的半导体收音机。周围也没有什么可以消遣的场所。好在对面就是浏阳县城。每次收队回来，他都要到县城的大街上转转，或到农贸市场里去观察那里摆卖的土特产，或到小巷里领略当地的民情风俗。整个县城只有一间电影院，他几乎每次回来休整，都要在那里逗留两个钟头，看上一两场电影。

　　这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天气非常晴朗，阵阵清风吹过小教堂。他吃过晚饭，信步走下小山岗，迎着稻花飘香的田野，来到浏阳河边，等待对岸的摆渡过来。这时正是浏阳河水退的时候，河面上漂着几叶扁舟，河上金光闪闪，天上朵朵白云在夕阳的余辉中显得无比的瑰丽，使人不由得想起著名诗人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的千古佳句。这是浏阳河平时的仪态。但这条山区的河流，河水暴涨暴落。一旦山洪暴发大量的流水涌入河床，它立刻变成一条纵横任性的巨龙，掀起滔滔浊浪，直奔长沙而去。

　　当天晚上县城里正在放映《闪闪的红星》这部当时脍炙人口的影片，各个单位都动员干部、中小学生、甚至市民前来观看。司徒在野外就闻听这部电影的艺术魅力、深刻的主题和巨大的感染力。他过了浏阳河，首先沿着大街盘桓差不多一个小时，观赏江边山城的夜景，虽然不是非常繁华，却也宁静、迷人，街上只有几家大的百货公司和电影院门前灯光璀璨。街上大幅的电影广告闪闪发亮，他兴致勃勃地买了票。电影散场时，已经是晚上11点左右了，这时街上的行人很零落，只有一些便利店还在开门。浏阳河如同进入了梦境，静静地流淌着，温情脉脉。

　　司徒来到渡口，准备乘渡船返回驻地。但渡船还停在对岸，他大声呼叫，对方没有任何反应，想来渡船主人已经回家睡觉了。他等了十多分钟，不见有任何动静，岸边也没有其他等待过河的人。如果转回去穿过县城，再往西走上几里路，渡过浏阳河大桥，拐一个大弯，大概花上一个多钟头，也可以回到驻地。但凭着平时渡河的经验，他相信自己有能力泅渡过去，于是决定不遶路回去，而是横渡浏阳河！

　　他脱光了衣服，把身上唯一一件贵重物品手表紧紧地包在衣服口袋里，开始涉水横渡浏阳河。这段河水大概宽二三百米，当他走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河水已经淹到了脖子。前面正是浏阳河的主航线，河水较急。由于河床高低不平，在河水的冲刷下形成一个又一个漩涡，那里生长着大量的水草，有的长达一两米，甚至三四米。这种水底植物，密密麻麻，有些地方多，有些地方少，如果稍有不慎，很可能被漩涡冲到下游，并被水草缠住，危及生命。当地流传不少有关水鬼、水猴子拖人、咬人、害人的故事，实际上就是浏阳河特殊的水文、地形和水下植物造成的一些人溺水身亡的原因。一想起这些，他有些犹豫，但这个时候如果再倒退回去，还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他想充其量像小时候泅渡漠阳江罢了，何况漠阳江比浏阳河宽得多，况且还有潮水上涨，浏阳河不过是一条普通的河流而已。想到这里，他又鼓起了勇气，左手托着衣服，侧着身子，右手划水，开始渡河。月光下，河水波光粼粼，墨緑色的水草在水底摆动，河水非常清澈，可以照见河底的鹅卵石、水草，甚至小鱼以及由于水草和漩涡形成的光怪陆离的种种景象。越向前流水越湍急，滚滚的江水把他不断地往下游推。司徒一只手用力划水，另一只手把衣服高高地托起。但也许是流水太急了，他的左手一下子就被水淹没，衣服全泡在水里。他咬着牙，拼命地划水。此刻他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决不能葬身浏阳河，虽然它有很多美丽的故事，但那并不是现实。他使出浑身解数，大概被往下冲了200多米，在离河岸二三米的地方，他的双脚才碰到河底。水草不时地缠绕着他的双脚，他踩着滑溜溜的鹅卵石，趟水上岸，已是筋疲力尽了。他赶紧把衣服拧干，穿上一条短裤，一口气跑回分队部。队上的同事们早已进入梦乡，他悄悄地回到自己的床边，把湿衣服丢在床头，仍然冷得全身发抖，久久不能入睡。回想起那天晚上他在生与死的搏斗中，惊险的一幕幕不时地闪现在他的眼前，也是他有生以来中最大的一次冒险。这件事深深地留在他的记忆里，但是他很少对人提起。只是在很多年以后回首往事的时候，在他记忆深处的那一幕才再一次展现在他眼前。

　　在经历了这次有惊无险的事件以后，大概过了几个月，第二年春天已经鼓翼来临。鸭子在河边争食，白云蓝天，花开似锦，一派大好春光。有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经不住河水的诱惑，到河里游泳，不幸出事，恰好在司徒去年夏天泅渡浏阳河上岸的地方摆着一具尸体。司徒路过那里看到死者的家人正围着遗体抱头痛哭。他想起不久前自己在同样的地点发生的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还心有余悸。在多年以后，在琼州海峡弄潮的时候，他像一只海豚，一会儿露出头，一会儿露出肚皮，有时他一动也不动地躺在水上诈死，一会儿又活过来，一头扎进水底，也不知在水底呆了多久，他才猛地从水底钻出来，脸上还是那一种与生俱来的自信，以及一种永远都抹不去的孩童般的顽皮，让人忍俊不禁。

　　野外生活既艰苦、豪迈，也富于浪漫色彩，每当疲倦、寒冷、或炎热、或暴风雨袭来的时候，他们就高声唱起《地质队员之歌》，以表达他们的情感、理想和寄托。大自然的洗礼对于一个人的体格、心态都是一种很好的锻炼。这种野外的生活跟他以前在书店的青灯黄卷中，在故纸堆中皓首穷经般的苦读完全是两种境界，恰如 “杏花春雨江南”与“骏马秋风塞北”一样景色迥异。但是不管怎样，书斋、古庙、陋室与宽广的大自然，都同是生活的赐予。

　　他们有时候引吭高歌，斗志昂扬，有时又感到苦闷、惆怅、无奈。他们经常哼起《苏武牧羊》、岳飞的《满江红》和广东音乐《步步高》、《雨打芭蕉》、《饿马摇铃》等，来排遣心中的苦闷，默默地忍受着感情的折磨，对亲情的思念、对逝者如斯的叹息、对未来憧憬、忧虑和不安。他们中有来自北京地质学院、长春地质学院，成都地质学院、湖南地质学校，或广州地质学校等，操着不同的乡音，怀着不同的目的和追求而结合在一起，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名人佚事、风流韵史都是他们的话题，但他们聊得更多的还是鼓励自我不断拚搏、克制自我，辛勤耕耘，祈求丰收。特别是出了一身大汗，登上高山之巅，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无限辽阔的山川大地、袅袅炊烟的人家、田里耕作的农民、匆匆赶路的行人、奔驰的汽车、远处工厂的烟囱、莽莽的山林、飘香的稻谷和搏击长空的飞鸟，构成一幅天上、地上，万物峥嵘的景象，又使人感到个人的渺小，催发他们奋发向上，珍惜时间，珍惜机遇，不要轻易放过每一个机会、每一个可能记载科学发现的材料和信息。队上的领导经常勉励他们，地质队员的生活虽然很辛苦，但有其不可替代和很有意义的一面。事实也的确是这样。他们浪迹天涯，接触了社会、接触了自然，锻炼了毅力、意志、胆识、谋略和体魄，以及独立生存的本领，比起那些长年累月周旋于市井之间、或机关大院之中的人多了一份人生的阅历。

　　三、又一次跳槽

　　司徒在这种长期的野外生活中，尽管他想方设法去补回以前没有学的功课，并在实践中来磨炼，但还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收效不大，他原来学科专业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一如鱼游浅底，鸟困囚笼，心里有说不出困惑，而且离开专业时间一长，原来所学也会丢得差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司徒决意寻找新的出路，另干一番事业。但在当时，要调动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在得到一位旧同事的帮助，他终于成功地获得组织部门同意调离地质队的承诺。

　　这种承诺使他如获至宝，开始了寻找新工作、新单位的历程。他首先想到的是市城建局，即后来的规划局。当时经济地理专业正朝着城市规划的方向转变，中山大学地理系的老系主任带着一班学生到全国各地的城市做调查，如湛江、怀化、株洲、长沙、淄博、开封等城市，把城市规划定为经济地理未来发展的方向。司徒在地质队工作时也曾经找到机会在株洲见到了他的老师，谈到了专业发展的问题，认为这个方向很有前景。

　　为了能够让局里的领导干部知道他的专业与城市规划有很密切的联系，他能够胜任这项工作，他从经济地理的论文集中剪下关于城市规划的有关内容，连同他的申请报告送到了城建局的有关人员手中。他还到城建局里就当时湘潭市城市规划方面存在的问题，比如湘江河岸的治理、城市功能区的划分、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他的见解。但他很快得到了被拒絶的回复。

　　司徒想起自己曾经在物资局从事过矿产的普查、群众报矿的管理工作，以及几年地质队的野外生涯，对城市环境的三废治理等也可以做很多工作，于是他跑到环保局，提出了工作的要求。但是对方又以他的专业不是技术性的专业为由，也拒絶了他的要求。最后他只好回到组织部门，向那位主管人员非常坦白地说明情况，表示愿意听从组织的安排。

　　这位军人出身的人事干部颇为爽快，给司徒提供了唯一的选择：“你只能够到湘潭地区农业学校去，由他们给你安排工作。如果你愿意，我马上可以给你开个介绍信。”司徒不假思索就答应下来了。他想不管到那里干什么事情，只要有一个稍微安定的环境，或许会得到某种发展的机遇和空间。这样，他就可以重新收拾他的心态、调整他的装束和部署，迈开新的生活步伐。

　　司徒接到调令，到离城市大概10公里伍家花园工作。那里有一所建于50年代末期的中等农业学校，学生来自湘潭地区7个县市，有四五十名教职员工和三四百名学生。校园里緑树婆娑，环境优雅，离开主干公路有四五百米，附近还有一个湘潭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和一个煤田地质勘探队，以及几家小商店、国营供销合作社。从城里骑自行车大概需要四五十分钟。学校要他到总务处当一名保管员兼采购员，农校管后勤的副校长说：“以后这个学校的全部不动产，包括每个教师的课桌、椅子、床铺，以及农场里的化肥、种子、农具等，都归你入册登记，并计算每个教工的租金，平时就为教务处采购各种教学用品和农场里要用的一些化肥、农药、种子，锄头、蓑衣（雨具），以及其他必要的设备，你把这些事情做好了，也就不辜负学校对你的信任。”他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种安排。因为这种工作对他来说很简单，幷且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凭自己的履历和才干，只要花上很少的时间和精力就可以胜任，还可以为自己赢得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发展、培育和壮大自己的实力，以作新的拼搏。

　　司徒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心想原来工作不过如此简单。这种安排，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简直是用高射炮打蚊子，但他没有作任何分辩，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种安排。另外，农校还把礼堂舞台左边的一个大约20平方米的独立的小房间分给了他。打开房间的窗门往内看，开大会坐在主席台上各种人物，各种庆典、歌舞彩排等活动一览无遗；往外眺望，校外蜿蜒的群山、炊烟袅袅的村庄和緑油油的稻田，弓着身子耘田的农夫，以及为生活而奔忙于大路小径的各色人等都尽收眼底。

　　他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一个视野开阔、环境优美的独立空间。除了鸟儿的歌唱、知了长鸣以外，周围安静极了。那时候农校也只有一部拖拉机和一辆汽车，其他机动车辆也不会从窗下经过，这对长期漂泊在外的他，无异于远航的游子在与茫茫的大海搏斗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避风港，可以补给、休息，调整自己的心态，准备下一轮的远航。虽然他在追求专业对口方面暂时遭到挫折，但他毕竟还是有了暂时的慰借，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继续从事他要做的事情。

　　四、被疑为监守自盗

　　农校的工作给司徒带来了莫大的安慰和从未有过的满足，他骑着自行车在闹市中、在田间小径穿梭往来，出入于建材商店、百货商店、日用品商店、议价商店之中，忙碌而平静地过着每一天。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当采购员的第二个月，发生了一宗失窃支票和提货单的重大案件。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下午，司徒参加了总务处例行的政治学习。中间休息的时候，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打算稍微休息一下。当他走上楼梯的时候，眼前的情景使他大吃一惊：平时紧锁的大门已被打开，锁丢在地上，他心里一惊：不好了！肯定出事了！他连忙跑到书桌前面，打开抽屉，发现三张已盖上公章和会计出纳图章的空白购物支票和一张煤炭提货单不见了！这种支票，可以直接到商店里购买商品，它的金额是空下来的，买了多少东西，给多少钱，临时在支票上填写，即可交给店家完成了买卖的手续。当他接手采购员任务的时候，财会人员告诉过他这种购物支票的重要性和它的风险性，他非常清楚这一点。而凭那张提货单，就可到一个叫攸县的煤矿提取三吨多的煤炭。

　　他原本把这些单据非常小心地夹在一本书的底下，以为这样是非常保险的。殊料小偷也是作案的老手，可能是瞄准了他住的地方除了舞台的对面的一位女老师以外，没有别的人，幷且他的房间正好靠在路边而下手的。他连忙下楼向副校长、保卫干部报告了失窃的情况，并带着他们和同事到他的房间观察现场。也许他太没有经验，居然走在前面，亲手打开抽屉和他最值钱的一个航空皮箱，检查是否还丢了其他东西。

　　当他打开皮箱的时候，他的大学本科毕业证书也放在里面。这是他唯一一件最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里，人们都把它压在最不显眼的地方，而他却经常带着它闯南走北，在最困难、最沮丧、最不如意的时候，他就把它拿出来反复端详，告诫自己不要气馁、不要沉沦。同事们看他除了几件旧衣服，还有这么一个证书，一位同僚不阴不阳地说：“怪不得别人要光顾你了，他们以为你大学毕业，一定有钱，所以就撬了你的门。”他听了以后，默不作声。领导和同事都在一旁冷眼观看，也不组织报案。他非常焦急，立刻跑到学校的办公室，向派出所报了案。

　　他最忧虑的是那三张空白的购物支票，如果小偷抢在他前面，提前使用，那后果不堪设想。因为这种支票在全省各地都可以通用，所以他想到当前最要紧的除了报案以外，首要的就要制止、预防犯罪分子使用这三张支票以及提取煤炭。但煤炭离案发地点还有两百公里左右的距离，还要动用车辆等，罪犯不大可能很快得逞。电话报案以后，他心里还很不踏实，就亲自骑自行车到离学校大概十多公里的派出所把案情又详细叙说了一遍。他作为一个被害人，报案以后，首先考虑的就是采取紧急措施，抢在罪犯的前面，来堵住使用支票的渠道。他又赶忙草拟一份《告湘潭与长沙主要商店的支票遗失声明》。上面写上支票的号码、遗失原由，希望有关银行和商店一旦发现使用这种支票的人，应该拒收，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当他写完这份遗失声明时，同事们早已下班回家了，他央求办公室一位刻钢板的姑娘，帮他匆匆地印了一百份。他回到家里，已经天黑了，匆匆地吃了两口饭，马上骑上自行车，到湘潭主要的大百货商店、五金商店、药材商店，及当时还开门的小店子、传达室、财务处、各个银行、派出所等投放了这份声明；有些没有开门的，他就敲开传达室的大门，把那些还在睡梦中的守门人叫醒，递上他的遗失声明；有的则从商店大门的门缝里塞进去。差不多到了四五点钟，把湘潭市区的有关的单位，大概投放了七八十份，赶回家里，天已快拂晓了。他吃了早饭，又往市郊的一些商店出发。因为这个城市还有很多卫星镇，有很多大厂矿，它们也可能成为罪犯使用支票的地方。大概到了下午一点，他才把这一百份的遗失声明全部散发出去，回到家里，等候着它的结果。

　　当天下午，他像往常一样回到学校上班。人们都以一种非常诧异的眼光看着他。按照惯例，丢失了存在极大风险的票证，要承担很大的责任，他居然若无其事！人们在为他担心之余，更怀疑他监守自盗，串通他人，盗窃国家财产。没有一个人为他说话，更没有一个人协助他来侦破这个案子。事发的第三天早上，当他回去上班的时候，一到学校，就有人告诉他，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扣押起来了。作案者原来是学校附近农场的两位知青，他们那天下午闲来无事，恰好到学校里，看到礼堂舞台上孤零零的有一个房间，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踹开门，果然发现里面藏有数额巨大的票证。

　　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心想肯定是他的遗失声明起了作用。原来在案发的第二天上午，这两个小偷就恰好把支票送到了银行。按照常规，用支票在商店里买了东西，填写了金额以后，还要到银行里从支票所属单位的帐号上划走这笔钱，然后再交回商店。他投放遗失声明的最先考虑的单位，就是银行。两位小偷在司徒所住的钢铁厂附近一个百货商店里购买了四百五十元钱左右的华达呢，在当时是一种很高档的料子。这两个小偷自称他们是学校文工团的，为了到常德地区演革命样板戏，要买布料做一批制服。百货商店的售货员感到这两位小青年神色有些异常，不由得起了疑心，于是叫他们先到银行里进帐，再来提货。这两个小偷没有办法，只好跑到湘潭大桥脚下一个银行里，递上了其中的一张支票。事情是那么凑巧，银行的一位工作人员认得小偷。因为这两个小偷就住在这位职员家附近，每天都从这位职员门口经过。他们递上支票的时候，前一天晚上司徒从门缝里塞进去的遗失声明正摆在银行的柜台上，这位职员感到有些蹊跷，马上叫住他们两个。这两个人一看事情不妙，拔腿就跑。这位职员立刻接通了派出所的电话，不到一个钟头，他们就在插队落户的农场里被抓获了。另外两张支票和煤炭的提货单也都追回来了。

　　这个事件前后三四天就落下了帷幕，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这件事在他人生的道路上增加了一段传奇式的色彩，同事对他的态度从原来的怀疑转变为钦佩，相信他完全有能力胜任采购员的工作。

　　五、考研多磨

　　1977年以后他一边工作，一边自学。1978年的初春，全国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邓小平复出，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宣告了科学春天的到来。幷且继1977年恢复瞭高考以后，停顿了十三年之久的研究生招生制度也同时恢复。

　　正当他夜以继日的复习、准备投考研究生的时候，湖南省委组织部来了调令，要把他调到中国科学院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工作。这是当时全国三个同类的研究机构之一，主要是从事农业资源的调查、开发龢利用。他作为一个经济地理的毕业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也是很合适的。但是这个研究所并不在长沙，而是在湖南省洞庭湖畔桃江县，那里不仅仅是一个鱼米之乡，而且还是一个人才荟萃之地，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曲《桃花江是美人窝》，讴歌的就是桃江县的山川风物、人文胜景。但是他考虑到高校也许更能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他犹豫了一段时间，最终放弃了到研究所工作的机会，而全心全意地投入复习。司徒踌躇满志，准备“再试牛刀”，参加大比。 这个时候，全国还处于一种政治上的过度阶段，曾任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湖南省委书记，后又成为党中央书记的华国锋主持全党、全军和全国的工作。在这个背景下，湘潭地区的领导抽调一批干部在华国锋在60年代初办点的公社组织农业学大寨。这个大队就在湘潭县姜畲公社，离司徒所在的农校差不多20里路，正好在通往韶山的公路旁边。

　　他在农校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很快被学校选中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他只好背着行李，跟地区其他干部，在公社办的硅砂矿上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白天他跟工作队一起深入到矿山现场，看工人开山炸石，清洗矿砂，包装、分筐，一袋一袋往车皮上装，运到各个大玻璃工厂或者一些铸造厂。晚上他就打着手电筒看书。大概一个多月以后，从广播里传来了招收研究生的消息。他非常高兴，感到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开始了，马上跑到湘潭市里的招生办，打听招生的具体学校和专业。全国第一批招生的是中科院和它所属的各个研究所。他很快在有限招生单位里，找到了中科院北京地理研究所，当时能够供选择的只有工业地理一个方向，这是他所学习的经济地理专业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他马上在那里拿了表格，认真地填写好后，拿回他所在的单位进行政审时，却发生了一系列的意想不到的事。

　　研究生在当时是一个相当高的学历，在社会上享有很崇高的威望。对学校职工来说，这也是一个很神秘的概念，好像是一座高不可攀的山峰，浮现在广袤的空中，金光闪闪，可望而不可及。他要做生活的主人，而不能安于这种平平淡淡的跟农药、化肥、砖瓦木石打交道的生活，他要像李白在诗中所说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当他把报名表格，送到校领导那里签署意见，没多久得到了拒絶的答复。他在那里很少有机会来显示自己的存在，更不用说他的实力和他的锋芒。虽然他不计较这一点，但这个答复却触动了他的心。当时学校的一位公社干部出身校长对他说：“你要考研究生，你也想考研究生？”他坚定地说：“是”。这位校长说：“这个事情我们现在不能同意，因为你现在正在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必须等工作队结束以后，再来考虑这件事情。”他一听，心里凉了半截。但转念一想，现在全国的气候已经变了，天空放晴了，冰河解冻了，春天已经来了，在这里找不到说理的地方，外边还有更广大的空间，总是会得到支持的。知识无用、读书无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虽然它有时候会倒退，但总不会一成不变。他又找到农业学大寨的上级、当时领导他们工作的一位地委副书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幷且说：“现在党和政府正在号召各行各业的职工，凡是有条件的，要踊跃投考研究生。为国家的振兴，为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要尽量鼓励他们去报名，幷且还规定凡是已报名者，可以脱产一个月复习。”在当时全国科学气氛很浓的背景下，这位副书记拿不出更多的理由阻拦他报名，但是又考虑到他现在正在工作队期间，于是，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让他报名以后一边在工作队工作，一边复习。他马上针锋相对地说：“这是不现实的，问题倒不在于时间上的安排，主要是考虑到工作队的影响。我住在贫下中农的家里，每天跟他们三同，群众怎么看待一个既要从事劳动，又要看书的工作队员。如果我每天拿着俄语教科书在大树下、在水塘边、在屋檐下，在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和场合高声朗诵俄文，你说会引起怎样的社会反映，对工作队的影响又是多么的恶劣”。工作队只好同意他离队回校复习。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学校主要领导还是没有改变他们的立场，认为他没有能力参加考试，以为他做业务已荒废多年了。他们不知道他早已不动声色地在昏闇的灯光下策划着自己未来的蓝图，应该选择的方向和要走的道路。

　　好在当时农校一位农业院校毕业副校长的批准他报考。另外，支持他报考还有当时主持农校的一支没有撤走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学校这一关总算过了。他拿着报名表跑到当时湘潭市招生办那里去，为了表明他报考的决心，他把自从农场出来以后翻译的外文著作，包括经济地理、地球物理、地质、工业地理、工业统计等约一尺多厚的手稿送到了报名工作人员的桌子上。工作人员看了这些沉甸甸的手稿都非常惊讶。想不到在“四人帮”统治下，到处流行“读书无用”论的时代，还有人心志未灰，默默无闻地追求学术进步，十余年如一日地勤奋苦读。在众多报考的考生中，这是絶无仅有的。他们说：“请你把这些手稿先留下来，我们要向领导汇报，反映你这种先进的事迹。”他顺利地报了名。不过当时学校不少人认为，即使是让他报了名，他也未必考得上。

　　回到学校后，他开始着手准备，把原来尘封的教材、论文集等反复复习。不久中科院寄来了准考证，通知他5月初到北京考试。

　　但接着又传来瞭高等院校招收研究生的消息。他获悉母校中山大学也招收研究生，幷且历史地理专业也招生。在文革串连的时候，他到过北京，故都深厚的文化底藴、巍峨的城墙和风光旖旎的颐和园，特别是北大、清华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印象。到北京攻读研究生是他由来已久的愿望。但得到母校的招生消息以后，又唤起他对花城广州的故土恋情，这座留下他最难忘回忆的城市，特别是他所热爱的专业，使他很快就做出了放弃北京，调头南下，重回广州的打算。但这又谈何容易？因为要改变一个研究方向，牵涉到考试的科目和时间等问题。考试科目中有中国历史地理、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来完成几门考试科目的准备，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目标确定以后，他满腔热忱地投入了复习准备。但当时要找到一本《中国通史》都是很困难的事，他只好到湘潭市师范学校请求那里的图书管理人员提供方便。他的诚恳感动了那里的管理人员，破例借了一部《中国通史》给他。他把这本书包了一层又一层，非常爱惜。中国历史地理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手头上也没有现成的教材和参考资料，只能在汗牛充栋的史学论文中钩沉有关的零星半点的材料。他带着背水一战的决心，每天晚上都在由于电压不够只是一团黄光的灯泡下读书。在夏日蚊子的叮咬之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夜晚。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补上了中国通史和中国历史地理的欠缺。他原来对中国的古典文学、古文献等都有一定的功底，所以没有分出专门的时间去复习。他的复习计划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

　　1978年6月，约有两三百人集中在湘潭市教师进修学院，举行了当地建国以来第一次研究生入学考试。那个时候他恰好是35岁。如果从现在的观点看来，许多人在这个年龄正好是获得博士学位，甚至有些人当了副教授或者教授的年龄。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他还要重新从田野中走进考场，重新像当年高考一样，在庄严的气氛中，在十多双眼睛的监督下，进行考试。他环顾周围，年纪比自己小的考生，固然大有人在，比自己更大的考生也不孤单。其中当了工程师已经到了不惑之年的考生也坐在他的身边，有一位是北大地质系古生物专业考生，其时已经四十一岁，他所学的古生物专业在北京大学是六年制，已经是他工作过的区域地质测量队古生物方面很有造诣的一位工程师，但还是放弃了已有的地位和待遇，跟司徒一样走进了考场。因为这些考生都是在长期压制以后，分配在最基层、最艰苦、最边远的地方工作的。他们在工作、生活和个人等问题上都是损失最大的一群，所从事的工作五花八门，都是饱经沧桑、忧郁不得志、但又是很有抱负的一族。所以这年考研究生的消息一公布，他们好像是春天侯鸟一样从四面八方高翔到考场的周围，释放他们积蓄已久的能量。由于深厚的底藴和充分的准备，试题到了他手里，好像庖丁解牛一样，得心应手而游刃有余。

　　他在一个月以内，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和百倍增长的意志，对他从来没有涉足过的一个领域或者知之甚少的历史地理和中国通史理解得很透彻龢熟练。由于胸有成竹，所以他拿到试卷以后，寸杆宛如行云流水，在试卷上沙沙作响，思潮如泉涌一样出来。因为考试对于他来说，就像革命是无产者的盛大节日一样，显示他的存在、实力和超越别人、超越自我的一种方式。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考试，是他自从文革开始一直到1978年，离开学校十二年以来参加的第一次考试。他好像要把十多年积累的能量像大海的波涛、像狮子的怒吼一样宣泄出来，答卷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和符号。考试结束后，他回到家里等候从母校传来的消息。

　　大概十天以后，一位姓王的老师来信说他的专业外语考了94分。他从这一门成绩里面，猜测其他科目也会得分甚高。于是在心理上做了南下的准备。这时，学校领导又催他快点重返工作队。但是按照当时的规定，笔试后还要面试。7月，他以一种“前度刘郎今又来”的心态，又像一位老主人一样回到了母校。主持面试是原来的系主任曹廷藩教授和梁溥教授，而他的导师因卧病在床，未能出席。面试问了司徒离开学校后的工作情况，对未来学习的打算，以及对经济地理专业改革的看法等，并要求他提交一篇离校后个人工作和生活的心得体会。他就以《破履仍思上远峰》为题写了一篇长文，详述了他离开学校，在农场劳动锻炼，在书店，在昏黄的灯光下，奔走在野外考察的荆棘丛中，在农校踩着自行车，穿街走巷做着各种与专业相去甚远的经历，以及抱着专业不败的思想等，表达了他的执着追求和永不停顿地攀登科学高峰的愿望。当他得知已经顺利地通过复试以后，在广州没作多久停留，很快回到了湘潭。

　　1978年八月，他收到了中山大学的録取通知书。他被録取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农校，这完全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当人们问他何以如此容易考取，他只是淡淡地付之一笑，幷且语带双关地说：“你们只看到冰封表面没有完全解冻，其实下边的河水已经奔流了多年，现在春天已经来到，河水自然会泛起汹涌的波涛、卷起浪花。”人们也猜不透他的弦外之音，反正他一下子成了学校的新闻人物。

　　未来等待着他不一定是坦途，但毕竟将是一个新的起点。这一年十月，他收拾好简单的行李，依依惜别了两个宝贝女儿和相濡以沫的爱妻，只身一人回到了久违的母校，开始了三年的硕士研究生阶段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