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上洞庭湖

　　1968年秋，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逐步趋向平缓，积累下的高校毕业生也开始分配了。8月中旬，流散在各地的班上的同学相继回校，集中接受毕业分配前的总动员，主要是一些“把一生交给党安排”，“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等方面的教育。多少年来，他一直盼望能够用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报效祖国、报答养育自己的父老乡亲、回报为自己的生活和成长竭尽心血的父母亲。

　　现在终于盼到了毕业分配的这一天了。不管以后的生活会如何，总算是可以走向社会，小试锋芒。这时候，他特别想起一位哲人所说的，生活就是斗争，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不管前面有多少艰难险阻，前面的道路是何等荆棘丛生，都应该奋然前行。抱着这个信念，司徒没有向组织提出个人的要求，和班上的五位同学一起被分配到湖南，开始了他一生中劳动最艰苦的，也是最受磨炼的一段历程。

　　1968年9月3日，他怀着旷达的心情乘坐北上的列车扺达湖南长沙，被安排到洞庭湖一个部队农场进行劳动锻炼。他们一行五人住进了省政府的一个招待所里，开始了在湖南的第一天。

　　湖南是一方具有深厚民族文化传统的土地，在长沙这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他们只作了一天的停留，来不及观赏它的市容风貌，仅游览了岳麓书院、爱晚亭和桔子洲，幷合影留念。第三天晚上，他们买舟直下洞庭湖，在君山上娥皇、女英的传说里穿行。汨罗江是中国诗歌史最早的源头，汨罗之北的岳阳，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镇，且不说其他，仅凭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杜甫的《登岳阳楼》与李白咏岳阳的诗篇，岳阳就堪称千古名城、诗文胜地。白天在岳阳楼头登临纵目，将千里烟波、万家忧乐收入眼底与心头；晚上荡舟于秀美的南湖秋水之上，满载月光与李白写于岳阳的诗句“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又是一番感受。自古以来洞庭湖即为著名的胜景奇观，文人墨客多有题咏，用晚一些的宋朝人的话说，那是“前人之述备矣”的地方。

　　 洞庭湖，这个曾号称“八百里水面”的中国最大的淡水湖由于建国以来，特别是文革期间过度围垦，湖面已大面积萎缩，只剩下五百里，而让位于鄱阳湖。他们去接受再教育的南湾湖农场就是生产兵从洞庭湖争来的土地。

　　洞庭湖这个名字对司徒来说太熟悉了，舜帝娥皇两个妃子南下九嶷山，传闻曾泛舟到过洞庭湖；当初屈原既放，游于江滨，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 “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范仲俺在《岳阳楼记》里抒发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推己及人的精神，又激励过多少仁人志士自律与进取！其才情、胸怀，让人惊羡、感佩。

　　他们溯湘江，泛洞庭，司徒的心情像深不见底的湖水一样波澜不定，前景像远山一样迷茫。他想起被誉为“千年学府”的岳麓书院上的一幅对联“三湘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其气势磅礴，意境高远，所抒发的家国情怀荡气逥肠，给人以极大的鼓舞。而自己眼前的现实与他当初的理想与抱负相去何其远！他心中充满了困惑与惆怅。

　　他不禁想起唐代诗人杜甫登岳阳楼作的那首诗，那时诗人已五十七岁。这位走过坎坷仕途、经历过“安史之乱”冲击的体弱多病的老人,第一次登上这座湖畔的高楼,他是怀有这样的一种心境“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干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他又想起唐代另一位诗人张泌的《洞庭阻风》诗“空江浩荡景萧然,尽日菇蒲泊钓船。青草浪高三月渡，緑杨花扑一溪烟。情多莫举伤春目,愁极兼无买酒钱。犹有渔人数家住,不成村落夕阳边。”他在断断续续的遐思中消磨着旅途的时光，几乎一夜没有合眼，天亮时扺达了茅草街。这是洞庭湖边一个渡口，零落地排着几家小茅店，非常冷清。但有定期客货轮往来长沙、岳阳等城市。他们由部队的人带领，改乘小船。大概两个钟头以后，来到南湾湖驻地。那儿一字排着两列用稻草和牛粪糊的军营，周围尽是芦苇、沼泽，几条小路延伸向远方。时值初秋，头上不时飞过一队队人字形的大雁，也许是时间太逼紧了，他来不及更多地熟悉周围的环境，困顿、仿徨交织在一起，当天晚上沉睡到天明。

　　第二天，他们就被按照军队的模式，编成连、排和班，连长、排长都由战士来担任，一个连清一色都是男学生，住在一起。女学生编到女生连，住在部队的团部附近，相隔有20多里，来回要半天工夫。他们所在的西洞庭湖，行政上属于沅江县地盘，但部队驻地完全按照部队编制和管理，地方政府无从干预他们的事务。每人发了一套旧的天蓝色海军干部服，配上军鞋，看上去倒像个退役军官。他小时幻想过要穿上军装，这回总算是实现了，也是一种满足。这里有大约有四五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毕业生。他所在的连队属于广州军区所辖的部队，学生中有来自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京林学院、湖南林学院、吉首大学，最多的是福建泉州的华侨大学、广州暨南大学。一个连队大概有120个学生，加上驻队官兵，大概有130多人。

　　司徒分在第二排，按当时的分配去向，师范和学工的一般到中、小学或工厂里去，他们这里主要是文、理和学农的学生。这些华侨学生主要来自东南亚等国家，但过惯了海外舒适的生活，一下子来到了这个烟水包围的部队农场，思想之仿徨，也在所难免。

　　按照部队的统一规定，他们以排为单位，30多人住在一个大茅棚里。床距不足一米。床是临时用木条架起来，底下垫了一层厚厚的稻草，宿舍的背后临时挖了两个大水井，胡乱围上草帘，是他们用水、洗澡的地方。前面配置了一个篮球场，作为军训操练、集会和各种文娱、体育活动之所。每天听从哨子的号令，起床、吃饭、开工、操练、就寝等。每个星期劳动五天，学习一天、休息一天。名义上说是严格按照8个小时工作制，但实际上可能是年轻人的热气高、干劲大，为了更快、更彻底地以劳动的汗水来洗涤自己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接受战斗的洗礼，他们都常常自觉地延长了劳动时间，个别积极的还起早摸黑，干得比别人都多。

　　他们在那里主要是从事田间劳动，围湖造田，种植水稻，是劳动量大、又很辛苦的作业。洞庭湖沉积的淤泥特别深厚，有些地方连牛都不能下去。他们劳动时不得不小心翼翼，好在有部队里的人作先头探路，对学生也比较照顾。头几天，正是农场开镰的季节，他们参加了收稻，累得腰酸背痛，皮肤被稻草划成一条条印子，怪痒痒的，加上蚊子来袭，晚上躺在床上，难以成眠。

　　最难忘的一次是他们被分派到农场的小河涌摸鱼，改善伙食。十月的洞庭湖，秋风萧瑟，涛声阵阵，人在水中，冷得牙齿格格作响，浑身打颤。水里有黄菊鱼、鳗鱼、鲤鱼、鳜鱼等，不时在手中窜来窜去，要不了一个时辰，就可以抓满一小筐。他的手被黄菊鱼刺满了印子，脚板也碰上了蚌殻，好在没有大伤，丰收的喜悦稳住了由于寒冷而颤抖的躯体。

　　他们严格执行“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等制度，起床和饭前都排成整齐的队列，在毛主席像前虔诚地祷告，祝他“万寿无疆”或“万岁!万岁!!万万岁!!!”晚上临睡前，以班组为单位，对照毛主席的教导，检查是否“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即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这个程式结束后，他们才上床休息。

　　这种单调、枯燥的生活，特别是艰苦的劳动和严格的纪律约束，对于一个过惯了学校生活青年人来说，本身就是很大的转变，也很不适应，但又无可奈何。大扺是进农场几天左右，他给比自己低一个年级的在校同乡写了一封信，描述了农场的生活和周围的景物，其中也不乏感慨、忧伤、失望之词。信发出去以后，他也不再记在心上。

　　二、浮士德事件

　　有一天，即信发出去半个月左右，连队里流传着一个消息，说有人对抗接受再教育，把解放军说成是“魔鬼”，还引出一个叫什么“浮士德”的人，听说上面很重视这件事。他一听，像瞎子喝水，心知肚明，料定事情不好了，肯定是自己写的那封信惹的祸，不会是空穴来风。当天晚上，他辗转反复，思绪连绵，不明白为什么写给私人的信件会流传到连队里来，以后会有什么后果呢？

　　第二天，连队集合的时候，连里的指导员正式宣布了有关信的内容和提示写信的人应该反省和检查自己。司徒听了以后，开始有一点惶恐，感到了压力，但很快就镇静下来。因为他知道信里隐约其辞，并没有什么锋芒毕露、矛头对准当局或什么伟大人物的地方。这封信大概是这样的：

　　××君：

　　康乐园里睽别尊颜，渴想殊深，翘首南望云天，犹存依依之感。我是9月3日从长沙买舟北上洞庭湖，一路烟波浩淼，瞻望前程，惘然若失，不禁想起唐代诗人张泌的《洞庭阻风》诗句：“空江浩荡景萧然，尽日菇蒲泊钓船。青草浪高三月渡，緑杨花扑一溪烟。情多莫举伤春目,愁极兼无买酒钱。犹有渔人数家住,不成村落夕阳边。”我们到了连队以后，过着一切都服从于铁的纪律和军事划一化的生活，吃的是黄金（南瓜）和白银（冬瓜），我们所住的地方，周围尽是水网沼泽，很远都望不见居民的炊烟。入夜，蚊声如雷，我现在的心情就像浮士德一样，但并没有像他那样把自己的灵魂以24文钱出卖给魔鬼。……

　　×         

　　1968年9月9日（10日？）

　　信的内容在连队公布后，大家顿时沸沸扬扬议论起来，猜测写信的人到底是谁？一些人说写信人居然这么大胆，敢于含沙射影攻击解放军；一些人的反应很平静，不当作是了不起的事。听说连里的指导员还向一些学生调查浮士德是哪里人，什么出身，写信人和他有什么关系等。然而，连队里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他所调查的问题。这些学生也许根本没有人看过《浮士德》自然无法解答指导员这类克雷洛夫寓言式的问题。

　　司徒风闻这种调查，心里感到很好笑。这位政治思想工作者竟然按照自己所习惯政治工作的模式在现实生活中来寻找神话人物的原型！司徒还听说如果调查出浮士德是黑五类出身，和他还有什么瓜葛的话，那就够他受了。他知道浮士德本是一个虚构的戏剧的人物，任凭他们找到天涯海角，哪怕是掘地三尺，也找不出一个实在的浮士德来，与他有什么关系简直是天方夜谭，荒唐之极。但他思想上的压力并没有减轻。

　　私人通信本来应该受到宪法的保护，公民有通信的自由，这在宪法上都写的明明白白的，有什么理由在公众场合披露呢？开拆私人信件，本身就是犯法行为。何况信里的内容也不过是个人的一些感想，所说的事情也完全符合农场的事实，没有杜撰、更没有攻击、诋毁，如果说里面有什么值得批判的地方，充其量也就是对在农场劳动感到困惑、迷茫、不解而抒发了一些感慨而已，岂有他哉!想到这里，他决心勇敢地面对现实，接受来自四面八方议论的对自己心理的挑战。

　　于是他在这封信的内容被披露三四天后的一个下午，从田里劳动收工以后，一个人径自跑到连队的办公室，当着连长、排长、指导员的面“坦白交待”了自己的行为，承认信是自己写的，并谈了自己对农场劳动的一些看法，归结于自己是一个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小知识分子，未能适应从学校到农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转变，特别是原来的理想和满怀的抱负，而眼前的现实却是繁重的劳动和一派烟水迷茫的景象，有所感慨，就写信给自己的同乡挚友，此外，再没有别的目的和企图。他特别挖掘了自己功名思想的根源和危害。这样“坦白”以后，他感到心里轻松了许多。连上的领导听了以后，说了些宽慰和勉励的话，事情就过去了。

　　这封信的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有一天晚上那位在校的同乡似睡非睡，不经意地在报纸上乱写乱划，墨迹弄污了毛主席像，后被对立的一派认为是一种反革命罪行，而被揪出来，并受到批斗，后来押送到粤北一个农场，跟学校的牛鬼蛇神关在一起，劳动了几个月。他们对他进行抄家时，看到了司徒的这封信，发现里面隐含有对接受再教育的扺触情绪和不健康的感情，特别是内中提到浮士德和“魔鬼”打赌的事，他们把“魔鬼”理解为解放军。司徒因此牵连进去，与这个同乡一起被认为是一个反革命小集团。

　　事后，司徒从接受再教育的其他学校学生口中得知这封信还被当作在广州军区接受再教育高校毕业生的一个有扺触思想的典型，在内部一个通讯上刊登过，也在广州军区其他农场的学生中通报过，说是有人写信谈过“浮士德”，把解放军当作“魔鬼”，以“24文钱”出卖灵魂之类的事。但这些学生都不知道写信的人是谁。司徒没想到自己一封微不足道的信，竟然惊动上下，感到了自己的存在和力量。 

　　这封信除了在连队引起一场不小的震荡以外，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那个被关押的同学，劳动几个月以后，被遣送回乡，交由当地的贫下中农管制。一个中大的学生被押送回乡，这个新闻不胫而走。但当时人们并不知这个人到底是何许人也。当其被押送回县城的时候，行李中夹带有司徒借给他的几册课本和参考书，上面写着名字，县城一时沸沸扬扬，盛传被押回的是司徒。这个消息传到司徒家，家里人惊讶不已，但当时又无法得知事情的真相。不过家里人的反应还是比较平静，因为前几天，家里还收到他从农场寄来的信和第一次领到的45元工资中的15元，信中并没有提到被关押之类的事情。虽然家里人觉得事情有些蹊跷，仍不免忧心忡忡。后来再进一步打听，才弄清楚被押送回来的不是司徒，只是那几本书带来不必要的虚惊一场。

　　事后家里来信，司徒才得悉这位同学的近况。后来另一位中大化学系的同学也来信谈到了几乎同样的事情，这次事件原委和经过渐渐明朗了，司徒心里也踏实多了。这位被押送回乡的同学被作了开除学籍、不予分配的处理。以后他一直呆在乡下劳动，直到1978年以后，才昭雪平反，恢复名誉，后来重新分配，当了当地的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直到2001年才从这个职位上退下来。

　　自从这封信的风波以后，司徒显得成熟和老练多了，但他的天性并没有泯灭。每到休息的时候，他常常一个人跑到大堤上，眺望烟波浩淼的洞庭湖水，深深地吸一口气。每当心中的郁闷得无以释怀的时候，他也会独自来到洞庭湖畔，静享湖上清风和恍若天籁的涛声，落日的余晖洒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一种若即若离的朦胧使人有几分暂离尘世的喧嚣、世事的纷扰的惬意，霞光中的大雁，排着整齐的“人”字从天际掠过，给寂静如画的黄昏增添了一点灵动。这一切给人以一种无法超越的和谐的韵味。这时，他又会吟诵唐代诗人刘禹锡描写秋景的名诗《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全诗写秋一扫萧瑟之气，显示出一 种豪爽的乐观向上的风格。他整个身心都融入了诗中所描绘的高远意境，从中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与抚慰。但是当他回到连队，就不得不在出工劳动、或早请示晚汇报的队伍里，非常恭敬地举起那本小小的红宝书，机械地重复着不知喊了多少遍的口号。这或许便是命运无情嘲弄，或也许是有意要考验这些时代精英，看他们到底有几多坚韧。

　　三、再教育部落里的生活

　　这年冬天分外寒冷，洞庭湖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前一天晚上洗的头发，如果还没有干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会发现被冻得硬硬的，甚至和枕头粘在一起。推开营房的柴门，眼前白茫茫的一片，大雪覆盖了辽阔的原野。这位来自岭南的广东人第一次看到这种景象，异常兴奋。那天恰逢星期天，他赶忙约上南方的几个同学，穿上连队发的过时的军装，扎上裹腿，戴上雷锋帽，踏着厚厚的积雪，外出观赏雪景。

　　一夜的鹅毛大雪以后，到处银装素裹，远处的路人仿佛是移动的几个小黑点，显得那么渺小；洞庭湖面水浅的地方已经冻透了，甚至可以走人。雪地的强烈反光，刺得人睁不开眼。他们搓着冻得发红的双手，呼吸着雪后清新而冰冷的空气，感到如释重负，精神为之一振。所有忧郁的心情，沉重的压力都似乎随着漫天飞舞的江雪无声无息的飘落了，只剩下渺渺无垠、水天一色的晶莹世界。

　　这是大家来到农场两个多月以来，第一次远离营房。他们一行人有说有笑，走了十多里路，来到金盘子农场总部所在的一个小集市。他们脱下雷锋帽，头上冒着汗珠，心里感到许久未有过的畅快。天上还在零星飘洒的雪花，就像一只无形的温柔慈爱的手，抚慰着他们破碎受伤然而又在如此激烈跳动得似乎即刻要迸裂的心扉，使他们得到了暂时的宽慰和解脱。他们进了一家小酒店，点了一条红烧鱼、一盘怪味豆、一道辣椒炒香乾等，又温了一壶白酒，几个人边吃边聊起二个月的劳动经历。一则远离了营房，二则这时候小酒店里也只有他们几个顾客，席间大家无拘无束，不免长吁短叹，或发些跌宕起伏的议论。他们或小酌，或狂饮，一壶酒，几碟菜很快就碗底朝天。他们意犹未尽，又请当炉的大嫂温了一斤白干，追加了一盘东坡肉和一碟牛肉乾等，几个人狼吞虎咽，很快又一扫而光。

　　这时又陆陆续续来了其他连队的一族，虽然彼此都不相识，但同是天涯沦落人，也应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老话。他们也是来这个小酒店消遣和寻求解脱的。他们谈论劳动、连队生活，内中夹了很多小道消息，如某连队某一位学生，因不堪农场劳动的压力，只身离开农场，后在渡口被拦截回来；又说那些华侨学生的父母在海外风闻自己的子女在农场劳动，要前来看望，当局慌了手脚，通过各种渠道，想方设法规劝他们暂时不要来；又听说某某排座、连座、团座和女生连的学生在芦苇荡、队办公室发生绯闻；还传闻他们农场劳动至少要持续两三年；也谈到外边有些人由于公干或家庭有什么要紧事，离开农场所带来的一些消息。

　　虽然天寒地冻，外面空气仿佛要凝结了一样，但小酒店里却热气腾腾，各种议论非常活跃。很多同学在校互不相识，现在小店里一报家门，才发现大家原来都是同校、或同市、或同省，彼此之间的界线、地域观念、文化、利益、学校、专业差异似乎都不复存在了。相互间的距离也变得很贴近，大家开始相互寒暄，有的说：“你瘦了”，还有人说：“你长胖了”，气氛一时热烈起来。有的寒暄几句后，就学着鲁四老爷口气开始大骂其新党。相类似的际遇使他们意气相投，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大家不觉已经长聊了半天，晌午以后，各人都满载着一种暂时的满足和解脱，踏着积雪陆续回去。按照规定，他们早上出来，必须在太阳下山之前赶回连队，到时间清点人数，才开饭，否则就是违反纪律。

　　洞庭湖平原是我国著名的鱼米之乡，明代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之称。这里种植双季稻，农事安排非常紧，插秧只要有一日之差，收获量就明显不同。他们这些部落的成员，主要是种双季稻，一个连队大约要承担二百亩左右稻田的耕种任务。他作为部落里的一员，一样起早贪黑，跌跌撞撞，踏着泥泞路，插秧、运肥、开沟等农活都照样干。

　　夏天，烈日当空，水汽蒸腾，非常闷热。他们弓着身子，挥汗如雨，从事各种农活，常常遭到蚂蟥的袭击。一些生长在城里的学生，特别是华侨学生，每见这些饥饿时不足一寸长，吃饱时膨胀为拇指大的长虫，感到非常惶恐。水田里的蚂蟥很多，稍不留意，就会爬到小腿、大腿上，吃饱喝足以后，变得圆滚滚的，才会自动收下它们的吸盘，脱落在泥浆上。未满足它的肠胃时，哪怕是再用力，也很难把它撕下来。有经验的农民告诉他，抹一点唾液或水烟袋里的烟泥，它就会缩成一团，掉下来。这个方法很有效。但这些吸血鬼往往悄无声息地地顺着他们的大腿，爬到他们的屁股、腰背、脖子等肉嫩的地方，饱食一顿。等到感觉身上怪痒痒的时候，用手一摸，才会发现身上不知何时多了一条两寸长，像小黄瓜一样又黑又软的爬虫，让人不寒而栗，个别人还会吓得昏过去。

　　不过时间长了，经过几次“交锋”以后，他也摸清了这些小虫的脾气，不再感到害怕，反以一种戏谑、挑战的心态去接近它们。有时候还把这些小虫从秧苗上抓下来，拿在手上，好像橡皮一样把它们拉长，再松手。司徒在下田、收割时，常常下意识地拍拍腿，眼睛往周边扫视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些掠食者靠近。有时忘了，就甩一甩手，或从腿上揪出一条长长的蚂蟥，示威似的在其他人眼前晃晃，以示他的胜利；有时，他还故意让蚂蟥吃得饱饱的，然后啐一口唾沫，抹在蚂蟥身上，把它撕下来。蚂蟥的生命力极强，即使把它剁成碎块，每个碎块就会成为新的生长极，又长出新的个体来，只有把它放进火里烧成碳，它才会死。有一次，他拿着一条蚂蟥，把它拉得长长的，一边在同伴面前晃动，一边笑着说：“我们就要像蚂蟥一样有顽强的生命力，无论处在怎样恶劣的环境，都要争取生存空间，但不要学它当吸血鬼。”同伴会心地笑了。

　　可怕不仅是这些蚂蟥，还有那锋利的像剃刀一样的千年蚌殻。这些不知死于何年何月的老蚌，死后竖埋在淤泥中，稍不留神，脚上就被割出一条长长的血口。插秧、收割时都得分外小心防范这些锋利的“暗器”。因此，他们在田里作业时穿解放鞋，但抬脚的时候，鞋子往往被淤泥牢牢地吸住，拔不出来，很不方便。有些人就干脆不穿鞋子，结果受伤者也不少。所以下田时，连队的卫生员常常带上一些碘酒、红药水、纱布等止血的常用药品。放工时，每每见到缠着纱布的挂彩者。

　　而更可怕的倒不在于这些，而是血吸虫病，即蛊病，俗名鼓胀病，周秦汉代以来屡见于史籍记载。他们所在的西洞庭湖，特别是华容、沅江一带，正是洞庭湖血吸虫的分布区。历史上因为血吸虫病而逃荒致死的人，难以计数，而现在这里血吸虫病也没有絶迹。

　　虽然1958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称赞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的诗，内有“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之句，但这是为洪泽湖消灭血吸虫病而写的两首诗，而洞庭湖的血吸虫依旧很猖獗，很多地方还属疫区。附近那些染上血吸虫病的老百姓的最显着症状是腆着大大的肚子，面黄肌瘦，有时在过路人中也可看到这样的患者。他们在下田之前，总是心有余悸。好在当地政府和部队领导预先对这个疫区有一定瞭解，划定了活动范围，明令不准到疫区作业，给他们筑起一道无形的警戒线。但是这种疫病通过钉螺或患者的排泄物传播，故仍像幽灵一样在他们身边徘徊。

　　洞庭湖水虽然清澈美丽，娇楚可人，但他们却不敢轻易跳进她的怀抱。不过，有时天气太过暑溽，酷热难当，他们也宁可饮鸩止渴，冒着被感染的危险，不顾一切地跳入湖水，畅游一时，直到尽兴，方肯罢休。也许是天公作美，尽管他们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每天都与淤泥、湖水打交道，但他们连队，甚至整个团都没有听说有人染上血吸虫病。

　　洞庭湖土层深厚，耘田的时候，耕牛太重，无法下田，不得不以人充牲口来拉犁，有时为了赶上一个季节，就让人当牛来翻土。一般是五个人为一组，后面一人扶犁，前面四人分左右两边，顶着一根横木，相当于一头牛的马力，正好可以驱动一张犁。只是由于四个人步履难以整齐划一，他们十条腿的翻田效率和成果远不如一只四蹄的牲口。

　　他一边拉犁，一边在想人类的文明史。牛耕随着铁器和封建生产方式的建立就出现了，在我国大约是在西周时就有了牛耕，至少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而三千年以后，社会已经步入电气时代，这些已经掌握了电力科学的文化精英们反而倒退变成了像他们祖先曾经用过的劳动工具。也许是上苍的安排，让他们去对比人的体力与风力、机械力、电力、核动力、原子能之间究竟有多少倍的差异。这也许是历史在作弄人。听队上教育者说，让他们下田当牛，不是要看他们有多少体力，而是让他们体会做牛的艰辛，劳动果实来之不易。有一次收工的时候，有人问他：“你今天干什么了？” 心无城府的他未加思索，就很干脆地回答：“当牛！”

　　谁知这不经意的一句话，转眼就有人邀功请赏到指导员那里打小报告。当天晚上汇报思想时，排座非常严肃地说：“有人对今天做牛，拉犁，不满意，不服气，在背后发牢骚。”他一惊，立刻明白其话锋所指。但经过上次“浮士德”事件的历练，他已深知在遇到突发性事件时如何从容应对，连忙站起来承认这句话是他讲的，并以一种沉稳有力的口吻解释说：“我们当的是劳动人民的牛，就是鲁迅先生说的孺子牛”，接着引用了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说当牛是为了体验劳动的艰辛，培养对劳动人民的感情，舍此不足以脱胎换骨，他们当牛是亲自实践马列主义的教导，不要说出一身臭汗，擦破点皮，即使碰到蚌殻，还远不及景公断齿，当牛是一种再好不过的锻炼。这番精辟入理的分析、犀利严谨的解说是台上的人始料未及的。平日满嘴革命道理、滔滔不絶的教导者一时语塞，不由得面面相觑，却无可奈何。

　　排座不知景公为何人，以为又抓到了一个“浮士德”，铁青着脸问：“你说的什么景公，大概是男的吧？”他说：“当然，既称公，就不会是女的。其实现在社会上印刷了大量解释鲁迅的书，对孺子牛这一典故已有深刻的解释，哪怕像景公一样断齿，受点损伤，也是表示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深厚而已”。排座无言以对，这场小风波很快过去了。

　　那时，他们不但从事田间劳动，还从事运输、修筑堤坝等艰苦劳动。他在那些华侨学生面前称自己是“咕力”，这是英语coolie音译的粤方言，那时学俄语的人多，连上的领导也不懂英语，这个自称对自己不仅是一种解嘲，也是一种有效的保护。

　　他们经常到十多里外的粮仓搬运粮食。很多人不修边幅，在腰间胡乱地扎上一根草绳，有的穿着破旧衣服，有的上身赤裸着，下身着短裤或一边高一边低的“明”字裤，有的穿草鞋或解放鞋，有的打着赤脚，前面领头“哎唷哎唷”地喊着号子，后面的人也跟着有节奏地应和，声音雄浑有力，荡漾在小河的上空。这情形就像苏联画家列宾的名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所描画的一样，地上留下了他们深深的足迹。过路的老百姓看到他们有些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认为他们是劳改犯之类的。每逢这样的场合，他们故意把劳动的号子喊得更响、调子拉得更长，似乎要用这种方式显示他们的存在和抗争。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内心的愤懑及体内过剩的能量才得以痛快淋漓地宣泄。

　　到了目的地，他们得把粮食搬到船上，两百多斤重的米袋压在肩上，就像一座小山一样，使人透不过气来。这些平日里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这时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超乎寻常的力气，他们咬紧牙关，挺着脊梁，鼓足干劲，有时还间歇地伴以“劳动”的号子，艰难地一步一步向前迈进，头上豆大的汗珠不停地滚落下来，走上几十米，只感到腰都快要断了。有时他们还相互鼓劲，说今天他们挑的是一袋粮食，明天就要担负起国家兴亡的更重的担子，如果今天担不起这两百斤的袋子，明天何以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呢？又怎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呢？

　　他们劳动完毕，体力所剩无几，大家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有的仰望茫茫苍天，有的互相逗乐。这时他往往一个人默默地陷入了沉思，或静静地观察这个部落成员的举止、音容笑貌，也得其所哉。

　　大自然的伟力造就了洞庭湖千万顷良田沃土，这里到处都是烟水迷茫的处女地，好像在等待这些新时代的哥伦布们来开垦，围湖造田也是他们一项主要劳动。他们往往一排排地开进芦苇荡，先把芦苇砍断，再用铁锹把淤泥筑成一道井字形堤坝，把水抽干，一块良田便开垦出来了。

　　洞庭湖的夏日，天气非常闷热。这里是清一色的男性，方圆十几里根本看不见异性的踪影。四面都是齐人高的重重芦苇。这个部落像亚马逊河的热带雨林里的土著一样，使用简单的工具，开垦出一片片的田园。

　　为了工作方便，他们尽量少穿，有些人还效法黑非洲的丛林部落，把芦苇叶子贴在腰间，或在腰前系上一片芦苇花，“设计”出被称为“一天一件新衣”的半身“比基尼”，有的甚至干脆一丝不挂。这些“一天一件新衣”的“新贵”，微风一吹，实际上可一览无遗。因为带队的排座不在场，他们如羁鸟回山林，放松了许多，恣意笑闹。

　　　　四、农场外的世界

　　他们到农场算来已有大半年多了，这期间基本上没有机会与外界接触。周围很远都没有炊烟，只有离他们连队七八里路的地方有一个不知名的村子，那里有二三十户人家，由于各自的文化背景等不同，也不可能有什么往来。

　　倒是他们连队附近有一个叫千山红的国营农场，也以种植水稻为主，农场的驻地有四五十户农业工人。那里开了两丬食杂店，还有两家缝纫店、狗肉店之类的。当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也没有过多的买卖，偶尔有农场的个别农民带上一些野味、农副产品在路边摆卖。

　　每到礼拜天，他们这些学生就三五成群，到小店里来消磨时间。肉杂店成为他们经常留连的地方，里面一位又白又胖的女售货员很快就成为他们饭后的谈资。

　　他们把这位白白胖胖的姑娘称为“玉兔子”，经常拿一些同学、特别是华侨大学的同学来取笑。这种玩笑往往以“某某看上玉兔子了”之类的话开场，然后煞有介事地续上一段罗曼史：“那天，本来一起去的，后来大家都回来了，某某借故上厕所，支开别人，绕道又跑回玉兔子那里去了。”旁边的人跟着起哄，“证实”确有其事。被取笑的同学脸涨得通红，百口莫辩，大家笑得更开心了。

　　有时候，女生连来人到了连上，帮着抬凳子、倒水者有之，为其到食堂打饭菜者有之，搭赸者有之，借故靠近者也有之。特别是当投递员刚从邮局回到连上，很多人就会把他围个水泄不通，争着看是否有自己的心上人来信。如果听说某某的女朋友来信了，一些人就争先恐后的跑过来，把信抢过来，问长问短，好像要与收信人一起分享快乐。

　　按照规定，带队的连座、排座的家属可以来探亲。她们的到来为沉闷单调的连队生活掀起了短暂的涟漪。

　　他们平时在一起谈论运动、家国大事，也谈论农场外部对部落成员的婚姻指向。每当听到连上有人找到了对象这类的消息，他们就感到一种安慰，似乎场外年青女性并没有忘记这个的水居部落。

　　时间的流逝，逐渐冲淡了他们初到农场的迷茫和困惑。大概是半年以后，他们逐步习惯了这种军事划一化的生活，而连队里由于需要，一些人被抽调出来，重新分配工作。虽然没有轮到自己，但他相信这像东方的天幕上露出的一缕曙光，很快会照亮大地。他想到一切困难总会有一个尽头，原来由于浮士德事件受到批评而受到创伤的心灵经过自我修复又回复平静。连队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有规律，有时还变得稍微宽松一些。特别是连队的教导员经常说：“你们这班人都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受害者，其罪魁祸首是中国修正主义的总代表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大当权派、叛徒、内奸、卖国贼刘少奇；也正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才把你们从修正主义深渊里挽救出来，在这里认真学习、努力改造，前途是光明的。”这种反复的训导，使他想起历史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卧薪尝胆”和“苏武牧羊”等故事，心情也安定下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休息时，他们经常到附近的小镇上溜跶。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他们碰到了千山红农场一个宣传干部，是60年代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学生，其夫人是农场的小学老师，为瞭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纔到农场当了一名宣传干部。 他们大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于是每隔一两周，他同几位班上的同学相约到这位干部家中聚首，少不了要饱饱口福。洞庭湖是侯鸟天鹅的乐园，每到深秋，从西伯利亚、北大荒来的天鹅，都在洞庭湖停留，十几只乃至几十只一群，停在芦苇荡里，觅食鱼虾、小虫、谷粒等。那时还没有野生动物保护法，经常有当地的猎人或农民带上霰弹枪来这里捕杀它们。这些本来要到南方过冬的天鹅，想不到这美丽的洞庭湖暗藏杀机，成了它们的葬身之所。 

　　按当时的物价，每斤天鹅以五毛钱，凑上五六块钱，可以买到十多斤重的天鹅，美食一餐。买回后按广东菜的烹制方法，在沙锅里放上沙姜、茴香、八角、料酒等，闷上一个钟头，天鹅肉香气四溢，满满地盛了一大脸盆，和这位校友一家，美美地打上一顿牙祭。天鹅属上等补品，即使是在寒冬，吃了它以后，可以少穿一件衣服，少盖一床被子。天鹅一直是纯洁无暇的化身，以前他只在电影、小人书或其他文学作品中看到过天鹅作为一种良禽的倩影，想不到在农场里居然能够品尝到它的美味。

　　当然吸引他们经常到这位校友家里聚会的，除了可饱口福外，还另有原因。这位校友有个小姨妹，恰好在农场的小学里任教，她人长得很水灵，身材窈窕丰满，一条黝黑的长辫子随着她的步伐有节奏地摆动着，扑闪的大眼睛传递着一种动人的妩媚，特别是她那副甜美的歌喉，又不知使多少男子魂牵梦萦。

　　他们同来的几个人好像都不约而同地对这位美丽的姑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开玩笑说要为其中某君作介绍。某君默不作声，似乎表达了某种认可，内心对这位可爱的姑娘充满了好感。后来他们中有个热心人极力想撮合这桩美事，便向校友试探口风，不久得到了婉言谢絶的答复。

　　这次“碰壁”使他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文化背景、受教育程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乃至经济收入等，都是婚姻指向的一个基础。虽然这位女教师除了上天的赐予以外，后天的本钱并不丰赡，但她并不允许这几个外来户中的任何一个闯进她的世界，除了上述几点原因以外，与他们这些人处于当时被认为是臭老九的地位不无关系。元蒙贵族灭金后的八十年间，废除了开科取士制度，他们把南人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文人的地位一落千丈，列在娼妓之后。文革中知识分子更是被冠以“臭老九”之名，受到鄙视、排挤、打击，亦源于此。

　　尽管这位女教师的姐夫也是中大毕业生，但按照那个时候的婚姻政治导向，她还是不愿意步她姐姐的后尘。后来听说她与农场附近一个机械厂的青工结为连理，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恩格斯说过的“婚姻是一种政治行为”的脚注。虽然恩格斯这句话是针对欧洲的封建贵族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婚姻关系而言，但对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是一种折射。

　　司徒也收到一个同乡的妹妹的来信。当时她刚刚初中毕业，正是荳蔻年华，情窦初开，对异性充满了好奇。而当时司徒是一位大学生，尽管已经快要家徒四壁了，但在传统的观念中，大学生在社会上毕竟还有一定的地位，何况她的几位叔叔都是有文化教养的人，其中一位还是广州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她对司徒很有好感，于是他们开始交往，但时间很短，因为司徒一个多月后就离开了广州，而她也面临着作为知青被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命运。为了把户口留在广州，她家里人匆匆地为她找了一个婆家，男方差不多比她大十五岁。

　　事后，她给远在农场司徒来了信，说明事情不得已的苦衷。虽然她很不愿意接受家里人给她安排的毫无感情基础的婚姻，但是对于下乡的畏惧，又使她在把握自己命运紧要关头上，犹豫再三，最终不得不顺。其实爱情也好、婚姻也罢，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背景和人们所处的特定环境。这件事使司徒对自己个人的事情变得更加坦然，一种随遇而安的思想渐渐占了上风，他决定把个人的事暂时搁置起来。

　　五、离场前的回眸

　　话又回到洞庭湖，那里一年四季都是野鸭（水凫）的栖息地。这里的野鸭按照它们头顶的毛色可分为青头鸭、马头鸭、黑头鸭等。每当湖面上风平浪静，站在大堤上就可以看到眼前黑压压的一大片，成千上万的野鸭凫在水面上睡觉，在阳光的照耀下，蔚为壮观。野鸭自然比天鹅便宜得多，两角钱一斤，花上不到一块钱，就可以买上一只上好的青头野鸭，炖上一锅，只消闻一闻，就会口舌生津，不吃个畅快淋漓，决不罢休。家鸭也很便宜。苏北、安徽一带的农民长期以来一直有溯长江养鸭的习惯，就像漠北的牧民逐水草放牧牛羊一样，洞庭湖大堤上经常居住着这一带的农民。春天他们带着帐篷，赶着鸭子，离开家乡，向洞庭湖进发。夏收时，放鸭子出来吃谷子，端午过后，大约是农历六月，是鸭子下蛋、孵小鸭的季节。秋天，鸭子吃了秋收后的谷子，长得特别肥，这时鸭主人沿着洞庭湖的小镇贩卖。在冬天来临之前，他们又撑起小船回家过年。一直等到来年开春，才赶鸭回到洞庭湖来。他们因过这种流浪式的生活被认为是南方“吉普赛人”。这些学生有时没事就和游农们在大堤上聊天，或钻进他们的草棚里和他们谈老家的风土人情、谈沿着长江放牧鸭子的辛酸苦辣。时间长了，大家成了好朋友。这些游农住上半个月，就搬到其它地方，另外一个族群又搬来。这成了他们单调的农场生活之外的一种调剂和解脱方式。这样，他见到很多学校里、课本上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人和事，都深深地埋藏在他的记忆里。

　　农场集体娱乐是连队里每隔两个礼拜就组织他们到团部去观看当时“钦定”的八个革命样板戏。它们是《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龙江颂》，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和反映革命斗争的故事片，如文革后期摄制的《艳阳天》、《创业》、《闪闪的红星》、《海霞》、《春苗》等。每逢通知到团队看戏时，大家的情绪就会高涨起来。按照队上要求，大家统一穿上蓝色的军装，拿着小木板凳，排成整齐的队伍，齐声唱着《我是一个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靶归来》等革命的歌曲，跑上十几里路，仍然兴致勃勃。他们把看样板戏活动看作是一种难得的文化娱乐。

　　1969年夏，洞庭湖发生了多年不遇的大洪水，内涝外洪，不仅严重威胁农场的庄稼，也严重威胁到连队成员的生命安全。团队下令所有学生必须开赴西洞庭湖大堤，加高、加固、抢修提坝。七月骄阳似火，他们挑上一百多斤重的泥瓜，在三四十度的陡坡上来回奔跑，有时双脚陷在淤泥里。每当举步维艰，就口念着毛泽东的 “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语録，咬紧牙关，挺着脊梁，使出吃奶的劲往前移动步伐。司徒和其他人一样，脖颈都磨破了。前后拼命干了两三天，他们用木桩、泥瓜、麻包、沉船等加固湖边那道巍巍耸立的大堤，终于挡住了洪水，保住了禾苗。但是连里的稻子并没有得到丰收，原因是洞庭湖土壤太过于肥沃，导致禾苗疯长，很多稻穗不灌浆，结实少，谷粒瘪瘪的，产量很低，打场的时候，满地都是不饱满的谷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确实使他们有了亲身的体会。

　　这一年差不多同一时间，广州军区所属的汕头滨海的牛田洋农场，发生了后被称为“黑海潮”的海啸。高达1～2米左右的海浪伴随着台风，以雷霆万钧之力，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卷牛田洋，顷即之间把这片惨淡经营多年的农田沃土变为一片汪洋泽国。人畜、房屋成为鱼鳖。据事后获悉，这次台风风力在12级以上，可测风力15.2级，汕头地区死亡1500多人，倒塌民房1.41万间，堤围31.65公里，受浸作物87万亩。牛田洋有来自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大学毕业生，广州也有一大批学生也在这个农场劳动锻炼。事前有些连队已把学生撤离到安全地带，但也有一些连队坚守岗位，要与狂风恶浪一争高下。他们和农场的士兵一起，手拉着手，高呼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当巨浪把大堤撕开一个又一个缺口，他们筑成人墙，往水里跳，企图用口号、毅力和大自然的力量抗争。但很快，他们的队伍就被巨浪冲散，一些人抓住飘来的床板、木头、乃至一把稻草，捡回一条性命；也有不少人，特别是解放军被这无情的海啸吞噬得无影无踪。

　　后来据说在这次黑海潮中有数百名解放军官兵和学生罹难。海啸过后，牛田洋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大地上留下上尺厚的淤泥，所有劳动汗水浇灌出来的劳动果实大部分化为乌有。事后有一个不公开的杂志以《黑海潮》为题披露这次海啸过程和后果，并指责以人墙去扺挡海啸是多么的渺小、愚昧和可笑。只可惜那些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和热血的解放军官兵被南海的滔天巨浪埋葬了自己的青春和理想，这是时代的悲剧。

　　艰苦、单调的农场生活的时间一长，一些人的心态开始显得浮躁不安，且这种情绪日益增长。何时离开这片土地已经成为这个部落成员最关心的话题。特别是那些过惯海外生活的华侨学生以及一些来自名牌大学的学生，他们一些人恃才傲物，自命不凡。当他们对这场再教育并不理解或不愿意接受时，哪怕是一点点的火花，也会燃起燎原之势。尽管有严密的纪律约束和领导的各种说教，但他们毕竟是受过高等教育是有独立思考的一群，对他们进行再教育，显然是一种历史的错位，他们常在表面的服从之下，用各种巧妙的方式来嘲笑那些教育者。

　　有一次连上一位指导员读报讲解时事新闻，把南美洲的一个国家乌拉圭读成“乌拉蛙”，大家“哈”地一声嗤笑，这位说教者还未反应过来，反问：“难道不是吗？”大家笑得更起劲，附和着他的声调，“乌拉蛙”、“乌拉蛙”地叫，说教者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受教者都心照不宣，聊以解嘲。

　　进场半年后，不时传来其他连队个别学生逃离农场，中途被劝阻回来的事情。在司徒所在的连队也发生了这种事。有位南京某个高校的学生，与他同在一个排，平时沉默寡言，性格内向，每回劳动完了，不是静静地坐在床边发呆，就是在大堤上像神经质一样踱来踱去，有时又迈着很急促的步伐，往营房走，给人一种假痴不颠的印象。

　　终于有一天早上起床时，有人发现他的铺盖卷了起来，人去床空。连队闻知这个情况，马上派人赶上30多里路，最后在草尾渡口拦住了他，规劝他回来继续接受再教育。回来以后，连队对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使他安静下来，度过了这段难忘的岁月。后来他被分到广西一个林业管理部门，很久才当上工程师，以后再无音讯。

　　为了锻炼这些“白面书生”，连队实行了值夜制度。大约每隔一周，每个人要放哨两个小时左右，两个人一班，在营房周围巡视，学习解放军站岗放哨。夏天非常暑热，蚊子又多；冬天寒风刺骨，白雪皑皑，踏着没胫的积雪，披着厚厚的军大衣，拿着一根粗粗的木棍，在月色中来回巡视，警惕周围可能发生的敌情。在茫茫旷野中，夏夜除了昆虫的呢喃，野鸭偶尔发出的一两声鸣叫；冬天除了皎洁的月光、凄厉的风声，夜晚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但在一切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哪怕有一点风吹草动，都要上纲上线，他们站岗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

　　对这样的站岗放哨司徒并不害怕。小时候生活在农村，不但没有手电，连火柴也非常珍惜。晚上外出碰到毒蛇、癞蛤蟆是常事，有时经过坟场，也能壮着胆子走过。眼下在烟波浩淼的洞庭湖，看着皑皑雪景，反倒唤起他的豪情，有时还唱起《苏武牧羊》，或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样，不但时间很容易消磨，还可排解自己心中的烦闷，也是一种自勉，同时锻炼了自己的胆识。

　　他们既为部队生活的一员，在当时“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之下，也开展军事训练。除了一般的队列操练以外，还进行过好几次的实弹射击。他们伏在大堤上，以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为假想敌，学习使用半自动步枪，以对付敌人的飞弹、坦克、飞机、大炮等现代化武器。连队指导员经常说：“别小看小米加步枪，正是凭着它们才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埋葬了蒋家王朝，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那时正是中苏“珍宝岛之战”之时，据报导，我方也是用常规武器打败了装备精良的苏军。这一时传为佳话，也是连里的教导员对他们进行教育的活教材。他生平第一次有机会拿起真正的步枪，眯着一只眼睛，反复地练习，但到实地打靶的时候，他的三颗子弹全部飞到耙外，他也不当一回事，重在参与。

　　有一次实地投弹，他开始有些胆怯，把手榴弹从自己手里扔出去，在二三十米外的地方爆炸，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为了安全，女生连没有进行实弹射击，更没有投手榴弹，还听说个别连队一些人把手榴弹扔在了身边，造成人员伤亡事故。他把小指套在手榴弹导火线的圆圈里，像上体育课投弹一样，终于把一颗真正的手榴弹投出去了，二十米远处升起一片白烟，生平第一次体验了投弹的滋味，他闻到了火药的幽香，心里有说不出的豪迈之感。

　　他在农场经常听说部队的指导员为挽救投弹失败或射击出现的突发性事件，扑向即将爆炸的手榴弹，舍身保护士兵和学生的感人事迹。以前只在报纸或书本上看到这类事件，现在在农场上亲眼目睹了不少真人真事，解放军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一时高大起来。

　　特别是那些来自城市和农村的生产兵，除了履行当兵的义务，有些人抱着学点技术，提高文化或认识社会、增广见闻、扩大视野，有些人则是抱着锻炼和提高自己的能力的愿望入伍的。但实际上，很多人是生产兵，一进农场，除了学习普通的军事知识之外，主要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农场的耕作上，有的三年，甚至五年，有不少是超期服役的老兵。他们的报酬不过是比义务兵每月多几元钱，并未达到当兵的初衷，更多人是在劳动中度过了服役的时间。

　　他和这些同龄的战士进行对比，自己在高等学府中接受过教育，一直在知识的海洋中拼搏，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这样一想，他又感到某种欣慰，不再认为在农场是消磨青春、浪费时间，心情也轻松起来，压力也越来越小。加上以上那些充满野趣，甚至或多或少的浪漫情调，整个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平静地度过了在农场余下的岁月。

　　经过了两个冰雪严寒的冬天，不知熬过了多少个月圆月缺的不眠之夜，经过了多少个困惑的期待，1970年初春，洞庭湖的早春二月，白云、蓝天、花开似锦，群鸭争食，一派湖光倒影，从远方来了一位“使者”，带来了结束这种在农场接受再教育、重新分配工作的消息。他不由得想起杜甫的那首快诗《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他完全抛开平日的郁闷，凭着心情的翅膀随着这一喜讯高飞。

　　他收拾了进农场仅有的一个肥皂箱和手提袋衣物，迫不及待地等候着公布分配的结果。当时并没有按照专业对口分配，连队这些学生大部分分到各省区，由当地再进行分配。除了特殊需要和表现出类拔萃的人分配到具体单位以外，大部分人分配到县以下的基层工作。连队里中山大学的几个同学被分配到京广铁路沿线的县市，据说是方便他们回家探亲，在当时也是一种恩惠和照顾。司徒和另一位武汉大学毕业的同乡，被分配到时被誉为“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即湖南省湘潭地区。他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种安排，1970年四月初，他买舟离开了整整度过了一年半的洞庭湖，来到湘潭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