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生转捩点

　　1962年八月底，金风送爽，晶莹剔透的凉露在草叶上闪着亮光，又是稻花飘香的时节，乡下人都引颈翘望这个大有之年，全家人能美美地吃上一顿喷香的新米饭。司徒此时却是另一种心情。

　　原以为高考结束后，可以在家中静候佳音，过上一段轻松惬意日子。谁知等待的滋味是这般不好受，“细数雨滴，挨尽更漏”，使他在精神上受尽煎熬。他一天天地倒计时，算着放榜的时间。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考试的结果却杳无音信，他心情也愈加烦躁。每天老远地瞧着骑着旧自行车的乡里邮递员路过时，他多么希望送来他梦寐以求的録取通知书。但每回看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到处都在响的邮车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却没有在他家门口作片刻停留。他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地破灭了。但他固执地相信，总有一天，邮车一定会停在他家门前。

　　终于有一天，从城里传来了放榜的消息，他迫不及待地放下手中的锄头，飞也似地往城里跑，跑到学校已是气喘吁吁。布告栏前面沸沸扬扬，人头攒动。他使劲伸长脖子往上面的红榜望去，从头找到尾，又从尾找到头，都没有他的名字。他心里有点急了，又逐字逐行反复看了两遍，最后不得不接受一个让他难以置信的事实：自己榜上无名。他呆呆站在那里，头脑里一片空白。后来才得知，各个高校放榜并不是统一时间，他当时以为自己名落孙山，其实不过是虚惊一场，白白地受了一场痛苦折磨。

　　那天从学校回乡的路上，他步履沉重，心情坏到了极点，脑子里一幕幕地回放着考试的场景，一遍遍地回想着考卷上的每一道题，却怎么也想不明白到底是哪一科考砸了。他神情沮丧地回到家里，难以排遣的自责压得他透不过气来。当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目不交睫，东曦既驾，僵卧长愁，茶饭不思，杜门不出。

　　第二天傍晚，城里又传来一个消息，说他已经被人大（中国人民大学）録取，真是喜从天降！笼罩着他的愁云惨雾顿时消散，感到前途一片光明。他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顾不上吃饭，就拼命地往城里跑。此时落霞已染红了半边天，微风吹过，稻花香沁人心肺，田里蝈蝈不知疲倦地鸣唱着，一望无际的田野在暮色中向前延伸，仿佛在他面前展开了一条金光大道。他的心情也格外畅快，步伐越来越轻快，仓促之中，不小心碰倒了街边放着的一个箩筐，上面的铁钩正好钩住了他的裤脚，裤子变成了裙子，大腿上也划了一道长长的印子，渗出殷红的鲜血。他也顾不得许多，从裤上撕下一块布片，往伤口上一捆，三步并作两步，一溜烟跑到当晚要投宿的同学家里打了一个招呼，就急急忙忙往外跑。女主人看到他那个狼狈样，要他停下来，帮缝两针。他谢絶了，情急之中，向女主人要了两、三只衣夹，夹在裤子上，就心急火燎地往学校赶。

　　到了学校，从校长那里看到了録取通知书，上面写着他已经被中山大学经济地理专业録取了。这虽然不是他的第一志愿，但地理与历史、文学也有很密切联系，学地理，可以把自己的知识面延伸到自己感兴趣的其他学科，况且中山大学毕竟是一所由国父孙中山首创、蜚声海内外的高等学府。当他从校长手中接过通知书，仿佛抱着一个十代单传的婴儿，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是他多少年来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为此曾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这里面凝聚了亲人们、恩师们几多心血，寄托了祖祖辈辈多少期望！

　　回到家里，母亲已经卧病在床，听到这个消息，两手撑着腰，慢慢地坐起来，靠在床边，脸上露出微笑，缓缓地说：“考到广州也好，我也少了一桩心事，以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了。”按当地习惯，一个人到越远的地方读书，好像那个地方就越有学问，这个人也越有本事，在当地的口碑也越好。村里人普遍认为考上广州，不如考上武汉，考上武汉又不如考上北京，北京当然又比不上新疆的XXX齐（乌鲁木齐）、内蒙古的XXX特（呼和浩特）。这些地名实在太拗口，乡下人也记不清。

　　母亲也显然受到了这种观念的影响，但儿子毕竟没有让家里人失望，凭直觉隐隐约约地感到儿子要有出息了，他将要走上一条完全不同于父辈的人生路，再者广州离家近，放假还可以回家看看，因满心欢喜，身上的病痛不觉减轻了许多。

　　这消息不胫而走。乡里那位早在数年前就断定他一定会有所作为的老人路过他家门口时，对他母亲竖起大拇指说：“您这回瞧见了吧，我早就说过您这个儿子准能做大事，这不，考上大学了不是，让我说中了不是，这孩子有出息！您呀，以后就等着享清福吧！”

　　1962年，国家开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政治环境稍为宽松，经济恶化也稍有遏制，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但司徒家里的经济状况却没有多少改变。他考上大学，亦喜亦忧，虽然不用交学费，读书时还会有助学金，但离家远行，毕竟要筹措盘缠，也要添置一些生活用品，这对一个毫无积蓄、三餐都难乎为继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家里人脸上的喜悦又很快被一层愁云所笼罩。

　　幸好，他一个在外工作、一贯鼓励他读书的哥哥得知这一情况，及时汇来了20多元钱，并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鼓励信，总算解了燃眉之急。家里又卖了200斤稻谷和几只鸡鸭，给他买了生平第一双废旧汽车轮胎制成的凉鞋，在水里也可以穿，俗称“水陆鞋”，还有一个带拉链的深蓝色的手提袋和一件削价处理的列宁装。司徒把这些生活用品，连同一个家里祖传的大铜脸盆装在纸箱里，用一根麻绳一捆，扛在肩膀上，带着对未来的憧憬，踏上了去广州求学的路程。

　　二、魅力康乐园

　　这一年的9月3日，一场台风突袭广东，雷电交加、大雨倾盆，当时沿途的河流没有建桥，公路交通很不方便。汽车顶着狂风，在崎岖不平的路上，颠簸了一整天，才在当晚上十点扺达他以前渴望而不可及的广州。他早就从高年级的同学那里听说广州车水马龙、繁花似锦，那里的一切都那么神奇，那么完美，仿佛是一个童话般的世界，充满了梦幻和魅力。现在他已置身于这个曾经是华洋共处、毗邻港澳，深受西方文化浸染，带有西方文化情调的大都市。看着眼前夜游归来的红男緑女，街上闪烁的霓虹灯，川流不息的汽车和自行车，还有那混杂于人群中的高鼻深目、蓝眼睛、黄头发的西洋人。这对生长在穷乡僻壤，经常与牛粪和泥巴打交道、长期生活在饥饿和贫困中的青年人来说，感到非常新鲜，但一摸身上瘪瘪的口袋，寒酸的衣着，他又感到与这个现代化的大都市氛围反差多么强烈，多么的格格不入和不协调。

　　然而，他并没有感到自卑、低人一等。因为他虽然几乎不名一文，但精神却很富有，雄心壮志灌满了心胸，他是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周围一切不合理的东西而来的。他强烈的求学欲望，使得他把当时被视为时髦的一些东西看得很平淡，如自行车、手表、皮鞋等时尚的物品、跳交际舞等娱乐活动，对他没有多大诱惑力。

　　穿过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到中山大学时，已经临近午夜。校园里万籁俱寂，接待人员只有把他临时安顿在小礼堂（怀士堂）的地下室里度过了第一个难忘之夜。第二天，他安定下来，办完各种入学手续，真正成为一位名牌大学的学生。这一年由于政策较宽松，班上有一半左右被认为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同学也和他一起读书。他们都来自本省各地，主要是从找职业的角度来报考这一专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这些报考志愿不同、兴趣爱好各异，年龄有的相差五六岁的人，最后都集中在经济地理专业。中山大学地理系的这个专业，按照原苏联经济地理学专业模式创办于1956年，是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这一专业同样齐名的一个专业。或囿于偏见，或出于无知，地理学这个专业在社会上并不为很多人所理解。

　　从高年级同学里听说这个专业要经常出野外，甚至到山区、海岛等环境恶劣的地区去实习，与冰川冻土、林莽雪原打交道，毕业后往往分到大西北、大西南等地，从事区域开发、铁路、公路选线，大江大河的治理，水库、大型厂矿、新兴城市的选址等工作，既辛苦，又带有决策性、战略性和挑战性，当时班上不少同学的专业思想开始动摇了。

　　他因为出身贫困的乡下，生活本来就不容易，现在能够考上大学，好歹将来也有一种谋生手段，吃点苦，根本算不了什么，况且中山大学的校园和学术氛围都是全国第一流的。校园在初建于1905年的岭南大学的校址上，是美国著名的城市规划专家司徒敦，按西方大学校园的格局和情调进行选址和规划的。校园中轴线纵贯南北，两边宽广的林荫道直通珠江边，一栋栋造型别致、红墙緑瓦的小洋房掩映在浓荫中。中间怀士堂是孙中山当年演说之地，礼堂前面对着北方，孙中山的铜像矗立在校园的中央，隐喻他继续北伐、统一中国，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宏图大业，使人肃然起敬，充满了感人的精神力量。 

　　这个学校曾经是陈寅恪、郁达夫、顾颉刚、王力、王亚南、郭沫若等学问大师任教、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为国家、民族培养了大批学问家、政治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等，他们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每一栋小楼、每一间课室，甚至每一棵古树都铭记着这些学问大师、莘莘学子挑灯夜读、刻苦追求、辛勤耕耘的感人事迹。每一条小径都留下了书生们畅谈理想、纵论天下大事、钻研学问深深的足迹。而他所就读的地理系在1929年创办之始，即放在理学院，与数、理、化、天、生各科共处，地理学也就成为自然科学一部分。这是一个创举，因为当时全国的地理系都放在文学院，属文科，惟独中大这一反传统的举措，为以后地理学系按理科方向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地理系初创之时是按照德国地理学的模式建立和设置教学体系的。德国是近代地理学的摇篮，诞生过洪堡和李特尔这样的地理学泰斗，在世界上享有盛誉。中大地理系首任和继任系主任即为德国地理学教授W.克勒脱纳和W.卞沙，他们带来了德国地理学的优良传统和学风，并以此区别于当时按英美地理学模式创办的其他大学地理系。这也是一种创新。自此，中大地理系卓然独立于全国地理学坛，并与德国地理界建立和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影响至今。

　　德国地理学一个最大特点的注重野外考察，这种学风也传到了中大地理系。1930年地理系成立的第二年，即开赴云南大理作探险式的考察，登上海拔4122米的点苍山之颠，发现冰川地貌，命名为“大理冰期”，至今仍在使用。此后野外考察成为中大地理系一个优良传统，代代相传。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有过硬的野外工作本领，不少人成为我国地理学的栋梁，例如中科院院士黄秉维、周立三、周廷儒、郑度，以及林超、罗开富、徐俊鸣、曾昭璇等即为他们出色的代表。特别是从法国学成归来的吴尚时，长期担任地理系系主任，一生从事野外考察，论著累累，絶少参考文献，为我国地理界的楷模。这种学风与北方一些学校迥然不同，它们或囿于传统，或为地理环境所限（如冬季漫长不便野外工作），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多人是书斋式的学者，难以有所创新。因为地理学离开了野外工作是不容易取得成就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大地理系视野外考察为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这较之北方的一些学校，不能不说是一个创新，这也是中山大学地理系的一个优势所在。

　　地理学是一门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经济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它要求学生具有这两方面广博的知识和技能，以适应以后工作的需要。中山大学地理系成立不久开设的课程盛时多达43门，包括自然、人文、社会、技术等各个领域，其数量之多、门类之广，居全国同类学校之首。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面广、动手能力强，一专多能，许多人成为出色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如1943年毕业的曾昭璇教授，他不但是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而且是一位成就卓著的人类学家和方志学家，他成功的根源与在中大地理系所受的多方面的教育是分不开的。中大地理系创立之时，我国近代地理学正处在发展初期，它能走在全国同类学校之前，与其课程设置方面的创举是分不开的。这是以后地理系成为一个兼容南北、涵摄中外的地理学术中心之滥觞。

　　中山大学经济地理专业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这里聚集着这个专业的一批精英分子。建国后早年留学英国的曹廷藩教授，是我国经济地理的理论权威，在他周围聚集着一大批忠实的追随者。他出任中大地理系系主任多年，将英国地理学和这时全盘引入我国的苏联地理学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提出了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生产配置”的著名论断，并成为这一学科在南方的旗手，和以中国人民大学孙敬之教授为旗手的“生产力配置”学派开展学术争鸣长达十多年之久，最终取得胜利，使中大地理系成为经济地理学在南方一个重镇，吸引大批莘莘学子负笈前来。

　　工业经济和工业地理学家王正宪教授，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留学于英国剑桥大学，深谙英、俄、德、法等多种语言，以治学严谨而着称。其渊博的学识和翩翩的英国绅士风度，使司徒成为他狂热的追随者和忠实的信徒。以后他们结成了忘年之交，彼此书信、学术往来长达40多年。

　　外国经济地理专家杨克毅教授也是一位留英学生，经常讲述他骑着自行车，从英格兰到苏格兰进行山川风物、社会经济等带有挑战自然、挑战自我、充满神秘和野趣的考察。还有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归来的区域经济地理专家梁溥教授，他以擅长综合概括、洞察区域特色而着称，讲课时，侃侃而谈，其煽情的口才、流畅的板书，赢得了学生们的啧啧赞叹。此外，其他各个学科也不乏训练有素、造诣高深的教授和副教授。中大地理系人才济济、精诚团结、教学相长，称盛一时。这使急于求学的司徒如鱼得水，一开始就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尽情地遨游在广博无垠的学科知识和理论海洋中。

　　中山大学地理系深厚的历史积淀、优良的文化传统和浓厚的学习氛围，使司徒踌躇满志，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他所学的经济地理专业，毕业后将从事生产布局、城市建设、修筑运河、配置矿山、水利枢纽、开垦胶园、农场、林场等，成为描绘城市与区域发展蓝图的科学工作者。这对胸怀大志的司徒来说是个巨大的动力，所以也就不存在什么专业思想问题。另外，司徒因高考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一进校，未经过选举，就被任命为副班长，经常与任课老师沟通，负责学习上的一些事务。这一任命使得他的专业思想更加坚定，自己的一言一行对安定班上的专业思想也起到某种表率作用。

　　在他揭开了五彩缤纷的大学生活的第一页，并逐渐熟悉了学校的生活环境以后，围墙外繁华城市生活又撩起他那颗刚刚平静的心。他渴望去解剖、观察、瞭解城市生活，倾听城市跳动的脉搏，挑开笼罩在霓虹灯下大都市的各种神秘面纱。

　　在难以按耐的探索和好奇心的驱动下，他选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徒步十余里来到当时的港九火车站（今白云路），去看过去只在电影里见过的火车。从车站的栏杆外，他第一次亲眼看到了亮铮铮的平行笔直的铁轨、轰隆轰隆冒着白烟的火车头，火柴盒式的长长的车箱，巨大的气浪伴着车轮摩擦铁轨产生有节奏的响声，像一条巨龙。

　　这个在工业革命时代诞生已100多年，在南越大地奔驰了半个多世纪的庞然大物，对于一个乡下青年来说，就像山里人第一次看见浩瀚无涯的大海一样，他感到非常新奇、兴奋、震撼和满足，也大开了眼界。火车可以装载千百吨货物和无数的旅客，从北往南，日日夜夜，风驰电掣，时间和空间似乎被压缩了，他深深地为科技竟然有如此巨大、神秘、不可战胜的力量而感叹！想到自己所学的专业，以后也要从事铁路的选线和站场的配置，也会有一双充满魔力的手，把这样一条巨龙配置在祖国的大地上，他心中充满了自豪感，但这又需要多么高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啊！

　　他深知“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以后他每进城，都在北京路、文德路等广州传统文化街市盘桓，留连于新华书店、古籍书店、文房四宝店，乃至马路边、大树下、骑楼旁的书摊，甚至拆字算命的江湖术士的摊档边，贪婪地翻动和阅读各种内容和版本的书报，观察街上行人的不同脸谱，饶有兴趣地听算命先生讲述阴阳八卦、风水鬼神，乃至各种小道消息，往往一去就是整整一个礼拜日。直到暮色苍茫，路人行色匆匆，华灯初上，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这几条熟悉的马路。经常错过学校用膳的时间，他就在街上简单地吃一碗面条或稀饭，有时甚至饿着肚子回来，这样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礼拜天。

　　在紧张的学习之余，他除了砥砺了自己的性格、毅力、意志，也非常注意锻炼自己的体魄。他像所有从水乡出来的小孩一样，对水有着永恒的眷恋。闲暇时，他常常邀上三五个同窗好友，在落日的余辉中，来到学校北门外的珠江边，一边观赏江面如诗如画的江景，一边看蛋民摆渡、下网，脑海中不由得涌现出“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这样优美的诗句。也许是天生的亲水性，每当红日西沉、蛋艇收网之时，他常与低年级的一位同乡弄潮珠江，在晚风习习、碧波荡漾中尽情嬉戏，有时还游过500多米的江面，爬上当时还是满目荒凉的二沙岛的东侧。那里蕉林密布，一派基塘农业景观。而江面上百舸争流，运载着广州这座华南最大工商业城市所需各种物资，不时鸣起汽笛，一派繁忙。他们躺在江边树下的草地上，说今道古，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他们一会儿跳到水里，一会儿游到岸边，甚是惬意，直到星斗满天，他们才意犹未尽地泅回北校门。

　　夏天如此，冬天也乐此不倦，司徒的水性越来越好，对珠江母亲河的感情也日笃。20世纪最后一年，这时他已工作多年，河北大学出版社请他写《珠江传》，他欣然应允。他“以情有独钟的感情、多学科知识融会贯通的博雅、蘸满热情的大手笔”，抒写了对珠江母亲河的无比挚爱，这正是他求学时与珠江那段斩不断情结的自然流露，絶无半点矫情。前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张荣芳教授认为此书“热情撼山河，流笔写春秋”，实为中肯。

　　三、刻苦专业学习

　　经济地理学是一门自然科学、经济科学和技术科学相结合的边缘性学科，他要求学生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比较系统和深入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以及过硬的野外考察的本领。特别是后者，是中山大学地理系一个优良传统，世代不衰，在全国地理界享有盛誉。

　　这个专业很多学生都是文科出身，高等数学高度的抽象性、理论性和严密的逻辑性对他们大有谈虎色变之概。但这对原来文、理科基础相当扎实的司徒而言，无疑使他找到了一个施展拳脚、纵横驰骋的舞台。他深深地进入瞭高等数学的王国，像一头野牛一样，贪婪地啃吃着满地的青草，徜徉于流着蜜糖和奶油的神秘的小河里，自由自在地喝着清澈的河水。他不但与班上同学讨论数学习题，而且与任课老师保持经常性联系，从中获益良多。如讲微分概念，他从课外读物中得知，为求一个球体表面积，可用锉刀在它表面不断地摩擦，每次留下一个矩形，无数个这样矩形面积之和，即可理解为球体表面积。这样从极限到微分，就不难理解其科学含义。他对微分檏素理解得到了老师的肯定，幷介绍给同学们，原来对高数退避三舍的同学，逐渐建立起对这个学科的信心。

　　跟数学关系密切的气象学、运筹学和线性规划、统计学及地图学等基础学科，他学起来都得心应手，每次考试都能得到优等成绩，大有行军打仗连下数城之感。对于不少人认为是刻板、索然无味的学科，如地质学、地形学、水文学、土壤学和土壤地理学、植物学和植物地理学等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与造诣高深、训练有素的任课老师的精心指导下是分不开的。老师们灵活变通、循循善诱、深入浅出、富于启发性的教学方法，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学以致用，使他获益匪浅。

　　特别是他从很多科学家、伟大的文学巨匠传记中，瞭解到他们中不少人早年都是学地质出身，后来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如英国的达尔文、德国的洪堡、李希霍芬等，都是由于在地质方面的深厚基础，而取得了某方面划时代的成就。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读过路矿学堂，对地质学也颇有研究，还写过一部《中国地质学小史》。这些研究地球的构造和地表各种运动和生物进化规律的学科，给他打开了一个广袤的世界。不同时代地层所展示的从最简单、最原始的单细胞生命到十多亿年后最复杂的灵长类、再到人类，这漫长的历程及其剖面，好像把他带回到一个逆向的时光隧道，依稀看到了生命链条的无限和有限的统一。生命的运动变化，从寒武纪三叶虫进化为现代的鲎，从中生代称雄一时的恐龙的灭絶，从中生代的裸子植物银杏、桫椤到新生代种子植物的出现，从无花植物到有花植物的诞生，大地到处都是鸟语花香；从地殻几千公里深处、高达几千万度的岩浆到覆盖在地表上南北极、青藏高原三极的万年积雪的冰川冻土，以及撒哈拉沙漠、亚马逊流域的原始森林等，都在他面前展现了一个虚无缥缈，但又是真实的新世界。这些神奇、奥秘现象使他对所学课程的兴趣与日俱增。

　　地质、地形、土壤、植物等自然科学所揭示的真理和大自然的神奇与和谐，使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些学科，特别是培养起对大自然的深厚感情。读到书中大自然的有机界和无机界、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要素巧妙地组合在一起，大自然各个要素之间互相联系，共同构成无穷无尽的完美无缺的生命的链条，他非常企望能够到野外、到大自然中去体会、检验书本上的道理。每当暑假快要来临，班上进行一年一度的野外实习的时候，他就感到欢欣鼓舞，代表班级从系里借来各种野外生活、工作的工具和器材。

　　1962～1963年，读大学一二年级时，在老师的带领下，广州近郊的鸡笼山、白云山、摩天岭、花都的芙蓉嶂、韶关的天子岭、仁化的丹霞山、马坝的狮子岩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在这些地方，看露头、测剖面、敲矿石、找化石、定方位、寻红豆等。有时在地层里找到古植物的叶片、金色的硫铁矿、古海洋里小小的云南贝和长而尖的贵州笔石，常常禁不住欢呼雀跃起来。他从这些化石里似乎看到了一个消失了的世界。记得有一回，他在地上拾到一些晶莹剔透、娇艳欲滴的红豆，立刻被它的色泽和所代表的意涵所吸引，他小心翼翼地拂去上面的尘土，把它们夹在日记本中珍藏起来，希望有朝一日能赠给自己的知音。但可惜的是，多少年过去了，这些火一般红艳的红豆依然静静地躺在他的抽屉里。

　　司徒自小喜欢玩弄刀枪，野外实习时这一愿望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因为他们在野外考察时的装扮活像一群军人：头戴通帽，脚蹬登山黄皮靴，打着裹腿，腰间系一根很宽的皮带，上面别着像手枪一样的测斜仪和像子弹盒一样的罗盘，肩上斜跨着一个军用水壶，胸前挂着一个双筒望远镜，手里拿着铁锤和军用地图，站在山巅上，指指划划，仿佛正在研究作战方案，个个俨然是威风凛凛的将军。

　　入夜，他们搭起帐篷，铺上桐油油布，在山顶露营。有时还燃起熊熊的篝火，齐声高唱《勘探队员之歌》：“是那山谷的风，吹动着我们的红旗；是那暴风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一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高山。我们怀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无尽的宝藏……”激昂嘹亮的歌声在空旷的山谷里久久逥荡。这豪情万丈的歌词、跌宕的曲调，使他感到与自然、与祖国的秀丽山川更加贴近，仿佛听到了大地的脉搏在跳动，天、地、人三元一体相通。他为自己选择了这一专业深感庆幸。

　　作为大地的儿子和大自然的产物，他感到自豪和骄傲；而每当俯瞰茫茫大地，仰望苍天辽廓，他又感到个人的渺小和卑微。当天上的流星划过漆黑的夜空，他又深切地感悟到昭华易逝、生命短暂。他深知一个年轻人在精力旺盛的时候，最主要的任务是不断充实、提高自己，把自己培养为一个于国、于民有用的人，才不枉来人世走一遭。每念及此，他又重新拿起地图和铁锤，奔走在野外考察的荆棘丛中，继续寻找那些已经消失了的、但仍留有深深印迹的世界。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学校南门外数里一个名叫漱珠岗的火山口情有独钟。那里有草木郁郁葱葱、树影婆娑，建于清道光六年 (1826年)的道教圣地——纯阳观。这座古庙坐北向南，依山而建，错落有致，隐藏在茂密的树林中。原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的陈寅恪、冼玉清、刘节等国学大师、文人墨客常登临此地，与观里的道人有深交，多有酬唱的诗作传世，是广州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每逢周日，他常独自信步登上山岗，观察火山口上条纹状的流纹岩，想象着多少亿，多少劫年前这里曾是火山喷发的地方，炽热的岩浆流淌出来，覆盖了周围的大地，在地表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那荒古的原始大地，该是多么难以想象。

　　当他看到纯阳观大殿上有一联上书：“点石成金，虑及将来仍变石”，又使他感到了世道循环，人算不如天算。他忙里偷闲、苦中作乐，经常来到这个世外桃源。多少年后，他回到母校工作，仍不时来到这个已经为闹市所包围的当日的情结所在，将其视为繁忙工作之余调摄身心的一片緑洲。

　　 有时，他约上两三个同窗好友，在校园所在的海珠岛上进行环岛旅行。这个面积约90平方公里的岛屿被誉为广州的“南肺”。岛上出产著名的番石榴、杨桃、龙眼等水果，居民多以种植果树、蔬菜为生。虽近大城市，但民风淳檏，一派郊野风光。这里河汊纵横、果林莽莽，进入其中，有时竟会迷失方向，这时连地图派也不上用场，他不得不向村姑野老问路，才走出迷途。

　　这种野外实习和考察的锻炼，使得他野外工作的本领大有长进，只要一拿起地图，无论是从平地到山岗，还是从幽谷到山巅，他都能娴熟地找到自己所在的位置，指点出周围的地形地物、人文胜景，并侃侃道出其中道理。这为他毕业以后在地质队里，成为一名地质技术员打下了扎实的功底，练就了过硬的基本功。

　　经济地理学专业对社会经济科学也有很严格的要求，以致在前苏联就存在“经济学派”，把经济地理归入经济学范畴。不管这种学术争论孰是孰非，社会经济科学，正是他深感兴趣的人文科学的一部分。他对本专业开设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统计学，以及国民经济史等的学习都十分投入，尤其是对抽象的、玄之又玄的哲学原理，颇有死钻牛角尖的味道。

　　当他学到抽象和具体、个别和一般的关系时，正好《光明日报》上刊登了一篇关于汉代公孙龙的“白马不是马”的著名哲学命题。他饶有兴致地反复揣摩：为什么通过概念的偷梁换柱和逻辑上的诡辩，最后得出了‘白马不是马’这一命题的原因所在，从中领悟到共性与个性，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的哲学道理。

　　又如中国哲学史中“飞矢不动”，是典型的形而上学，割裂了絶对运动与相对静止两者的统一关系而得出的命题。对于这类哲学命题，他特别喜欢去分解它们的内涵和外延、各个哲学范畴、概念之间的逻辑推理等。这些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实在、浅显明白、不值一驳的命题，但要从哲学上论证它们的错误并不是很容易。他经常拿这些问题与班上的同学争论，同学都笑他钻牛角尖，故弄玄虚、好出风头。谁不知道白马是马、飞矢在动，何苦讲个滔滔不絶？每当议论袭来，他总是付之一笑，反讥别人不懂哲学原理。他还往往拿他所掌握的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去为难别人，由此得了一个“诡辩家”的绰号，他也满不在乎。学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当学到在实行金本位的国家里，货币就是黄金的符号，他将这一命题在同学中挑起争论，那些对这一问题没有钻深钻透的人，嗤笑他好像食金不化:“货币不就是一张纸吗，哪里能和金灿灿的黄金相提并论？”每逢听到这些浅薄、无知的议论，他就像抹去桌上的灰尘一样，轻轻付之一笑，叹息道：“道不同，不相为谋也！”

　　而时间一长，这种场合一多，他越加感到班上的这类学习、辩论的气氛不浓、缺乏同道人。他经常跑到专为哲学或政治经济学专业开设的课堂上去听课或听讲座，多有心得，培养了他严密的推理、攀登理论高地的好奇心和善于辞令和雄辩的才华。

　　话又说回来，中学时代，司徒志在文学，后来读了地理学，随着学习知识的深入和扩大，他的理想是成为一位地理学者。基于此，他以十倍的努力，极大的热情，投入专业学习。几乎每个星期天，每个寒暑假，他尽可能用于学习和考察。图书馆是他常履之地，地理系资料室管理员最熟悉他，每每是最早一个来最晚一个离开。从中大中区一舍到地理系大楼的小径上，经常可见他夹带着一大叠书的身影。地理学和历史学，一个从空间，一个从时间研究自然和社会现象发展、分布规律。“史地一家”由来已久，建国前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即设有史地系，培养一大批史地学家，一些人至今还活跃在地理、历史科学舞台上。司徒在专业学习中，也渐渐意识到历史学研究成果对地理学意义，尽可能阅读一些关于地域历史图书，如西域、中亚、非洲探险史、地理大发现时代及其后一些旅行家、探险家事迹等。在中大这个大课堂里，经常听历史学者讲座，参观博物馆，逐步养成从历史过程考虑地理问题思维方式。不过，真正把这两门学科相结合为自己终身研究方向，还是10多年以后读历史地理研究生的事情。

　　四、在三元里的日子里

　　1965年的夏天，司徒专业的基本课程已经修完，正要进入专题研究和毕业论文写作之时，经过试点阶段的四清运动，像疾风骤雨一样，狂扫全国。学校高年级的同学和部分教师被组成“四清”工作队，奔赴全省各地城乡、机关、学校等单位，开展大规模的“四清”运动。这场被誉为“防修反修”、保障无产阶级的江山永不变色的运动，把全国亿万人都卷了进来。他也不得不像所有参加运动的学生一样，中断了学业，投入运动的漩涡。他以一个普通的“四清”队队员身份，开进了广州附近著名的三元里一个名为棠冲的小村庄，负责一个生产队的“四清”运动。

　　三元里这个鸦片战争中抗英主要战场和近代革命一个策源地，早就以抗英的英雄业绩蜚声海内外。耸立在三元里村古庙前面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碑”，吸引着千千万万的志士仁人、青年学子在此瞻仰、凭吊，更有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生、少先队员在这里宣誓入党、入团和入队，它成了广州、甚至全中国最神圣的一个地方。参加“四清”运动的工作队员第一课是在纪念碑下接受抗英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纪念碑两侧抗英斗争的浮雕、碑文和肃穆的氛围，处处都在展现着历史的真实，也洋溢着动人心魄的精神力量。

　　他和其他队员一样，一种搞好“四清”运动、不辱使命的志气灌满了心胸。在运动中，“四清”团的团长披露了一些干部蜕化、变质、丧失立场、敌友不分、经济上贪污盗窃、多吃多占、生活堕落、道德败坏，从人民的公仆颠倒为人民的主人的种种劣行。在这种煽情的演说之下，贫下中农举起的愤怒的双手，发出一阵高过一阵、此起彼伏的喧嚣和口号。他似乎浑身充满了力量，并为能作为一个工作队员，汇入这样的潮流而感到鼓舞和自豪。运动一开始，他主动地按照上面的部署，挨家挨户地访贫问苦，甚至在大雨滂沱、呵气成雾的日子，踏进贫下中农的柴门，把每一户人家的三五代的出身、职业、经济收入、政治表现、社会关系、对运动的态度等摸得一清二楚。

　　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他经常卷起裤腿，和贫下中农一起插秧、运粪、施肥、收割等，深淂当地人的信任，交口称赞他不像一个大学生，而是他们贫下中农自己人。他的“三同”户是一个祖宗三代都穷到骨中空的老贫农。家里除了塑料凉鞋、雨布和拖车用的破轮胎带以外，几乎找不到现代化的家具和用品。过多生育损害了他妻子的健康，只能抱病参加一些轻微的体力劳动，几个儿女不得不在本应背着书包走向学校的年龄去从事田间劳动。

　　按照当时工作队的规定，为了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每个队员都不能食用鱼、肉、禽蛋等食品，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纪律处分，但是违反纪律的事例在工作队中时有所闻。他每天和他的“三同”户一样，吃得非常简单、粗糙、很不卫生。常见死苍蝇浮在稀饭上，有时看到麋聚在饭菜上的緑头苍蝇，他不由得一阵阵恶心。好在他小时候已经过惯了这种生活。况且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这是考验一个人对贫下中农是否有感情，是否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决裂，是否能够防修反修、粉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和平演变阴谋的一种考验和试金石，也是衡量一个人是革命、不革命或者是反革命的一个标志。

　　在这种背景下，他整个身心都投入了运动，白天顶着烈日，或冒着微微细雨，和贫下中农一起劳动，夜晚则挨家挨户地家访、调查和组织群众开会，在田头地里、在井边灶下，都留下了他那双水陆鞋的脚印。他不时在几十个人的群众集会上作各种动员演说，他那洪亮的声音、习惯的手势和煽情的言辞，有时也会使大会的老农熄灭口里的烟袋、妇女放下手中的针线活，甚至小孩也停止了啼哭。

　　随着运动的深入，一个个所谓的阶级敌人、所谓的贪污腐化分子和各种“有问题”的人都被揪出来，集中在一起写检讨、交代问题，“逼、供、讯”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大扺是1965年底，三元里公社的大部分干部，被集中在三元里小学举行“四清”工作会议，人人过关检查，紧张的气氛骤然升起。记得有一天午饭后，一个身影从教学大楼的四楼直坠下来，砰的一声，重重地撞在地上。原来是生产队的出纳，因被怀疑有贪污问题，一时想不通，坠搂自尽。幸好这个干部是双脚先着地，脚后跟碰在一块坚硬的、圆溜溜的石英岩上，骨头立时飞裂出去，人马上被送到医院，经抢救，虽捡回了一条命，但双腿却粉碎性骨折了，后来也几乎残废。

　　这件事对司徒的刺激很深。他开始认真思考这场运动的动机和意义，这个自杀者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权力，只是保管队上的粮食、农药和少得可怜的现金而已，根本不是什么贪污犯、盗窃国库之人，更谈不上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分子，只不过是旧社会过来一个稍通文墨的普通老百姓，但在这种“逼、供、讯”下，差点走上一条不归之路。

　　运动开始两个月以后，司徒被抽调到“四清” 工作大队专案组参加清理帐目、整理材料、外出调查等工作。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所谓“四不清”干部的问题，以及所谓一些趁国家经济困难、蠢蠢欲动、反攻倒算、颠覆共和国的“黑五类”分子（地富反右坏）的情况。

　　调查得到的资料显示，这些“四不清”干部絶大部分的文化水平都很低，都是当地一些老实巴巴的农民，很难谈得上政治上或思想上有什么独立见解，他们的言行都是按上级的布置和形势的要求作为准绳的。所谓经济上的“不清”，也无非是多吃多占了集体的一些粮油或其他公共财物。真正贪污盗窃的还是极其个别人，更多的人是由于管理水平低下、管理不善，造成帐目混乱，出现差错。所谓“五类分子”的反攻倒算，要么是由于他们有复杂的海外关系，与国外的亲戚保持一些社会往来，被认为是“里通外国”；要么就是由于他们平日与邻里有些摩擦，关系紧张；还有个别人由于彼此间过去的积怨，利用运动泄私愤，被认为是阶级报复。五类分子的子女，由于长期压制，他们在乡里的地位非常低微，失去了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读书、工作、参军等都把他们排挤在外。他们中也不乏一些聪睿、有能力的人，但由于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也是最受压抑的一个族群。

　　司徒有时候也到广州市一些机关、学校、商业贸易、厂矿等单位去瞭解一些干部的出身、历史、社会往来和经济上的所谓贪污受贿等案件。结果得到他们很多人的问题都是经过历次运动作了结论的。新产生的问题其实并不多，根本看不出所谓“黑云压城城欲摧”、阶级敌人、牛鬼蛇神要翻天那种严峻的形势。在这些调查的事实面前和从同事中反馈的所谓运动成果，他开始对这场运动的必要性产生越来越多的问号，当初参加运动的满腔热情，犹如已出炉的钢铁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冷却下来，既没有光，也没有热，最后变得冰冷。

　　他在运动狂热的口号中消磨了一段时日。当时他与“三同户”同住的户主是当地的老村长和一对年轻的农民夫妇，他独居一室。后来他想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在管理非常严格的条件下，在运动的有限的夹缝中，继续争取一个学习的空间，弥补由于参加工作队而造成的损失。

　　于是他利用工作队每个月放假两天回校休息的机会，把自己的课本和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业务书，悄悄地带到了队上。在运动的间隙或晚上户主休息以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虚掩上大门，在枕头旁放一些“四清”工作的文件或马列主义的著作，拿出课本或参考书，以及他喜欢读文艺小说、杂文等，点起昏闇的煤油灯或者打着手电，躺在门板铺成的床上，偷偷地阅读。

　　有时碰上检查工作的领导或来串门的同学，或来反映问题的村民，他趁户主开大门的机会，马上把油灯加亮，机警地把手中的书迅速地深藏在被窝里或墙边的柴火堆里，冬天甚至藏在大衣的口袋中，作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和来人交换运动的有关情况。等人走了以后，他又继续读书，有时直到深夜。

　　由于前期过分的纪律约束，队员中出现营养不良、思想波动等情况，学校一些在贫困山区搞运动的师生，被准予回校休息或作临时休整。三元里毕竟是广州市郊的菜篮子所在，虽然他的“三同户”较穷，但总体上还是过得去，况且他还有一个自己的小空间，也可利用运动空隙弥补缺课的损失。

　　三元里虽处在广州城郊，但民风淳檏。当地人以种菜为生。为赶在天亮之前把菜运到城里，常常在子夜时分，用人力板车，拉着一车沉重的蔬菜，走上差不多20多里路，纔到达城里的蔬菜市场。8点钟左右，又匆匆往回赶，吃过饭，即到田里劳动。每天路上往返大约需4个多钟头。

　　三元里的田地实行稻谷与蔬菜轮作制，无论是种菜还是种水稻，都采用集约经营，一块土地上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其他地区的农民有农忙、农闲，而这里郊区的农民则一年到头，起早贪黑，胼手胝足，没有农忙与农闲之分。盛夏，农民们打着赤膊，顶着烈日；严冬，则裹着棉大衣，冒着寒风，从事着繁重的田间劳作；深夜往广州城里送菜，年复一年，周而复始。他们黝黑的皮肤，又粗又壮的手，略弯的脊梁，在他的心目中树立起了一座座丰碑。另一方面，又痛感中国农业的落后，单单就农具一项，从春秋战国的耒耜、唐代发明犁壁，到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所记载的，跟他眼前所见没有多大差异。虽然有极少量的杀虫剂，但多少个世代，主要还是手工劳动，农业被认为是最辛苦、最贫贱，是人们最不愿意从事的行业，从事农业的人被认为是最没有出息的。

　　他联想到下乡这段时间里在农村的所见所闻，又联想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农业地理中讲到农业生产最本质的特征是自然物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结合。受自然和社会条件双重约束，农业劳动很辛苦。农民常常和贫困、愚昧、无知相联系，而城市则和富有、快乐相联系。农民之所以贫困是由农业生产本身的特点所决定，应该大力发展科技，把农民从沉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实现现代化。他开始从农业本质上去认识农业生产的苦和乐。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劳动比工业劳动更符合人的个性，更体现出人文关怀。党和政府提出“以粮为纲”、“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等方针政策，有其深刻的社会和科学意义。由于这些认识，后来他和当地的农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工作之余，司徒经常和住户的主人、当地的老乡长，一起聊天。老乡长在解放初当乡长，后因年事已高，不再任职。他经常回忆年轻时，生活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的情景。日本人烧杀抢掠，侮辱妇女，强逼中国人作苦工，甚至把中国人打死在村子水塘里。老乡长挨过日本人的皮鞭，他的所见所闻和他本人的经历就是一部浓缩了的血泪史。在运动中，经常请一些“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在大会上或小组会上控诉旧社会的罪恶，对比新社会翻身解放的好日子。老乡长的血和泪，国恨家仇的累累伤疤，自然成为工作队指定的爱国主义活教材。他在每次忆苦思甜的大小会上都声泪俱下，台下也有不少人在抽泣，继而响起“打倒帝修反”，“不忘阶级苦、永记血泪仇”一类口号。这样的场合不知有多少次，他也成了当地一个颇有名气的人物。

　　司徒从老乡长的经历、所见所闻，收集和整理不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初期发生在广州城郊的历史事件、平民百姓艰辛生活的资料，实际也间接增加自己的历练。这位老乡长不止一次回忆起他任职期间，受到原广东省省长、兼任广州市市长叶剑英的集体接见，叶剑英的亲民形象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他每提起这段历史，总是感到很自豪，并三番五次地把它作为一个很有份量的材料对青少年进行政治教育。

　　除了经常炫耀自己的老乡长、胼手胝足的老农民，还有整日在灶头边转的家庭主妇都成了司徒瞭解社会、瞭解民情风俗、积累乡土文化的源泉。工作队结束，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停课，他还骑着自行车，来到这个曾经留下他足迹的地方，看望和他一起度过300多个日日夜夜的一群。甚至在离开那里30年以后，他还到当年一位有较深交往的青年家里做客，而这位年轻人已成为祖父一辈的人了。

　　改革开放使这个地方成为暴富的地区之一。他们靠租赁土地和住房，发展乡镇企业而发达起来。差不多家家都很富有，他们的后裔大部分人都洗脚上田，放弃了农业，不少人游手好闲、坐享其成，成为食利阶层。那里外来人口超过当地人口，“黄、赌、毒”盛行，成为霓虹灯下、繁华城市里沉渣泛起的一角。每当和当年的农民谈起这些，他对这一切充满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忧患和关爱意识。他经常带着一种既怀旧又沉重的心情来往这个熟悉而如今又让他感到陌生的地方。

　　1966年的清明，分外寒冷。广州郊区出现了薄冰，一些不耐寒的作物如番薯、香蕉等大面积冻死，特别是番薯受灾最严重。工作队员基本上没有下田，他们围着火炉作这个运动的小结。这时传来了让学生停止参加“四清”，回学校闹革命的通知。原来一场更加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正从北京席卷而来，把全国上下都卷入它的深渊里。司徒也匆匆地收拾他简单的行囊，连同藏在柴火堆里的几本书，很快就回到学校，投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五、这是否文字狱

　　1966年6月以后，中山大学也和全国其他高校一样，成为广州地区运动的一个中心。全校停课，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老教授等都在一夜之间成为运动的对象，即所谓“牛鬼蛇神”。所有的文化典籍、专业课本、图书等，被当作“四旧”和“修正主义的毒草”，加以伐挞、焚烧和摈弃。个别意志薄弱者，以不同方式自杀。全校陷于一片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后来派来了所谓“工作队”，也未能扭转这种局面。凭着差不多一年的“四清”运动的经验，司徒预感到这大扺是“四清”运动的扩大和继续。

　　此次运动之火已经不再限于校外，而是烧进了校园。由于对上从国家和各级领导，下至普通教师的出身、立场、功过、是非和对运动的态度等的评判不同，班里分裂为所谓“革命派”和“保皇（守）派”两大派系。当然这两大派系又与全校、全市，乃至全省群众的派系分野是相一致的。要么即革命派，要么即保皇派，甚至是反革命派。把一场严肃的政治运动和对是非曲直的判断，作瞭如此简单的划分，当时似乎没有多少人对此有过怀疑。

　　司徒凭着自己对政治的理性思考和参加“四清”的点滴经验，认为这样划分太简单，他对于当时作为运动主流“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口号，不敢苟同。他看不惯那些对普通干部和一般教师采取一概否定，横加指责，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批判，甚至打倒的粗暴作法。他在表面上站到了所谓保守派的一方，但是每见不同派别群众进行激烈的辩论，甚至大动拳脚，混战作一团之时，他就远远地走开，好像隔着一条河，眺望那正熊熊燃烧的火焰，求得片刻的安宁。这即“隔岸观火”，乃三十六计之一也。但运动毕竟使他和所有其他学生一样，失去了平静的书桌，失去了书本，失去了教诲他的导师。运动使不同派别的人与人之间往日的平和、宽松、友善、关爱被冷峻、猜疑、敌视，乃至雠恨所代替。运动的潮流又逼迫每个人不得不表白自己，他也在这个潮流的裹挟之下，走上大街，附和地喊着口号、张贴大字报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运动很快从学校走向了社会。无论哪一派都在社会上有自己的同伙，班上很多人纷纷走向社会，学校内部的冲突和对立也由此转向澹薄。一些人对运动的热情很快被稀释，形成了所谓运动的“消遥派”，他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后来他自称为“第三种人”。

　　但是他周围的世界还在燃烧，各种大字报铺天盖地，充斥了整个校园。大字报中各种脸谱的人物、各种是非、各种陈年旧帐、家庭秘史、个人隐私、情书日记、祖传丸散、秘制丹膏、海外奇闻、政治笑话、江湖佚事，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其中也不乏精品，里面有像骆宾王《讨武后檄》那样气势磅礴、笔锋犀利、淋漓痛快的文字，也有情意缠绵、欲仙欲死的私人日记，恰如游客经过山阴道，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使人应接不暇。他每每以一种特别的兴趣和心态，徘徊在这些大字报前面，反复寓目，熟记于心，甚至摘钞在笔记本上，或者记在从大字报栏上临时撕下的破纸片上。就这样，他把大字报变成了一个新的课堂，一个良莠不齐的知识海洋。

　　他对其中一位老师贴在地理系大楼墙上一张题为《这是否文字狱》的大字报特别感兴趣。这张大字报的要害之处是说，仅凭一些人的言论而不分青红皂白地给他们扣上各种政治帽子，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的翻版。大字报引用了清朝康熙年间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金圣叹因写了“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两句诗而被腰斩之事。

　　夺朱是一种牡丹，这两句诗的言下之意是清朝夺得明朝的江山，不是正道。其锋芒所指即这场文革运动中的所谓“扫四旧”就是“文字狱”。这位老师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借古喻今，表达了对运动的质疑和不满。后来历史事实证明，其质疑和预见果然是一语中的。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作出了总结。所谓“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动乱，是国家龢民族一场空前大灾难，它在人们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创伤，它又使多少人泯灭了道德、良知。他们班上20多个人，由于对这场运动的歧见而分裂成的两派，俨然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直到运动的硝烟已经散去，校园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但他们班上还是没有走出派别的阴影。甚至在毕业分配出去以后，天各一方，时间的洪流把大地荡涤得干乾净净，但这种创伤却长存于他们的心灵深处。离校以后甚至30余年之久，有些人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一直不跟对立的一派有任何沟通和往来。他对这张大字报端详再三，为这位老师的胆识、勇气和高超的斗争技巧所折服。这位老师是系里的王正宪教授，其人正直无私、铁骨铮铮，但长期得不到重用，不平则鸣，才有如此锋芒毕露的质疑。

　　他对这种无休止的运动、殴斗，感到非常厌倦，如果说运动开始还有那么一点热情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运动的反复，复课变得遥遥无期，这点热情很快冷却下来，只在那些无边的、形形色色、内容斑驳陆离，甚至荒诞不经的大字报中，来浏览、猎取一些奇闻怪事，正所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罢了。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在北京第一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号召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很快在全国掀起了狂热的“大串连”运动。各种名义的所谓“红卫兵组织”以燎原之势，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特别是它的诞生地北京和北方的一些红卫兵，很快南下，把所谓“造反”的烈火引向全国各地，中大成为红卫兵运动在岭南一个摇篮。这年9月6日，他虽然没有戴红卫兵的袖章，但也作为革命群众的一员，北上京城。

　　　　六、初上京华

　　列车在京广铁路线上飞驰，车窗外不断闪现出宽广的田野、炊烟袅袅的村庄、青黛色的山峦和蜿蜒伸展的河流。

　　列车严重超员，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厕所里、通道上都塞满了北上串连的所谓“革命小将”。车厢里的空气混浊不堪，弥漫着呛人的汗臭。虽然如此，但一想起是到当时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所谓的“红都”，大家不由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像虔诚的教徒到圣地朝拜一样，忍受着难以想象的拥挤、喧腾和疲惫。

　　列车穿过了南岭山地、湘江平原、洞庭湖畔、华北平原，经过两天两夜的颠簸，他们像木材一样，终于被运到了燕山脚下的北京城。 他们被安排在北京医学院的一个学生宿舍里，度过了第一个夜晚。第二天，他被告知他将有机会和其他上京的同学一样，要到天安门广场接受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接见。

　　这一天凌晨2点，他们从住地列队徒步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差不多走了4个钟头，天亮纔到达目的地。第一次看到了过去只能在画面上见到的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宽阔的广场、两侧的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等、高大、凝聚着厚重的民族精神的建筑物。下午三时左右，广场上聚集了上百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等待接见的革命小将。在一片“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和“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欢呼声中，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的一些领导成员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司徒站在广场一个很靠后的位置，引颈眺望城楼上闪动的草緑色军装。凭着暄腾的欢呼声，他知道伟大领袖已经在接见“革命小将”，他随着周围的人群，挥动着手中的“红宝书”，跟着此起彼伏的“万岁”的欢呼声，不断地叫喊和摆动，也忘记了劳累，这样持续了大约40分钟。那些领袖人物发表讲话，并从城楼上消失以后，他才挤上了回去的公共汽车，回到住地时，已是晚上十一点，总算美美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接受首都革命运动的洗礼，也不是去领略古都的风物，而是跑到他当年梦寐以求、但又与之失之交臂的巍巍学府——北京大学。但是这时的北京大学，作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地，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这里的一切都在革命运动的烈火中熊熊燃烧。

　　北京大学到处都是大字报的海洋，操着各种口音，头戴六角帽，腰系宽皮带，臂上别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一群群地从南门走到北门，又从东门走到西门。司徒所崇拜的学术泰斗与国学大师们，一个个都被揪出来，或被绘成各种画像，或打上红叉，或关进牛棚，一律被打倒在地，到处是“千刀万剐”、“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标语。博雅塔、未名湖、图书馆，还有红墙緑瓦的教学大楼等，到处都被革命运动的烈火染得通红，这和他理想中的北大相去甚远。昔日的庄严学府面目全非，他既困惑又苦闷，一连串的疑问盘桓脑际：“这难道就是我理想中的北大？”

　　常言说：正面文章可反面看。面对眼前这个批判性大字报的海洋，它们上面批判的无数个学问大师的其人其事，透过薄薄的纸背，他依稀看到了这个学校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深不可测的知识海洋。虽然这个知识的海洋上面还被坚冰封锁，其实下面的海水还在奔流，一旦冰融以后，必将再泛滥起汹涌的波涛。

　　他徜徉于大字报前，感到历史好像倒退回中世纪的时代。他想起17世纪相信哥白尼的“日心说”的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当初宗教裁判所威胁要判处他死刑时，他坚定地说：“地球仍然在转动。”——这个真理后来成了全人类的财富。不就是因为这些大师有很高的知名度、很深的影响，都是某个学科里泰斗式的人物，所以才有那么多可以“批判”的地方。假如他们是知识的“无产者”，他们就不可能被罗列那么多罪名，遭到横加指责。他相信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北大不败”的信念又在他心中升起。

　　当天晚上，他被安排在北大一栋不知名的宿舍里，宿舍的主人不知到哪里串连去了，桌子和地板上布满了厚厚的黄尘，一股霉味充斥了整个房间。因为太疲倦了，他倒头便睡。到了午夜，一种小虫从四面八方向他爬来，怪痒痒的，他用手一摸，捏了一下，粘糊糊的，拉开灯光一看，原来是臭虫。这些暂时离开主人的寄生虫，也许饿得太久了，拼命地叮咬着这位南方的游子。他使劲地拍打，满手尽是斑斑的红点，但他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因为他从小就与这些小小的吸血鬼打交道。在乡下，它们还是治蛇伤的单方。他小时候不止一次见过乡下人被毒蛇或蜈蚣咬了，夹上几个臭虫，冲上半碗烧酒，吞下去就全没事了。这个火红的年代，到处都在流泪、流血，看着自己手中的血迹，他也不当一回事，又关灯，躺在床上。但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所盖的那张厚厚的棉被，被头上缝的那块粘满污垢的毛巾，散发着臭咸鱼的气味，加上房间不通风，他辗转难眠，直到天亮，才悻悻地离开了房间。这是北大留给他的第一个印象。

　　深秋的北京，天气格外晴朗，各种水果挂满了枝头。梨子、苹果、葡萄等，供应非常充裕。他离开了班上的同学，一个人跑到市中心，留连于北京的胡衕里，四合院的屋檐下，从大门口来观察里面的布局、摆设，观察市民的生活。特别留意公共汽车上那些从上车到下车不停地搬弄口舌的北京妇女，议论着关于运动的各种小道消息和鸡零狗碎的生活琐事，他第一次体验到北京人是善于侃大山的。

　　回到住地，他又到了颐和园。这座挪用海军经费为西太后祝寿而兴建的皇家园林，当时被指责为封建帝王腐朽生活的象征和一切罪恶的渊薮，但它金壁辉煌的园林建筑仍然在折射出它设计者的智慧、高超的艺术技巧和博大精深的文化积淀。虽然它名为皇家的私产，实际上是劳动人民的杰作和智慧的结晶，不应加以否定和遗弃。他无论站在万寿山上，或是昆明湖畔，心中都思绪万千，不断地自问：“难道像这样雄伟壮丽的园林也是‘四旧’？也要把它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吗？”这时他想起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痛斥俄国一些极端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挖掉沙皇时代修建的西伯利亚铁路，换上无产阶级自己修建的铁路一样荒唐。

　　昆明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个晴雨表和缩影，它折射出多少历史的风云和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不知有多少痴情男女在这里让它的緑波埋葬了自己的青春和美貌，更有一些志士仁人，或痛于时事，或壮志未酬而自沉湖底，192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就是在昆明湖中结束自己生命的。这场运动之初也有一些人步其后尘，选择一泓清水作为自己的归宿。著名戏剧家老舍也是其中的一个，不过，他自沉的不是昆明湖，而是北京市的太平湖。这倒并不重要，因为运动伤害和毁灭了太多人，昆明湖也好，太平湖也罢，只不过是他们自我解脱的一种选择罢了。陶潜写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司徒作为一个匆匆过客，面对这一泓碧水，再没有更多的留恋。第二天，他挤上了北上八达岭的列车，登上他梦寐已久的万里长城。

　　他从小就知道明万里长城从山海关到嘉峪关，蜿蜒在祖国的北方原野，巍巍耸立，气势磅礴，雄伟壮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如今来到长城脚下，一种历史的真实感龢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他一口气跑到了八达岭长城的最高点。深秋的北国，大雁南飞，朔风利索有劲，灰黄的地平线上翻滚着朵朵彤云，构成一幅无比瑰丽的画图。透过那遥远的彤云，还有无穷无尽的广阔的历史时空，他仿佛看到这里上演过多少悲壮的故事，从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明成祖等，一个一个帝王将相，好像从长城外的天边走来，很快又消失在茫茫的原野里。

　　这时他又想起前两天在北大看到的一张披露在家中服安眠药自尽的著名史学家翦伯赞赞颂昭君和亲的一首与万里长城联在一起的诗：“汉武雄图载史篇，长城万里尽烽烟。何如一曲琵琶好，鸣镝无声五十年。” 再联系起毛泽东红宝书上写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他感到翦伯赞有夸大个人的历史作用而贬低了创造历史的人民的力量的嫌疑。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昭君这样的美人，都随着历史一去不复返。而眼前的情景使他想得更多还是当前这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他情不自禁地吟起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其中的“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和“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诗句，受到很大的鼓舞，好像全身的热血都在沸腾，自我感到充满了力量。他在长城上徘徊良久，直到游人差不多散去，他才坐上最后一班列车，回到他下榻的地方。

　　故都风物最怡人。他本想在京城多住几天，观察这座城市的文脉、建筑风貌、民情风俗，为地理研究积累点素材。但情况并不如他所愿，按照当时的规定，外地来京的学生只能停留一周，而所谓“黑五类”子女还没有进北京城，刚下火车，就被赶回原地。他同车北上的班上几个同学，刚下火车就被赶回广州。被赶回的人心中充满了委屈、失望和愤怒，而把他们的出身底细告诉当地有关部门的正是班上的另一派人，这无疑加深了本来就已很深的鸿沟。这也是后来班上分裂成不同派别，长期甚至一辈子不往来的一个原因。尽管故都景色招人，使人留连忘返，也挡不住运动的冲击，他必须在满了一周以后，回到原地闹革命。在当时的高压政策下，他只能服从这种安排，但他没有按原路返回，而是沿津浦线，取道山东、安徽、上海，再回到广州。

　　七、在上海滩

　　途中他特地赶到有十里洋场之称的上海，他想看看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因为这里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一个发祥地，1927年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鲜血首先洒在黄埔江边。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地，自此中国革命就有了正确的领导，开辟了革命的新纪元。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军淞沪抗战，震撼全世界。以蔡廷锴为军长的十九路军将士絶大部分是两广子弟，上海对司徒来说，是一个特别值得凭吊和瞻仰的地方。上海又是中国近现代产业最集中的城市，中西文化交流最大一个中心，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有很大一部分篇章是以上海为舞台展开的。作为一个研究产业布局和对历史文化深感兴趣的学生，他非常渴望亲自去体察这座城市的魅力，去感受它所涌动那个时代的热流。在这场运动中，上海被认为是除北京以外的第二个中心，是后被称为“四人帮”（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张春桥）罪恶活动的渊薮和策划种种阴谋的大本营，也是不断创造运动的范例、样板和经验的地方。

　　尽管列车上的环境非常恶劣，但考察祖国山川形胜、风土人情的火一般的热情和瞭解地域差异的强烈愿望推动他在人头攒涌的车厢中争得一个裂隙，眺望车窗外闪过一幕又一幕的景色。他看到了拱卫北京的港市天津、有泉城之称山东首府济南、历代皇帝祭天的泰山、峰峦起伏的山东丘陵、悬挂在头顶上的黄河大堤、布满沉甸甸麦穗、一望无垠的黄淮平原，跨过中国南北分界的淮河，沿着大运河河畔，进入香飘阵阵、满眼澄黄的长江三角洲。沿途的景色变幻万千，令人应接不暇，使他忘记了自己置身于闷罐一样的列车上。

　　在拥挤得不堪忍受、几乎令人窒息的列车上熬过了一个昼夜以后，他终于踏上了上海的土地，住进上海机械学院。这是一所创立不久、又是以工业技术为主的院校。他对此没有特殊的兴趣，倒是附近的同济大学撩起了他的热情和参观的欲望。但当时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一切历史的陈迹仿佛一扫而光，眼前只有刺耳的喇叭声和红旗的海洋，这一切仿佛像无数把快刀，完全斩断了他的思绪，也斩断了历史的链条。

　　当他冷静下来和稍事休息以后，马上去参观同济大学。这所以建筑桥梁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府，60年代被视为新奇的薄殻建筑，深深地吸引了他的目光，还有校园里各种风格的亭台楼阁、小桥花坛、草地林木等人文景观和布局，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炽热的运动潮流也未能稀释这些不同风格的建筑所沉淀深厚的文化品位。

　　他跑到上海外滩，踱步于这曾经悬挂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的黄埔公园。映入他眼帘的虽然有川流不息的人群、牛皮癣一样贴在街道两旁的大字报，但他更感兴趣的是上海滩高大的西洋建筑，如海关大楼、国际饭店、锦江饭店、黄浦江大桥等，那哥特式的教堂的尖塔、巴洛克的曲线、罗马的柱范、土耳其式拱穹等，这些凝聚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建筑成果的形形色色的建筑物，令他惊叹、使他折服。但飘扬在它们上空斑驳陆离的各式各样的标语口号，显得极不协调。他深感它们所体现的人类的文明受到了亵渎，因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它们都是人类创造的共同财富。难道它们也是这次运动的对象？！一连串的问号又在他头脑里盘旋。

　　当时的黄浦江和它的支流苏州河还没有受到太大污染，江面上波光粼粼，船舶来往如梭。人们主要以自行车为出行的工具，上下班的时候，滚滚自行车流蔚为壮观。虽然革命运动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黄埔江边也不乏一些老年的垂钓者，给这座沸腾的城市抹上一丝宁静的色彩。上海滩耐人回味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虽然这是一个旧社会的地痞无赖、江湖骗子等三教九流麋集的地方。但回到人民手里以后，上海已旧貌换新颜，然而在当时，笼罩在这座城市上空到处是一片红色的海洋。

　　第二天，他又去参观他向往已久的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创建于1905年，原名复旦公学。“复旦”二字由创始人、中国近代知名教育家马相伯先生选定，出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意在如日月经天，自强不息，寄托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自主办学、教育强国的希望。建国后，复旦已发展为一所全国著名的高校。这所大学，在他心目中也是巍巍耸立的高等学府。记得读高中时，他曾经打算报考这所学校，因为三哥在上海一家机械厂工作时，经常给他来信，信中充满激情的鼓励之言曾经使他想把复旦作为高考第一志愿。1961年，他在自己的俄文课本上用俄文写下了几个字：“复旦，第二年我在哪里？我在复旦。”1962年到中山大学以后，他还是用这一课本作为复习材料，班上一个同学偶然见了这段文字，还拿他这段话来开心，意思是他为什么没有考上复旦，却来到了这里。

　　在他心目中，复旦大学也是大师云集、名流荟萃之地。鲁迅、郭沫若、邹韬奋、老舍、竺可桢、马寅初、苏步青、刘大杰、唐兰、谭其骧、王中、谭家桢等著名学者，都曾在这里任教或者演讲。特别是这些大师们所写的科学、文学、艺术等著作，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史》所展现的中国历史上文学的辉煌成就，对他以后以文学作为第一业余爱好，起了催化作用。当他有幸来到复旦的校园，就立刻感到了她的魅力。

　　复旦大学校园的规模不大，但布局紧凑，用地精巧，文化氛围浓重，也和北京大学一样，有不少硕学鸿儒的故居。特别是复旦以治学严谨闻名，毕业出来的学生在社会上口碑甚好，他高中时对这所大学充满了憧憬也并非偶然。他本来早就想找机会一睹那些学问大师的风采，但也像全国各地一样，他们一个个被打倒在地上。只在一次批判会上，从拥挤的人群中远远地看到舞台上一个个弓着的身影和挂在他们脖子上沉重的木板及鲜红的大叉号，他判断这大概就是他所崇拜的一些学问大师了。这难道就是革命？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只有当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时候，改变这种生产关系，才叫革命。他又想起列宁说过，只有千百万人生活不下去，革命才会爆发。建国后，虽然经过了不少挫折和困难，但生产力还在发展，机器还在轰鸣，火车还在奔驰，农村到处是袅袅的炊烟，图书馆里灯火通明，教室里书声琅琅，日子虽说不是很富裕，但人们的生活还是比旧社会有了很大的改善，还看不出哪些方面、哪些东西阻碍了生产力前进的步伐。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本来经过1957年反右以后，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成了惊弓之鸟，噤若寒蝉，敢说话的人已经不多，后来又听说可以利用小说、诗歌、戏剧、影视等文学艺术来反党，进行反革命活动，所以就要爆发一场革命，也就是眼前所看到的对科技、对人类文明毫不留情的摧毁和蹂躏。

　　但这些都是精神世界的东西，很多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当一个人还没有走上街头高呼反革命口号，或从事颠覆国家、危害政府和人民利益活动时，又怎能说他们是反革命呢？何况大字报所批判的都是一些言论，甚至是向党交心时的心里话，为什么反倒成了反革命的罪状。我国宪法里还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如果他们没有超出这个范畴，就应无罪。为什么这些人受到的待遇，比按照法律程序、应受惩罚的罪犯还要残酷呢？他越想越想不通。

　　后来再想，这也难怪，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惯例，加上还有一条莫须有的法宝。这样一想，他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感到茫然和麻木，觉得还是离开这种是非之地，早点去寻找自己理想的世外桃源。

　　他从复旦大学回到住所，又坐上了南下的火车。他本来有机会到以园林胜景着称的苏州、六朝古都石头城看看，欣赏杏花春雨的江南风景。但这些都留不住他南归的脚步，他决心回到康乐园，在运动的喧嚣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一片小小的緑洲。

　　八、硝烟中的緑洲

　　1967年1月，一场夺走资派的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所谓“一月风暴”从上海冲击到全国，也扺达广州。在中大成立了由革命干部、工人、青年学生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接管了学校的一切权力。这种以派系为核心的革命组织，由于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也同时引起未能参与其中的另一派群众的不满，于是运动转变为两派群众的争权夺利，幷且很快上升为武斗。流血事件接二连三，子弹的呼啸声也偶尔越过学校的上空，被流弹打死的平民和学生的事件也时有所闻。本来早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校园，又增添了几分火药、甚至血腥的气味。

　　他不动声色地从学校图书馆、系资料室借来了不少图书，找到了一间没有人注意、堆满了废旧桌子的课室，外边贴上一张“××革命战斗小组”的横额，约上两个莫逆之交的同乡，白天晚上都在里面看书、纵谈天下大事。他特别欣赏明代东林党人顾宪成的一副当时被批判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但因为这是文革初所谓“三家村”最早一个被批判的对象邓拓在《燕山夜话》引用过这副对联，被认为是反革命的号召书，全国正批得起劲，他们只能小声交谈对联的精妙之处。其实这对联并没有什么错，但在那个年代，哪怕是像“1、2、3、4……”这样的阿拉伯数字，只要出自有问题的人的口里，就可能变成一个反革命的材料，而遭到批判。

　　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利用不同渠道来源的材料，纵谈各种报刊社论、小道消息、批判文章、大小字报等，从中学习了许多马列主义的原理、政治斗争和社会生活的经验和知识，但更多的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阅读各种科学、文学、哲学和艺术的书籍。这不但弥补了由于停课而造成的损失，而且还补修了一些课程，得到一些额外的收获，如国民经济史、国民经济计划原理、中国经济地理、外国经济地理，以及一些地理大发现时代的非洲、南极、北极，中亚腹地、南北美洲等自然、人文风貌，在我国、西亚和中亚从事探险的沙俄及西方的探险家的事迹等。看书疲劳之余，他们用实验室里废弃的电炉煮上一点番薯、花生、萝卜等农产品，边聊边吃，也是一件怡然自得之事。

　　1967年6月3日中午1点钟左右，人们吃过午饭，正准备午睡，突然在他宿舍背后约几十米的地方传来了几声猛烈的爆炸声。原来是物理系实验大楼（十友堂）正发生两派学生攻占之争。守的一方，在大楼顶上推满了沙包，储备了粮食，灌满了水池；而攻的一方，则从四面合围，把棉被浇上汽油，实行火攻。烟柱高达二、三十米，爆炸声接连不断，全校很多人远远地看着，广州市民隔着珠江，也看到了中大在冒烟。守方终竟寡不敌众，有人举起白旗投降，成了对方的俘虏。生物系有一位学生坚决不投降，结果从楼上跳下来，摔断了腿，被对方当场乱棍打死，一时成为广州的头条新闻。中大的运动成了全市，乃至全省瞩目的焦点。“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司徒住的宿舍已经进入了实验大楼的火力射程之内，危险的阴影使得他不得不出走。这时广州市里与学校同派的造反队伍，以及一队又一队的工人，打着增援的旗号，对学校实行了包围，又有流言说要血洗校园。在这种情况下，第三天，他拿上简单的行李和几本书，投靠到校外的一个同乡家里。

　　大概躲了五六天，待到学校基本恢复平静，他才重新住进宿舍。好在那片小緑洲虽然还是很荒凉，但还无人动过。经过这场武斗，很多师生已经离校了，学校也安静了许多。原来被揪出来的所谓“牛鬼蛇神”、“走资派”、被关进牛棚的教授等，经常被押送在校园劳动，有的除草，有的打扫卫生，有的没有目的地搬着一个凳子，从大楼的一角搬到另一角，然后又搬回原处，周而复始。这其中有给他上过课的老师，有些是他认识的干部，还有一些很普通的人，但他们通通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起来，从事繁杂、毫无价值的劳动，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他在緑洲中辛勤地耕耘着，不但在专业上有所收成，外语也大有长进。他除了完成课程学习以外，还按照老师的指导，阅读了不少专业书籍和杂志等，如《莫斯科大学学报》、《列宁格勒大学学报》、《敖德萨大学学报》、《苏联科学院通报》、《苏联地理学会通讯》等，他把里面的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在同学中宣扬。但他仍然感到自己功底浅薄，暗暗下决心利用这块緑洲来加强俄语的训练。虽然这次运动动辄就把学习外语、收听外语广播、接受外来文化，或有华侨、港澳台关系等统统斥之为里通外国、间谍，甚至和叛国投敌扯在一起。他认为掌握外语可以扩大视野、增广见闻，是进行学术交流的鋭利工具，日后对自己的发展必然会有帮助，即使在恶劣环境中也没有放弃对外语的学习。

　　　　九、翻译俄文原着

　　自建国初以来，在全盘苏化的潮流下，全国的学校几乎清一色学习俄语。他在中学时代，就对这门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爱好，并刻苦学习，这也是当初他能够考上大学的一件“法宝”。经济地理专业的很多教学参考书、教材和报刊杂志都是从苏联传进来的，他开始大量地阅读经济地理专业的俄文书籍。广泛阅读外文专业书籍是中山大学地理系的一个优良传统。上世纪30年代德国人创办这个系时，购置了大量德文书籍，那时很多学生在学生时代就能翻译英、德、法等书籍。虽然时代不同了，但大量阅读外文图书、翻译外文的学风却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到司徒读书时也如此。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俄文，《俄文语法详解》、《俄中翻译》等书让他爱不释手；系阅览室里，他是俄文经济地理专业书籍的忠实读者，至今不少书后的借书卡片上仍留有他的名字。

　　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深谙多种外语感到非常钦佩，二年级时，他开始了俄译汉的训练。他在极其不利的环境中以惊人的毅力，把厚厚的一本《经济地理调查研究的方法》俄文原着译成了中文。在这本俄文原着上，密密麻麻的划满了线条、叉号、圆形等各种各样的符号，当时为弄清一个单词的含义，他不知翻阅了多少本字典。普通字典、专业字典、地名字典等成了他最亲密的伙伴。原来很光滑的纸张在他的无数次查阅中，变成了毛边纸，硬硬的精装封面也磨起了一条条的皱纹。随着这种练习的增加，他的翻译水平也不断提高，特别是加深了对苏联经济地理学的理解，掌握了经济地理学调查研究的方法，夯实了后来从事城市和区域规划方法论的基础。

　　1964年，他因为扁桃体切除手术而住进了中山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他随身带进去是从学校地理系资料室特别允许他借出校外的一本厚厚的《俄汉大词典》和这本《经济地理调查研究的方法》俄文原着。住院期间，他以病床为课桌，几乎把时间全部投入了这部书的翻译，以致查房的医生、护士前来制止，但最后被他的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所感动，也就听之任之了。出院以后，他在上课期间和参加四清运动时，还忙里偷闲，见缝插针，最终把这部书翻译出来了。

　　在緑洲中拓荒、耕耘的日子里，他决定着手翻译《英国经济地理》。这部书与苏联A.C.道布罗夫从英文译成俄文版本书名相同。他把书从资料室里借了出来，偷偷地利用各种机会进行翻译。虽然由于对英国的历史、地理、经济等瞭解浅薄，不一定能吃透书中的精髓，但出于迫切想瞭解作为资本主义近代产业革命的摇篮的英国的经济面貌的强烈愿望和出于加强俄文练习、提高专业水平，特别是在当时东西方地理学交流隔絶的情况下，也可以透过外文原着，获得对西方地理学的一鳞半爪。尽管在当时的背景下，面临着有可能被扣上各种帽子，承担各种预料不到的风险，但他一往无前，按照自己既定的目标，一步步地前进，大概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在持之以恒的努力下这块硬骨头也被他啃下了。

　　他把翻译好的书稿用印有革命标题的报纸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得严严实实，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希望有朝一日能把它整理出版。这部译稿尽管初时自以为很完美，达到了一定水平，但后来看起来译文还很稚嫩、粗糙，甚至还有错误，但作为一种练习是很好的尝试，上面凝聚了他的心血和诚实的汗水，还有他对未来的理想和憧憬，特别是当时很多人在无休止的争斗中，白白地浪费了年华，荒废了光阴，而他却有所收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也是值得纪念的。这也恰如一句诗所言“一颗明珠土里藏，不知何日放豪光？”此后，他的翻译工作一直没有中断过。这部书翻译完了，也是当时緑洲中耕耘的一个收获，但要得到更大的丰收，还要倾注更多的努力。

　　1967年盛夏，武斗的高潮越来越激烈，他的这片小小緑洲很快被湮没在校园的硝烟之中了。大概九月份左右，他和他的同乡校友回到乡下，把学习的园地转到了农村。当他们乘车路过江门时，碰到了所谓工人纠察队，上车逐个搜身和检查行李，看看是否藏有武器。一个满脸横肉的纠察队员，看到他的手提袋很沉重，以为是藏有什么手榴弹一类的军火，凶神恶煞地把他叫到一旁，命令他打开袋子，看到里面是俄华词典和俄文图书，还有一两本外国小说。这个人翻了一下，恶狠狠地说了一句：“什么时代了！还看这种鸡肠文字！去你的！”他赶忙收起袋子，拍拍上面的尘土，回头鄙视地看了看这位所谓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红极一时的产业工人，一言不发地登上了汽车。

　　回家后第二天，天才麻麻亮，他已绕着漠阳江畔大堤跑得大汗淋漓。村里人都投以好奇的目光，因为当地没有人有闲情逸致去晨运。晚饭后，他照例散步，或眺望着邻村的炊烟，或伫立在河边，看着静静的流水，想到人生不正像这流水一样。子曰“逝者如斯”，每念及此，他又加快脚步，返回家里，继续翻译他的俄文专著。

　　乡下，入夜蚊子很多，他在腿上盖上一件厚厚的衣服，有时只好在厅里踱来踱去，从厅门口到墙壁只有七步，从墙壁到门口也是七步，往往一直到十一点左右他才爬到光板床上。

　　每夜深，母亲就会起来给他披上一件衣服，或叮咛一句：“夜静风凉，小心感冒。”那时母亲身体还好，为了给司徒补充营养，常到河里捞鱼虾。家里养的几只鸡、鸽子和蜂蜜都专门留给他吃。虽然家里很贫寒，但他的精神还是很充实的。但每况愈下的家境，还有乡下所谓造反派要把他的家庭重新划为地主成份的威胁，使他感到愤慨和不满，催发他更顽强地砥砺自己，从意志、毅力、体格和知识各方面来完善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以摆脱和砸烂眼前羁绊自己的所有枷锁，使自己得到超越和升华，正所谓“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