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旧社会交替时的幼年

　　民国三十二年农历十月初一(1943年11月1日)，东方泛白，广东省阳江县漠阳江出海口金塱岛司塱村一户普通农家里，一声响亮的啼哭声打破了小村的静谧，一个瘦小的男孩呱呱坠地。

　　他成为司徒家第五个孩子，上面已有三位哥哥，一位姐姐。其母庞氏，名意娟，虽目不识丁，却一秉妇德，耕田织布，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含辛茹苦，以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勤劳、善良、贤惠影响着儿女的成长；家中虽仅有几亩薄田，但遇风调雨顺，收成倒可果腹，如遇大有之年，小有盈余，挑担谷米入市，换得银钱，可为儿女添一两件新衣。其父自小从商，在广东著名的渔港闸坡开了一丬咸鱼店，还拥有几条渔船，时世安定之时，倒也渔获颇丰，生意兴隆，多有积蓄，成为家庭的一个主要经济来源。一家七口，亦农亦商，生活颇为殷实。

　　按照风俗，孩子满月的那天，家里特地请了邻村一位小有名气的相士替他算命。相士问了孩子的生辰八字后，便径自走到摇篮边，凝神端详襁褓之中的婴儿，半晌后，踱步坐回桌前，闭目沉思，约过了一盅茶的功夫，才慢慢地清晰道来：“这孩子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两耳垂肩、气宇轩昂、相貌非凡，絶非等闲之辈，日后定成大器，光宗耀祖；虽将历经磨难，但其左腮上的寿泉痣将保其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务须悉心抚育，百般护呵，切切牢记。”相士说完这语惊四座的几句话后，一反惯例，将赏钱压在茶碗下面，便拱手告辞了。

　　斗转星移，转眼到了这个小男孩抓周的时候，出人意料的是，在木陀螺、小木片、小贝殻等一大堆稀奇古怪、五颜六色的小玩艺中，他独独对一支极不起眼的毛笔大感兴趣，握在手里，眉开眼笑。家人回想相士之言，暗喜这孩子的好学秉赋，说不定日后他真能学有所成，谋得一官半职，为家族添光，于是父母为其取了“阿学”这个意涵深刻的乳名，这位阿学后来成长为我国著名的史地学家司徒尚纪教授。他在中国南方这个平凡的小渔村里开始了他坎坷、苍茫的人生跋涉之旅。

　　司塱村地处阳江市江城镇南端四面环水的金塱岛，面积约1.5平方公里，成陆不久，位于在洲滩上，从明末由司徒氏支脉源流始祖宣翁的九世孙满英开基以来，至今约有400多年的历史。全村共有三百多户人家，男女老少一千余口，清一色复姓司徒。“司徒”本为官名，据《尚书·舜典》记载，三代曾为舜之大官，掌管文化教育之职，司徒族人因有舜帝为远祖而感到骄傲。据《周礼·地官司徒》记载，司徒职管天下土地舆图、钱粮赋税等，汉为三公之一（另两公为司马、司空），代理丞相职务，声名显赫，望重中原，后又有掌管教化、礼仪等职能，故现在村中的祠堂大门仍有联曰“职司教典，世服农官”。后朝代更替，时序迁流，这一先秦时居河套中原望族、华夏之胄，支脉分散，先后迁河北、巴蜀、吴越、岭南等地。

　　据族谱记载，其中落籍阳江的这一支，祖上是宋末元初经广东南雄珠玑巷首迁广州高第街，继迁广东开平、新会、再迁阳江。丁口繁衍，虽以务农为业，但也不乏文士之才。自度岭开基以来，司徒族出过进士、秀才等科举人物，司塱村在当地有“文化之乡”的美称。

　　小村位于漠阳江出海口，面对烟波万顷、变幻莫测的南海。这恰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评价海洋对人类文化的贡献所云：“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类从事商业和正当的利润。”

　　这里临海，且人多地少，生存空间受到很大限制。谋生不易，除了务农，不少居民以耕海为业。全村大小渔船数十艘，几十户渔民长年累月漂泊于风涛海浪之中，从事打渔、商贩、海上贸易等活动。其中也不乏远涉鲸波，漂流海外者，如安南（越南）、暹罗（泰国）、菲律宾，乃至东西二洋等地，进行商业贸易等活动，贩运槟榔、椰子、花梨、铁力木、坤甸、香楠等珍贵木材。部分居民则从事手工制作，尤以眼镜业为着，风靡省内外。其百年眼镜技艺，展示了其独特而厚重的历史文化，有“中国眼镜第一村”之称。他们一年到头走街串巷、高声叫卖。这种商贾文化并重的社会氛围，形成了当地开明、宽容的民风。

　　该村素来被人们认为是风水宝地，前塘后林、緑水萦逥、庐屋井然有序，遍植凤凰、南洋松、有加利、夹竹桃、米碎兰等树木，高低错落有致，是村中有识之士按照中国风水学说，结合当地条件，巧妙地布局形成的格局。凤凰花盛开之时，火红一片，远望如彤云覆盖，蔚为壮观。村前一棵高大、挺拔的桄榔树，被渔民作为导航的标志。

　　村子有着浓厚的文化氛围，农闲季节或晚间无事，村民常聚在祠堂、私塾，甚至畜栏楼上，“讲古仔（说书）”、拉二胡，说说唱唱。村南有一间土屋，为典型“干栏”建筑，上面常住着一群单身闲汉，下面喂着几头耕牛，刮风下雨或夜晚，楼上总有十来个人，或弄乐器、或唱民歌，有时也小赌，以此打发空余时光。屋子四壁写满了古诗词或民歌、劝世格言之类文字，也有些壁画，内容多取材于传统故事，如岳母刺字、刘关张桃园结义、三英战吕布、昭君出塞等。画技虽不高明，却很有乡土气息。初入土屋，牛粪味阵阵袭来，但久留一阵，嗅觉变得迟钝，也不觉其臭。这也是小阿学常来之地，他有时躺在楼上连通铺上，好奇地望着墙上字画，揣度其中的含义，后来稍有历史知识，渐渐能看个明白，从中学到不少文化知识，如一些民歌、《花笺记》、曲艺等。这间土屋一直被保留到1958年“大跃进”时为取砖作肥料而被拆除。阿学对此甚感惋惜，因为儿时很多启蒙知识就是从这开始，里面的花鸟鱼虫、人物景观为他展现了另一个五彩斑斓、奇妙多姿的世界，成为他回忆中一段永难磨灭的印迹。

　　村子距离县城只有5公里，徒步进城也只需1个钟头，故小贩、铁锁匠、土郎中、从事小维修、小五金、代写书信、讼词等谋生的人，每天早出晚归，往返于城乡两地，消息颇为灵通。从城里归来的人每晚在大树下、水塘边、或照壁前传递着各种村里人闻所未闻的消息，大到国家大事，如日本人占领了南洋，小到鸡零狗碎的花边新闻，如某某药店失火、张寡妇再嫁等。更有离奇的让人瞠目结舌的小道传闻，如雌鸡化雄、渡头遇鬼等，不一而足。也有邻村来的一些稍有文化的人，如剃头匠、卖油郎、算命佬等，在村头巷尾、瓜棚树下，每每一边工作，一边绘声绘色的讲述着中国古代的各种小说，如《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白蛇传》、《薛刚反唐》、《薛仁贵征东》等，常常引得三、五个闲汉驻足聆听。

　　小阿学也挤在人群中，聚精会神地听着，经常听得入迷，而忘记了回家吃饭。这时母亲便会在巷尾朝着巷口大声唤着他的乳名，每天都要唤两三次，小阿学才恋恋不舍地从说书人身边挪开步子，一步三回头地朝家里走去。回到家，飞快地扒几口饭，水也顾不得喝上一口，又飞似的朝说书人跑去。任凭母亲在背后大声呼喊。

　　小阿学听的那些故事良莠不齐，里面既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也有偷鸡摸狗，坑蒙拐骗地痞流氓；既有忘恩负义的势利小人，也有舍生取义的坦荡英雄。这些悲欢离合、人生百态，在阿学幼小的心灵里激起层层波澜，他开始对周遭纷纭的世界进行思考、探索，寻求生命的真谛。

　　天有不测风云，阿学大约两岁时，日寇为打通侵华的大陆交通线，两次进攻阳江，后一次是1945年7月14日，农历六月初六，当地称“六·六事变”。日军占领阳江县城后，即前来洗劫这个远郊农村，在村中士绅司徒俊波组织下，村里人以渔网围在四周，挂上酒瓶、布条、砖瓦之类，以迷惑敌人，凭着劣势武器，与日寇激战两昼夜，粉碎敌人劫村进攻，战果震撼一方，彪炳于阳江抗战史册。时小阿学在母亲怀里，随村民事前离开村子，躲到离家三十里外平岗那栋村，才免遭日寇毒手。这是他平生第一次逃难，终身难忘，回首往事他的脑海中时常泛起躲在那栋村背后一片疏朗林地的情景。日寇飞机经常肆虐闸坡海面，家中渔船被日机炸毁，自此家道式微，每况愈下。

　　小阿学的邻居是一位同房的族长，也是当地一位乡长。两家祖上同宗，关系甚为密切。故小阿学常去乡公所玩耍。乡公所设在村南面，一个三层的碉堡的最下层，上面两层住着更夫、乡勇之类的人，还置放了一些土枪土炮。那时已经临近解放，国民党政府加紧搜刮民脂民膏，抓壮丁、催公粮、催捐税等。县城的保安队伙同当地的赌徒、地痞、闲汉在乡公所大吃大喝、或打牌、或吸食鸦片、常常喝得酩酊大醉、粗言秽语、闹得满屋乌烟瘴气、一片狼借。

　　1949年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广东省城广州，旋即挥戈南下，不数日扺达阳江。在家乡附近的平岗爆发了阳江之战，聚歼了国民党陈济堂、刘安琪所带领的国民党军队的残部。其家乡也获得解放。战败的一些国民党的伤兵、散兵游勇常到村里乞讨。他们当中有的伤了腿，有的扭了胳膊，或是头上缠着绷带，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疲惫不堪。阿学的母亲见此，时会给他们一碗稀饭，或是一个番薯等。与此同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军纪可风的解放军的十几人的小股队伍也不时开过来，他们有时停下来在村里歇脚，便会三三两两地聚在大树下，谈论与国民党军队打仗的经过、战果等。

　　小阿学对持枪的人并不陌生，常常凑过去听得津津有味。有一次一位班长模样的人说：“我们把他们打得连枪管都发热了，他们只好投降了。”小阿学除了爱听他们讲打仗的故事外，对解放军腰间的手枪、背上步枪、机关枪、各种火器更是羡慕不已，有时会忍不住伸手去摸一摸擦得锃亮的枪筒子，热切地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一支像解放军那样的枪，成为一个抱打不平、为民除害、受人敬仰的英雄。

　　有一次，小阿学随学校组织进城看完电影后，在新华书店旁边的一家文具店里看见一把精巧的仿真铁皮手枪，立刻被它漂亮的外观、逼真的造型吸引了，趴在柜台前看了又看，幻想着这支手枪要是别在腰间该有多神气，会引来村中多少小孩羡慕的目光与啧啧的赞叹声。但这支手枪的价格对小阿学来说，无异是一个天文数字。小阿学在柜台前徘徊了许久，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商店。

　　他在家里找了一些废弃的木板，决心按照所见枪支的模样自制一把手枪。他用捡来的玻璃片、瓷片等代替刮刀将木板刨光，再用烧得通红的烧火棍在木板上打孔，制作了一支木驳殻，装上发信纸，再邀上五六个同村的小伙伴，在田野里、水塘边、大树下，扮演敌我双方，互相争斗，玩得兴高采烈、满头大汗。逢上有月光的晚上，一大帮小孩聚在一起，玩顶棍、打筹、打力铎（抽陀螺）、打狗、碌钱鸡、打水漂、猜鸡、包剪锤、滚铁圈等，经常一直玩到夜深，各家各户唤叫孩子回家睡觉之音此起彼伏，荡漾在宁静小村天空。在孩提时代这些天真无邪的游戏中，小阿学表现出的机灵与果敢，使他在小伙伴中间赢得了很高的威望，成了村里的一个孩子王。

　　解放初，盘据在海南岛和台湾岛的蒋机，经常窜到阳江上空骚扰轰炸，有一条货船被炸沉在小阿学家乡的河里。小阿学在田里玩耍的时候，常遇敌机在上空盘旋，有时甚至扫射、投弹，机关枪的子弹射到河里，嗤嗤作响。飞机过后，小阿学常潜到水里，去捞弹殻。一个脚趾母大的弹殻可卖几个铜钱，换来零食，也是生活的一乐。每见飞机俯冲或扫射时，小阿学就机灵地往堤坝上跑，或钻进涵洞、或就近潜到水里，待飞机的轰鸣声远去后跑出来，或浮出水面。

　　二、往牢狱送饭的小学生

　　小阿学出身虽非名门望族，但其家族在当地口碑甚好，为乡人信赖。其大哥尚维粗通文墨，热心公益事业，在当地颇有威望，解放不久，被推举为副村长，为乡民作了不少好事。但当时的政治环境异常复杂，各种不同政治力量相互争斗，1952年10月，土改工作队进村后，他大哥被视作“旧基层人员”，撤消职务，并被诬告贪污了几百斤稻谷，被拘禁在邻村一个由民房临时改成的土牢里，过了一年多的牢狱生活。

　　小阿学时年九岁，家里考虑到他年纪小，方便探监，于是由他早晚给大哥送饭，当地称“送水饭”。至此，不管刮风下雨、雷鸣电闪，每天打着赤脚，手提竹篮，把家里仅有的一点好饭菜，如自养母鸡下的蛋，河里捞的鱼虾，自腌的酸菜，解暑的冬瓜汤等，都往土牢里送。

　　守牢的狱卒往往以预防投毒为名，先试为快，把好吃的都先吃了。碰到这种情况，小阿学气得牙齿格格作响，恨不得把这些牢头、禁子撕成碎片，投到河里。但他们手里有刀有枪，戒备森严，小阿学无可奈何，只有把愤怒埋藏在心里，悻悻而去。

　　事情还不仅在于此。小阿学因为天天往土牢里跑，遭到村里一些人的白眼，以为他大哥犯了很严重的罪行，把这个送饭的小孩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他大哥完全是不同政治派别斗争的牺牲品，被关押了一年多以后，因查无贪污实据而被释放，但却由此在政治上受到歧视，一辈子郁郁不得志，贫困潦倒，终其一生。当时被关押在土牢里的还有不少同类性质的所谓犯人，他们经常在炎热的夏天和北风凛冽的冬天，排成长长的队伍，在禁子的驱赶下，从事“劳动改造”，如挖水沟、修堤坝、修道路、架电线等，斥责之声，不絶于耳。小阿学目睹这一幕又一幕的情景，但却又无法理解其中的缘由。

　　三、读书兼捡粪

　　1950年秋，快八岁的小阿学进了村里办的小学，父亲按当地习俗，给他取了一个正式的书名：尚纪。尚纪这个名字寄意于崇尚法纪、匡扶正义，希望他长大以后能够按照中国儒家的古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光宗耀祖，报效国家。这所同为祠堂的学校，非常简陋，只有三间两廊，两边为课室，中间大厅为祖先堂，供奉着历代祖先的牌位。下课之余，小阿学常在大厅上徘徊，端详这些尺把高的木牌和牌上还读不懂的文字，依稀感到它们就像一个个先人坐在上面，从远处走来，构成了一条长长的宗族祖先的人流，展示了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历史画面。

　　在学校任教的老师，多来自外乡，或住在城里，一般是星期六回去，星期天回来。他们整齐的衣冠，走在乡间石板路上哒哒的皮鞋响，令人倾慕不已。这些老师很负责任，经常家访，小阿学学习成绩优良，老师常在家访时，大加赞扬，家里人很高兴，小阿学心里也是美滋滋的，更加坚定了长大要作一番事业，出人头地的决心。

　　尤为难忘的是，学校的老师经常在月光下讲故事、教唱歌，小阿学很少缺席，常常搬块石头，坐在老师跟前。老师所讲的各种民间故事、志怪小说，娓娓动听，引人入胜。充满童趣的歌謡、欢快轻松的小调、如泣如诉的二胡、悠扬悦耳的笛声，余音袅袅，如饮浓醇、品香茗，小阿学为此如痴如醉，视为晚间乐事，上床后，仍萦逥脑际，至夜深才辗转睡去。印度作家泰戈尔曾说过：“不是槌的打击，而是水的载歌载舞，使鹅卵石臻于完美”。这些早期的文学和艺术的熏陶，犹如“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一般，陶冶了小阿学积极乐观、活泼开朗的性情。

　　小阿学迈进学校不久，土地改革开始了。家庭被划为小商成分，这是一个相当于中农的阶级，在当时属于团结的对象。

　　这期间，父亲也转业回到乡下务农，经济收入每况愈下，日子过得愈来愈艰难。家里原来虽说是粗茶淡饭，却也衣食无忧。但此后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一天能熬上一锅稀饭已属不易，还经常是以番薯、野菜、米糠、木瓜树芯、香蕉树头等果腹。

　　1953年夏，小阿学在当地小学读完了二年级，因村里的小学和邻村的小学为提高教学质量，决定交换学生，小阿学因而转到离家约一公里的大塱小学，在那里读了四年书。仿佛是老天故意作弄人，转学就读的就是前年曾经关押大哥的那条村子。

　　对于这条不知走过多少次的村子，小阿学再熟悉不过了，而这条村子里的人，对这个小男孩当然也不陌生。小阿学在这里读书，又多了一份本不应承受的心理压力，心中自有一种难言的辛酸苦辣之感。

　　但是求学的道路不总是坦途，对已是家道中落的小阿学来说，更是荆棘丛生，甚至还有隐伏着暗流和险滩。小阿学每天天刚朦朦亮，就空着肚子，总是第一个跑到学校去读书，到早上八点钟左右下课回到家里时，小阿学早已饥肠辘辘。夏天，蚊叮虫咬，酷热难耐；冬天，光着脚板，踏在霜冻的田间小路，冷彻心肺，冻得开裂的双脚上长满了冻疮，不小心踩在石子上，血就会冒出来，又痛又痒。但这些困难都没有使小阿学退缩，即使是在风雨交加、惊雷骇电的恶劣天气里，人们也可以看见一个打着赤脚、头戴尖顶斗笠，身披破蓑衣，手持一根小竹棍，用脚趾头紧紧地扣着地面，小心翼翼地在满是泥泞的小路上，一步一滑、艰难跋涉的瘦小而坚定的身影。

　　1953年，当地土改完成，家里也分得几亩水田。但家里的劳力不足，农活主要靠母亲，父亲因过去不是务农，对田里的活计不熟，小阿学也成了家里的半个劳动力。俗话说，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家里除了种水稻，还最早从外地引种了很消耗有机肥的“黑蔗”。

　　为了有个好收成，小阿学每天下了早、中、晚课后，一手拿着一支长长的几乎和他一样高的勺子，一手挎着一个很大的簸箕，沿着村里的大路小巷，屋前屋后的搜寻着猪粪、牛粪，经常是一趟又一趟，来来回回走得口干舌燥、身疲脚乏，才能捡得满满一篮子猪粪或牛粪，倒在自家田里。但拾粪也充满了竞争，每当猪一出门，拾粪的孩子们便会一拥而上，推推搡搡，争先恐后地伸出勺子去敲打猪屁股，催猪拉屎。每遇这种情形，较之一些年纪较大、身体壮实孩子，由于长期营养不良而体质羸弱的小阿学总难免处于下风，他就会绕到别处去，一路找下来，也总能捡满一簸箕，把粪倒到自家田地里。

　　四、种田与耕海

　　故乡泥土的芬芳和土地还家，翻身解放了的农民火一般的劳动热情，也鼓舞着小阿学走向宽广的田野。为补充家里劳力的不足，他经常帮助家里干农活，如车水、培土、除草、收割，样样农活都试着去干，在这块养育他土地上，滴下了他诚实的汗珠。特别是在茂密的蔗林里，夏天热得像蒸笼一样，小阿学弓着身子，使劲地用十指掰开畦里的淤泥，涂在蔗根上，一干就是数小时，常常汗流夹背。锋利的蔗叶动辄划破皮肤，火辣辣的，且奇痒难耐。盛暑插秧、割稻、耘田，面朝泥水背朝天，一天干下来，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这些连大人感到很辛苦的劳作，小阿学也咬着牙，一声不吭地照干不误。

　　每当稻花飘香和开镰收割时，看到挂在农民脸上丰收的喜悦，田里沉甸甸的稻穗，又粗又甜的蔗杆，金黄色的田野上不时闪现出来棕黑色的牛群，跟在人群后面觅食的鸡鸭和时飞时落的麻雀，闻到从各家各户的厨房里飘出来的新米饭的清香，这幅生机盎然的丰收图景，如此真切，置身其中的小阿学心里不禁充满了劳动后的喜悦。辛勤的汗水所换来的收获使他感到快乐与自豪。

　　小阿学家乡所在漠阳江海河交汇地段，饵料丰富，为水族乐园。每日潮汐上涨，鱼虾四处觅食，这时举网，渔获颇丰。乡里人的蛋白质多赖于此。那里的女人也与男人们一样，在劳作之余，下河捉鱼捞虾，漠阳江也成了小阿学家里的菜碗。

　　每当红日西沉，漠阳江河面上波光粼粼，村里的渔民就开始忙碌起来，有的撒网、有的垂钓。小阿学似乎天生与水有缘，很小的时候就跟父兄学会了游泳，水性甚好，尤擅潜水和各种花样翻新的水中游戏。他一入水，仿佛永远不会疲倦，往往别人早已累得游不动了，他却还是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

　　每见村里人撒网捕鱼，小阿学总是好奇地跟在大人后面，开始是饶有兴致地站在一旁看渔民们撒网、补渔网、修理渔船，后来就帮着大人收拾鱼钩，收捡鱼获，再往后，也学着大人的样，成了一个“小渔夫”。在苍茫的夜色中，微腥的海风轻抚着面颊，小阿学和渔夫们手挽着沉重的绳索，拉起鱼钩，用小木板卖力地敲打着船舷，水下被惊动的鱼群，如带鱼、小黄鱼、青鳞鱼、小鳗鱼、白饭鱼以及海底的南风螺，还有其它各种贝类，便会随网被拉上。受了惊吓的鱼儿在渔网里蹦蹦地跳着，闪着耀眼的银光。

　　带着小半舱的鱼获，收网归来时，已是月上中天，如水的月光一泻千里，蔚为壮观。这情景使人不由得想起宋太祖赵匡胤的诗句“未离海底千山黑，月到中天万国明。”渔民们点起熊熊篝火，在小船上、河岸边，品尝着捕捞来的鲜鱼虾，脸上挂着无限的喜悦。

　　漠阳江口有一个面积仅1平方公里被称为“独石”的小岛，岛上长满了水草、仙人掌，还有海浪冲上来的各种贝类。岛上无常住居民。那里高高矗立着一座始建于清干隆年间的石塔，数百年来任凭海浪咆哮、暴雨冲刷、台风肆虐，它岿然不动，默默地见证着流逝的岁月。站在塔下，眺望大海，使人想起清官海瑞的名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塔既是导航的标志，也是渔民拜祭海神、祈求出海平安的地方。小阿学经常随着村里的渔船，在渔汛时到小岛周边滩涂上进行“插薄”（围网）作业。休息时在岛上生火做饭，袅袅的炊烟，海面上闪烁的点点渔火，远处若隐若现的塔影，编织成了一幅浮动的、犹如海市蜃楼、无限瑰丽的图画，使人陶醉，流连忘返。

　　然而，海面上并非总是风和日丽、波平浪静。有一次，小阿学又跟随大人们一起扬帆下海，河口上骤然刮起了六七级大风，平日里温顺的波浪像是发了狂，怒吼着，排山倒海般压了下来，仿佛要将海面上的一切都撕裂、吞噬下去。小渔船随着汹涌的波涛上下颠簸，小阿学立刻感到头晕目眩，天旋地转，肚子里也如翻江倒海般闹腾起来，不多时，开始大呕大吐，似乎五脏六腑都要吐出来，最后，连胆汁都吐出来了。他全身瘫软，躺在船板上，熬过了将近一个钟头，暴风雨才停息，小阿学松了一口气，慢慢恢复了力气。

　　经历多次这种险象环生的风浪后，小阿学慢慢地熟悉了海洋的脾气，适应了海上颠簸、漂泊的生活，对海洋的感情也一天天地从原来的畏惧转向热爱、赞扬。他喜欢在月光下，躺在村边翻转待修的船底上，数着天上的星星，望着陨落夜空的流星，倍感人生又何尝不如此呢！

　　五、考试如过节

　　这些长期超负荷的劳作，丝毫也未影响小阿学的学业。他默默忍受着邻村小孩、甚至大人的白眼与歧视，经受着家庭生活的困苦，心里萌生了一种非常简单、檏素的愿望：一定要好好读书，考上初中，走上一个新的生活旅程。所以读书时，他往往采用“笨鸟先飞”的办法，别人花一分力气，他就花两分、三分，乃至十分的力气。他很注重预习，将预习时所遇到的疑问记在心里，带着疑点、难点，有目的地听课，在课堂上能轻松自如循着老师的思路，抓住老师讲授的重点，心中的疑问也往往迎刃而解；老师所上的新课，对他来说，等于是复习，有不少课文老师还未教，他已能流利地、琅琅上口地背诵文中的诗词、精彩段落；由于这样，他总能最先领悟文章中的精妙所在，对老师讲授的内容，也较其他同学理解深刻得多。

　　他因个子小，总是坐在前排。每当老师提问时，他总把小手举得高高的，甚至从座位上站起来，踮着脚尖，目光急切地望着老师，生怕老师点了别的同学回答。老师则喜欢把最难的问题留到最后，让他来回答。而小阿学也不会辜负老师的期望，总能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下，大声地说出正确的答案。

　　一般学生对于考试都有一种畏惧感，但考试对于他来说，就如同过节一样。后来他经常引用一位革命导师的话“革命是无产者最盛大的节日”，并仿造一句说“考试是读书人最盛大的节日”，作为激励自己努力学习的动力。他总是热切地盼望着考试，并把每次考试都当作检验自己学习的试金石，作为及时调整下一阶段学习目标，进一步完善学习方法的指路牌。无论是考数学、语文或是其他科目，他常常第一个交卷，并轻轻松松包揽了各个科目的最高分。

　　成绩名列前茅的小阿学，深得老师喜爱。在老师眼里，小阿学是个会读书，爱动脑，很会提问的学生。他提的问题从一些自然现象如刮风下雨、山川河流到历史人物、民间故事、童话、童謡等，稀奇古怪，有时连老师也不好回答。有时他利用难得的到城里看电影的机会，或者是帮农业生产合作社挑粪、积肥、收割等劳动，有意识接近老师，提出一些在他脑子里盘桓了许久的问题，顶着毒辣辣的日头，空着肚子，从县城到乡下，一路兴致勃勃地交谈，往往不知不觉已走到村口了。

　　一直生活在农村的小阿学，接触到的是当时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人民，他们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辛酸苦辣、音容笑貌；农村的各种红白喜事、婚丧嫁娶，岁时节庆等人事往来；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周而复始的各种农事活动，这一幕又一幕的景象，都点点滴滴，在其幼小的心田上积淀起来。这种来源于生活、日积月累的深厚的乡土文化，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的原始素材。

　　他以后每回忆起农村的生活经历，娓娓道来，能讲上两天两夜，很多就如同鲁迅先生在《故乡》中所描述的那样。所不同的是，小阿学的祖母，在他出生不久就过世了，他连祖母的模样都记不清。而他外婆家也是一个很贫困的家庭，因为在他的记忆里，母亲好像自从嫁到这个村里来，从未回过娘家，小阿学也因此少了一户可以走动的亲戚，社会往来也少了许多。这种对于培养孩子早期的社会交往能力来说是很重要的一种亲戚关系的缺失，对小阿学形成内敛的性格不无关系。长大以后，他对各种人情往来，兴趣索然，更不屑于在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中钻营。不愿意在各种场合中迎逢，更不会献媚，因而少了许多不必要的应酬，也减少了许多人事纠纷，能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卓然独立于周围的人事之外，把宝贵的时间用在锻炼自己的体魄，充实自己的头脑上，保持执着的追求。

　　当时，乡里有一位老人，看到小阿学每天都风雨无阻地到邻村去上学，曾赞赏地说：“这个小孩这么勤奋地读书，将来准能做大事，为我们村里人争光。”不幸的是，这位老人在30年前已溘然离世，没能亲眼看到以后所发生的足以告慰他在天之灵的一切。

　　六、从波峰到波谷

　　1956年秋，小阿学以优异的成绩，成为全班40多人中少数的几个幸运儿之一，考上了历史悠久、颇负盛名的阳江县立第一中学。记得这次入学考试前晚，是在城里一个叫“金鸡阁”的破庙度过的，他只带了一张草席铺在地上，权用砖头当枕，在蚊声中熬过一夜。自此，不再称其乳名，而以其姓“司徒”作为其称谓。

　　1956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代。经过土改、农业合作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执行，全国社会稳定，人民生活也有所改善，司徒家庭生活状况也有所好转。这时，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广大莘莘学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奋发学习。在司徒读书的校园里，到处贴满了“向科学进军”、“爱科学、爱劳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等标语口号；荡漾着《歌唱祖国》、《我骑着马儿过草原》等激动人心的歌曲；这所学校每年都向高一级学校输送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材。

　　校园围墙外，自古以来是以商业繁盛闻名的县城中心。白天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入夜，灯光璀璨，鼓乐喧天，宛如一座不夜城。这些对刚从乡下来，尘土未洗的司徒来说，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诱人、那样充满朝气和活力，在他面前展现了一个与乡下耕读生活截然不同的崭新天地。

　　但是生活的道路恰如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生活不是涅瓦河上大街的人行道，它有迂逥和曲折，甚至还有流泪和悲伤。”第一次离开家门，进入一个新的陌生的学习和生活环境的司徒，有很多事情要独立去解决，去适应。这对刚步入中学、年纪尚小的他，是个不小的考验。

　　那时候，他姐姐已经嫁到城里一户人家，离他就读的学校很近。司徒住在学校里，每天都到姐姐家里吃饭，生活上得到了姐姐无微不至的照顾，本来姐弟之间感情就甚好，现在更是亲密无间。然而，天却有不测风云，1957年元月，司徒才读完初一上学期，发生了一个刑事案件，年仅29岁的姐姐无辜被杀害。无比的震惊、巨大的悲痛和极度的愤慨，使他整个人处于近乎歇斯底里状态，精神差不多到了崩溃的边缘。

　　受浓重的土音影响，汉语拼音这一基础课一直使他感到头疼。当地人都带有古越语发音，与中原的正音有很大的距离。恰如清雍正时有人上书的那样：“惟闽广两省之人，乃系乡音，不可通晓……官民上下，语言不通……百弊丛生，而事理之贻误多矣。应命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饬所属各府州县有司及教官，遍为传示，多方训导，务使语言明白，使人通晓，不得仍前习为乡音。”但这个算是“推广”普通话的训示，实际收获甚微，多少年来，当地还是保持祖辈传下来的方言。

　　他自小生活在这个古越人的居地，乡音难改，拼音不好也在所难免。初中课程中又增加了抽象的代数和几何，刻板的物理、变幻莫测的化学等，这些与小学时以记忆为主的课程有很大不同，它们像一个个拦路虎，使司徒以记忆见长的优势很快消失，学习起来颇感困难，一时陷入困境。

　　上课的时候，他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争着坐最前排，也不敢主动提出问题，甚至害怕老师提问；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急切的盼望考试，甚至不敢看发下来的试卷；见到任课老师也躲躲闪闪的，而不是像从前那样主动接近老师，小学时代的鋭气，雄心壮志以及学习上的优越感所剩无几，学习成绩直线下滑，考试开始出现不及格现象。

　　弹指一年过去，初二时汉语拼音考试，班上只有少数几个同学不及格，司徒也是其中之一。不得不补考，但补考也未通过。直到毕业时，学校把汉语拼音连同文学、语言学等其他内容放在一起，进行综合评定，他这门课才勉强获得通过。这对过去学习上一向是佼佼者的司徒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充满了失落感。

　　不过，这也难怪。操广府方言的人学汉语拼音往往不尽人意，普通话说起来也很蹩脚，在现代一些影视作品中，广东人往往被塑造为说着很生硬普通话的角色，如常常把“公鸡”说成“工资”、“西瓜”说成“丝瓜”、“臭脚”说成“触角”、“政策”说成“警察”等。当年梁启超受光绪皇帝召见，就把“考”说成“好”，本来以他举人的身份，可作四品的京官，却因普通话说得太差，光绪皇帝听不懂，最后只给了他六品的京官，吃了大亏。

　　1957年秋，司徒读初二。新学年开始，前一个学期还好端端给他上课的语文、数学、历史等老师都连连中招，仿佛一夜之间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他们很快受到各种处理，有的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有的戴帽在学校留用，有的遣送回乡，造成家庭解体、夫妻不和、父子反目；有的自杀，有的经受不了折磨，过早地病离人世；平日里笑容可掬、谈锋甚健的老师，今判若两人，变得谨小慎微、满脸愁云、沉默寡言。

　　原来1957年春夏，主要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反右斗争席卷全国，许多人莫名其妙地当了右派。他以前小学的黄校长也罹致同样的命运，后被投入农场改造，过了两年，这位可敬的校长就饮恨离开了人世。

　　作为一个刚跨入中学门坎的、涉世未深的少年，他虽然还不懂得这场运动的背景，不懂得政治风云的诡谲多变，但从他周围老师所发生的陡然变迁，也开始隐隐约约感到了政治波涛深不可测。

　　1958年夏，一场更加波澜壮阔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所谓“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运动又铺天盖地而来。学校停课，师生都去参加全民大炼钢铁、兴修水利、下乡支农、勤工俭学和大鸣大放等运动，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了，老师无心上课，学生更无心读书。在这种情况下，司徒也跟其他同学一样身不由己地被卷进了一个又一个的运动漩涡。记得这年中秋节，全校师生都在附近东山岭上挖坑炼钢，把一层铁矿石一层木材叠起来，在底下放一把火，好久才把矿石烧熔，浇灌成块，算是钢材，大家欢呼着放了一个“钢铁卫星”。明月悬挂中天，地上烈火熊熊，他熬过了第一个不眠之夜。

　　1959年开始，天灾人祸所带来的全国性的经济危机，人民生活发生极大困难，灾荒、贫困、饥饿、疾病像毒蛇一样，袭击了很多人的家庭，司徒家也不例外。家里几乎无隔夜之粮，甚至断炊。家里人饿得发生了水肿，不得不变卖了一些值钱的东西。但这也无济于事，他在校三分钱一顿的菜金也难乎为继，每逢周六不得不从家里少得可怜口粮里挤出半小袋米和一些番薯，带上一些自腌的咸菜、鱼露（鱼汁），以及河里捞的小鱼虾，用一条圆木棍，挑上两个布袋，迈着沉重的步伐，渡过漠阳江，走向学校。有时为了省下一两分钱的渡船费，不惜冒着被溺的危险，趁着潮退时泅水而过。就这样，司徒熬过了两年多的最为困难的初中生活。

　　与每况愈下的其他各科相比，司徒在文学、历史、地理等科目还保持着一贯的优势，成绩仍属上等。他开始认真反思，尤其是数理学科成绩的下滑，使他感到以后在这些方面恐怕不会有多大作为，但却萌发了对文学和史地的爱好和成为一个作家的憧憬。这个愿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日益强烈，他对文学的兴趣也与日俱增。无论是课堂上还是在课外阅读中，他常被文学作品中精彩的段落、引人入胜的情节、优美的辞句和栩栩如生的人物的形象所吸引，有时甚至高声朗诵起其中精彩章节。

　　他的课余时间全部泡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作品，包括中国古代的四大名著、《封神演义》、《儒林外史》、《西厢记》、《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还有一些反映大跃进的小说以及各种反映时代风貌的文学期刊，如上海的《萌芽》、广东的《作品》、北京的《人民文学》等；经常听省里来的作家举行的各种文学讲座、文艺批评和创作座谈会等。司徒对他们充满了景仰和崇拜之情。这个愿望促使他燃烧起火一般创作的热情，开始拿起笔杆，用尚显稚嫩的文字，写成三五千字的短篇小说、小小说乃至一些数百字的散文、几十字的诗歌等，陆续投稿，计约有二十多篇。幸好那阵子邮寄稿件不用贴邮票，只要剪掉信封上一个角即可，这对这位不名一文的中学生，是一个极大的便利。

　　投出去的稿件，大部分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偶尔收到一两封编辑部的关于修改稿件的回信。它们宛如划过漆黑的夜空中的流星，茫茫大海上闪烁的航标灯，使他在苦闷中看到了一线希望。他文科课程的成绩由此变得越来越好，在求学道路上找到了一个新的立足点，拾回了失去的信心，坚定了走文学创作之路，也养成了写作的习惯。后来他不知从哪里看到一句言志警句，就在自己的笔筒上记下了“手握寸杆自生趣，乱挥毫”的座右铭，激励自己在这条道路上前进。但作为一个中学生，必须德智体全面发展，不可能偏科，也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某种生活道路。1959年他初中毕业，虽然个别科目成绩不甚理想，但他还是考上了一所重点中学——广东两阳中学。

　　七、难忘的髻山岁月

　　1959年秋，他来到了有着悠久历史的广东两阳中学，开始瞭高中的求学阶段。这所学校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原是设在广州的广府中学堂，后因大火被毁，1933年迁到阳江重建，在城郊的髻山脚下，建起一幢又一幢古香古色的校舍，掩映在緑荫丛中，是个读书的优雅去处。校园里挺拔的梧桐树、钟楼式的图书馆、钢筋水泥的宿舍、宽广的林荫道、校园背后高耸的髻山、苍茫的林海和一望无际的田野，刚迈进这所神圣的中学殿堂，即深深感受到这个新环境的魅力。特别是听说这里培养出了许多文学家、历史学家、画家、诗人、工程师等，作为一种厚重的文化积淀和校园精神，使人自豪，同时也受到鼓舞和鞭策。他深庆自己进入了一所好学校，立志要奋发图强，作一个有抱负、有作为的人，最现实的目标是考上大学。古人云：“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他经常以此勉励自己。这句话成了当年生活艰难竭蹶中最大的精神支柱。

　　 印象最深、也是对他刺激最大的一件事，是学校常把当年考取大学的校友来信贴在墙报上。每路过，这些校名赫然入目，其中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等，来信字里行间展现了五彩缤纷的大学生活，洋溢着感人的精神力量。它们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很多同学，特别是毕业班的学生驻足于此，投以羡慕的目光，久久不愿离去。每当他在墙报前面徘徊，总是反复阅读上面的文字，久蛰的、失落的，深感屈辱的心好像顷刻间被激活了。他开始认真思考和总结初中阶段跌倒谷底的失败教训，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决心以新学校作为一个新的起点，扬起理想的风帆，实现过去曾经梦想过成为一个作家或其他科学文化工作者的夙愿，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向母校汇报自己的大学生活。

　　六十年代初，虽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但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师生们精诚团结，教学相长，关系十分融洽。学校呈现一派生机，学生获得了一个读书发展的大好机会。然而，学校的生活还是很清苦的，老师的伙食，通常是一条小鱼加一勺青菜，学生就更不必说了。他经常看见一筐筐田里剥落剩下的各种菜叶挑进学校的厨房。被腌得发黑的甘蓝叶经过师傅的炮制，炒出来也弥漫着清香，令人垂涎欲滴。但现实是残酷的，有的同学因营养不良而出现水肿。即使如此，班上始终没有一个人中途辍学。晚上经常停电，他们只好搬到课室外自修，点上煤油灯，用报纸卷成长长的纸筒来作灯罩，好像烟囱一样，从里面冒出长长的黑烟，大家戏称为“炼高炉”。因为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他们都参加过土法炼钢，那情形很像这冒烟的煤油灯。

　　学校地处郊外，那里森林茂盛，杂草丛生，蚊子猖獗。听说过去曾有学生得疟疾死亡。入夜，蚊声如雷，似有意叮咬他们这些营养不良者。每到这个时候，他们不得不穿上长裤，甚至雨鞋，盛夏也照穿不脱，才避开了这些饕餮之徒。髻山脚下，灯光点点，许多人坚持自习到深夜。

　　这时，司徒家里的经济开始陷入困境，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夺走了一切可以发展的生机。父母把改变现状、摆脱困境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虽然家里已经处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境地，但为了尽可能地给他补充一点营养，母亲不时把家里从牙缝里挤出的口粮和仅有的两只母鸡下的蛋送到学校。有时来得早，还未下课，母亲就站在课室外的梧桐树下，凝视着课室的门。下课的铃声一响，母亲就把篮子送到儿子手里，怜惜地抚着已长得和自己一样高的儿子的肩膀，照例叮嘱一番，又匆匆离去。

　　每回司徒从母亲结满老茧的松树皮一样的双手上接过篮子，望着母亲那又黑又瘦的面庞和终日辛劳而过早的花白了的头发，心里百感交集，正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每一个鸡蛋、每一块番薯里寄托了亲人多少深情厚意与殷切期望。对家里目前的窘境清清楚楚的司徒，掂得出这里面的份量，不禁泪湿衣襟。他决心重新振作起来，努力读书，将来作出一番事业，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他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地刻苦攻读，不敢有丝毫懈怠。

　　临近毕业，学习更为紧张。司徒效法东晋祖逖、刘琨“闻鸡起舞”的故事，天亮即起，跑到髻山顶上，在大树下或在空旷的山坡上，高声朗读课文、背诵外语单词；中午，其他同学都在午睡，他就躺在床上看课本、阅读小说或者其他书籍，直到起床的钟声敲响，他才一骨碌爬起来，跑向课室。就这样，他比别人多读了几倍的图书，这种睡觉看书的习惯一直保持至今。晚饭后，他经常与几个要好的同学相约登上巍峨的髻山，或踏着月色，沿着校园前面宽阔的田野，一边漫步，一边交流学习心得或纵谈天下大事，有时走上十里八里，回到宿舍，已是夜深人静，同室的人早已酣然入梦，他才蹑手蹑脚爬到自己床上躺下。

　　虽然在初中阶段，有些科目成绩不很理想，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思维方式逐步转变，逻辑能力不断增强；生理、心理发育逐步定型、成熟。而以后升学也要求学生必须全面发展，不能偏科，此时的司徒心中已有了这个非常明确的目标。他在这所名师荟萃、学习氛围浓厚的环境里，在学术造诣颇深、教学经验丰富、高度敬业的老师们的教导下，学业上开始了突飞猛进。

　　数学老师甘汝棠，他缜密的推理、天衣无缝的表述和漂亮的板书把司徒引入了数学王国的神圣殿堂，使他对原来颇感头疼的数学发生了浓厚兴趣，是后来对理科感兴趣的一个主要契机；物理老师梁名奭、梁广周把刻板的物理现象讲得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年青的化学老师余瑞国放弃出国机会，放假也甚少回家，全部身心都扑在教学工作上。“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矩成灰泪始干”。正是这些老师勤勉地坚守岗位，以自己的高尚师德，无私、忘我的奉献精神影响了一届又一届学生。而司徒也深感庆幸能在自己的人生的重要转捩点上，遇上这么好的老师，使他在建国以来经济最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学业，确立了人生的目标，开创了自己的前程。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曾经默默地见证过当年奋发图强、顽强拼搏、不向命运低头的那份执着与坚韧。他对母校感怀至今，眷恋之情也日久弥坚、难以割舍。

　　老师们悉心的指导，灵活多变的教法，几何图形的和谐对称，数学逻辑的严密，物质能量的守恒、化学方程式的演算，为他打开了一个不同于文科的奇妙、变化万千的新天地。一个数学方程式、一个化学反应式，一个元素周期表，这些抽象的符号，代表瞭如此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马克思曾说，一门科学只有当它用数学的语言表达时，它才是最完美的。原来不可捉摸、枯燥、抽象的数理化符号、公式、定律、法则等，已不再是乾巴巴的死条条、死框框，都有其特定的内涵，都可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它的原型。他对数理化敬畏的心理荡然无存，进入了一个可以任其自由驰骋的广阔领域。

　　虽然当时学的只是初等数学，但这一学科已向他展现出其无限的精彩与无穷的魅力。数学所展示的对称美、黄金分割的美，他在朦胧中看到了它们的应用价值。如三角形的稳定性、勾股定理用于测量房高、树高、平面距离，几何图形的变化，化学性质变化尽在元素周期表里，各种运动规律、矛盾是多么和谐、圆融的结合在一起，展现了科学王国的姹紫嫣红、瑰丽无比。他开始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在这些科目上，不断演绎数学公式，尤其喜欢繁分数化简和解联合方程。每当这个时候，他就像庖丁解牛一样，得心应手而游刃有余，每解出一题，精神上往往会获得极大的满足。

　　有时也会碰到棘手的难题，百思不得其解，他或到校园里走一走，或和同学切磋切磋，往往会柳暗花明。有些时候，则得去请教老师。其他同学避开不作的题目，他却解得兴致盎然。有些他喜欢的书，学校图书馆没有，他在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从自己的伙食里挤出少得可怜的钱，一分分攒起来，往往一两个月才能攒够买一本渴望的书。每逢用手抚摸着自己所心爱的书，像喝了蜜一样，甜滋滋的，连月来忍饥捱饿仿佛在这一刻得到了最大回报、最高奬赏。

　　记得有一回，他勒紧裤带，足足攒了三个月，才买下一本朝思暮想的课外练习集《数学难题一百题》，如获至宝，爱不释手。途中还不时停下来，蹲在地上，随手在路边捡起一段树枝，或一块瓦片，在沙地上写写划划，这样一路想想看看、走走停停，回到学校，早过了吃饭时间。

　　课下他喜欢与兴趣相投的同学互相讨论、相互切磋。有时为了证明一个命题，他常常和同学争得面红耳赤，有时他会把所有已经掌握的方法尽可能都用上，通过比较，找出一个最为简捷的演算方法。操场上、树荫下、水塘边，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个目光炯炯、神采奕奕的精干大男孩因又解出一道题而欢欣雀跃。他拾回了一度失去的自信心，“天道酬勤”，扎实的知识功底使他频频在年级、学校、县里的各类考试中过关斩将、所向披靡。他在这些考试中张扬了不屈的个性，并再次用其辉煌的学习成绩验证了自己的座右铭“考试是读书人的最盛大节日”！

　　司徒虽然把很大一部分时间花在数理化课程上，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人文科学上的发展，也没有削弱他在语文、历史、政治、地理等学科上的一贯优势，却因文理相通而更上一层楼。

　　特别是当年的语文老师林学良，对古典文学，如唐诗、宋词、元曲，造诣颇高，讲课诙谐幽默，妙趣横生、引人入胜；语言抑扬顿挫、娓娓动听。在讲授茹志娟《百合花》一课时，声情并茂，把同学们带入作品中一个非常细腻的色彩世界，使他们感受到了文学艺术感染力，对他们的培养良好性情起到了潜移默化作用。程禹忠老师，知识面很广，讲课旁征博引，循循善诱, 他曾经说过：“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对社会作出贡献。子曰‘立德、立言、立功’，立德指伦理道德的楷模、榜样；立言指论著；立功指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对于喜欢文科的学生来说，应该有论著，用论著表达对社会的贡献，实现自己人生的理想。”老师的这番话是对所有的学生而言的，但他却牢牢地记住了“立言”这句话。他渐渐觉悟到应在这方面发挥自己的优势，加强自己在这方面的文化积淀、培养“立言”的能力，作为一技之长，为社会作出一番贡献。

　　这种愿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学习年限的增加而愈来愈强烈，推动他朝这方面发展。他很快在班上崭露头角，他的作文经常被选出来，贴在课室后面或墙报上，供同学们观摩，或作为范文，在班上讲解。这些对他来说，既是鼓励，更是鞭策。无论是统考，还是平时写作文，他越写越起劲，文思也愈加敏捷，佳作叠出。

　　每逢重大节日学校办墙报，他作为每一期的撰稿人，撰写体裁包括小品、评论、读后感、散文、诗歌等；有时临到考试，墙报的其他负责人无暇顾及复习以外的事情，他便毫无怨言地一个人包揽了除板书（美编）外的所有工作。这有时事评论，国际动态报导、校园各种重大活动等，还常与其他年级的文学爱好者开展文学上的争鸣。如低年级的同学办了一个《文学青年》的小刊物，他们经常就“文学与青年的关系”、“文学应反映的主题”、“文学青年应有的修养”、“文学如何表现生活”、“如何提高写作技巧”等展开争论，常常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司徒明辨是非的能力、写论说文能力的提高，则得益于这些唇枪舌战；为了提高写作技能，他还泛读了一些文学理论、文艺批评和写作方面的著作，如《文艺批评概论》、《如何写议论文》等指导性书籍。

　　1961年，他进入高中阶段的最后一年。每个学生都面临着高考志愿的选择问题，他虽然在数理化学科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更为主要的爱好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当两种选择摆在面前，他毅然选择了后者，而将前者作为自己知识体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962年，大比之年终于在众人瞩目中来临。这一年经济困难席卷全国，国民经济跌到了历史低谷，文化教育也回落到历史新低。偌大一个中国，当年全国高校只招收10万人，是建国以来招生人数最少的一年，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面对严峻的招生形势，成绩名列前茅的司徒，毫不犹豫地把北京大学填为第一志愿，他坚信自己的实力，决定背水一战。

　　时值盛夏，骄阳似火，酷热难耐，空气好像都要燃烧起来，地面的热浪夹裹着汗臭气一阵阵袭来，憋闷得让人几乎透不过气来。司徒信心百倍地走进了考场。充分的准备和扎实的基本功，使他面对各科考卷时胸有成竹、镇定自若。他感到考得很满意，就回到乡下，在家中等候放榜的消息。按照当时的惯例，凡高考名落孙山者，都要把户口迁回原籍。高考招生还未放榜，乡里的生产队长就预分了一块自留地给他，还为他安排了一份记工员之类的工作。他心里暗暗地想:“这回八成要辜负这位队长的好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