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研究生的导师梁方仲教授，是清代世界闻名的广东十三行之一的天宝行行商梁经国的第六代孙，出身官宦书香门第，从小得到优越的教育机会，非常顺利地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读书。直到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接着进入中央研究院和大学从事明清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成为“我国经济史学的奠基人之一”(严中平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语，见《纪念梁方仲教授学术讨论会文集》第373—374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而且终生以研究明代田赋制度史蜚声于世，被国内外经济史学界誉为研究“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美国著名华人学者何炳棣教授语，见《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
我的家庭出身与梁方仲教授大相径庭。据我家族谱《道光黄氏螽斯图部记》的记载，在我之前lO代的太祖公黄国銮、黄国英和黄国洪三兄弟于康熙四年(1665)，“从广州朱基路(今珠玑路)飘迁来居灵山县平山练(乡)大*[土+并]村聚族而居”(灵山县历史上一贯隶属广东省，1965年才划给广西管辖)之后，世代为佃农，生活十分穷困，根本没有一个人可以读书登科。到我父亲黄大育这一代，可能生活有所改善，祖父让他读了几年私塾，算是具有初等文化程度。我记得在我上小学之前，他就在家里教我读写“人之初，性本善”的蒙童书《三字经》。到我七岁上小学时，父亲带我去平山小学报名，他对校长说：我儿子已经开蒙渎识写《三字经》了，不想再渎一年级了，报名渎二年级。校长算是开明，说：我现在可以让你儿子报名读二年级。但如果跟不上，仍然要降读一年级。就这样，我读小学是从二年级伊始。1949年秋，上五年级两个月，解放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了，穷人翻了身。我记得1950年清明节拜祖山时，父亲对我说：共产党来了，说是专门帮穷人的，你可以有机会读书了；又说：你生来瘦弱，不要象我这样辛苦做农民。你要好好渎书，将来那怕是当个小学老师，也比做农民强。当时，我在朦胧中听懂父亲殷切教诲的道理．于是，到1950年放暑假时，我以五年级的程度报名参加学校举办的升中补习班学习，并于当年秋天考上平山中学读初中，随后考上灵山中学读高中和中山大学历史系。
1960年3月，国家计画将中山大学扩大办成万人大学，因缺乏教师，校方把我提前毕业留校在历史系的亚洲史教研室及东南亚历史研究室当助教。1961年秋，我读研究生，随梁方仲教授学习明清经济史。当时读研究生，算是天之骄子。据统计，1965年全国在校的研究生仅有3600多人，其中中山大学有65人。
遗憾的是，因为去花县(现花都区)搞了一年“四清”运动，我读研究生毕业拖延至1966年。此时，由毛泽东亲自错误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己如火如茶开展了。因此，国家己无法按原来的培养计画，分配我到研究机关或大学从事专业研究和教学工作了。而且又拖至1968年秋天，才在毛泽东关于“知识份子必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的指令下，把我分配到冶金部属下的一间拥有10多万产业工人的大工厂——山西太原钢铁公司去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1972年4月，因为按人类发展规律成家之缘故，调到广西省委党校从事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工作。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灾难。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新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无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乱点鸳鸯谱分配而学非所用的专业人员，纷纷要求“归队”从事专业工作。在此形势下，我在业已麻木的思想中泛起了从事明清经济史专业研究的念头。于是在1979年向单位领导提出“归队”搞专业研究的请求。然而，当时仍然是计划经济时代，人才不轻易流动。单位领导以工作需要为理由坚决不同意我的请求。在絶望之际，多得大学同窗十年的黄崇岳学长(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讲师，后任深圳市博物馆长、研究员)的帮助，得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了的高等教育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时刚复出任教育部长的蒋南翔在我的请求“归队”报告中签署了“请广西帮助解决”的批示；又得到当时广东省副省长兼中山大学校长李嘉人和历史系主任胡守为教授(我读大学和研究生时的老师)的批准和帮助，终于1980年5月获准调回母校中山大学历史系工作，为我重新从事明清经济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大学是社会精神的灯塔、人类知识的宝库和科学的堡垒，是“求知和研究学问的地方”(陈序经语，见《南方都市报》2003年4月15日D84)。作为一贯是国家重点大学的中山大学更是如此。回到大学殿堂，与师友相比，我深感失去了科学研究(也是人生)最宝贵的15年时光，需要赶快补救。于是，我努力拼搏，夜以继日，争分夺秒，不休假期，不看电视，全心潜意投入教学和研究王作。一方面；我要承担《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史学概论》和《中国档案史》等课程的教学，另一方面，我要努力开展明清经济史有关专题的研究，撰写研究论文和专著；还要负责整理老师梁方仲教授的遗着《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一、二、三集)的出版。应该说是很紧张的了。但是，皇天不负有心人。经过10年的艰苦奋斗，我终于在当时评定教师职称很困难(因停止16年)的情况下，到1990年顺利地被评上了副教授和教授。
情况是在不断的变化。1991年秋，新任中山大学党政领导对院系领导人员进行调整。党委领导找我谈话，最后我遵循共产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的原则和崇尚“做党的驯服工具”(刘少奇语)的信念，服从党的需要和安排，于1992年1月到本校新成立的法政学院担任副院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职务。于是，我的任务倍增，既要做行政管理工作，又仍然担任历史系的课程和为社会学系新开《社会工作概论》、《中国社会学史》两门课程；两系的科研专案也不少，任务是繁重的。1996年11月，新一届学校领导又调整院系领导，我得以重新回到历史系任教和研究。
经过1０多年的艰苦奋斗，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和认可。所谓名声在外。因此，从1985年起，先后被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明史学会、中国商业史学会、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广东中国经济史研究会、广东农史学会、广州地方史学会、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广东社会学学会、广东省民政学会、广东家政协会、广东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会等选为理事，并被聘为中国对外贸易史分会副会长、广东中国经济史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顾问、广州炎黄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广州员警学会顾问、岭南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委员、澳门《中西文化研究》编委会委员等。同时，从1984年始，数十次应邀到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珠海书院、树仁学院、澳门大学等访问和讲学；1995年应邀到美国和加大拿作为期三个月的访问学者；1995至2002年5次应邀到日本大阪大学、关西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吉备国际大学、广岛大学、神奈川大学、神户大学等访问和讲学，并被聘为大阪大学、关西大学客座教授；1998年应邀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台北政治大学和高雄中山大学访问和讲学。学术无省界也无国界。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在我身上得到验证。值得欣慰的是，我到港、澳、台和外国访问和讲学，除了1984年到香港和澳门使用过国家5700元港币外，其余均是邀请地区和国家的单位提供经费，从未用过国家一分钱。
我记得有一位自然科学家说过，爱好和兴趣是追求科学和做学问的原动力。现在我蓦然回顾自己走过研究学问的艰苦历程，觉得此话颇有道理。我有思考问题和写文章的爱好和兴趣。特别是在1952年，我在县里参加全县初中学生作文比赛荣获第一名奬励。后又于1953年春天，我投稿《钦州农民报》发表并获得稿酬后，更强化了我写文章的兴趣。在大学二年级时，我和同班同学刘战合写《帝国主义的本性不变就违反辩证法吗?》论文在校报发表。在读研究生过程中，又深得梁方仲教授传授研究问题和撰写论文的方法和要领，后再经撰写毕业论文的实践锻炼，写文章简直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爱好。所以，不论到什么地方，也不论做什么工作，我都爱好将自己对问题思考的心得体会联接成文，投向报章杂志发表。现在统计起来，我自研究生毕业后至今，总共出版专著18部，发表文章180篇。其中历史学专著17部、社会学专著1部；历史学论文138篇；社会学论文14篇；政治学论文14篇；杂文14篇(详见本书末作者著作目録)。论字数，大约也有500多万了。其中《十四—十七世纪中国钢铁生产史》、《澳门经济四百年》两书获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1992、1994年二等奬；《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明代广州的对外贸易》和《清代前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三文获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1987、1993年二、三等奬；《澳门大辞典》获2000年国家图书一等奬。又，《澳门经济四百年》一书被翻译为韩文于1999年在韩国出版。
本文集就是在已经发表的138篇历史学论文中选出34篇汇编而成的。内容包括明清时期物质资料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经济活动，即包括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对外贸易以及与这些生产部门相关的管理政策、制度、体制和中外关系，等等。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极端复杂的、多变的进程，加上历史资料汗牛充栋或残缺不全有待发现，和研究者所受的种种条件限制以及知识的不断更新等因素，所以历史学家是很难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作历史专题研究的结论。正如陈寅恪先生在谈到研究哲学史时所说：
凡着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笔。……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物件，始可以真瞭解。所谓真瞭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9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我以为，陈寅恪先生所说对哲学史“应具瞭解之同情”和“表一种之同情”，同胡适先生的“历史的方法——祖孙的方法”基本上是一样意思：
这个方法的应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宽恕的，因为他处处指出一个制度或学说所以发生的原因，指出他的历史的背景，故能瞭解他在历史上占的地位与价值，故不致有过分的苛责(《胡适文存》(一集)第278页，黄山书社1996年版)。
所以，历史学家研究过去数千年的历史，也是用“祖孙的方法”对某一历史问题的“瞭解之同情”和“表一种之同情”的结论。这种结论仅仅是他对某历史问题的蠡测管见。陈寅恪先生将其著作称为“金明馆丛稿”。稿者，尚可以修改也。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序言也说：
“今草兹稿，可谓不自量之至!然区区之意，仅欲令初学之读通鉴者得此参考，或可有所启发，原不敢谓有唐一代政治史之纲要，悉在此三篇中也。傥承通识君子不误会创草兹稿之本旨，而纠正其讷谬，何幸如之!”(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79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陈先生对其他论著又说：“《论再生缘》一文乃颓龄戏笔，疏误可笑”(《寒柳堂集》第106页)；“殊不足言著述也”(《金明馆丛稿初编》自序)。
可见，历史学家的研究结论只是逼近历史真实，但不能完全符合历史真实。即使是21世纪，也只能是如此。如果有人说，他研究历史问题的结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絶对正确。那是吹牛，请你别相信。如果你相信他，历史研究就要到他为止而中断，历史系就要停办。正确的态度是：把历史科学研究视为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只有在不断的试错、争议和探索中前进。正如英国著名哲学家波普尔(Kard Raimund Popper)所说：
我们的主观知识甚至知觉知识，都由行为意向构成，因此，它只是对实在的一种试探性适应；我们至多是探索者，无论如何都难免有错误，没有不出差错的保证。(《猜测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
所以，大凡历史学家研究任何历史问题的结论，都包含有深入一步开拓的前景，决不能停留在某一历史学家的结论上，要一代接一代研究下去，历史系永远要招生。基于这种认识，本文集所汇编的论文，只是我研究明清经济某个问题的一思之得和一孔之见，决不是什么絶对正确的结论，也许有些见解还是片面的和错误的，有待于同辈和后来学者的矫正。我记得梁启超说过：“吾之此书，非敢有以与人也，将以取诸人而已。愿渎者鉴兹微尚，痛予别裁，或纠其大端之谬，或绳其小节之疏，或着论箴驳，或通函诲责，俾得自知其失而自改之，……则片言之锡，皆吾师也”(《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我要以梁启超为榜样，视批评者为吾师。
如上所述，由于“文化大革命”动乱，我的学术生涯是坎坷的和短暂的。但是由于自己的爱好和勤力，加上师友同仁的帮助，我仍然在短暂的时间内为国家培养人才和在明清经济研究领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我可以用20个字来概括自己的大半生历程：一介书生，舞文弄墨，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奉献社会。验证是除了前述出版的论著外，我指导的10名研究生(明清经济史和社会学各5人)现在均已成才。有一人被评为教授(刘正刚，暨南大学历史系)，一人评为副教授，(黄国信，中山大学历史系)。一人任副处长，4人评为讲师，3人当了科长。有鉴于此，国务院给予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称号和津贴，享受终身；广东省人民政府聘我为文史研究馆馆员，属终身职务。
来源：《黄启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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