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关系虽然在事务性层面有了重大发展，并且曾经举行过旨在解决具体性问题的民间授权团体层级谈判，但双方在政治性层面却一直处于僵局状态。这种僵局状态主要表现为政治关系的经常性停滞或因双方关系脆弱而引发的重大危机，同时另一主要表现是政治性谈判虽然呼之欲出却一直处于难产的临界点。时至今日两岸高级领导人还未进行过面对面的接触或会谈，此一状况人为地构置了两岸关系在深度和广度上向前发展难于逾越的门槛。有识之士均呼吁，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应该寻求海峡两岸关系新的政治性的突破，以便解决困扰两岸的根本性问题。由之，探讨打破两岸政治僵局的现实途径，业已成为人们加倍关注的问题。
两岸分歧源于双方在思维和观念上的冲突
两岸政治僵局的症结，乃在于两岸双方在“一个中国”原则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和重大争执。具体解析之，中国大陆方面坚定地、毫不收缩地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台湾当局则从“一个中国”政策的空心化外溢衍变出“两个中国”的政策。这种对立固然表现在政策和实践领域，但其背后的根源更在于双方在思维和观念上的冲突：多年来双方在民间交流热络的外层包装下，作为政策支柱的思维和观念在内里以背道而驰的方向无限延伸。各自的思维和观念均于原地踏步、各划其圈，使政策和实践悬置于空摆摇荡的境地。因此，两岸关系政治层面的停滞又在于思维和观念上的缺乏沟通甚至对立。如何探寻两岸关系发展的思维导向，特别是如何疏解在“一个中国”争执上的思维导向，也成为人们须加以深思的问题。
于是，人们看到两岸关系的困结重重，像是一团麻绳系上了一个又一个难于解开的扣子。政治僵局难以打破，政治谈判无从启动，化解历史积累问题更谈何容易。如何解决两岸问题，找到巧妙解开已呈团麻疙瘩乱状锁扣的办法，便成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脱出瓶颈的当务之急。我们看到，有些人基于“一个中国”原则这个最有难度的问题十分棘手，就试图采取回避的姿态，冀图跳过这个最大的门槛找寻另外一种天地。跳过去的方式有两个：一是采取迂回战术、挖空内心战术，甚至采取歪曲、抛甩的技法，将“一个中国”原则束之高阁，送入历史博物馆；二是采取死保守节的固执立场，特别是以保守的思维定势抹煞“一个中国”原则所具有的丰富内容和动态活力。照着上面的思维定势走下去，两岸关系的困境便永难走出，两岸关系的出路便有极大可能成为无解的课题，而为两岸关系求解的过程便会跟着成为费力白搭功夫的事情。
显然，“一个中国”原则已经成为两岸关系再度发展的关键枢纽，两岸关系的循环发展作为一道谜题到底有没有解，特别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上有没有解，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面对和加以开解的问题。通过一九九五年夏季以来的反分裂斗争，在中国大陆方面“一个中国”原则得到了更好的贯彻。当然，由那时至今两岸形势所形成的鲜明对比是，中国大陆方面已从举行军事演习等反制分裂行动转换到高举政治谈判旗帜，对台政策实际上已经作了相当的调整。而这一政策所包含的策略、方式和办法也已因应性地发生变化。在此情形下，“一个中国”原则开始被赋予更多的活力和想像空间，脱出长期以来存在的“谜题效应”的前景已经现实地展现在两岸人们的面前。
面向新世纪的思考
我们看到，为了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富有智慧的人并不刻意回避“一个中国”原则，而是针对这个在两岸关系发展中占据最重要地位的关键问题，以大智大勇迎难而上。以“春秋演义”的智慧抓住了“一个中国”原则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容和动态活力，拿起了一把历史的钥匙，开始为两岸中国人描画“一个中国”的生动图景。更为重要的是，在世纪之交，两岸人民实在应该开始认眞思考要把什么样的两岸关系带入二十一世纪这个重大问题。我们应该集中思考二十一世纪两岸关系可能呈现的崭新面貌，而这一问题与我们将要面对的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命运和面貌息息相关。
汪道涵先生曾颇带启示性地指出：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所有“同胞共同来缔造一个新中国”。而根据权威解释，这个新中国是“一个统一、繁荣、富强、民主和文明的新中国”。在想像缺乏张力、思维摇摆不定的当前，这个发先声之主张不仅使人听之耳目一新，见之别有洞天，而且顿然有思维定势发生转型的宽阔之感。因为它不仅一以贯之、坚定地坚持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而且在怎样更好地坚持“一个中国”方面颇具匠心。这后一点在中国国家统一生动展开的过程中显得特别重要，是完成国家统一使命感的具体昭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实在是海峡时空新思维的杰作，它证明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并不是无所作为的。
赋予“一个中国”原则以更大的包容性
这个关于“一个中国”的新解，对我们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首先，在两岸关系发展和实现国家统一的进程中，“一个中国”原则可以展示它的巨大包容性。今年五月份召开的中共中央对台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发展两岸关系”，而要这样做就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首先就要在“一个中国”原则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而如果在“一个中国”原则上不能调动起一切积极因素，在两岸关系其他领域调动积极因素将成为奢谈，这甚至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因此，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可以放弃紧缩无张力即祇求自我包容而不求相互包容的做法，改而采取包容性更大的做法；包容性大，当然要大胆包容对方合理的立场、观点和做法，而坚定排除其不合理的部分。在“一个中国”问题上，最好的办法是能通过包容对方达到相互包容，进而达到共同担保，使“一个中国”原则建立在更牢固的基石上。如果能够找到促使双方包括台湾方面均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途径，于人于己何乐而不为呢？我们说“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再度发展的关键枢纽，也在于这个原则能够展开为一个由紧而松、逐渐扩大包容性进而成为两岸关系动力源泉的过程。让更多的中国人发自内心地坚持和保护“一个中国”原则，是对“一个中国”的原则最好的坚持和最大的坚持。
展示“一个中国”原则应有的?前瞻性、历史感和哲学意义
其次，“一个中国”原则应该具有豁亮的前瞻性。两岸关系给我们（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两个方面）留下的遗产实在太沉重了，如何处理和超越这份遗产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历史性任务。甚至，这是一种历史的责任。如果祇沿袭传统旧式思维，我们便祇有习惯于向后追究旧账的行事方式，在历史的沉重遗产面前趑趄不前。祇有用前倾的姿态、以二十一世纪的观察角度解决关于中国的定位问题，由此才可能解决两岸关系定位这个困扰两岸双方尤其是台湾方面的问题。通过调动两岸双方的共同积极性，化一切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符合中国（包括台湾地区）现代化和国家统一同步演变的历史脉络和内在逻辑。
所谓“前瞻性”，应该着眼于中国在二十一世纪面临的美好前景，着眼于中国现代化目标的成功。另一方面，这里所说的“具有前瞻性”，自然针对于海内外关于中国统一的各种模式而言；因为各种中国统一模式的要旨精义均会牵扯到关系中国的定位，也就是“一个中国”原则的解释。祇有采取前瞻性的姿态，超越各种统一模式而集中各方智慧和合理因素，才可能导致集大成杰作的产生。从这一意义上讲，对于“一个中国”原则的辩证解释，有可能导致中国国家统一模式的优化选择和超越集成。
再次，在“一个中国”原则上应该具有深邃的哲学感。两岸关系长期处于政治僵局，细枝末节上的经常性纠缠反而不断束缚着历史的宏观发展方向，现今我们实在应该从大本大源的立场上进行重新反思，以脱出微观的消耗去回归历史的公断并追随历史的潮流。从哲学意义上观照，祇有从大本大源的角度看问题，才能洒脱地超越历史留下的沉重遗产，才能顺利地超越各种障眼法和人为设置的藩篱，也才能豁然地由僵化惯性所内构的从众心态中解脱出来。并最根本、最彻底和最有效地解决问题。应该说，汪先生的谈话具有改变传统思维定势的能动性和历史主动性，其内容仍然包含着可以继续挖掘的巨大潜力。这样做的自然结果，是可以导致中国社会（包括台湾社会）在国家统一问题上主流价值的稳定内构，并进行两岸人民心理的合理调适。因此毋宁说，关于“一个中国”的新解有可能成为今后两岸关系发展和实现国家统一的主流价值观念和政策主要导向。
第四，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应该具有清晰的历史层次感。“一个中国”与“两个中国”之争，原本是五十年代台湾当局尤其是蒋介石先生同美国政府因台湾地位问题及外岛弃留问题发生的矛盾争执，但经历国内外（包括岛内）局势的演变，现在转化成中国大陆与台湾当局在国家主权方面的对立。如何很好地解决两岸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成为今天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进而实现国家统一的关键之举。关于“一个中国”的解释，长期以来受制于传统思维定势和历史固有经验的影响。例如，人民日报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五日评论员文章《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就曾指出：“世界上祇有一个中国，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上祇有一个中国政府，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类似的解释，囿于当时国内外形势有其历史必然性。它实际上从国家主权和国家宪政两个层次对“一个中国”原则加以了界定。
然而今天国内外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必须有新的、创造性的新解，主要是应该在国家主权和国家宪政两个层次作不同的考虑和区隔。台湾方面一直认为：“一国两制”的政策是基于“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识而制定的，所以不能接受。但汪先生谈话的历史感在于这里的“一个中国”是指“中国”而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明显的历史超越性和国家统一过程展开的包容性。从历史演变的观点看，它可以改变双方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两极性对抗，便于在两岸之间解决因“一个中国”而引起的争执。既有可能化解双方在主权层面的分歧，又可能缩短双方在宪政层面的间隔。从而可以说，这种做法使人们对“一个中国”原则的理解最大限度地符合着国家统一的必然趋势。
从根本上解开两岸关系僵局的扣子
第五，在“一个中国”原则的落实方面应该具有非常现实的可操作性。汪先生新解之所以是大智慧、大手笔，就在于它着眼于用神来之笔，着手解开两岸关系僵局中的扣子，不是解开一个、两个扣子，而是要通盘解开整个团麻乱状的扣子，从根子上找到治本而非治标的处方。
所谓“扣子”按照上面的说法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一个中国”原则，即国家主权完整性的层次，这一点具有毋庸置疑的最高性、唯一性和排他性；二是“一国两制”方针，即国家宪政层次，它在本质上涉及整个国家在统一过程中政治、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和国家结构的合理安排。长期以来，两岸双方不仅在第一个层次上存在尖锐对立，而且在第二个层次上囿于宪政理念的冲突，存在所谓“制度之争”。
汪先生的谈话不仅在为第一层次的问题解开扣子，而且也在为第二个层次的问题解开扣子，扩大了发展两岸关系的操作空间。所谓“扩大操作空间”，是指它在两岸关系发展的全过程中，将增量的发展、汇积置于存量的对抗之前。如果双方祇是在存量上做文章，便会导致不间断地“制度之争”、“外交对垒”甚至“主权争执”；而以清晰的历史层次感为落脚点，放弃长期以来的存量之争改而发挥增量积累的功能，两岸的当政者和人民就可以进入现实的操作状态，开始着手做能够先做起来的事情，使增量持续地积累，最终会达到增量成份大于存量成份，为国家统一厚积坚实的土壤。因此，增量的发展和积累是扩大操作空间的关键，而在“一个中国”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为增量发展和积累先提供基础和展开空间，更是关键的关键。反过来说，祇有扩大操作空间，“一个中国”原则才能最终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而预设或自限操作空间，则祇会限制这一原则本身所具有的活力。因此，以有效摆脱困境、迅速进入顺境的操作价值而言，汪先生的谈话不能不说具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
海峡时空新思维的内涵与特点
实事求是地讲，汪先生的新解最大限度地坚持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这种坚持甚至是十分坚定的、不容须臾怀疑的坚持。同时，它又最大灵活性地面对现实，与时代的主旋律合拍压韵，是一种眞正为两岸关系僵局求解的海峡时空新思维。这里我们所说的海峡时空新思维，当然与旧思维或传统思维相对立，例如“台独思想”、“本土化恶性膨胀的理念”及其他各种激进思想均属于旧思维。而海峡时空新思维，则是针对目前两岸处于暂时分离局面的现实，以整个中国社会的动态变迁为视界范围，以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最高国家利益为根本依归，包容国家现代化与国家统一两股历史潮流，包容中国大陆与台湾两个方面，追求国家统一的最优化利益选择。与此相对，旧的思维一方面在于故意脱轨于“一个中国”原则，另一方面在于无意识地在“一个中国”原则上扩大僵化惯性。它们都有可能延缓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并使国家现代化和国家统一的利益选择进入两难困境。
所谓海峡时空新思维，首先强调思维定势的转换，换言之就是要换换脑筋，在国家统一过程中形成新的政治哲学和新的政治文化。自从两岸在经济、文化上进入密切交往的状态后，往日依据旧式意识形态、历史经验所建构的双方关系就已经松动，不再成为主导双方关系互动行为的基础。今天，历史向前的迅速发展，更要求在“一个中国”原则上产生新思维，破除“国共情结”、“统独情结”、“本土至上情结”等传统束缚两岸人们思维的旧的积淀，找到新的理念基础和心态平衡点。
其次，海峡时空新思维着眼于采取有效的办法，尽快脱出目前两岸关系的两难困境，走上两岸关系发展的坦途，特别是将两岸关系的顺畅发展与国家统一目标有效密切地挂钩。可以相信，“一个中国”原则有中国文化深厚的底蕴为依托背景，当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帮助人们汇积智慧、魄力和行动能力的时候，“一个中国”原则会更加贴近中国现代化的本质，并为两岸关系的向前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综上所述，“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政治僵局的症结所在，应该把智慧和精力对准它，而不是回避它，如此才能使两岸关系走出僵局和困境，甚至才能终止两岸关系无解的状态。从现实而言，祇有化解这一最有难度的问题，也才能顺利地为举行两岸政治谈判和双方领导人见面会谈创造充分的条件。海峡两岸双方祇有树立起海峡时空新思维，才能使现实存在的各种积极因素充分地进入活跃状态，才能更多地积累起新的积极活跃的因素，从而为实现中国的统一继续作出贡献和努力。
（原载《中国评论》月刊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号，作者：李义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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