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CRNTT.com　2006-09-28 04:56:18　中国图书商报

 　　用坚守与创新打造品牌

　　董秀玉三联书店前总经理：

　　做学术出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思路明确、结构合理和不断的坚守和创新。

　　并不是学术书不能赢利，关键是如何将学术书越出越好。只要是好书，就一定会有读者。 

　　做学术出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思路明确、结构合理和不断的坚守和创新。三联的学术出版，自１９８６年从人民出版社独立建制出来就有着这方面的传统。独立建制后，我们坚持以此为基点，一直在坚守和发展着这个方向。我们的思路是专攻现当代，坚持人文精神和思想智慧，坚持经典和一流，同时也兼及学术普及的延伸。结构上，我们明确思路：着译并重，以原创为主；新老并重，以推动新人新著为己任；专著与文集兼顾，以精为要。

　　因此，１９８６年三联刚一恢复，为延续学术传统、打开大门、开阔思路，我们出版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延续了近十年，出版了５０个品种；九十年代中期，为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我们又推出“学术前沿”丛书，旨在贴近时代与社会，突出问题性、前沿性和经典性（或代表性）。十年间该系列已出版３７种，目前仍在继续；其后，２１世纪初，我们又推出一套“西学源流”丛书，冀望梳理西方的学术思想源流，展现它们之间的思想冲突、变异和发展，提倡健康阅读，去芜取精，吸取于我们有益的思想。这个计划出版１００种，又是一个巨大而有长远意义的大工程。另外，我们还有“宪政译丛”、“法兰西思想文库”等等较小套的学术著作，其编辑思想也是很明晰的。

　　原创著作方面，三联一方面逐套出版陈寅恪、钱钟书、钱穆、吴宓、黄仁宇等等老一代学者的文集；同时积极推动以青年学者为主、富有创见的《三联哈佛学术丛书》；又抓住卓有成就的一批中年学术带头人，出版了数百种他们的学术精品系列。

　　正因为有思路、有结构、有坚持，选书又坚持经典和一流，作者和读者就会真诚地给予支持和信任。出散了、出乱了，就会使读者无所适从，更难以保持其忠诚度。

　　对于学术书的赢利问题，我只能说：相当艰苦，但是值得。三联那么多的学术书（所占比例达到过全品种的７３％），极少有亏本的，但也都是微利。只有少数如老学者的文集，几乎都有较大赢利。其中黄仁宇的书更是特例，几近畅销书，那是因为他的新视角、新思路，也是因为他的书介于学术与普及书之间的关系。我自己的感受是，并不是学术书不能赢利，关键是如何将学术书越出越好。只要是好书，就一定会有读者。当年三联出过一本研究因明学的理论著作，这实在是偏门，我们自己也不懂。但专家们论证肯定其质量不错，可以出版，但读者不会多。既然有价值，同类书又几乎没有，于是我们就决定出版。本准备这书亏本的，却没想居然还能重印，不亏反赢。让我感到中国的好书知音真是很多，这是中国出版人的幸运。当然，有极个别的冷门专业，出版困难会大些，这也是事实。但品牌、一流、坚守，都是取得读者信任的基本点，也应该是我们赢利的基本点。为瞭解决学术书太过专业、也太过小众的问题，做学术普及书的问题也是我们一直在积极推动着的。定位于“大作家的小作品”，比如“文化生活译丛”、“读本”、“二十讲”、“大学讲坛”等均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我从来不认为出版可以不考虑赢利，或有了赢利就难以保住品牌。相反，我认为出版必须赢利，因为赢利才能发展，一个不能发展的企业是没有生命力、没有出路的。但必须先是好书，再去设法营销、赢利；而絶不是不管书好不好，赢利就出，觉得无利就不出。那会埋没多少好书啊。要知道，唯有好书才能有品牌，也唯有品牌，才能为赢利带来长远的保障。

　　对于“文化自觉”的问题我也向谈谈我的想法。品牌并非只有学术书才有。我很敬重金丽红，她是专做大众出版的，做得非常优秀，也做出了品牌。在三联我常讲，我们学术的、中级知识读物和大众读物都要做，但都必须是一流的，坚持这点，才会有品牌。当时做“金庸作品集”，就因为我认为这是一流的、可以进入文学殿堂的作品。当时也有机会做别的，但就不敢再做了，我只要第一。做滥了，就一定保不住品牌、留不住读者对我们的信任。虽然市场的诱惑实在太大，但如果不坚定，守不住，很容易就会被钱推着走，推得我们远离出版工作的本义。在今年上半年的“大学的人文教育论坛”上，杨振宁先生提到了费孝通先生倡导的“文化自觉”。教授们提出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传授知识和培养优秀的学生。那么作为出版人，我们的“文化自觉”和出版自觉，不也是我们的根本吗！

　　外部环境已为学术出版提供繁荣的可能

　　谢寿光社科文献出版社社长：

　　中图法对整个学术图书的出版、消费都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 

　　首先，什么是学术图书出版？我现在只能下一个比较泛的定义：学术出版属于专业出版的领域，它应该是专业出版的一个重要方面或者是一个专门领域。学术出版的产品又是什么？学术产品就是学术研究成果的基本载体或者是基本的实现方式之一。学术出版满足了人们对原创性、前沿性知识消费的需求。它的消费对象应当是在大学本科毕业以上的读者。要特别强调的是，原创性、前沿性应当是学术图书的最基本特征。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很多编着类的图书只是从学术向大众转化的产品，或者是普及性的读物。学术图书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各个知识领域最高端的部分都属于学术出版的领域。但学术出版的主要部分应该是哲学、人文、社会科学。谁在消费学术产品？我们经常提读者对象，似乎总想越多人看越好，实际上这恰恰错了。人人都可以要的书人人都可以不要。从生产过程来看，出版者是一个中间环节，学术产品从生产到消费，出版者是这个环节上的一个经营者，是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桥梁，是整个生态链条中的一部分。不能指望你出版的学术书所有人都会看，真正有需求的总是小众。

　　第二，当前中国学术出版的客观环境如何？这主要指生产过程和消费环境。今天中国学术出版的外部环境可以看做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已经具备了大繁荣和大发展的客观背景。这是我的判断，主要有五点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中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整个社会对于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有巨大的需求。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中国的学术出版在二三十年代有一个很繁荣的时期，真正的学术大家都是在那个时代产生的。从解放到改革开放十几年，那个时候学术出版是以政治理论性图书来取代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出版。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出版虽然还是有一些，但不是主流。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学术出版获得了长足发展，甚至到近几年学术性图书开始有学术泡沫或是泛滥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有巨大的学术出版需求。在８０年代、９０年代前半期之前，中国社会更关心的是技术层面、操作层面的问题。全面进入小康建设时代之后，人们更为关心的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需求。在信息社会，面对海量信息每个人的工作、生活都离不开人文社会科学专家的指导。这是一个大背景，说明整个社会对学术出版已经进入巨大需求的时候了；第二个理由，中国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学术也有巨大的需求。现在国际学术界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如果不谈中国好像就非主流了；第三个理由是学术图书消费群体的迅速扩大。中产阶层的壮大以及大学的扩招，特别是研究生的扩招形成了庞大的学术图书消费群体。根据我的观察，真正消费图书、买书的是研究生或者说是准备报考研究生的人，而今年就有一百多万人报考研究生；第四个理由，中央政府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特别是党中央２００４年做出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决定即３号文件，体现了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大量研究经费投向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国的学术生产能力被急剧放大；第五个理由，其他传媒业，特别是包括网络传媒在内的数字化产品对学术图书的出版起到了一定的正面推动。可能有很多人会反对我的观点。新技术和其他媒体反映的深度内容对学术图书其实是造成了很大挤压的，但这也说明学术问题已经引起其他媒体的高度兴趣，在这个时候出版社作为资源最大的拥有者是占有极大优势的。关键是如何应对，怎么和数字媒体、其他平面媒体互动形成合力。

　　第三，作为学术图书的出版者，我想就繁荣发展学术图书提出几点建议。首先，一定要认真分析当前我国中国学术图书出版的现状。现在的情况可以简单概括为乱、滥、散。中国学术出版者应该找准自己的定位，扮演好经营者的角色；其次，要建立一支高素质、庞大的学术图书出版专业队伍。做学术出版的人一定要是一个在人文社会科学某一专业学科领域的专家或专业工作者。要不然连基本的话语权都没有；再有，行业主管部门对于学术图书的出版要进行分类指导，包括书号问题。学术图书是一个长销书，但重版、再版的周期非常长，有的书可能出了十年之后再重印一次，所以要有大量的书号支撑。行业主管部门还应该制定一些准入标准，规定哪一类的书、哪一方面的学术产品允许进入经营。专业分工的划分要靠市场选择，强的越强，弱的通过自然方式就可以淘汰出局。现在很多高校对专门的学术出版单位和一般的出版单位在考核标准、评定职称、出版资助额等方面是有差别的。这样，被人家认定的专门的学术出版单位就有优势了。对于这种现象行业主管部门应该给予一定的指导，并制定一些准入标准；另外，要建立学术图书的分类标准、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目前制约中国学术出版发展的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图书分类法》。它是一个比较陈旧的关于知识分类的标准，并被不恰当地引用到学术出版领域和整个图书出版领域，造成了很多问题。它的Ｃ类社会科学总类无所不包，把社会学、人口学、心理学等全部包括在里面。国家对图书文化产业是有资助的，凡被分为Ｃ类的就不允许退税，这直接制约着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发展。关于图书产品的质量标准，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就是关于差错率的，编校质量的问题现在通过计算机黑码校对技术基本可以解决。但大量的钞袭和重复问题怎么评价？社科文献社就规定，不要只听作者说，要看这本书的研究背景、文献检索、参考文献、注解是不是用得第一手资料？如果不是这个稿子就可以不要。还有评价体系的问题。国家图书奬在奬项的设置上是不是可以进一步改进呢？中国恰恰缺少一本有影响的学术书摘类的刊物，谁能够在这个问题上下点功夫，将是一个非常有市场前景、名利双收的事；最后，开展对学术图书出版这一专门领域的研究。我们确实研究太少了，包括编辑研究、出版研究等这些刊物上很少有对这一专门领域进行专业探讨的。我觉得学术图书出版可以进入大学专门课程，甚至可以作为研究生的硕士论文或者是博士论文题目来做。 

　　学术出版应贯彻“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顾  青中华书局副总编辑：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立足长远发展，遏止短期行为；追求高水平、守住基本线；探索运作规律，构筑盈利模式。 

　　中华书局从１９５８年开始成为专业古籍出版社，出版范围是古籍整理和古代文史哲方面的学术著作，出版理念就是“弘扬传统、服务学术”，所以，学术出版是中华书局的本业，至今坚持了近５０年，而且还要继续下去。

　　如何看待学术出版的现状？我想可以归纳成“温度逐步回暖，春天远未到来”。当前，学术出版的大环境正在逐步往好的方向发展，比如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国家对文化教育事业日益重视，资金投入不断增加，整个社会对学术文化产品的需求日益旺盛等等，这都是一些利好因素。但是，当前学术界的现状却令人忧虑，学术管理体制的混乱，学术评价体系的荒谬，数量考核代替质量要求，还有不良学术风气的影响等等。目前弥漫在学术研究领域的铜臭气、浮躁气、功利心，都是学术研究的大敌。所以，如果我们把学术成果的发布视作学术产品的生产的话，那么，产品的总量的确是大大增加了，但优秀的高质量的产品还是不多。相应的，目前学术出版的总的品种是激增的，但上乘之作还是很少。

　　鉴于学术出版的现状，我们提出，学术出版应该贯彻“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怎么做到学术出版的“可持续发展”呢？

　　第一， 立足长远发展，遏止短期行为。学术出版要立足长远发展，必须有长期的发展规划。当前最重要的是要避免短期行为对学术出版的损害。现在各个学校、各个研究机构的研究出版经费很多，大家也都在争取各类资助；各高校申报博士点、基地、重点学科等等，都需要出成果。于是，各种所谓的学术成果就纷纷冒了出来，而真正原创的好作品实在不多。出版这些作品，虽然能短期赚一些钱，但不能够传世，也就是一版一次，以后再也不印了。我们一直在关注学术生态平衡的问题。如果贪图资助而出版一些学术“垃圾书”，就会打破学术生态平衡，这个社会对学术的尊重、对学者的信仰也就随之破碎，一旦学术失去了崇高，学术出版的价值就从根子上被挖掉了，即便你出了好书人家也不信任你了。所以，出版社要可持续发展的话，必须维护自己的形象，短期行为尽量少做，能不做最好。

　　第二，追求高水平、守住基准线。我自己从事学术出版近２０年。回忆起来，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古籍和学术出版是非常艰难的。当时我们考虑的是第一版能不能少赔一点，重印再版时争取盈利。现在情况好一些了，只要我们经营得当，篇幅较小的学术著作在第一版是能够盈利的，虽然不多。但无论在什么时候，中华书局一直要求编辑：要守住基准线。这包括选题的确定、研究成果的水平、编校的质量等一系列的要求。中华书局对于古籍学术图书有一整套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这不仅仅是一个编辑出版理念，更是所有编辑必须遵守的操作规范。一句话，在中华书局出学术书，悬格要高。

　　同时，我们面临另外一个困惑是学术书出版成本太高。由于难度大，质量要求高，所以编辑排校的周期就很长，有的书能做八年、十年，成本投入非常大，从经济角度来说，是极其不合算的。但要维持住学术出版的理念和尊严，让书能够传世，就只能这么做。

　　这里还有一个人才问题。这一点我们很羡慕三联书店。三联的编辑人数不多，但经过长期培养个个都很出色。中华书局这几年新入局的编辑比较多，虽然学历很高，但普遍年轻，经验不足，合格的学术编辑还比较少。目前我们正着力培养，但毕竟需要时间。

　　第三，探索运作规律，构筑盈利模式。学术出版与大众出版、教育出版是截然不同的，具有自身的运作规律。同时，学术图书中的不同学科、不同种类的图书，其运作规律也是不一样的。认清这些规律，构筑起各类图书的盈利模式，是学术出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盈利模式包括专业渠道的建设、出版方式、经销策略等等。我今天想讨论的主要是其中的定价策略问题。优秀的学术著作的定价始终高不上去，这是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

　　可以举个例子，我们出版的《张政火良文史论集》是国学大师张政火良先生的论文集。张先生一生写的文章并不多，而且此前从来没有出过书，他一生卓越的学术贡献就集中在这一本书中。精装１６开一册，定价为１９８元。我觉得很低，但很多学界的人说书价太高了。后来在北京国际书展上，出版界一位同仁对我说，张先生的书，定１９８０元都不高，因为这是学术大师一辈子的贡献。

　　学术著作的价格一定要能够体现学术的质量。希望大家在各种场合都来宣传学术著作优质优价的原则。学术著作不光要在学术质量上、而且也要在定价上体现出知识的尊严、人类智慧的尊严。什么时候学术图书的消费者对书价能考虑质量的因素，什么时候学术图书能够依靠本身的质量和市场行为自我良性地发展，而不是靠资助才能够生存，也就是说，实现了可持续发展，那学术出版的春天才算真正到来了。

　　亚学术出版：学术和大众之间的一架桥梁

　　周蔚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我们始终在考虑怎么在学术出版和大众出版之间嫁接一座桥梁，扭转出学术著作就一定赔钱的状况，在这方面国内很多出版社也有一些先例。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学术出版是公共物品，学术出版带有公益性或者公共物品出版的性质。从具体的单位来说，生产学术著作出版者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因此，国家要加大这块的投入，尤其是对出版进行资助。如果仅靠一个企业、一个出版单位自己来养学术出版是非常困难的。

　　就出版本身而言，做学术出版需要一种定力，需要坚守学术出版人应该坚守的一种品格、理念、信念，坚守学术的净土，坚守出版业的精神家园，如果没有这种坚守的话就很难形成有影响力的品牌。在市场大潮下，在经济核算统率出版社一切环节的情况下怎样坚守这种理念，对出版人、出版社的领导者来说都是考验。人大社一直把学术出版作为我们的三个支撑点之一，同时教材出版作为人大社的长项也可以返哺学术出版。人大社今年召开了５０年社庆大会，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提了八个字--“学术沃土，思想摇篮”，我想这也可以理解为对人大社的要求和我们的追求。

　　现在学术出版面临着很多困难，怎样来应对这些问题？一方面，高精尖、阳春白雪的东西我们是要坚持的，另一方面我们或许可以探讨另外的出路，比如亚学术出版。我们始终在考虑怎么在学术出版和大众出版之间嫁接一座桥梁，扭转出学术著作就一定赔钱的模式，在这方面国内很多出版社也有一些先例。人大社前几年引进出版的《策略思维》是一本关于博弈论的书，这本书在美国作为学术著作发行了２５万册，我们引进出版之后也连续重印了三次，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亚学术出版可能会成为我们探讨学术出版的另外一个思路。

　　我想简单讲一下什么是亚学术出版。亚学术出版是指由学者写的，具有较高学术含量、学术价值，用大众化的语言来阐释和表达的出版物。亚学术出版类似于社会科学界的科普出版，但又有差异，比如现在市场上很流行的“百家讲坛”等。这类图书有几个特点：首先是由学者撰写，从学术角度出发的；第二个特点是所阐述的问题是学术性的，使用的知识工具有很深的思想背景和学术含量、深入浅出的阐述观点；第三，亚学术出版探讨的问题是介于学术前沿和大众关注热点之间，是二者的结合点，比如经济管理理论、博弈理论等。前几年出版的博弈论、定位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流程再造理论等方面的著作都是一些一流管理大家们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但是阐述的方式都能被大众读懂。这种书有很深的思想，能够引领思潮，同时又有很广的读者面；第四，亚学术著作是用大众化、通俗化的、非学术性的方式来表达，使人喜闻乐见。

　　如何发展亚学术出版呢？亚学术出版有很多优势，但也有很多劣势，有点高不成低不就。很多一流学者不愿意写这些东西，但一般人又写不了。另外，这类图书也没有什么资助，很多人觉得它不是学术，所以运作起来难度很大。就如何操作的问题，我有一些想法。首先，要找到亚学术著作的切入点，这是对编辑、出版社眼光的考验，要求比较高。像前几年北大社出版的《社会科学是什么》这类书的策划编辑眼光就很独特，虽然当时社会上已经有很多类似的东西，但他们选择了新的切入点；第二，每本书都要找行业里最有影响的人去写，把基础理论和前沿概念都结合起来。角度的选择也非常重要，要在读者关心热点和作者研究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第三，找到合适的作者。作者可能有很多很好的创意，但有一些可能写不了，这是需要做工作的；第四，找出独特的写作方式。比如把文字和图片结合起来，一定要把好的内容通过好的表达方式展现出来；第五，借鉴好的营销方式。这类出版物的营销方式和过去有很大差异，应该借鉴一些畅销书的宣传和营销方式，来进行推动，使学术著作能够影响更多的人。

　　学术书不是卖纸，而是卖知识

　　王明毅（商务印书馆译作编辑室副主任）：

　　学术书定价的时候一定要征求编辑部门的意见，有一些小册子的定价不一定比一些很厚的书便宜。


　　学术出版繁荣的说法，在我看来有些模糊，我至今对其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假如象通常认为的那样，指的是学术著作的品种和码洋增长了，投身于学术著作出版的出版社增加了，那么，我要说这是一个不合适的说法。按照这种标准衡量，时下的学术出版的确有些“繁荣”，但这种“繁荣”是一种虚假的繁荣，且不说个中含有多少泡沫，它能“繁荣”多久是个很大的问题。从各国出版业来看，学术著作的大热状况实际上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一本学术专著卖得个洛阳纸贵，并不能反映学术出版的真实面貌，很可能恰恰说明我们提供的阅读资源的稀缺，以至于人们饥不择食，不管适合不适合，抓住一本是一本，没有选择余地。（上世纪８０年代一部《存在与时间》动辄卖上个几万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过那样的情况一去不复返了。）我认为，学术著作是一种小众读物，维持一个稳定的读者群才是正常的情况。假如非得要说有学术出版的繁荣的话，我想是不是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一是学术出版物的原创性加强了，而钞袭和低劣的作品相应减少；二是图书的重印率增加了，经典或准经典的学术著作增多了。

　　我想谈一下图书定价的问题。我始终认为学术图书跟其他图书不一样，学术图书坚决不能卖纸，它卖的是知识含量、卖的是思想。国外有些书很薄但卖得很贵，有些书很厚但卖得很便宜。我以前还不理解，后来理解了，关键就是内容含量。我们在做学术书的过程中就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些外版书的版权价格，经常是薄薄的小册子比１０００页的书还贵，这就是含金量的差异。这种做法是可以供我们借鉴的。学术书定价的时候一定要征求编辑部门的意见，有一些小册子的定价不一定比一些很厚的书便宜。所以我们就坚守一点，我们不是卖纸，而是卖知识。

　　另外，我还想谈谈原创和引进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的学科都可以搞原创，但也不是所有的学科都可以搞引进。比如现在汉学热，于是大家就都把海外汉学引进来，只要是一个海外学者写的关于中国博学的东西就都引进来。我个人觉得参差不齐，有些书不值得引进来，实际上国内社科院出的一些书比他们的好多了。有些学科则恰恰相反。比如世界历史的许多领域，现在我们自己在很多方面没有能力再搞原创，因为学科正处在建设时期，这时只能把国外的经典和国外一手的资料介绍过来。但现在总有人在东抄西抄地写一些低水平的东西，我非常不理解，这或许与我们有关部门制定的学术评价机制有关。这些领域还有一个问题是，现在翻译作品是不被看作是成果的，这非常不公平，我对这一点感到极其愤慨。所以我们要呼吁一下翻译作品的学术评价机制问题。

　　商务印书馆虽然是一家老牌的学术出版社，最近，我们也制定新的规划，我们不久要陆续开始分科地规划，我们希望能从学科建设上多做一些工作，介绍一些西学最基本的东西。从学科建设角度来讲，应该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学术出版商、学术书店需要开展更多合作

　　章雨芹（北京风入松图书有限公司总经理）：

　　对于学术图书我有一个总体的感受：目前学术图书市场需求量很大，学术出版发展空间也很多，学术图书销售的前景也很好。我想这可以从学术书店的发展历程来印证：１９９５年风入松书店成立时，作为一家专业学术书店，它的出现在业内引起很大震动和反响。当时北京都没有一家像样的大规模的学术书店，更不用说全国了，很多媒体都做了大规模的宣传。但当时也引起了很多担忧：对于一家新兴的学术书店来说，它的需求量有限，读者群也是特定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但从风入松书店成立之后，全国各地陆陆续续开始出现了一批学术书店，正是这样一批学术书店的出现让很多出版社敢出学术书，甚至教育出版社也敢出学术书了，当时整个学术出版呈现一种欣欣向荣的状态。２０００年以后学术图书的出版有些下滑，不过这两年又呈上升的趋势。作为一家学术书店，我们一直确立的是双目标，既要把书店当做一个文化事业来做，同时也要追求经济效益。如果仅仅追求经济效益的话要好做得多，但如果只看重经济效益的话就做不了学术，我们也没有今天发展。从学术书店十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是促进了出版社出版学术图书的。再看一下风入松书店的销售情况。我们是从零售起步的，以做零售为主。后来北京出现了西单图书大厦等很多大卖场，对我们的图书销售有一定的影响，但总体来看，学术图书的消费群体还是在增大。虽然我们的销售情况有一点下降，但就整个书业界来说，能保持平稳就是一种增长，而且可以进一步扩展。比如图书馆团购的市场是非常巨大的，很多人都非常看好。我接触过南昌一个中等学校，他们拨款几百万用于图书馆购书，由此可见这块市场的巨大份额。我们今年也做了很多调整，来适应这种变化。另外，海外团购这一块也在增长，趋势也很好，今年比去年增长一倍，估计明年还要增长。所以我认为学术图书的销售前景还是比较好的。

　　对于出版社来说，应该也要认清形势，抓住机遇，改变经营格局。书店属于下游，风入松书店原来以零售为主，现在零售和团购并重，甚至从明年开始团购量还要加大。所以说市场的需求在哪里我们就要从哪里加强。我想谈的是，学术社和学术店怎么联手合作实现一体化？现在是出版社发书，到时候结帐，只是一种单纯的业务关系。但出版社和书店应该有一个整体的销售观念，希望出版社在策划销售策略时能够把书店一起考虑进去。真正实现销售是指学术图书到了最终消费者的手里，并不是说发给书店后出版社就完成任务了。希望出版社能够把销售渠道策略、促销策略做得更细、更好，联手开展学术书的促销活动。当然，很多出版社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也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改进，但是目前学术图书的促销活动开展得不是很好，方式很单一。比如我们搞了很多文化讲座、学术论坛、研讨会、文化沙龙、签售活动等等，对学术图书的介绍、推广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还应该有更多的形式来吸引读者。特别是社店联合来做，可能宣传的力度会更大一些，在学术图书的策划、推广、宣传上，我们几个方面都要多下一点功夫，把出版与销售结合起来，打破以前的单一的模式，尽量创新。

　　出学术书、卖学术书都是非常难的，我也一直用“坚守”这个词。这种坚守是文化的坚守、理念的坚守、品位的坚守，我们之所以得到这么多出版社、媒体长久的认同就在于此。我想这也不在于我们的销售量有多少，况且我们的销售量也并不大，但品位在这里。整个社会还是很崇尚文化的，这一点我特别有感受，学术书的出版、零售对于社会、历史、民族来说都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所以学术社、学术店要有长远的目标，贵在坚守，不断求索。

　　关于学术出版的一些思考

　　茅院生（法律出版社法学学术分社社长） ：

　　关于学术出版我想结合自己的一些思考提几个问题向大家请教。第一，学术是什么？根据《辞海》的定义，学术是系统的专门的知识。以现在的观点看，这样的定义过于狭窄。根据《韦伯斯特国际大辞典（第三版）》给出的定义，学术不仅指专门的学问和知识，也指学者的品质与特性。在此意义上，这个词可以被用来指“真诚追求真理所包含的一切活动和态度。”因此，学术是追求真理的一项活动。学术是一个出版社品牌的根基，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根基。学术的目的首先不是为了钱，盈利应该是一个需要重视的环节，但以盈利为前提来探讨学术的话可能是个错误的导向。学术出版是出版社代表社会选择思想。一切为了思想，这才是做学术出版应该坚持的（这也是法律社学术出版分社所追求的理念）。

    　其次，学术的品格是什么？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第一，学术一定是独立的，独立性是学术的基本品格；第二，学术一定不是孤芳自赏。学术的创造可能属于小众，但学术的目标一定是一小部分先知先觉者为了大众而献出的智慧，其根本是为了大众；第三，学术应该具有前瞻性。即使是总结性的学术也应该具有批判和分析，或者说是对未来潜在的总结；第四，学术的生命力一定是专业化、品牌化的创造。各个出版社都以做学术、出版学术、繁荣学术作为己任，学术的编辑一定是专业化的，学术出版也一定是专业化的，不是所有的出版社对所有的学术出版领域都能做，只有专业化才能体现学术所追求的思想。

　　再次， 学术出版的标准是什么？应该从四个方面考量：第一，这个出版物一定要提出问题，也就是提出了思想。如果没有提出问题的话这本书一定不是学术书；第二，一定是对问题进行了梳理，而且有答案，或者是给出了建议；第三，问题的提出和结论之间一定是采用科学的演绎体系，如果问题的提出和回答之间没有任何逻辑演绎和推理归纳，我们就不可能将之确定为学术；第四，所运用的逻辑体系一定要建立在真实、考究的资料基础之上。这四个方面是我们考核、衡量一个学术出版物的基本形式标准。除了形式标准，其实质标准更需探讨。这是我们向读者和作者负责任的一个基本要求，没有标准的工作是很难创造出价值的。

　　第四，学术出版真的繁荣了吗？我认为学术出版没有繁荣，学术繁荣的春天也没有到来。现在所谓的学术出版物从数量上的确可以称之为繁荣，但对这个“繁荣”我是要质疑的。首先，“繁荣”是基于知识的批量生产，就像造冰箱、彩电一样，学术的生产成为一个批量生产的过程。学术的批量生产有其一定的社会背景，教育的标准化生产及其评价机制是学术批量化生产的重要原因。博士、硕士在大量扩招，博士要想毕业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三篇以上的文章，教授的评定，课题的申请均以出版物的多少作为量化标准，所以就会出现日产三四万字的专家教授，知识的生产走向批量化。另外，以政府为主导的整个社会对学术价值更加尊重，这就促使社会各个阶层都以能够与学术沾上关系为荣，学术著作也成为身份的标签和营销的手段，甚至一些学者型的官员、官员型的学者也需要通过学术出版来提高他的身价。在这样一些背景下，人人争做“学术”，才有了现在看起来的学术数量“繁荣”。

　　第五，学术图书的市场真的扩大了吗？从法律出版社近三年来的情况来看，以同一作者撰写的连续出版物来进行分析的话，三年以前的出版物可以印到５０００册，然后全部卖掉，而现在印３０００册，几年之后还会剩下一些。就我们自己的情况来看，学术出版物的印刷数量平均下降了２０００册左右。推而广之，其他学术读物在市场上的销售是否也会下降？如下降，其原因到底是什么？我想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学术出版繁荣的泡沫化使读者对学术图书失去了信任，导致一方面很多读者说无书可买，另一方面出版社的书在库房里卖不出去。第二，信息获取渠道多元化。纸质出版物在读者使用过程中并不是首选的出版物，尤其是法律类，主要是靠提供数据库来实现盈利；第三，学术出版的目的和学术本身价值的不统一，促使学术出版物其内在的本质价值弱化。很多出版社认为学术出版现在能够赚钱，所以也来做学术出版。但一旦我们把学术出版物当做赚钱的手段和目标时，大部分时候会和学术目标价值发生矛盾，会使学术出版物本身的价值弱化（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现在学术出版物的选题、装帧、定价、营销等方面，研究一下出版物外在和内在的统一问题会有所感触）。学术出版物在当今的出版活动中很多已偏离了读者的价值取向。

　　最后，学术编辑在学术出版中的角色定位是什么？学术图书编辑一定不只是一个加工者，学术编辑要具备很高的专业素质，应当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要具备与作者对话的能力，只有如此纔可能有思想的交流、思想的判断、思想的提升，也才能实现学术的一切为了思想的目标。 

　　先确定自身的理念再言学术出版

　　舒  炜（三联书店学术编辑室主任）：

　　好书是无限的，最重要的是精选。出什么书要看出版社的眼光、态度、选择，提倡什么？追求什么？

　　学术出版是很严肃、很谨慎的事，一定要确定自身的出版理念。举个例子说明一下：１９９５年三联开始酝酿出版“学术前沿”，但直到１９９７年底才开始出这套书，中间整整积极酝酿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当时主持工作的董秀玉先生出版学术书非常慎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跟学者和各方面的人座谈，开了４～５次会，而不是一拍脑袋就出版。比如书目怎么定，这里有一个确立理念的问题。这些书放在一起意味着什么？好书是无限的，最重要的是精选。出什么书要看出版社的眼光、态度、选择，提倡什么？追求什么？在选择的过程中你的想法、理念、要追求的东西也是一步步清晰起来的。此外，丛书的装帧、设计风格也都讨论了很多次，里面还有一些技术性的限制，包括版权、翻译情况等。三联做的事情，确实是三联自己想做的事情、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而不是跟风，或者是完全为了商业目的、完全为了操作。现在的学术出版确实有些情况很不乐观，各种各样的名目都有，主旨很不清楚，目前的学术出版已经比较混乱了。在这样一个市场化、商品化、大众化的时代，我们尤其有必要重新检讨一下学术出版理念本身的严肃性。

　　做足小众出版

　　刘瑞琳（广西师大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

　　平庸学术书在浪费出版资源，降低我们的出版水平的同时，也扰乱了图书市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其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都是以出版教育类图书为主。２０００年在北京成立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以人文社科类图书的策划发行为主。２００４年正式挂牌成立的上海贝贝特也做学术图书的策划、发行。近几年来，社本部的学术书以珍稀文献和大学人文系列等图书影响最大，积累最多。跟三联、商务、中华书局以及其他一些学术图书出版的大社相比，北京贝贝特的学术图书出版刚刚起步，规模还不够大，积累也不够多。

　　总体来看，由北京贝贝特策划的学术图书学科性并不强，但我们比较注重大文化的概念，更愿意做学术普及化、学术社会化的工作。在注重图书的学术价值、思想含量的同时，我们还注重图书的现实影响、人文关怀。从市场的角度来考虑，今天的读者对学术书的要求与从前已有很大不同，这给出版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注重书的耐读也要注重书的好读，既应该追求内容之精也应该追求形式之美。如果我们的学术书在形式上也都能做到比较雅致、比较人性化，时代感较强，读者自然更加喜欢。

　　学术图书的发行是个大问题。目前学术图书走的都是大众图书的发行路子。就像人们常说的，想买的买不到，想卖的卖不出去，这种现象在学术图书市场上表现最明显。图书品种增多，销售期大大缩短，经营和销售的各个环节都极其粗放，这种图书市场的现状对学术图书的发行尤其不利。学术图书的特点决定了它需要长远的精细化的经营。难道学术图书的发行真的只此一路别无他途了吗？应该有，但需要我们去探讨，去建立，去经营，而这种销售渠道的建设对于学术书未来的出路和发展也至关重要。学术书总体来说是一种小众出版，要把小众出版的空间尽量做足，我们纔可能争取到一点利润空间，所以在这个领域坚持“减量精耕”非常重要。

　　学术图书的出版规范，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在学术图书出版非常热闹、混乱的表象下，很多伪学术书、垃圾书在泛滥，识别这些书并不难，出版学术图书的名社、大社都不会出这种书，但一些平庸的学术书在这些社中也有很多。平庸学术书在浪费出版资源，降低我们的出版水平的同时，也扰乱了图书市场。这就给我们这些从业者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鉴别这些平庸的学术书。刚才有很多人谈到准入和评价体系的问题，我想举个例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多年来一直坚持专家评审制度，该社要出版的每一本学术书都必须要经过两个专家的审定，这两个专家是在全球范围内选定的学术权威，这两位专家如果意见一致同意就可以出版了，如果两位专家意见不一致就再找一个专家评审。长期坚持这个评审制度，会确保学术图书的质量，有利于建立出版社的品牌。藉助专家的眼光，提高学术书出版的水平，我认为评审制度是一个可以借鉴的好办法。

　　以学术图书出版为核心的书业模式

　　肖自强（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执行主编）：

　　我认为文化读物、历史读物、知识读物必须是有品质的；没品质的文化读物、历史读物、知识读物是没有合法性的。

　　不少好的学者不但具备学术研究能力，而且具备良好的教学能力和读物写作能力，后两种能力是可以作为出版资源开发的。 

　　我是一个做学术思想书评的编辑，和学术编辑交往比较多。我主要想谈三个问题，但只能说是一些零碎观察的集合。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学术图书出版。

　　好的学术图书出版，至少有三个建基。第一是基于对时代的某种洞察。董秀玉先生对北京三联书店“西方现代学术文库”、“学术前沿”和“学术源流”三套丛书前后变迁的讲述，就是在分析时代变化的基础上进行的。第二是基于对人类学术源流的考察。第三是基于“大群”成长的思考。“大群”是国学大师钱穆的用语。它可能是国家，可能是民族，也可能是社区。之所以提出“大群”成长的问题，是因为学术图书出版最后的目标和标准，就是有助于“大群”的成长。仅仅参与个体成长的图书，不足以表明其一定的永恒性，尽管“大群”成长也是通过“个体”成长实现的。这三个考察如果少了一项，学术出版就可能做得不太好。

　　在这个基础上我再把学术图书出版分为两类，一类是问题性的，一个是积累性的。所谓“问题性的”，即学术图书出版成为对时代问题的经典性应对。只有具有“经典性应对”的维度，我们才能走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困境。北京三联书店的“西方现代学术文库”、“宪政译丛”、“学术前沿”和译林出版社的“人文与社会译丛”等，是属于这一类的。换言之，通过出版时机及产品组合，使学术著作产生问题化、思想化的效果。所谓“积累性的”，即学术图书出版成为人类文明的一种积累。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和中华书局的古籍出版，就属于此类。既然是一种积累，就不能是猴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已版学术图书能不能不断重印，是积累性学术图书出版的一个标准。一部著作不能重印，不能就说它没有参与人类文明的积累，但可以说它作为一种出版形态、一种整体形态，已经不属于人类积累物，已经消失在历史中，换言之，它参与积累，但本身不是一种形态性积累。我们必须在区分出版物的存在性意义与观点的功能性意义的基础上，来理解学术图书的积累性。

　　三个建基与两种分类之间的组合可以多样，但不能超出下面两种状况。问题性学术图书出版至少要具备前两个建基。第一个建基可以保证对时代问题的把握，第二个建基可以保证对时代问题的应对是经典的。积累性学术图书出版至少要具备后两个建基。第二个建基可以保证一定的人类文明积累，第三个建基可以保证人类文明的某种积累，对学术图书出版所置身的某种“大群”的成长的切实参与。学术图书出版的两种分类，同时是一个相互交叉、相互转化的关系。比如“汉译世界名著”中不少的著作，在不同的时代不断地参与对时代问题的经典应对。这往往也是这种图书在一定时期的营销增长点。

　　我个人认为“亚学术书”的提法，以某种方式揭示了目前中国图书出版的某种悲哀。文化读物就是文化读物，为什么一定要跟学术挨上边，才能保证品质呢？这表明我们目前一般的文化读物、历史读物、知识读物，粗制滥造过于严重、过于普遍，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认为文化读物、历史读物、知识读物就是这个模样；以至于主张好的文化读物、历史读物、知识读物的人，不得不另外起一个名字，以区别于粗制滥造的文化读物、历史读物、知识读物。我认为文化读物、历史读物、知识读物必须是有品质的；没品质的文化读物、历史读物、知识读物是没有合法性的。因此“亚学术书”的提法，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会掩盖粗制滥造的文化读物、历史读物、知识读物的合法性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以学术图书出版为核心的书业模式。

　　现在单一的产业形态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谈论学术图书出版，应该以另一种方式进行。我提出“以学术图书出版为核心的书业模式”的谈论方式。

　　小说家余华愿意把自己所有的作品交给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其实已经涉及我所说的“核心”。对“以学术图书出版为核心”做何理解，关系到非单一性产业形态的定性问题。前面提到“积累性”和“经典性”，这本身要求此类图书成为出版社的一种积累，而不是出一种丢一种。所谓“丢”，有两种，一种是版权“丢”，一种是重印价值“丢”。不“丢”的图书，就成为出版社的“本版书”、“重印书”。看一个出版社是否有核心性积累，就看该出版社重印书的品种数量和重印次数。学术图书出版对“本版书”的追求，比任何类别的图书出版都必须强烈得多。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以学术图书出版为核心”这一结构。近几年很多新起的出版公司、出版社，不是靠开发新产品，而是靠抢夺其他出版社已版图书的版权来上规模和稳定利润，其结果是把出版生态，特别是学术图书出版生态破坏了。图书盗版和返款拖欠，本来已经严重影响出版社对“本版书”的追求，出版社之间的恶性竞争更加剧这种状况的恶化。

　　有“核心”，就有“外围”。如果实现了上述的“核心”状态，我们就可以谈论“外围”。所谓“外围”，在此是指“衍生产品”。我认为有三条“衍生”线。

　　第一条是以“图书”为中心。一部好的原创性学术著作，往往首先是指其内容的独特性。这独特性的内容，应该同时成为出版社的独家资源，并对它做立体性开发。人文学科的独特性内容，可以开发出同主题的或相关的文化读物、历史读物和知识读物，比如北京三联的“文化生活译丛”，其中很多主题与其他学术思想图书，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社会科学的独特性内容，可以开发出权威性社会数据类图书和实用指导类书等，比如社科文献出版社的皮书系列，就是将中国社科院的学者在学术研究中所获得的权威数据以报告的形式发布。

　　第二条是以学者为中心。不少好的学者不但具备学术研究能力，而且具备良好的教学能力和读物写作能力，后两种能力是可以作为出版资源开发的。北京三联书店在这方面有所开发，比如“读书文丛”，但也许是受定位的制约，开发得不够充分。以学者为中心，可开发出的产品，有以大学生为对象的文化读物，有教材，有指南类读物，有学术入门读物（中华书局就出版了很多这种读物），等等。

　　第三条是以读者为中心。为什么以读者为中心？因为学术图书出版还有一个渠道整合的问题。对学术著作具有一定阅读兴趣的读者，基本上构成一种读者类别。根据这种类别的读者的阅读趣味，量身定做其他读物，至少在渠道利用上是有意义的。更何况这类读者的不同阅读趣味之间的相关性，也是比较高的。比如为这类读者出版相应的生活读物、人文旅游读物，等等。

　　简而言之，这三个衍生线，分别是对独特的内容资源、独特的作者资源和独特的渠道资源的立体开发龢利用。另外还有一个品牌资源的立体开发问题，但由于它可以覆盖的图书品种很多，谈下去就把问题泛化了。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学术图书产品形态的开发问题。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主要谈两点。首先是关于学术经典翻译出版的产品形态问题。现在懂一点外语的人越来越多，你能做一点翻译，他也能做一点翻译，学术翻译因此失去规范和自律，而出版社又大搞低水平的抢时间、上规模的翻译出版竞争，这些都会使学术翻译出版越来越乱。但与其把问题归在乱上，还不如说这是对学术翻译出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的学术翻译出版，包括国外经典翻译，大多是独白式译本，即一对一的翻译。对一部原着的理解，包括名物、观点、史实等，其实都有很多的争论，甚至因为这些争论产生不同的学派。独白式译本则将这些争论全部抹煞，译者的一家理解成为独断、专断。我主张对学术翻译做注释，注释包括名物考据、字形词源、观点源流、史实真伪、翻译分歧等，种种有代表性的争论被附于注释中。我把这种翻译文本称为复调式译本。这是处理一切经典的适当方法。这种出版模式也因此是跨文化传播的适当方法。更重要的是，这种出版模式的可复制性极低，这能催生出版社真正的独家的竞争力；其次是关于中国传统典籍出版的产品形态问题。我主张在传统典籍出版上增加一种出版方式，即将传统典籍当成现代读物来出版，当成与现代的我们的共时物来出版。最近刘小枫在华夏出版社主编的“政治哲学文库”中，把清代学者皮锡瑞的《王制笺》放进来。这可以说是运用中国古代经典来应对时代问题的一种问题性学术图书出版。我们思考一个时代问题，常常会出版国外很多古代的经典作品，以供参考，但是在出版上很少想到把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也纳入进来。这种局面是必须改变的。

　　学术出版更需要经营

　　施宏俊（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

　　很多行业纪律是通过演化把一些品牌和一些不合格的东西用市场的方式淘汰的，而不是用限制的方式，这应该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对于学术图书的出版，我想谈一下自己的几点思考：

　　第一，关于学术图书的定位问题。对学术书来讲，定位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会涉及到我们怎么来看学术书。规范的书业分类没有把学术书单独作为一个大类来分，从大类来分是专业、大众、教育三大部分。分类问题引发的可能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学术图书为什么要出版。以前对学术图书的分类是作者的生产驱动分类，现在更多是从消费者的需求驱动来对图书进行分类。如果从三大类的角度来分，学术图书跟专业书是不重合的，或者说从现代图书产业的分类来说专业书的核心是ＳＴＭ，即科学、技术、医药。我们通常所说的学术书一部分是属于专业书，但更多还不是。例如，教育类图书里有很大一块是参考书，而不是通用教材、课本，我想国内的学术书很多是属于参考书的范畴，很多大学出版社、社科类出版社做的学术书也多是针对大学参考读物来做的。同时，大众图书（ｔｒａｄｅｔｉｔｌｅｓ）也有一部分是学术书，这些学术书主要是放在大大小小的一般图书卖场里销售的。因此，学术书的定义和分类是一个很复杂并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其次，是关于出版理念的问题。做学术书一定要有热情、有追求，这样纔可能去坚守，纔可能做好。一些国外的出版社，尤其是独立出版社，他们出版学术图书也是有自己的坚守的。如果完全按照市场化来做的话可能很多人不愿意做，甚至不愿意做出版这个行当。正是因为有热情、有出版理念，纔可能坚持下来。

　　第三，学术图书的盈利模式与现状分析的问题。我个人对现状的分析是很悲观的。北京世纪文景公司是独立运作的，今年策划的图书有１３０种，其中７０％都是学术书。但我感觉这几年学术出版的环境很差。像北京的冬季书市、地坛书市都没有把学术书当成学术书来卖，包括商务的学术书。如果５块钱可以买一本原来是２０块钱的学术书，这就是很糟糕的情况，说明这个市场有大问题了。经常是市场逼着出版社清仓，不然亏损就更大。另外，退货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几年学术图书的真实退货率估计是２０％左右。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学术书的制作成本至少是２０％，编辑成本１０％，版税和稿费１０％，发行成本超过５％，如果把退货２０％打进去的话，就根本没法做学术书了。

　　第四，定价问题。现在国内的学术书定价偏低，而不是低一点点。现在的定价对我们来说不但是没有利润的问题，而且是压抑了作者的创造性的问题。而在这一块如果没有力量培育作者，也会压低编辑成本。一旦把知识产权价值低估了，把编辑的劳动价值低估了，出来的东西就肯定会有问题。所以定价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五，在资源方面，我们目前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现在很多出版社没有把学术书作为一项重要的资源来经营。怎么经营作者？作者不是一次性签约的概念。做学术书可以看做是为作者提供平台，但也有一个辅助性的功能，就是在为你的参考书、教材做辅助性的准备。应该把作者看成“你的人”。记得余华在《活着》前言中说：“我以前的小说放在上海文艺社出，我以后的书也要放在上海文艺社出。”如果学术书也能这样的话，可能是一个希望。学术出版如果在版权资源方面有很好的经营的话，在参考书、教材这方面也会有很多作为，否则，商业模式就还是有问题。所以，对于一个出版社来说要考虑到很多运作模式上的问题。虽然我个人感觉目前学术出版的形势有点悲观，但还是有很多人不断地去做，这说明大家还是有这样一个理想，还是看好这块市场的，而并不是没有任何意义。

　　第六，行业规范的问题。现在除了传统上的一些出版学术书的出版社之外，一些教育出版社也都进入这一领域，我想这是一个好事情，因为行业的纪律是慢慢演化出来的，而不仅仅是从上至下规范出来的。很多纪律是通过演化把一些品牌和一些不合格的东西用市场的方式淘汰的，而不是用限制的方式，这应该是未来的一个方向。越是很紧张的行当越没有活力，越是死气沉沉，越是开放的话，就越会有优秀的人、优秀的机构冒出来，虽然这中间会有一些成本的付出。

　　最后，我想谈谈我们自己的情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包括我现在所在的北京世纪文景公司，目前作为重点来建设的一套书是２００５年５月份开始出的“世纪人文系列丛书”，这套书的一个根本想法是想把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出版理念比较鲜明地体现出来，那就是“努力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这套书分两个大类，一个是“世纪文库”、“袖珍经典”、“世纪前沿”等意在学术积累和学术建设的图书；一个是开放人文书系（包括“大学经典”、“人物”、“科学人文”等丛书），意在为大学和通识教育提供参考读物。为了推出这套书，２００１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就开始准备，目前出版了一百多种，以后世纪出版集团下的１３家出版机构每年还要推一百种。第一批图书出版后在学界的反响很好，市场情况也相当良好，大部分图书都在重印中。

　　学术的尊严和精神的魅力

　　高秀芹（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室主任） ：

　　目前学术出版看起来很繁荣，但是真正有知识含量、真正原创的东西却越来越少了很多出版社是在走重复包装的路子，就像给图书穿上一件漂亮的衣服，但内容上并没有创新。 

　　对于学术图书出版，北大出版社坚持的理念是学术的尊严、精神的魅力。我们自己提出的办社宗旨是学术为本、教材优先、争创一流。从社领导到整个编辑，一直认为学术是北大出版安身立命根本，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进入世界学术的前沿。我个人认为，用码洋来评价一个出版社也许不太合适。三联的“码洋”未必最大，但是对整个中国思想界和学术发展却有着巨大的影响。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码洋可能也比国内很多出版社都小，但是一说哈佛就代表着一种高度，这种高度也是北大出版社想追求的一种东西。自１９７９年北大出版社恢复建制以来，北大社共出了两千多种学术书，读者的反映也比较好，幷且有５００种图书输出了版权，这个比例是很可观的。

　　目前学术出版看起来很繁荣，但是真正有知识含量、真正原创的东西却越来越少了很多出版社是在走重复包装的路子，就像给图书穿上一件漂亮的衣服，但内容上并没有创新。北大出版社一直在坚持原创的东西，力求对文化传承、学术积累做一些贡献。另一方面，我们也非常注重开发在学科发展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围遶这两点我们主要在三个方面做了一些努力：

　　第一，坚守学术的原创性。在国外的出版界中，大学出版社意味着学术出版社。北大出版社因为依托有着一流学者和学术创新能力的北大，一直注重组织高水准的原创性专著，努力把北大的学术优势和师资优势转化为出版优势。比如陈平原教授主编的《学术史丛书》，汇集了在文史哲研究方面的最好的一批学者的代表作，代表了各个学科的高度。这套书的规模刚开始很小，一年就出一两种或者是三四种，出了十几年也就是十七八种的样子，但是成功率非常高。对于学术出版来说，多少年以后如果这些书还在本学科领域内占据着一定的位置，还在被引用，就是好的学术书。

　　第二，在翻译作品的出版方面，北大社始终也在追求精益求精，只有那些有学术价值的我们才去做，比如《镜与灯》、《文化与社会》等。现在我们将很多翻译著作重新整合为“未名译库”，这是一套涵盖学术、文化、宗教、艺术等各个领域的经典和前沿理论的翻译文库。学术不是制造，而是水到渠成，要倾心等待，慢慢地拿出来。大众出版可以人为地策划，但学术出版有时只能等待，而不是策划。当然这个等待是非常积极的，要去领受、观察、学习，慢慢地培育，然后再推出去。

　　第三，在典籍整理方面我们在做一些前人没有做的工作，重新提供一些对现实的解释和对学科研究的资料，不允许浮躁和急功近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们开始对《全宋诗》的整理工作，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共出版《全宋诗》７２卷，是《全唐诗》的十倍。现在我们投入很大的力量来整理出版《儒藏》，这将是一个更大的文化工程。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外，北大出版社也在学术普及上也有意识地做了一些工作，请一流的学者来写作文化普及读物，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