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CRNTT.com　2006-09-11 10:45:08　范 军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邬书林副署长在2005年中国出版业高层论坛上的演讲，谈到对出版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机遇和新挑战要有四个方面的"足够估计"，其中在第四个要有足够估计中论及西方发达国家在出版最新科技信息的内容上占有优势时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原文如下："目前，欧美期刊占据世界核心期刊的96%以上，反映科技进展的专业出版几乎被他们垄断。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形成应有的出版理念，更没有形成出版发行的良性运行机制。在我国没有承诺开放出版的情况下，仅版权贸易就已造成了巨大的出版逆差，如果现阶段就放开出版，结果可想而知。从长远看，如果我们在反映人类思想创造、科学发现、技术进展的专业出版中不占有一席之地，将有丧失话语权的危险，必将构成对我国文化安全的威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是出版界的重要职责。"这里，邬书林副署长是对全国出版业讲的，但我认为更是对大学出版社讲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学出版社在反映科技进展、文化创新的专业出版方面是国家的主力军，担负着责无旁贷的重担。我们这里所说的专业出版，主要侧重于学术出版。大学出版社在专业出版中的重任，我们从国内出版业现状以及与国外出版的对比中可以得到更清楚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出版历史的发展中得到某些启示。

　　　　　　　　　　　　　　　　　一

　　从出版社的分布来说，我国的大学出版社（主要指图书出版社）在专业出版领域数量上占有絶对的优势。我们现在的科学研究队伍或机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一是高等学校，二是专门的科研机构，三是大型企业。大型企业一般没有自己的出版机构，而专门的科研院所的出版社也是屈指可数的：中国科学院下属有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省市级的只有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和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等少数几家有自己的出版社。相比之下，我国的大学出版社（含教育部直属的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则有上百家，在全国的570多家出版社中是一支重要的出版力量；在专业出版领域，更因其直接依托大学（一般都是国家重点大学），处于学术创新和科学研究的前沿，与专家学者有着更直接、更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反映思想文化创造和科技进展的专业出版中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理当在专业出版中作出重要的贡献。

　　除了隶属于大学和专门研究机构的出版单位外，我国还有四百多家出版社，数量是不少的；但仔细分析可以看出，一大批中央部委所属的出版社原本就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从其先天出生到现实运行状况及发展走势看，似乎都难以在专业出版领域有大的作为。一些老牌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一直是比较重视专业出版的，但往往偏重引进西学或传统文化的积累，真正科技创新与发展的最新成果反映也还是不充分的；由于历史的与现实的种种原因，这些出版社的出版物侧重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自然科学领域则或着力不够，或基本不涉及。老牌的出版机构由于市场竞争的影响，考虑到经济方面的因素，最近这些年，对学术出版的兴趣也有下降的趋势。而为数众多的隶属于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地方出版社，包括科技出版社、教育出版社，大多数已经或正在进行集团化改革，成立出版集团后的大型出版机构虽然也提两个效益并重、社会效益第一等等，但实际操作中更注重市场化、企业化与产业化，其文化属性和学术使命感从总体看显然不是加强而是有所减弱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又进一步把大学出版社这一特殊群体推到了专业出版的主战场或前沿阵地。

　　　　　　　　　　　　　　　　　二

　　从国外优秀的大学出版社的成功经验来看，重视专业出版并取得突出成就是其长盛不衰的重要法宝。这也为我国的大学出版社做好专业出版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参照系。

　　谈及西方的大学出版社，人们免不了要说剑桥和牛津。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学出版社，英国的牛津大学社每年出版的书籍、刊物超过4000种，出版物的范围涉及广泛，包括各个学术领域的著作、教科书、英语教学专书、工商管理著述、圣经、音乐、儿童书籍、词典、工具书、期刊等等。牛津大学出版社有四个部门，即"专业书部"、"一般书部"、"教育部"和"国际部"。其中"专业书部"的规模最大，出版学术著作、参考书、辞书及供大学生阅读的图书。而近20年来发展迅猛的剑桥大学出版社每年出版2500种新书，150种期刊，在版图书有20000多种。主要出版学术教育书、期刊、圣经等，业务范围已经涵盖英语世界的所有教育学科，医药、法律、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等专业图书的发行也在不断地扩大。1980年，剑桥大学管理条理规定："大学应该有大学的出版社，它应该使出版和印刷在各个学科为知识的获取、推广、保存和传播做出积极贡献，为教育、宗教、学术研究的进步做出贡献，为文学和优秀作品的推广做出贡献。"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英国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物中，期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誉为英国学术出版乃至整个世界大学出版双子星座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期刊数量都在150种左右，涵盖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这些刊物中大多是学术期刊，定位于专业的读者群，质量上乘，风格庄重，印制精美。期刊是反映学术研究成果的轻骑兵，是传递国际尖端技术的重要信息载体。英国的大学出版社重视学术期刊的出版，实质上也是大学的性质、优势和职能使然。[②]

　　欧美的大学出版社除了牛津社、剑桥社这样的大型"国际出版社"以外，其规模都不是太大，但它们仍然是世界出版业中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最主要的是，身在大学或教育机构，人才荟萃，成果迭出，大学出版社能敏鋭地感受到知识与科学技术的脉搏，因此最能及时反映科学的最新动态。也因为它们崇尚学术，推重文化，所以那些商业出版社认为无利可图，但学术界又十分需要的图书、期刊，其出版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大学出版社的肩上。曾经在上个世纪70年代担任剑桥大学出版社首席执行官的杰弗里·盖斯这样说过："我们的兴趣不在于使利润最大化。我们没有经营者，没有股权人，没有分红……我们最高的目标是出版学术著作和教育书籍，因为它们为人类的知识传承做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大学出版的职责和使命于此可见一斑。美国大学出版商协会章程则把大学出版社定义为"大学、学院或者类似机构的学术出版部"。把繁荣学术、服务科学研究作为大学出版社的天职，专业出版的使命也是显而易见的。

　　　　　　　　　　　　　　　　　三

　　从我国大学出版社目前的实际状况来看，以学术为本位的专业出版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成效也还不明显。在三大出版领域--教育出版、大众出版、专业出版中，絶大多数大学出版社基本不涉足或者很少涉足大众出版，工作的重心龢利润的主要来源是在教育出版这一块。

　　按照国际通行的看法，所谓大众出版，是指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休闲阅读及文化体验相关的，属于大众消费层次的出版；它也是最活跃、最丰富、最多元的出版。教育出版则是指与学习、教育、培训有关的出版，在我国它以出版中小学教材教辅及培训教材为主，是一种产品最为规模化、标准化的出版。而专业出版，在国外通常是以职业和行为为分类标准，包括财经、法律、科技和医学四大类。有研究者认为，"我们所谓的专业出版是是以大学及以上层次的教材和边缘、冷僻学科的学术书籍为主要出版物，面向大学或以上层次的读者，以具备高度专业化的编辑为主要从业人员的出版，它是最专、最深、最细分的出版。"[③]

　　笔者以为，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学的教材教参出版恐怕列入教育出版领域比较恰当，尤其是一些公共课、热门专业课的教材。我国现在的在校大学生人数已近2000万，这是一个数目庞大且购买力旺盛的读者群，也是各出版单位纷纷角逐的市场。我们倾向于把严格意义的学术专著和学术期刊的出版算作专业出版，这可能比较切合中国出版市场实际。按照这样的划分来看，我国的大学出版社中的一些大社名社几乎都是教育出版的大户。在全国所有出版社中发行码洋雄居榜首、2005年达到20亿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在高校教材出版中可谓独占鳌头；它的崛起自有其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高等教育的超常规发展、大学的连续扩招无疑是其迅速发展的重要契机。在业内普遍被人称道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其成功从选题结构来看，也主要是在抓住了教材开发的牛鼻子：《新编大学英语》、《新概念英语》、许国璋《英语》，还有中小学的新课标《英语》教材等等，每一种教材都意味着巨大的市场，巨额的码洋。此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最近几年也是异军突起，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获得了与老牌的中小学教材出版重镇--人民教育出版社几乎同等的机会，成为全国基础教育教材出版的三大家之一（另一家是江苏教育出版社）。实际上只要稍稍仔细作一点观察就可以看到，我国大学出版社的发展还主要是吃教育的饭，吃教材的饭。原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刘杲《关于制定出版业"十一五"规划的思考》也指出了几乎整个出版业吃教育饭的问题，他通过一组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

　　2004年图书分类销售金额与上年相比，哲学、社会科学图书下降6.26%，文化、教育类（含教辅读物）增长14.76%，文学、艺术类图书下降0.07%，自然科学、技术类图书下降4.09%，少年儿童读物下降29.47%，大中专教材、业余教育及教参增长15.27%，中小学课本及教参增长1.61%，其他类图书增长14.01%。请注意，哲学、社会科学类图书，文学、艺术类图书，自然科学、技术类图书，少年儿童读物，都是销售下降的；销售增长的是文化、教育类（含教辅读物），大中专教材、业余教育及教参，其他类图书，而且增长速度是两位数。我们看到，几乎整个出版业都在做教育出版。

　　真是一语中的。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我国的大学出版社目前也主要还是依赖教育出版。我们不少大学出版社，虽也有响亮的繁荣学术、致力专业出版的口号或理念，但真正花大气力做的还不多。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上个世纪头二三十年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还有稍后一点的开明书店，它们几乎都是靠教育出版起家的，尤其是靠出版中小学教材奠定事业基础的。但当它们成为教材大户、教育出版大户以后，却不忘学术的积累与文化的创新，特别是商务在整理刊刻古籍、引进出版西学著作、推出国人原创性作品等方面可谓不惜血本，成就卓著。我们今天数一数二的出版大户，比起当年的民营出版商来似乎还需要多多努力。可喜的是，现在已经有部分志存高远的大学出版社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学术出版战略和目标。

　　　　　　　　　　　　　　　　　四

　　做好以学术为根本的专业出版，大学出版社尚须与学术界共同携手，营造良好的学术文化氛围，杜絶学术泡沫，倡导学术创新。由于国内科技出版特别是科技期刊的出版没有形成科学的现代出版理念，缺乏有效的出版发行运行机制，致使我们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主要是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没有国际学术界认可的发表和出版阵地。国内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只有在国外权威的专业刊物发表，才能得到认可。因此，学术职称的评定，科研成果的奬励，乃至博士生导师、两院院士的评选等等，无不是以国际上认可的专业出版物的发表为标准的。我们自己专家的研究成果要得到国人的承认，只有"出口转内销"这一条路。不少大学都有科研奬励政策，重奬有科技论文被国外的《SCIE》、《EI》和《TSTP》收録者。即便有论文在《中国科学》等国内权威期刊发表者，也是等而次之。现在自然科学领域的这种情况，也开始在社会科学领域出现。即便是研究中国问题，即便是传统的中国学术，其最高荣耀不是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论文，而是看你的论文是否被国外的《SSCI》收録。可以看出，我们的专业出版不仅得不到国际上的认可，连国内的学术界也并不完全首肯。

　　我国专业出版中的问题既有出版界的责任，也有学术界的责任。真正科学精神的缺失，学术规范意识的澹薄，理论创新的贫弱，泡沫成果的繁盛，虚假学问的泛滥等等，都是十分严重的问题。"一位多年来一直关注国内学术动向的国外学者说，除了少数几位信得过的学者的著作之外，他们如今基本上不再阅读国内学者的著作了。我国学者的学术著作被国际学术界一些人士视为质量不高，真令我们感到汗颜和悲哀。"可以说，没有严谨学者的学术精品，学术为本的专业出版将是无米之炊。

　　我们欣喜地看到，近些年来有些优秀的大学出版社在高度重视教育出版的同时，依托所在重点大学，与学术界密切合作，在专业出版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如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战略就清晰地凸显出大学出版的特殊作用和神圣使命。近几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明确提出"教材优先，学术为本，争创一流"的发展战略，始终把自主组编教材、引进国外优秀教材和推出高水平学术著作放在全部工作的中心位置。法学、中文、对外汉语、物理等学科的教材成龙配套；成系列引进的全美工商管理权威教材、全美MBA经典教材、心理学丛书、语言学丛书和化学译丛教材等等，品种丰富，质量上乘，社会反响良好。教材和学术著作码洋占全社总码洋的将近80%。北大社历来重视抓学术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学术著作是其重要品牌。近几年完成了《全宋诗》和《十三经注疏》（简体和繁体两种版本）分别获得国家图书奬荣誉奬和提名奬；此外，还推出了《潘光旦文集》、《胡适文集》、《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和《北京大学院士文库》等一大批有深厚学术文化积淀的论著，在文化积累、学术创新和理论繁荣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出版界如日中天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教育出版中斩获颇多的时候，并没有忘记专业出版的使命。经过策划，该社与国内外语言学界携手，从欧美11家出版社引进版权，从2000年起用三年时间推出了《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2辑总计112种学术专著，具有时代性、代表性和权威性，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一致好评，首印5000套很快售磬，随后重印6000套，销售走势依旧看好，两个效益皆十分显着。[⑥]《文库》的成功也说明瞭专业出版并非就是赔本的买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受益于教育出版的同时，也以高度的使命感致力于专业出版，已经或即将推出的《中国数学史大系》、《中华艺术通史》、《当代中国史学家文库》、《现代数学丛书》等等，显示出大学出版人的高远追求。

　　　　　　　　　　　　　　　　　五

　　做好专业出版，需要形成相应的专业出版理念，更需要一批有专业精神和文化追求的大学出版人。我觉得，现在有必要重提文化人办出版。

　　陈明远在《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中指出，所谓"文化人"是一个现代概念。这个称呼正式出现于1936年即抗日战争前夕，但一经出现，马上就得到全国文化界广泛的认同。幷且新文化界把"文化人"这个概念延伸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甚至更早。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化人，其源盖出自清末民初'文士'阶层，但必须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脱'官场、商场'功利之胎，从而获得现代化的新面目，以文化创造与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像封建时代士大夫那样清谈'以天下为任'的高调。"按照这个标准，蔡元培、张元济等人都是应该纳入现代文化人范畴的。

　　中国现代出版史的史实说明，文化人办出版是出版业积累文化、传播文明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1897年商务印书馆由几个有教会背景的印刷工人夏瑞芳、鲍氏兄弟等创办，起初只是一个小小的手工业印刷工场。几年以后，张元济加盟其间。正是因为现代文化人张元济的到来，才使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印刷作坊式的小工场逐步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的现代文化企业。所以，有人甚至把张元济就职于商务的1903年作为中国现代出版的起点。

　　说到文化人办出版，人们总是要提到开明书店。王知伊在《开明--文化人办的书店》一文中说："开明书店是一家文化人办的书店。……说开明是文化人办的，不仅因创办人章锡琛原是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的编辑，有文化；而且支持、帮助章锡琛脱离商务后另办《新女性杂志》以及开办这家书店，其后又将书店扩充、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的都是文化人。"作者列出了一长串名字，包括胡愈之、周建人、郑振铎、吴觉农、夏丏尊、朱光潜、王伯祥、叶圣陶、朱自清、顾均正、吴调孚、宋云彬，等等。这中间有些人后来直接进入开明工作。开明书店的高档次、高品位，其产品在服务教育、传播新知、创新文化方面贡献突出，无疑是直接得益于叶圣陶、夏丏尊、吴调孚、宋云彬这些长期供职于开明的文化人的。这也让我们想到，当年巴金、吴朗西等人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在现代文学出版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文化人，才使得文化生活出版社书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出版的精彩华章。

　　也许有人会问：难道我们现代大学出版业的主政者还不是文化人？笔者认为，当今的大学出版社（也包括一些非大学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中，有些非常好的文化人，也确实还有一些不是文化人，至少骨子里不是文化人。是不是文化人，学位、学历、职称以及学术头衔等等并不是衡量的标准；看一个出版人是不是真正的文化人，除了他自身具有的文化素养以外，关键看其是否具有文化的理念与理想，是否具有文化本位的思想。如果像中国编辑学会老会长刘杲说的把经济作为出版的手段，而孜孜以求的是积累文化、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始终把文化作为目的；这样的出版人就是真正的文化人。否则，或以商为本，或以官为本，那就不是真正的文化人。前几年，国内个别知名出版机构的变故在业内外引起一些风波，原因很多，我以为关键还出在主政这些知名文化出版机构的人偏离了文化的轨道，或者说，我们的更高层领导者把一艘文化的大船交给一个非文化人（骨子里是商人或官僚）来把舵，出现问题就是自然而然的了。而一旦出了问题，影响也就不仅仅限于出版界。整个文化界、知识界对一家出版机构的关系，显示的是对中国学术文化及其命运的关注。

　　我们今天的大学出版要很好地承担起学术出版、专业出版的重任，关键也还是在人，特别是在于要培养自己的有文化理想与追求的文化企业家、现代出版家，而不仅仅是文化商人或者文化官僚。大学出版界在人文精神的重塑、科学精神的弘扬方面，在文化的创新、积累与传播方面，的确是任重道远。但我认为，只要学术界、教育界和出版界共同努力，学术出版是会有自己明媚的春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