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品质好坏，关键是出版机构内是否具有一批优秀的出版人才。出版人才不是与生俱来的，他需要“伯乐”去发现，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培养，然后放在合适的位置予以重用，才能充分施展才能。我国近代著名出版家张元济先生就是这样一名“伯乐”。
张元济自1902年加入商务印书馆起，在出版领域勤勤恳恳工作几十年，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我国的出版事业，坚持不懈地对我国古代文化“瑰宝”——古籍进行整理、校刊和出版，使之得以保存流传，并出版了许多优秀的教科书、工具书、科学著作，使商务印书馆由一个极简陋的小印刷所发展为享誉中外的著名出版机构。这些成就当然与张元济自身的才能、远见卓识及苦心经营是分不开的，但更主要的是他网罗和培养的一大批人才，在他的提拔和重用下，人尽其才，为商务发展、为当时中国的出版事业作出了贡献。
张元济自始至终十分“爱才”。因为重视人才，他很留意去发现人才、网罗人才，还致力于培养人才。他的出版人才思想中处处闪烁着真知灼见，即使在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来看，仍有许多可取之处。这进一步反映出张元济先生的远见卓识。以下就张元济先生的出版人才思想作一探讨。
慧眼识人
张元济决定投身出版事业、加入商务印书馆时，已认识到搞现代出版事业，首要的便是有一批高素质的人才。他的抱负是“为中国实业造一模范”，并提出“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出版方针，这就需要诸多人才的共同努力才能做到。因此他求贤若渴、惟才是举。从他给汪康年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求才的心切：“沪上为新学枢纽之所，倘有贯通中西文字，兼知他项西学，而言行不苛，足膺讲席者，愿岁以五百金为聘，公其为我留意。”⑴
他在组建编译所时便开始了物色人才，并将他们网罗到商务，使商务逐渐建立起了一支过硬的编辑队伍。甚至在他1926年退休之时，念念不忘的仍是商务的人才问题：“……不能不进用人才。人才何限，其已在公司成效昭着者，固宜急为拔擢。勿以其匪我亲故而减其信任之诚。其有宜于公司而尚未为吾所得者，更宜善为网罗。勿以其索未习狎而参以嫉忌之见。此为公司存亡成败所关。”⑵在他的“慧眼”下，一大批优秀人才来到了商务，并在商务发挥出了应有作用。胡愈之，从上虞农村来到上海报考商务，他的作文经张元济过目看出他的才气，录用为编译所练习生；丁文江，原是一个名不见传的中学生物教员，张元济慧眼识珠，请他编写《动物学》；恽铁樵，其优秀的译作和小说创作才能为张元济所赏识，被聘为《小说月报》主编。此类例子举不胜举。
渐渐地，商务编译所形成了人才济济、事业繁荣的局面。编译所各部门的负责人高梦旦(国文部)、杜亚泉(理化数学部)、邝富灼(英文部)等均是在该学科中有所建树的人。杜亚泉是中国最早受西学教育的科学家；国文部的蒋维乔和庄俞都是有经验的教育家；陆尔奎、方毅(叔远)在国文字典方面有专长；林志烜(仲枢，清翰林)擅长古书选校；黄蔼农精于书画古物鉴定选印等。英文部人才更多，有颜惠庆(骏人)、蒋梦麟(兆贤)、郭秉文(鸿声)、黄士复、江铁、徐润全、甘作霖、吴继呆、张叔良(世鎏)、周越然等；此外，尚有寿孝天(数学)、傅远森(史地)、余云岫(医学)等；各种杂志方面又有胡愈之、茅盾、叶圣陶、周建人、钱智修(经宇)、章锡琛等。正是有了这么多的各类人才及其尽心尽力的工作，使编译所的工作大有起色(能够自己从事编译工作，很少向外“买稿”)，接连不断出版了一大批在读者中信誉很高的出版物，使商务在社会上的声望日渐提高，同时也给商务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资产在短短几年之中由5万上升到千百万。
善于用人
如果只会搜罗人才却不会使用，不能使其充分施展所有才华、发挥最佳效能，不但是人才的极大浪费，而且会给企业带来极大的负担和不稳定因素。怎样使用人才也是一门艺术。张元济便是熟练掌握这门艺术的人。
张先生对于如何用人，有自己一套独特的理论。他的用人观主要可概括为如下几点：
(一)主张用新人
张元济认为：用人能不能推陈出新是一个企业或盛或衰的根本。因为“公司事业日益进步，往过来续，理有必然。五年前之人才未必宜于今日，则十年前之人才更不宜于今日。即今日最适用之人，五年十年之后，亦必不能适用也。事实如此，无可抗违。此人物之有生死，而时代之所以有新旧也”⑶。因此他主张用新人。
他所指的“新”人的“新”包括两方面：第一指年龄小。年轻人身强力壮、精力充沛，多胸怀大志，受过新知识的熏陶，接受能力强，能够胜任繁忙的工作，效率高而且不太计较报酬。第二指思想“新”。他认为，新人，接受的是新知识、新思想，知识丰富全面，头脑灵活，能跟得上时代步伐，善与学术界、政界交涉，易与社会沟通。而若多用“冗老”，他认为至少存在四大弊端，一则年轻人易受压制难以提升，必然会影响其工作热情；二则有一定年龄及资格的人，认为其职位待遇已有了可靠保证，办事缺乏效率且不再尽心尽力；三则公司中，年老无用的人越多，则耗费越发厉害，所以他主张“退无用之人”、“进有用之人”，他认为“进一有用之人，可退三四无用之人”⑷；四则年龄大的人多思想守旧、安于现状、拒绝变革，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不利于公司的发展。因此他主张储才必先汰冗。这种思想从他于1918年5月29日致高凤池的信中可见一斑：“就用人说，为公司全局计，为吾辈退步计，不能不急于储才。……故欲储才，不能不先汰冗。……以所省赡养无用之人之款，移以培植新来有用之人，公司不致多所耗费。”⑸他身先士卒地做到了这一点。早在1918年他就想退休，认为老年人不管经验多么丰富，都应让路给青年人，以使公司能有更大发展和充满朝气。居位不退是不明智的，他希望有更好、更适应新潮流的人在他退休之后涌现出来。他很清楚形势“故人墓木已拱，而元济精力亦愈衰矣……当此新旧递嬗，思想猛进，一日千里，即勉竭其所知所能，亦不足以赴之。元济再四思维，与其勉强敷衍，徒负踵决肘见之羞。何如早避贤路，犹有改弦更张之望。”并恳切告诫商务：“现在时势不同，思想解放，无论何事断不能墨守一二十年前陈腐之见解”⑹。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掀起“文学革命”。后于北大任教，继续在报刊上发文抨击旧文化，提倡新文化，被复古派视为“过激党”。而张元济却看中了他的才学和敏锐的思想，一心聘他入商务任编译所长，想通过他来“革新”编译所，使之适应时代发展。胡婉拒后，张又提出在京设立商务第二编译所，专办新事，由胡适主持。胡又谢绝，最终胡考察过商务后，推王云五以自代。
商务创办的主要杂志《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一直是社会先导的刊物。1919年前后，随着时势的发展、新文化运动的进行，社会提倡新思想和白话文，这些杂志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如《东方杂志》编辑、当时有名的理化学者杜亚泉，由于思想守旧，对于社会的进步不理解，写了许多指责白话文和新思想的文章。与社会潮流格格不入，引起陈独秀的抨击。张元济将其撤离，杂志开始使用白话文。后于1921年由留法归来的青年胡愈之任编辑。随后，张又对这些杂志进行了一系列革新。任用文学研究会成员茅盾为《小说月报》编辑，茅盾上任后引入了有创造性的现代文学作品和西方近代作品的白话文译作，一些有关现代文学的文学批评和分析论文受到高度赞赏，奠定了《小说月报》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其他杂志也换用了年轻、进步的编辑，并给予他们在题材和语言文体方面广泛的权力。如《教育杂志》的李石岑在社论和文章中使用白话文；《学生杂志》杨贤江大胆批评军阀政治和军阀控制的学校，赢得进步人士支持；章锡琛和周建人在编辑的《妇女杂志》上撰写和翻译了大批关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的文章。
商务的财务一度极为混乱，制度松懈、宕账严重。张元济提出财务主管张桂华虽为商务创办人之一，有功于公司，但其不精通财务会计，才华不足兼守旧，建议另聘留英归来、专攻金融的徐新六主持财务。因遭高凤池反对未果。经过坚持斗争，1921年张元济终于聘请到年轻的英国留学生杨端六管理财务，使商务的财务管理提高到新的水准，成为当时上海第一家使用现代会计制度的华商企业。
他“主张用少年人”，但是对于年老之人，还是分别对待的。年纪虽大、但做事得力之人，仍继续留用。如商务北京分馆的总经理，虽然已上了年纪，但为人精明干练，办事能力很强，又不因循守旧，是张元济得力的助手。因此一直被张委以重任，并不因其年老而考虑撤换；对年老而无用之人，则酌情将其辞退。辞退的时候，“与公司休戚相关者，当别论。其仅着有劳绩者，可于辞退之时酌加酬赠”⑺。
张元济用“新”人的思想实际上也反映了他自己在观念上的开放，乐于接受新思想，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
(二)不轻易用相识之人，尤不轻易用高层领导人子弟
在用人观上，张元济与公司另一负责人高凤池之间一直存在很大分歧。高凤池除了主张用旧人外，还主张用商务老高级职员的子弟及相识之人。这显然是一种做“家族式生意”的旧式商人风格。对于相识之人，张的看法是“宜不论识与不识，但取其已有之经验而试之”⑻。决不因是熟人而放弃用人原则。同时张认为用老高级职员的子弟是搞裙带关系，若这类年轻人进公司，即使他们受过良好教育，也会仗着父兄的关系谋着高位厚禄，不知其父兄当初创业的艰难，自然看问题简单，花钱大手大脚，不安心努力工作。别人对他们就是有意见，碍于其父兄面子也不敢提，更有一批阿谀奉承之人前呼后拥。这样一来，影响到公司员工士气，人浮于事，最终会毁掉整个公司。因此，出于为公司考虑，他主张不轻易任用重要职员子弟。即使聘用，也应让其先在其他公司做事，多经受些磨炼，等其有了经验资格，阅历较深，知道甘苦，的确有了办事的能力和经验时，再由公司延聘，那时公司倒宁可出重金聘请。这样做，对公司，对他个人均有利。为此之故，他拒绝了高级职员王亨统(莲溪)之子入公司，甚至连素来相交颇好的商务创办人之一鲍咸昌的儿子进商务印刷所也加以拒绝。并以身作则，言行一致，多年以后，他的儿子张树年留美归来想进商务也被他坚拒。
(三)人尽其用
知人善任、人尽其用是张元济用人的特点。他对聘进馆的人才，均能妥善安置，放在合适的岗位上委以重任。当年胡适推荐才学兼备的王云五入馆，张让其担任编译所副所长重职，不久又提升其为所长，并给他充分的权力，让他放手去干。后来王云五任总经理后，公布新管理方法，在商务引起轩然大波。当商务内外反对王的改革措施时，张元济作为董事长未出面干预，并批准王云五先对事与物的管理方面进行改革。说明张元济对王在管理上的改革是支持的。事实证明王云五确实是高效率的行政领导和机敏的商人，为商务带来了经济上的收益。再如，陈叔通于1915年被张元济专门聘入商务工作，帮张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机构——总务处，协调原来各自为政的编译、印刷、发行三所关系。
对于新人，张元济则给其先安排一个职位，在工作中发现其所长，然后加以提升或调用，使之充分发挥作用。沈德鸿(茅盾)1916年进馆时仅为一月薪二十四元的试办者，工作是为函授学校批改英文作业。不久，茅盾就《辞源》的缺点写了封信给张元济，提出修改意见，并建议《辞源》逐年修改，增收政治、经济、科学新条目等。张元济就从这200多字的函札中看到了这位年轻人的才华、博学和勤奋，第二天就调茅盾到编译所国文部与孙毓修合编《童话》等书稿，从此开始了他的编辑生涯。
孙毓修入商务后主编《少年杂志》，并负责撰写“童话丛书”。孙是版本目录学大师缪荃孙的弟子，本人也嗜好收藏古籍。张元济在开展影印出版古籍珍本工作时将其调来做助手，孙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为《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初编》等几部古籍大丛书的出版作出了贡献。
张元济在用人上有魄力、有远见，惟才是举，只求于公司发展有利，不为人言所动。商务办的杂志《绣像小说》是中国最早的小说杂志之一。小说一向为传统文人轻视，但随着社会及语言文化的发展，小说以其诙谐嘲讽的文字、浅显易懂的语言及更易深入人心为大众所喜爱。张元济因赏识李伯元的活泼文笔而聘他做《绣像小说》的编辑，并不理会李被人讥为“花界提调”一事。
致力出人
出版行业是出书又出人，此话不假。商务涌现和培养了大批人才。许多曾在商务工作过的人原先默默无闻，后来都成了社会知名的学者专家。现代的许多出版家，不少是从商务出来的。曾任商务《教育杂志》编辑兼交通科长、后又任出版部长等职的陆费逵，创建了中华书局；曾与陆费逵同事的沈知方于1917年创办了世界书局；曾任商务《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编辑的章锡琛于1926年创办了开明书店。叶圣陶在《我和商务印书馆》一文中说，中华的“编辑、印刷、发行的骨干，大都是从商务出来的，后来成立的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情形也大体如此。解放以后，在新中国的出版事业中，经过商务培养的人仍旧是重要的力量。”⑼
商务是如何造就这些人才的?张元济对此功不可没，他知道培养人才和怎样培养人才。商务对人才进行培养，主要有三条途径：利用商务创建的涵芬楼及后来的东方图书馆；办各类职业学校；在工作实践中培养。
(一)创建图书馆
早在张元济担任编译所工作时，就深感资料对于编书工作的重要。为了给编译人员查找资料及自修提供方便，他极为重视对图书的收集。先是建立资料室，后来经他多方努力，购得几家藏书楼的收藏，于1909年定名涵芬楼，又于1926年成立对社会开放的东方图书馆。至“一•二八”被毁之前，藏书达46．3万册，图片、照片5万余幅，单地方志就有2641种，25682册，涉及22个省及一些边远地区。这些藏书为职工的进修及业务提高创造了有利条件，许多原先文化不高的青年职工在此通过自学得到深造，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如胡愈之进馆时只有初二的文化，他的书都是在商务读的。这期间学到的知识为他以后的成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商务的许多人才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不断成长起来，后来成为社会知名的专家和学者。张明养说过：“(商务)是一个培育人才的大学校。……一个培育人才的大学校，至少要具备两个不可缺少的条件。一是拥有学有专长的热情的导师，二是具有做调研工作所必需的图书资料设备。除了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外，商务编译所在这两方面都有它独特的有利条件。”⑽
(二)开办各类职业学校
商务除了向社会延聘人才外，还办了各类职业学校，着手自己培养人才，择优录用。如商务附设的商业补习学校，共办七届，毕业学员318人。由于教育针对性强，加上在工作中实习，大部分都能逐渐成为骨干，任各分支馆经理、分厂厂长、司账、门市主任等；小部分任总馆协理、襄理、主任、秘书等职务。此外还办过印刷技工艺徒学校、仪器标本实习所、新式会计员讲习所等，学生经公开招考，经过短期训练，培养为公司适用的业务人员。并且还从公司历年所办的小学师范讲习所、师范讲习所、国语讲习所、图书馆学讲习所、尚公小学校等辅助社会的教育事业中，吸收部分学生为职员或练习生。
商务平时还注重对青年职工进行培训。工余给他们补习书法、算术、珠算、图书馆学、语文和有关学科专门知识。许多职工经培训和长期实践锻炼，成为编辑出版方面的人才。
不仅如此，商务还有远见地将职工送出去进修，如将黄警顽送到明诚学院进修图书版本、目录学。甚至资助职工出国留学或考察，如王云五在就任商务总经理前，要求出国考察。商务为他出具费用，张元济开具了许多介绍信。王云五先后参观考察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瑞士、德国、荷兰、义大利等国，吸取了各国先进、科学的企业管理经验，制定出了自己的一套科学管理法，实施后颇见成效。商务还曾资助胡愈之留学法国、派印刷技术工人去日本学习先进技术等等。
(三)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人才
对商务职工来说，最好的人才培养方法莫过于在实际工作中学习、业务实践中锻炼，从中学到更多的知识。不少人由此成为著名的专家、学者。如胡愈之1914年入商务编译所时仅为理化部一名编辑练习生。做练习生，什么事都干。《东方杂志》需要刊登一些外文资料，他不得不学习日语、英语，翻译小文章供杂志用；参加编写小册子、辞典的索引，提高了着译能力。在工作实践中，他熟悉了编辑业务，掌握了编辑应具备的知识，提高了业务水准。因工作需要，他又瞭解到了出版工作的全过程。
张元济在对人才的使用上，不仅善于用其所长，还善于养其所长。他委任版本目录学大师缪荃孙的弟子孙毓修从事影印出版珍本古籍的工作。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孙一方面投入地进行古籍校勘，一方面出于兴趣，对平时难见的珍本进行研究。在完成这几部古籍大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的同时，他也写下了很有价值的版本目录学研究著作。
结束语
身为一名前清翰林，张元济却具有开放、超前的思想及现代企业人才意识，为我国近现代出版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令人钦佩。
在出版业兴旺发达的今天，年出书种数已超过10万，之中充斥着不少低劣图书，真正的好书所占比例并不理想。1992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对图书的品质提出了量化要求，将1／10000作为图书差错率的上限，并对不合格图书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但从新闻出版署1993年至今组织的5次图书品质检查来看，被检查的129种图书，优质品、良好品加起来仅仅9种，还不到被查图书总数的7％，不合格品却多达95种，占被查图书总数的73．6％⑾，当前的图书品质令人担忧。
造成当前图书品质差的原因，除了其他因素外，出版人才的匮乏当是主要原因。出版高品质的书，需要高素质的出版人才，这是出版企业增强竞争力的必要条件。民国时期商务所出的图书品质极好，差错率低于1／130000⑿，这主要是因为商务有一大批专家人才在把守品质关。而生活在物质文明、科学技术极为发达的今天的一些出版机构负责人却只追求短期经济效益，不但不吸收人才，即使已有人才也任其流失，毫不惋惜，当引起重视。
张元济先生虽然已离世近四十年了，但他的出版人才思想仍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注：
（1）《张元济致汪康年(穰卿)》，见《张元济书札》，商务印书馆1981版，第11页。
（2）《张元济为辞商务印书馆监理职致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信》，见《张元济书札》， 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63页。
（3）《张元济致高风池(翰卿)》，见《张元济书札》，商务印书馆1981版，第190页。
（4）同（3）：184页。
（5）同（3）：188页。
（6）同（2）。
（7）同（3）：188页。
（8）同（3）：184页。
（9）叶圣陶：《我和商务印书馆》，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版，第302页。
（10）张明养：《怀念和感激——纪念商务印书馆建馆八十五周年》，见《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2版，第292-293页。
（11）丁丁等：《“无错不成书”将至何时》，见1997．9．2《光明日报》。
（12）同（11）。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资讯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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