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是跨越三个世纪的百年老字型大小，昨天上午，商务印书馆创立110周年纪念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文化、教育领域700多人参加了活动。冯其庸、任继愈等商务印书馆的老朋友到场祝贺。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给大会发了贺信。
第一家开业的出版老店
三楼会场进口陈列着张元济等杰出出版人的照片，一些参会者阅读着商务印书馆的百年历史。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在发言中称，110年来，商务印书馆一直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普及知识、传播文化为宗旨，致力于建设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翻译引进海外先进文明，至今出版各类书刊近5万种，成为我国现当代出版业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现代出版的诞生地，是中国惟一一家横跨三个世纪的出版社，被誉为“工具书的王国”。从1897年创立以来，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普及知识、传播文化为宗旨，出版了数万种图书，为近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蔡元培、胡适等近代文化名人均与商务颇有渊源。
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作为出版同行的代表在大会作了发言。他表示，也许商务的经济效益在中国还不是最好的，但可以肯定地说，商务的社会效益在中国绝对是第一流的，商务对现当代中华民族的影响，肯定是没有任何一家出版社可以与之比拟的。
学者冯其庸、中国出版集团总裁聂震宁等人也在大会作了发言。
把当代领域当作一个课题
近年来，商务印书馆一直面临着图书市场商业化的压力，商务印书馆的老朋友们在商务庆生的同时，也提出了鼓足勇气应对商业竞争、学术图书选题需更开放、用人体制要突破创新等建议。
出版人止庵(blog)认为近年来商务印书馆在出版界的重要性减弱了，主要是在西方学术名著的选题上显得保守，他期待商务能把做“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精力和耐性延续到当代世界学术名著上。台湾出版人吴兴文认为，沉重的社会责任影响了商务在图书市场的竞争力，商务应该与台湾商务、香港商务整合资源，共谋发展。出版人俞晓群认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商务印书馆机制很灵活，值得现在的商务借鉴。
商务印书馆副总经理于殿利表示，“商务将在引进世界学术著作方面，有重点地向当代前沿领域拓展，尽管这对金字招牌有一定风险，但我们决定把它当作一个课题认真对待。当然机制上的创新也是一个品牌前进的必经之路。
学人叙旧
冯其庸：我向张元济先生请教过
我读过不少商务出的书，受益于商务的很多。我在无锡国专读书时，还请教过张元济先生。我曾花了十年时间，主编了一部500万字的《中国艺术百科辞典》，一些出版社觉得经济效益也上不去，吃力不讨好。而商务的同志热情地把它接纳下来，花了五年时间进行编辑加工。从这件事情上，我真正体会到，商务出版图书追求的是它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放在第一位。
业界寄语
止庵(新星出版社副总编辑)：期待选题更加开放
《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启蒙了国人对于汉字的基本知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至今仍是很多知识份子的“最爱之一”。遗憾的是，总的来说，近年来商务印书馆在出版界的重要性减弱了，主要是在西方学术名著的选题上显得保守，可能是当代学术在引进评价时更难把握更需要眼光。我期待商务印书馆能把做“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精力和耐性延续到当代世界学术名著上。
俞晓群(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机制突破带来繁荣
上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用人机制和运作机制就很灵活和先进，团结了一大批青年才俊。现在是个不缺乏英雄的年代，只有在机制上突破才能带来繁荣的景象。希望商务印书馆在进一步完成市场化进程的同时也不忘继承老一代出版人高举文化传承的旗帜，鼓足勇气迎接商业化挑战。
吴兴文(台湾远流博识文化北京负责人)：三地“商务”资源整合
由于历史缘故，内地、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商务印书馆就像三个兄弟天各一方，如果三者能资源整合，那是很了不得的事。台湾商务印书馆出了“丛书的丛书”的“万有文库”和“人人文库”，而北京的商务印书馆似乎承担的社会责任太重了，未能真正走进充满竞争的图书市场。
1897年创办于上海，1954年迁址北京，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企业，也是中国惟一跨越三个世纪的出版社，至今已有110年的历史。
189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创办于中国上海，它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诞生。1902年，翰林出身的张元济入馆，设立编译所、印刷所和发行所，商务由此开始了现代出版的道路。
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宗旨，商务印书馆最初以编辑出版中小学教科书为主，后出版物遍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应用技术、文学艺术等各个门类，并且发行各科杂志，印行珍本善本古籍，兼营印刷、电影、文具等，鼎盛时期，商务印书馆在全世界拥有三十六家分馆，总分支机构约1000余家，出书占全国图书市场份额的64%，是亚洲最大的出版社。
目前，商务印书馆以出版中外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著作和编纂出版中外语文工具书为主要任务，其中《新华字典》印行近4亿册，创下了全球工具书销量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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