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触与碰撞——16世纪以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法律》一书中，作者提出，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人类在各自封闭的地域环境中，发展着不同的法律文化，“古老的中国法律曾经是世界法律发展史上独具辉煌的一页。但是，当西方法律走向新的文明与变革之时，中国的法律却停滞不前并更加趋于固化。从此中西法律文化之间的距离日渐拉开。但是在中世纪开始至西方的工业革命之前，所谓的西方法律同样充满着毫无人性的残酷的对人的摧残，而且宗教法庭中的任意性和残忍，并不亚于当时的东方。”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关于一些16世纪以来中国法律的描述，中国自己的典籍少有记载，反倒是来华的西方人，利用有限的机会，留下了大量翔实的资料。以致作者不得不利用自己游学国外的机会花重金搜罗。连记载自己痛苦记忆的文本，尚且需要通过出口转内销才得以呈现，由此可见我们的健忘。对此现象，我更愿意把它解释为皇权专制所造就的人性扭曲和情感麻木。
与其说“当西方法律走向新的文明与变革之时，中国的法律却停滞不前并更加趋于固化”，不如说皇权专制集团出于维护自身统治和既得利益，必然会使法律充当管控社会各个层面和管控人民的工具，而不是保护人民免受公权的无端迫害。因此，中西法律的分野根源在于，当启蒙思想照亮西方，教会和君主权力被削减，现代国家开始逐渐建立和稳固，在数量上也逐渐增多的时候，中国依然有意把自己与世界隔绝，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在外部世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之后，依然以帝国自居，视外邦为蛮夷。一个前现代国家，又怎么能发展出现代的法律文化？
在我看来，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使今天的我们瞭解到，人类文明无不是建立在野蛮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包括法律在内的文化，也只有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和碰撞中才能分清优劣，继而发展向前。(来源: 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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