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白纸门》（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年出版），无疑是关仁山小说创作历程中的一次转折，而这转折为他带来小说写作的新高度。经过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不断努力，关仁山为自己的创作找到了一片新天地。
《白纸门》是一部不容易被轻易贴上标签的小说，一部布满了冲突又意指和谐的书。发生在渤海湾一个叫雪莲湾的小镇上的故事，并不是一首田园诗，也不是一种推衍理念的寓言，而是一出具有浓郁地方风情、植根于现实、连结着历史的乡村戏剧。这部布满了冲突的书，骨子里是要寻找一种生存的和谐。这里既有人与自然的冲突，也有人与人的冲突，但作家本人的立足点，是要表达对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这样说的原因，是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关仁山所欲表现的冲突并不鲜血淋漓。他更倾向于把冲突与和谐交融在一起，实现对于故事的平衡感的追求。红藻、蟹乱的出现是人与自然冲突的象征，但其中又不乏渔民与大海之间的相互依赖。人与人的冲突也每每是生存与发展中生活与情感必须要面对的纷争与纠缠。因了这样的缘故，我们可以感觉到，小说家关仁山并没有急着去评判物是人非的纷纭变幻。一种处于十字路口的价值观，一种基于现实的道德感，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原则”，而是暗示出作家更注重小说的质感，能够通过现实生活以及从中引发出的故事将这一切呈现，让人在对矛盾的理解中寻找最终的答案。
这是一部传统与现代杂糅的书。一个海边小镇的现代生活，必定会是传统与现代相交叉的奇异形态，这样的形态在当代小说里并不鲜见。《白纸门》在表现这种杂糅共存的状态时，使用了非常具有标识性的描写方法。传统在这部小说里可以转换为民俗，民俗的标识物是雪莲湾家家都会有的白纸门、偶尔为人“算命”的“十三咳”等等；现代性的标识是工业污染造成的“海坏了”的结局，是“外商”的进入及“泥疗”的开发等等。小说里到处可以看到那些传统民俗民风和“迷信”的穿插，这些因素并不仅仅是一种标识，它们与人物命运、故事走向密切相关，而且会影响到故事与人物命运的基调与结局。这些因素的出现强化了这部小说的本土化特征，延伸了小说的纵深感，增添小说故事的神秘色彩。而小说后半部展开的一系列发展、致富的故事，又让人物故事保持现实感和当下性，二者既有冲突，又有交融，构成了小说历史与现实的立体景观。
这是一部野性与“文化”交汇的书。小说以七奶奶、疙瘩爷、麦兰子这个家族为轴心，展开了一幅雪莲湾的全景图。疙瘩爷让人想起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他与海的爱恨情仇，体现了一种野性之美。小说的另外一个男性人物大雄则是这种野性在现代社会下的延续和遭遇。小说中的年轻女性麦兰子在爱情选择上的反复，把“文化”和野性的较量提到了人性极致的高度。麦兰子先是心慕裴校长，那是她对以识文断字为标志的“文化”的内心向往，而她最终与大雄的结合，又把价值的法码重新回归到对野性的欣赏与承认上。麦兰子从始至终对大雄的“文化”改造要求，使这两种不可相融的价值观在小说里交汇成一个非常复杂的、变动的不稳定形态。小说在这一点上也体现了作家更注重呈现而不直接跳出来评判优劣的机敏。
这是一部网状结构与散点流溢互相呼应的书。“白纸门”是贯穿小说始终的意象，也使小说在结构上形成一种天然的网状与封套模式。小说的开头是白纸门，结尾最后一节，又是白纸门，作家的匠心可见一斑。传统与现代、野性与“文化”在书中相对均匀地分布，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同时呈现，使小说的立体感、流动性大大增强，在网状结构与散点映现的故事框架中，作家适度地展开冲突性的情节，推衍和寓意一个追求和谐的主题，让这部小说读来具有格外灵动的感觉和印象。就此而言，关仁山创作时对小说性的把握和追求，对艺术性的执着与尝试，让人读来十分清爽，印象深刻。
《白纸门》里，七奶奶代表着以“迷信”为名目的民俗与传统，疙瘩爷则是野性与力量的化身，大雄是原始力量在现代社会复杂环境下跌跌撞撞的形象，裴校长则是一种“文化”表征。而所有这些因素，可以说在麦兰子一个人物身上得到了“综合”。麦兰子是所有这些力量的接纳者，她是小说里最复杂、最多重、最可分析的人物，是雪莲湾从传统走向现代，从野性迈向文明的进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也正因此，这个抢眼的、最值得玩味的人物，在性格和行为上时有互相抵牾之处，因为作家赋予了她太多内涵，所以她的言行和心理有时因承受太多而变得模糊。但她的确是小说最关键的人物，基于善良的本色，她承载着所有原始的、传统的、现代的、文化的意义与内涵。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人物，是打开这部小说的一把“钥匙”。
如今的文场上，各种各样的脚印迭加交错，每一位小说家都有自己认定的道路，每一条道路上都有成功者与失败者，也都能见出真诚与虚假，真功夫与假招式。关仁山的《白纸门》既体现了一位作家执着向前的动力，也能看出他再寻天地的决心。（来源: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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