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野草》中如此写道：“愿我的文章速朽”；又说：“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然而，期待“速朽”、希望世人“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的鲁迅，却永垂不朽，成为许多中国人沉潜心底、摇撼不动的精神灯塔。这是一种值得欣慰的敬仰和爱戴，但争执也往往因此而起。
近日，金庸武侠名著《天龙八部》、《雪山飞狐》等的节选片段出现在了课改后的北京语文泛读备选篇目中。与此同时，鲁迅、朱自清等名家的作品数量逐渐减少。这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争议，甚至发出了“金庸取代鲁迅”的担忧。
如果按照鲁迅先生的意思，“金庸取代鲁迅”大概是他求之不得的。但显然，在他的崇敬者那里，这势必是一种令人无法容忍的文化挑衅。我们都很容易体谅和理解这种感情——鲁迅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良心和脊梁，在后世的研究中，他的伟大性甚至神性被再三勾勒和刻画。而一旦鲁迅被神圣化，任何企图改变他容貌的努力，似乎都成了有关“僭越”的重大事端。
金庸的挑战者地位无疑让事情变得尤其复杂，不仅因为金庸的“粉丝”和重量级不让鲁迅，更因为他是个写武侠小说的，与鲁迅的深沉气质迥然有别。前者让金庸有能力颠覆鲁迅的地位，这构成了一种迫在眉睫的“侵略性”；而后者标志着“娱乐精神”对深沉思想的胜利，这又被认为是精神高度的“矮化”。于是，北京课改的一次技术性调整，不可避免地引来非议。
其实，把金庸的武侠小说单纯理解为“娱乐”，未免失之于粗暴和轻率。我看过四川一位学者对金庸小说的政治学解读，在感叹其博大精深的历史感之外，更深有感触其力透纸背的现代性，对中国文明进步的启示录意义虽润物无声却昭然若揭。这坚定了我的想法，文化无高下，鲁迅和杂文和金庸的武侠，都是我们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很多时候，文体本身是有遮蔽性和误导性的，完全看我们怎样去解读、是否有解读的能力。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人文底蕴和精神高点。鲁迅、朱自清等名家在阅读视野中的稀释和淡化，不是他们的作品失去了光辉，而是时代永远需要为人们输送新鲜血液。如果我们抛开鲁迅与金庸之争，就会看到在北京课改中《许三观卖血记》替掉了《陈焕生进城》，海子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则替掉了《孔雀东南飞》，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因此产生余华取代高晓声、海子取代“焦仲卿妻”的担忧？看上去，所谓文化云云都是假相，真正的问题还是不合时宜的偶像崇拜。
布罗代尔在《法兰西的特性》中说，历史从来就是在道路的两旁生根发芽的。从此意义上讲，我愿意把鲁迅比作“道路”，而把金庸比作道路两旁的“风景”——只有“道路”和“风景”相得益彰，才能成就历史，也才能成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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