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CRNTT.com　2006-12-31 04:01:50　白岚

 
　　湖北省武汉市人，1935年1月生，195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现任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广东省文联主席团成员。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东方人体文化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中山大学兼职教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广东省影视评审委员会委员、若干出版社和报刊顾问。长期从事编辑、文艺理论批评工作。系中国批判“文艺黑线”论，为“香港电视”辩导，为“恭喜发财”张目，引进白先勇小说和新派武侠小说的“第一人”。提出“经济文化时代”“叩问岭南就是叩问当下中国新文化”“珠江大文化圈”“文艺评论可物化可操作”“中国影视走第三选择道路”等理论主张。

　　理论专著《题材纵横谈》是“中国第一部题材学专著”，其中关于题材规律论文，获1985年广东省首届文学评论奬。主编“叩问岭南”大型理论书链三种，获1996年广东省鲁迅文艺奬。另主编《流行蛊》系列丛书《文人笔下的历史回响—〈白门柳〉论集》。去年出版的大型文论《手记·叩问——经济文化时代猜想（上下册）》中，以深情和理性关注岭南这块近20年从初始到清啼、从混沌到有序的种种经济文化现象，并进行种种文化猜想，文化论争，文化求索。

　　为历史现场作历史注脚

　　记者：黄老师，您在文艺界被称为“咬破小孔”的文化奇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您接连咬破了几个著名的小孔，这种勇气和认知从何而来？

　　黄树森：当人像一只蚕蛹被困在极端封闭的蚕茧中，一片黑咕隆冬一种单调声音，每天琢磨的就是咬破几个小孔，以期获得清鲜的空气和明艳的日照。这是一种拯救，一种征服。在1980年前后这个被希望充盈的时间点，咬破几个“小孔”，具有特殊的生命意义……“小孔”者也，不过是些常识，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语境，常识或隆升为真理，或沦落为荒谬，或失之浅薄，或逼迫深刻。如“市场经济”，离开1992年这个时间点，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又如“恭喜”之类，在1978年前视为“魔鬼”，其后则变成了“天使”。

　　记者：最早批判“文艺黑线”论的文章是在广东刊登的，当时您执笔的《砸烂“文艺黑线”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创作》一文，被黄伟宗教授认为是揭开了广东文艺思想解放的序幕。当时的背景是怎么回事？

　　黄树森：1977年10月，广东报刊最早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1978年，广东在全国最早为《三家巷》、《苦斗》、《艺海拾贝》等被诬陷的作品及其作者平反，在全国最早恢复文艺团体组织及活动，召开创作座谈会，刚刚复出的夏衍、林默涵、张光年专程莅临发表讲话。由肖殷策划、组织，由我执笔写的文章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发表在1978年12月29日《南方日报》头版。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

　　我想，这跟我的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童年时的漂泊感，少年时的挫败感，青年时的春风得意，中年时的左的思想的扭打；性格上的率直灵动，奉命“鸣警”写作的人生悖论，乃至党军（管）群各部门工作的甜酸苦辣的况味，都是我形成自己价值观念的因素。文革后期莫名其妙被关押的遭遇对我的个性影响很大。对心灵的冲击很大。在干校里为了消磨时间，我最得意的是买了一张世界地图，读红楼梦评传，研究各种人物关系谱。对蚂蚁很有研究，把蚂蚁和蜘蛛抓到一起打架。因而对现代文明的渴求近乎疯狂。

　　记者：所以后来您积极为香港电视鼓与呼，在当时也引起了一连串的轩然大波。

　　黄树森：“鱼骨天线”星罗棋布，是1980年前后广州马路两旁楼房顶上十分壮观的标志。1980年6月8日的《羊城晚报》，刊发了《“香港电视”及其他》一文，认为香港电视通通是一种“心灵的癌症”，主张拿掉“鱼骨天线”。广东文艺理论批评家20多人在访问深圳之后的座谈会上，一致认为香港电视有利有弊，有良有莠，应取分析的态度。于是一致推举我写了争鸣切磋的《“香港电视”是非谈》的回应文章，发表在1980年10月7日的《羊城晚报》上。百姓闻之，额手称庆。而为对付香港电视“入侵”，每天要派许多消防车高空作业、拆除鱼骨天线而疲于奔命、苦不堪言的地、县委书记们，也纷纷来信来电，欢快之情难以名状。 

　　记者：紧接着同年的年底，您又和同一位作者为了“恭喜发财”这个俗语在报纸争论开了。

　　黄树森：1980年春节，广州市民开始流行说“恭喜发财”，但当时媒体上有篇《且慢恭喜》的评论说：“不仅不利于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更有损于社会主义企业的声誉。”这反映了“恐富论”、“富必修”的极左观念。我于是写了《且慢“且慢‘恭喜’”》发表于1980年12月26日《南方日报》，为“恭喜发财”张目。“发财”“致富”“南风”等词后来成为炙手可热的社会用语。 

　　记者：1980年前后发生了很多吸引文化界眼球的事情。另一件就是被古远清教授评为“略带惊艳的文化发现”，您最早在内地引进白先勇的小说，并做了评论文字。

　　黄树森：1979年《作品》第9期破天荒地刊登了白先勇的《思旧赋》，并刊发了我写的编者按。台湾小说自此登陆内地，并逐渐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冲击波。

　　但当时我与两位同事为此多次检讨。我们弃《游园惊梦》等名篇不用而选择《思旧赋》，已经考虑得十分小心。在“编者按语”中强调了白先勇小说对现实的批判意义，尽管如此，还是通不过，于是重新“做秀”，编造。读者提问：“这篇小说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如何理解这种情绪？”在1979年第12期《作品》中专门写了《答读者问》，自问自答，细心的读者从这一问一答中可体味出开风气之先的艰辛和苦涩。 

　　记者：即便因此事写了检讨，在1981年，您又最早大胆引进了香港武侠小说。有评论家认为，在这一点上，黄树森可能是影响中国人业余生活的人物，他推动了通俗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意识形态由单一的政治标准向市民文化转型。

　　黄树森：当时《花城》杂志和《广州文艺》共同创办了《南风》文学报，我是特约编委。我向梁羽生索稿，梁欣然应允，随即赠我《白发魔女传》等作品。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武侠小说一向是禁区，许多人看不惯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吾兄所说‘有反应’就是‘幸事’也。”1981年《南风》创刊号一出街就造成“洛阳纸贵”——梁羽生的《白发魔女传》开始在这期刊登。这是香港新派武侠小说首次在中国内地正规出版物上亮相。

　　记者：您也曾想引进卫斯理的科幻小说，您有没有想到会再要检讨一类的，为什么还接二连三地这样做？

　　黄树森：这和密封的木乃伊，碰到新鲜空气就要解体一样。历史趋势如此，拦也拦不住。咬破一个，咬破几个都一样。卫斯理版权委托书都寄来了，可惜他当时“身份”欠佳，不让进口，我也因此少赚了些钱。

　　记者：您最早对深圳的肯定，也通过传媒被广为人知。

　　黄树森：1982年深圳以刚厉的经济强势出现，同时对深圳文化的误解也悄悄萌生，认为深圳靠“走私起家”，是个“暴发户”。不少人甚至断言：深圳是文化沙漠。我只是为深圳《特区文学》创刊作过一则简短文字，发表于1982年7月《南方日报》上，文章认为深圳有着深厚的文学土壤，本地土生土长的作家必将拥有美好的创作前景。没想到的是，据一位接近深圳市委领导的人士说，这篇谈文学刊物的文字，居然在市委常委会议上朗读。深圳当时急需哪怕只言片语的精神支持和客观评判，于此可见一斑。

　　叩问岭南 叩问中国新文化

　　记者：您对岭南新文化的研究和弘扬不遗余力，为什么？

　　黄树森：我小时候走过很多地方，但现在已经很岭南化了。岭南这一方水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举足轻重。岭南文化不单纯是地理学上的范畴，而且已成为宽泛意义上的文化名词。岭南文化在今天已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席卷全国。它与社会与大众间的强大亲和力，正是一种文化内在活力的反映。

　　记者：直到今天仍有人认为岭南文化的特质更多的是世俗文化和边缘文化，您怎样看待这个观点？

　　黄树森：世俗与精英，都有高低尊卑雅俗之分。世俗文化是一种非常有活力，有生机的文化，有鲜明的时代性，广泛的人民性，普遍的实践性和深刻的现实性。精英文化和世俗文化应该是情人关系。今天的岭南文化，也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的结果。文化的渗透与传播，接受方不应有情感上的屈辱色彩。但中原的文化人还是难以接受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平起平坐的现实。其实，中心和边缘的位置并非凝固的。任何中心文化，都必须是时代的文化，故步自封，只能导致夕阳西下。

　　记者：岭南文化的生机和活力表现在哪些方面？

　　黄树森：岭南文化的勃兴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它本身有良好的传统；同时它也并非完全游离于中原文化之外，其宽容性、平民性与开放性所造成的北南文化杂交体，已然开创出一条建设新兴文化的思路，这是一种新兴的市井文化、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商业文化，同时，精英文化正悄然崛起于市井文化的土壤。这种精英文化是原生态的，萌芽于市民社会、健康成长于城市空气自由畅通的背景之下，因而显得生机勃勃。

　　岭南文化的禀性和品格，通俗地说，乃一鲜二容三错位。它是： 

　　一、“游水的”——酸甜苦辣／鲜味为上。

　　二、“咸淡水”养殖的——“基围虾”效应／兼容为大。 

　　三、“咸甜相间”互补的——“莲蓉月”品格／错味为高。 

　　记者：您在很多场合也谈到对岭南文化品牌的再认识，可以详细谈谈吗？

　　黄树森：岭南文化品牌，驳杂丰富，蔚为大观。对它们的认识、开发和整合，迫在眉睫；而且需要有一点“品牌忠诚”。

　　（一）“容闳传奇（或曰“容闳风范”）。珠海人容闳，乃中国留学“第一品牌”。1847年赴美。容闳的一生，展示了一种融批判、坚韧、崇高于一身的特异的中国精神文化现象。

　　（二）“屋背岭遗址”。深圳南山区“屋背岭”商代遗址的发现，填补了珠江三角洲及港澳地区陶器编年的一片空白，将“岭南文明，推前了3500年”。

　　（三）“珠江帆影”。在外国人眼里，“再没有比排列在珠江边长达几公里的帆船更为壮观的了。”古今同感。珠江无帆影，乃一大憾事也。

　　（四）“新安古风”。公元317年，晋成帝将南海郡一分为二，设立东官郡，郡治设在今之深圳南山区的南头城。新安古城，作为县衙所在地，可谓沿海地区经济文化重镇。这跟长期以来，深圳被视作“边陲小镇”的表述，恰成异趣。 

　　（五）“广东年桔”。广东年桔，寓意吉祥，喜庆，利好。它作为春节的一个符号、标志和吉祥物，比之圣诞树，在色彩、造型，涵义上更显灵气。“年桔文化”内潜藏商机无限。

　　（六）“天后神韵”。深圳赤湾天后庙，是广东最大的，也是香港70多家天后庙的源头，也是香港文化的源头之一，它的辐射面波及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精神脐带。 

　　（七）“海上丝绸之路”。须知：海外各国到广州寻找壮阳的《蛾公酒》和长年益寿的不老药；阿拉伯数字1～10传来中国，粤语读音把它异化为男女性事过程，直到“零（0）舍不同”，都是通过这条航线传播和得以完成的。 

　　（八）“佛山黄飞鸿”。“黄飞鸿”品牌开掘，需要另辟蹊径。

　　个人史和文化史

　　记者：您最早和朋友在国内成立了第一家省级文艺批评家协会，当年您主持的《当代文坛报》也曾洛阳纸贵，在全国影响很大，培养和扶持了一大批年轻的寂寂无闻的年轻人。

　　黄树森：《当代文坛报》当年最高发行量曾达到138万份，对广东文坛的最大贡献是扶持了一群年轻的文艺评论家，当时我们刊发了大量无名的但又很有见地的代表了新鋭思想的一批作品，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已很出色。

　　记者：您提出文艺评论操作可物化的论点……

　　黄树森：文艺评论，是理论研究挺进文化市场，头脑资本转换为货币资本的最佳中介，是文化产业重要价值支撑点。文艺评论，文化评论一旦与品牌的最大特性勾连契合，必然对文化产业的开掘，发展形成巨大的推力、张力和辐射力。

　　记者：您后来提出的经济文化时代观点的中心是什么？

　　黄树森：经济与文化，不是兄弟关系，而是情侣关系。其实，文化派生财富，经济依恃文化；文化也可以搭台，经济也需要唱戏。它们不应该唱《分飞燕》，而应该唱《梁祝》。

　　文化定义，据说有260多种，权威的德国《迈尔百科辞典》说得最到位，即文化是“人类社会在征服自然和自我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是一个大文化的概念，物质和精神，经济和文化，是一个铜钱的两面。有鉴于此，现代经济界企业界，就有了“商业思想家”的说法。有鉴于此，“知识经济”、“文化经济”成为时髦；文化的较量是最终定输赢的，成为一些城市发展的关键词；云南的丽江，在产品、资本和品牌三张牌中，主打的是文化品牌。一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便身价百倍。

　　文化品牌，是文化产业的阿基米德支点。品牌的最大特性是它的文化、价值和个性。人的品牌，物的品牌，乃至“现象”的品牌，最为关键的，是对其文化内涵的阐释，价值意义的辨析，个性特征的张扬。

　　跟黄树森在一起聊天，旁边的人常常会忽略了他的年龄。他的睿智风趣的话语，他的心游八极的开放性思维，他的永远神采奕奕的目光，让我们这些年轻人想到，假如我们到了他的年纪，我们还会保有那种对生活的执着热爱吗？也许就是这种始终如一的年轻心态，让黄树森对新生活和新文化保持着无限的深情和理性关注，从中他做着文化的深度探索。他带着激情和活力数十年间在岭南这块热土上追寻着、思索着，他叩问当下的岭南文化，叩问中国当下的新文化。

　　正如施爱东博士说：“透过他的文艺批评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一部广东改革开放的文化史。”

　　他在“新时期”初期的许多文章都具有开拓性，这些文章当然应和当时以个人“主体”为中心的文化主流。但黄树森与当时精英主义的“知识分子”“启蒙”和“引导”大众的中心模式不同，他最先看到了大众文化的活力和可能性，看到了市场化的能量，当时多数知识分子并未将“现代化”与“市场化”联系起来，而是倾向于将“个人解放”的宏大叙事絶对化为一种超验之物。黄树森的立场与文化精英普遍对于市场化的矛盾与轻蔑的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提供了一种当时尚未清晰的中国社会变革的方向的预言性的表述，即以经济为主导的，其他社会领域采用不同的速度和方向的模式。

　　90年代之后，他的文章倡导岭南文化的自觉。将岭南文化与新的全球化的浪潮联系起来。他一方面强调岭南文化的世俗性的合法性，在“经济文化时代”的表述中显示了对于市场化的文化架构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寻求在“全球化”过程中，从一个全球的视野为岭南文化寻找新的生长点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