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CRNTT.com　2006-12-31 03:59:39　潘小娴

　　采访饶教授，周折颇多。多次定下的采访时间，都因为她临时要参加国内外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而不得不一再更改。直至今年的2月底才最终敲定了采访。

　　那天，和饶教授一见面，她就说：真对不起，实在是太忙了，很多事情都脱不开身。忙碌的身影和朗朗的笑语，一点也看不出她已是68岁的一位老教授。

　　在3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她的声音始终充满激情，让人感觉像听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演讲。沉浸在这激情的语调里，我老是琢磨着这样一句话：只有满怀激情的人，纔可能永葆学术青春，不断去拓展学术的新空间。

　　——而饶教授的学术成就，正是她数十年激情洋溢的结晶。

　　批评要容许不同的花香和多样的思考

　　记：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您介入文学批评领域之后，有很多学者专家都写过文章评论您的批评风格，在这些文章里我发现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称赞您是一个诗性学者，您的批评文字是一种诗化批评。你赞同这种说法吗？或者说，这样的赞赏之言对你的批评风格是一种很到位的评价？

　　饶：这种说法比较符合我的批评实际。在我的批评文集《心影》里，许多文章的题目都起得比较形象、飘逸和灵动，如《远去的岁月——评范若丁的<暖雪>》、《茉莉花串——评泰华女作家梦莉的散文》等，文中的批评语言也是缠绵婉约，有古典主义的那种浪漫忧伤和温情。我的批评语言既是哲学的、文学的，从某种角度看也是诗意化的。当然，我要强调两点，一是我这种诗化的语言，不是一种矫情，而是跟我的心性一致，是我真性情的感发、共鸣或者寄托，是“我写我心”；二是我的批评文章虽然诗化，但文字都追求平实，没有什么“花边”。

　　记：您这种诗化批评风格的形成，是否与您个人的成长土壤密不可分？

　　饶：对，从童年开始，我就经历着终身的文学憧憬和陶冶，我的童年是和我的外祖父母一起度过的，外祖父是一位晚清秀才，我自幼就跟着他读古典诗词、看古典名著，我是在古典文学里泡大的，所以我一直对古典文学有特别的偏爱。虽然我后来没有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但这种文学积累成了我心中永远的财富，使我在阅读别人的作品时，很自然就演绎成了一种诗性的批评文字。

　　记：与别的批评风格，比如思辩型的或者犀利式的相比，您的诗化批评风格有什么特别之处？

　　饶：风格是没法比的，搞文学搞学术的人一定要宽容，不应存有排斥他人风格之心。我以为思辩的批评和犀利的杂文式的批评都有它的好处，就像世界的花朵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茉莉花香，可以是牡丹花香，可以是菊花香，批评家们都有自己不同的花香和多样的思考，读者也需要欣赏到不同的花香和思考。

　　记：像您这样的名人，一定很多人找您写序，您写序遵循的是什么原则？

　　饶：先说几句题外话，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散文是我的心像，讲课是我的心声，论文是我的心迹，也就是说我做什么都必然容入了我“心”的真实感受。写序亦是如此。我曾在我的《文心丝语》一书里写到关于写序的感受，这感受我想可以用来回答你提的问题——我写的这些序，由于写作对象不同，使用笔墨也很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文中所写的都是我认真阅读的结果；我在这些书序中，也常常借他人的“酒杯”，表达自己的文学见解和心态；因而这些文章既是我和作者的“对话”，也有我在阅读的“对话”中插入的“独语”，是我心灵之旅的种种感应结晶。

　　感觉像生了个不太漂亮的孩子

　　记：《中西戏剧比较教程》这本书是您在文艺理论研究领域里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著作，请谈谈当时这本书的创作原因与创作状态？

　　饶：我从事文艺理论研究时，我们系有一位早年留学法国的黄轶球教授，他是一位外国文学专家，我们有时候在一起聊一些学术问题，有一次他提出能否把文艺学和外国文学拓展到比较文学的领域上。我个人对这新鲜的领域特别好奇，而且有兴趣，但当时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教科书，于是我们就在系里文艺学和外国文学的硕士生中开了一门比较文学课，由黄教授根据法文本的教材讲授。之后，我也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80年代中后期，国内要出一套比较文学的丛书，当时诗歌、小说的比较研究成果较多，但是戏剧却还是一片空白，没有什么东西可参照，要写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但我对中国传统的戏曲比较瞭解，在中大留校教古典文学时又曾跟着著名戏曲理论家王起（王季思）教授搞过一阵元曲研究，加上开比较文学课时我又熟读了外国戏剧的文本，有了一定的积累，就有了想尝试新课题的勇气和信心。于是我接下了写戏剧比较这一课题，我的定点是把西方戏剧与传统中国戏剧作一个全面比较，写这部书调动了我所有的知识积累。我主编《中西戏剧比较教程》并撰写了其中的重要篇章，但在编书期间我担任了副校长，工作繁多，于是我就挑了几个优秀的研究生和两位教师一起完成这个项目，这本书可以说是我早期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总结。

　　记：此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影响非常大，当时一些文艺理论专家还盛赞它是比较戏剧的拓荒之作，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全面地就中西戏剧进行比较的学术著作，不仅填补了中国学科教程建设中的一个空白，而且对于比较戏剧课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您个人对此很满意吧？

　　饶：我在生活和学术上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因为太过理想主义，所以做完每一件事后老是没有别人感觉那么好，尽管《中西戏剧比较教程》填补了某一方面的空白，但我还是不太满意，我总觉得像生了一个不太漂亮的孩子。没办法，从小到大都理想惯了，我老是想完美，但我也知道完美的事情是很难的，就像苏格拉底所说的那句经典——“美是难的”，而完美就更难了。对我而言，主要是我比较早关注“中西戏剧比较”这个问题，加上始终有一种想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的激情，这种激情常常给我一种积极拓展的勇气，满意的说法是——《中西戏剧比较教程》这部书只是我追求文艺理论创新思路过程中的一个学术成果。

　　创立文艺学博士点

　　记：在您当校长期间，您认为那一点是您做得最有创意的？

　　饶：1993年，我与胡经之教授一起在暨南大学创建了文艺学的博士点，这个文艺学博士点以比较文艺学作为研究方向，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唯一一个以此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点。

　　记：当时全国有多少个大学与你们一起申报文艺学博士点？

　　饶：在申报之前，全国文艺学研究只有中国社科院、北师大、山东大学、复旦大学这四个博士点，当年我校申报时全国有十几个大学都在申报文艺学博士点，而且这些申报单位都有不相上下的学术梯队和成果，我们得以胜出，主要是研究方向有创意。

　　记：请谈谈您这个博士点的创意体现在什么方面？

　　饶：中国文艺学是诞生于中西文化大碰撞的背景下，即从西方引入后“内化”出来的，因此研究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不能忽略西方文艺理论影响的因素。但在中国学界，把中国文艺理论与西方文艺理论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在90年代初期还是一个新的课题，因为植根于不同文化土壤、不同理论体系之间的比较，难度确实很大。我们把比较文艺学定位为以中西文学理论比较为核心的研究领域，通过比较，求同探异，为中西方文艺学构搭“相遇”的桥梁和寻求“对话”的“中介”，这种跨文化的理论研究不仅有助于中西文艺学互识互补，也为建立新型的、更具世界性的现代文艺学理论探索道路。

　　我们文艺学博士点的这种设想是出于对目前文艺学现状和未来前景的思考，同时也是对中国诗学根基的有意识的寻找。这个创新的方向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同，1993年暨南大学获得了文艺学博士学位授予权。

　　记：文艺学博士点建立后，您在研究方面做了哪些突出的工作？

　　饶：我领衔出版了《中西比较文艺学》一书，并撰写了其中最重要的章节。书中着重对中西文化观念、文论形态、文论范畴进行比较，力图将如何在具有显着差异的西方“诗学”和中国“文论”的相关领域之间，找到有意义的、具有可比较性的若干问题纳入了当代文艺学的学术视野，从而使中西方比较文艺学的研究具有了当代性。这是我们创立博士点后一个标志性的学术成果，也是到现在为止说得上比较有创意的一部学术著作。

　　培养问题意识营造学术磁场

　　记：早就听说您的博士生人数较多，成就也高，请问到现今为止，您独立培养了多少博士生？

　　饶：共25位。这些博士生毕业以后大多数很有成就，像余虹、林岗、费勇、刘绍谨等，他们在文学研究领域里都已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很多学生除了在知名的学术刊物发表了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外，还出版了不少专著，对他们取得的成果，我这个做老师的感到很欣慰。

　　记：这些年来，您培养博士生有什么特别的观念和做法？

　　饶：我培养学生主要以包容的学术态度，着重引导他们树立问题意识。我一直以为当博士导师最重要的是要培养起学生的问题意识，因为如果问题是学生自己发现的，做学问就有了自己的心声，如若遇到困难，学生也会充满激情去功坚解答。当然在这过程中，学生在研究中只要言之成理，即便和我的观点唱对台戏，我都会以宽容的心态去鼓励和支持他们。去年我招的一个博士生，她一开始对写什么老是下不了决心，经过若干次师生的“对话”、探讨，她得到了启发，思维视野越来越开放，后来她对我说——饶老师，现在我想写的问题都写不及了。寒假时，她一口气交了三篇论文给我，有一篇见解很独到。这个学生从不知道写什么问题，到发现一些问题，再到发现很多可写的问题，她的进步那么快，我很高兴。

　　记：您参加的学术交流会都少不了您的博士生们的身影，有人还戏称你们这个队伍是“饶家军”，对“饶家军”这种提法您有什么看法？

　　饶：我去开学术会之所以带博士生去，一则让他们开阔视野，二则启发他们的创新意识。跟我去参加研讨会的学生，除了要提交论文，我还会布置他们写研讨会综述等文章，因为写综述除了要瞭解整个学术会议所有专家的观点，还要对观点再加以分类和提练，这本身就是一种很严格的学术训练，对学生来说当然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对“饶家军”这种说法我实在不敢当，不过，我这样做是给博士生们一个大的学术锻炼磁场。

　　记：很多人都认为上文艺理论比不得文学课，文学课可以讲得多姿多彩，但文艺理论枯燥乏味，它是灰色的，您讲授了几十年的文艺理论，这种在别人眼里是灰色的理论课对你来说是一种怎么样的色彩？

　　饶：如果从理论到理论，按框架去套，那理论课当然是灰色的，但如果把理论课放在一个动态里去讲，它就充满了生命力，因为这是有感而发，什么东西有感而发都是很容易调动人的热情和积极性的。

　　有感而发的讲课就能调动起学生的参与意识。我上理论课采用讲授、对话、讨论、争鸣相结合的方式，我讲课总是很投入，学生听课情绪也很高涨，讲课对我来说常常是一种享受。因此，我认为上课，不能把课讲成一片青草地，而要像圆明园的几根柱子一样深扎进去，这样就算你上的是别人眼里灰色的理论课，也一样能上得多姿多彩。有个学生告诉我，在他们离校几十年的同学聚会上，还有人把学饶老师讲文艺理论课作为一个保留节目来表演。

　　开拓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新领域

　　记：您是在什么状况下介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

　　饶：我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海外文学的发源地在广东，暨大是一个华侨大学，有着这方面的文化氛围、文化背景和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我正在当系主任，对系里的各个学科当然要有所瞭解，我参加了在暨大召开的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我发现海外华文文学应有自己的理论“基石”，不能只停留在现象的解读，即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加上作家生平的研究模式，要展示“海外华文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应当以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整体的文学观念。于是我把比较文学的视角和“比较”的方法引入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领域。这些思路的开启、拓宽，突破了原有研究格局，也贯通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领域。

　　记：除了将比较文学的视角和比较文学的方法引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外，你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领域里，还做了哪些具有开拓性的研究？

　　饶：1996年，我和我的第一届博士生费勇合作发表的《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的意义》等系列论文，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些论文对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且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理论研究是一个新的开拓。

　　1998年，我在《海外华文文学的新视野》一文中把“身份”批评运用到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的主体研究中，因为海外华文作家的写作阵容、国别、地区、个体的差异性都很大，不同的经历和背景、不同的时空及语境，使我们无法以一种固定的本质标准来衡量他们，而以“身份”批评（主要是从价值观念、语言、家庭体制、生活方式、精神世界五个方面）作为切入点，更有助于我们揭示这一群体和个体的特殊性。我是国内第一个把“文化身份”的理论引进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所以，该文1999年获得了广东省第六届优秀社科研究成果论文一等奬。

　　记：对您自己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方面所做的开拓工作，您怎样给它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

　　饶：我不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但介入较早。我以为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空间里必须要有理论人介入，才能有一种浮雕性的显现。如果说我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有什么创意，那就是我在理论层面的研究上走得前沿一点，华文文学的理论一直是被忽略的，而我却去关注了它，并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去拓展了它。

　　文艺理论是我的根部

　　记：您今天在文艺理论研究上取得了如此丰硕的成果，但您一开始却不是搞文艺理论的，而是想当一个作家和搞古典文学。当您被要求转专业时，心情很复杂吧？

　　饶：我小时候一直想当一个纯粹的作家，但到了大学三年级我发现自己当不了作家了，因为我在书香氛围里长大，一点也不懂世俗的生活，而文学创作是不能凭空想像的，对社会对生活没有深刻的瞭解，就没有了创作的土壤。因为对自我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我就着力沉浸于古典文学之中，毕业后我留校当了古典文学助教，跟王起先生学宋元文学，这个转折很自然。一年后我调到暨南大学中文系，和我同时来的都是教古典文学的老师，因为我年龄最小，系里可能认为我沉溺古典文学不深，就让我转教文艺理论。对古典文学特别偏爱的我怎么也不能接受，伤心得哭了好几次。系主任萧殷先生对我说，你不必那么惨痛地告别古典文学，你所喜欢的古典文学是文学研究的根，对你今后从事文艺理论研究会有很好的作用。经过了这一次转折，后来我再从事文学批评、比较文学、华文文学的理论研究，都是兴趣所然，充满了激情。

　　记：您曾说过您在学科的研究上是个边缘的边缘人，请谈谈怎样对您所说的“边缘”做一个正确的解读？

　　饶：人们都称我为文艺理论家，但我认为以下的概括可能更准确和到位一点——文艺理论是我的根部，为了寻求自己一种创意的思路，我苦苦地寻找，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比较文学这门新兴的学科，这门新兴的学科给了我启迪，我运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去拓展了自己的研究思路，这像一条路不断地延伸，它是横向的齐头并进，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我又把比较文学的理论运用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上来。我觉得走得边缘一点也没什么不好，因为我喜欢一些新领域，而我的新领域都是从我的文艺理论延伸开去的，它们是一脉相承的。

　　记：您在搞学术、当校长、做教师这三方面都做得很成功，曾听不少人这样评论您，说您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这种评价你认同吗？

　　饶：说不上成功也说不上完美，我只是尽力去做了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已。

　　人物简介：饶芃子，1935年生，广东潮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暨南大学副校长，幷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任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学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文艺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是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多间大学的兼职教授。

　　主要著作：专著：《文学批评与比较文学》、《艺术的心镜》、《心影》、《文心丝语》、《中西文学戏剧论文集》、《比较诗学》。

　　合着：《中西小说比较》、《本土以外——论边缘的现代汉语诗学》、《中西比较文艺学》、《戴千万研究》、《中西戏剧比较教程》，其中《中西戏剧比较教程》曾获“全国比较文学图书奬”二等奬、“广东省规划自编文科优秀教材”一等奬、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第二界优秀教材奬”。

　　主编：《文心雕龙研究荟萃》、《中国文学在东南亚》、《万叶文丛。学术书系》、《比较文艺学丛书》、《比较文艺学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