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清华学生对教授刘文典的印象是放浪形骸，狂傲不羁，被时人目之为一“怪”，但是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刘文典却有着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他不畏强暴，不媚时俗，坚持中国知识份子历来注重气节操守的传统。在这些问题上，刘文典一点也不“怪”。
……上课铃声响后，走进来的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凹，长头高兮如望平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衲……
上面所引文字是30年代清华学生对教授刘文典的印象。如果单从这个第一印象出发，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将这个形象与名教授联系在一起。这个看起来一点都不气宇轩昂的“憔悴得可怕的人物”，却又确乎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其学生回忆说：“先生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
刘文典精通英、德、日、意等语言，学贯中西，尤精国学。1916年他27岁时，即被聘为北大教授。当时北大文科教授中胡适、刘半农、刘文典（辛卯）、陈独秀、朱希祖（己卯）都是卯年出生，皆为北大的灵魂人物，因此北大文科教员的办公室被戏称为“卯字型大小”，刘文典即为北大“卯字型大小”教授之一（后转聘清华大学）。
“宁以义死，不以幸生”
在北大，刘文典是与辜鸿铭齐名的怪人。刘文典具有很浓厚的名士气，他放浪形骸不合流俗，狂傲不羁言谈惊世。 尽管刘文典被时人目之为一“怪”，但是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刘文典却有着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他不畏强暴，不媚时俗，能坚持中国知识份子历来注重气节操守的传统。在这些问题上，刘文典一点也不“怪”。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刘文典因故未能及时南下。获悉刘文典在中国的影响力后（刘文典曾任孙中山秘书），日本方面就想拉刘文典“下水”，他们通过周作人等多次劝诱，请他出山教学，并在伪政府中任职。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刘文典均断然拒绝。
刘文典的态度激怒了日本人，他们先后两次搜查刘文典在北平北池子骑河楼蒙福禄馆三号的寓所。在不可一世的侵略者面前，刘文典横眉冷对，毫无惧色。他本来精通日语（早年留学日本），但在日寇面前，刘文典却不讲一句日语。他以“发夷声为耻”。
困居北平期间，刘文典对于那些毫无操守，投降献媚于日本人之流特别反感，即使是至亲好友他也不惜与之反目。刘文典的四弟刘管廷本来一直与他居住在同一寓所内，多年来兄弟之间感情融洽。但刘管廷后来在冀东某日伪政府谋到一个差事，得知此事，刘文典十分气愤，他先是以有病为由“不与管廷同餐”，后来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将其四弟赶出家门，并从此不再往来。 滞留北平期间，刘文典常以唐代诗人被迫在安禄山处做官失节的事告诫自己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后在友人的帮助下，刘文典只身辗转来到西南联大。见到比他晚到昆明的吴晓铃教授，刘文典便向其打听与他同样困居北平的周作人景况。吴晓铃说周作人以“家中还有老小”为托词未出来，刘文典气愤地说：“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北平爱国青年学生为敦促国民党政府抗日，卧轨请愿。刘文典积极支援当时在辅仁大学读书的长子刘成章参加请愿。刘成章因体质差，卧轨时受了风寒，请愿归来后患病亡故。这对刘文典夫妇是难以忍受的打击，心灵上留下了无法弥补的创伤。但儿子的死亡，更激起了刘文典的民族热情，据刘文典在清华的学生回忆：“刘先生每次上课，都要给学生讲一段国事的艰危，并且告诉学生日本侵略中国的险恶用心及历史背景。他自己则夜以继日地翻译有关资料。”
1929年，刘文典时任安徽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学校设在省府安庆）。是年11月23日，安徽学界爆发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学潮，当时蒋介石挟北伐之功盛气凌人，获悉学潮事后十分恼怒，于是经教育部下文传令刘文典亲到南京予以说明。刘文典对蒋介石用“责令、责成”、“纵容学生闹事”等措辞极为愤懑。在出发去南京前刘文典曾说：“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至于刘文典和蒋介石见面的情景，当时的南开学生刘兆吉在《刘文典先生遗闻轶事数则》中回忆：因有怨气，见蒋时，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见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这对刘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冲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这更激怒了蒋介石，一拍桌子，并怒吼：“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驳蒋介石为不实之词，并大声呼喊：“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躬身向蒋碰去，早被侍卫挡住。蒋介石又吼：“疯子！疯子！押下去！”
刘文典被押进大牢。蒋介石还扬言“解散安大”。这件事在教育界引起很大震动，安庆大中学生举行示威，各地进步人士也来电来函声援。后来，经蔡元培等力保，陈立夫从中斡旋，蒋介石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才不得不将刘文典释放，但附前提——迫令刘文典“即日离皖”。 章太炎十分欣赏刘文典的气节，挥毫写了一副对联赠之：“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巧妙借用汉末狂士祢衡击鼓骂曹的典故，颂扬了刘文典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气节。
“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1938年5月，刘文典悄悄告别家人，离开北平孤身南下。在朋友的帮助下，刘文典通过英国大使馆人员买到船票，经香港、海防，辗转来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对于此次孤身南下的心理状态，刘文典曾在给梅贻琦校长的信里有过透露，他说：“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的决心，辛苦危险，在所非计。”此时对刘文典而言，“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兼得”的选择必然是“大丈夫舍生而取义”。对认为“国家民族是大节”的刘文典而言，这是太自然而然的事情。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教师们的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不少教授连粗茶淡饭都难以为继。此一时期，刘文典的家庭生活也很艰难。刘文典曾在给梅贻琦校长的信中提及自己此时的生活状况：“两兄既先后病殁于湘西，先母又弃养于故里，典今年日在贫病交迫之中，无力以营丧葬。”
有一年除夕，刘文典全家竟然无米下锅，幸得学生送米接济才勉强度过了新年。尽管生活如此艰难，刘文典仍心牵天下，他曾写有《移居西庄舍南有流水松竹》一诗，诗中有云：“极目关河余战骨，侧身天地竟无心。寒宵振管知何益，永念群生一涕零。”
有一次在课堂上学生问刘文典：“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刘文典回答说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众学生不解，他加以解释说：“‘观’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
任教西南联大期间，刘文典避居市郊官渡，离学校较远，每次上课刘文典都须步行到校。正如他在写给梅贻琦校长的信中所言：“自千年寓所被炸，避居乡村，每次入城，徒行数里，苦况尤非楮墨之所能详。”尽管如此，刘文典却从不缺课。他说：“国难当头，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解放后，刘文典年事渐高，云南大学为了让他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研究，一度没排他的课，但他坚持要上课，并声色俱厉地说：“教授怎能不教书？不教书就是失职！”
尽管国势艰危，生活困苦，但刘文典却没有忘记以文化承传作为自己的使命。出于“自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刘文典不仅是“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而且还潜心于学术研究。在西南联大期间，刘文典完成《庄子补正》一书，并于1939年出版。该书立论严谨，学风扎实深厚，连一向不肯轻易誉人的陈寅恪也作序赞曰：“先生之作，可为天下之慎也。” 有人问，为什么在西南联大时期，刘文典会选择庄子研究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刘文典回答说：“现在国难临头，国家存亡之际，间不容发，我们应该加倍的努力，研究国学……因为一个人对于固有的文化涵濡不深，必不能有很强的爱国心。不能发生伟大文学的国家，必不能卓然自立于世界。”
“替庄子跑警报”
在西南联大，刘文典上课很有个性。据当年的学生回忆，刘文典“上课前先由校役沏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从不理会下课铃响，有时一高兴就讲到五点多才下课”。有一次他上了半个小时就结束了，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点上课”。原来那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是要在皓月下讲《月赋》。到星期三，校园里摆了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沈醉其中，不知往返。
有一件趣事可以说明刘文典对国学的态度。抗战时期，日本飞机经常轰炸大后方的昆明，西南联大也是日机轰炸的目标。西南联大的师生一听到空袭警报，就停下课来，老师学生都往防空洞里跑——所谓“跑警报”是也。当时还是西南联大学生的著名作家汪曾祺曾回忆说：“警报有三种。预行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已经起飞，拉空袭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进人云南省境了，等到汽笛拉了紧急警报，连续短音，这才可以肯定是朝昆明来的。”
对于跑警报的经历，陈寅恪也曾写过一则趣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紧急中不忘幽默。某一天，日军轰炸机来袭，昆明城内拉响了紧急警报，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折回来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学生要搀扶刘文典，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寅恪先走。
在刘文典的“怪”和“狂傲”中，可以看到刘文典对待世事人情，无虚饰、不矫情、不失赤子之真，“君子坦荡荡”。他的这种率真和坦荡也能见出其可爱处。而在抗战时期艰苦的生活中，刘文典的这种率真和坦荡则尤显得可贵。
（来源: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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