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董鼎山先生以西方文学、文化随笔着称。他1945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1947年赴美，1989年退休于纽约市立大学资深研究教授任上，为英美文学兼亚洲资料专家。曾任纽约华人文艺协会理事兼副会长、海外中国文艺复兴协会副会长。
近年来他在中国内地、港、台等地出版的中文著作有十多种，不久前在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纽约客闲话》，以他独特的眼光，敏锐而犀利的文笔，为我们描画了欧美文化、新闻、出版等诸多方面的色谱，宛若一幅后现代的拼贴画，光怪迷离。
1.问：董先生，您好。从资料看，您1922年出生于浙江的一个大家族，据说祖父辈曾捐赠巨资修建寺院。四十年代，您以“令狐慧”的笔名写小说，您的翩翩风采和文字在当时迷倒了不少妙龄女子呢。
答：（笑）前一次回国，与沈寂、徐开垒等老友在一起小聚。席间有人提及一本名为《都市旋流中的海派小说》的新书，作者是现代文学馆的吴福辉。书中提到了许多老友，有前辈如施蛰存、叶灵凤、杜衡、徐 等；稍后的有张爱玲、苏青 等。我把书页翻阅了一下，惊跳地发现了“令狐慧”这个名字。那时的作品肤浅幼稚得很，不想也被人当作文学作品讨论，这是我所完全意料不到的，文学的存在价值由此可见。我真是又惊又喜。后来我的弟弟董乐山在社会科学院的资料室也发现了“令狐慧”的文章，特地拷贝了一份寄给我。
2.问：您在很多文章里自称是“老报人”，在美国密苏里大学也是在新闻学院里修了硕士。您很怀念那段时光是吧。
答：我是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初次踏入新闻事业的。我把那二年目为我的生活最愉快的时刻。想当年，上海的新雅酒店，有一个圆桌子是留给我们专用的。每天下午，朋友们（作家、记者、演员、艺人等）进出不停，交换资讯、意见和文稿。那时，我也与沈寂、何为等人在柯灵手下学写散文，就发表在他的副刊上。其他投稿者如黄裳、刘以 等后来都出了名。
3.问：请谈一谈您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
答：十余年前，我收到由国内杂志社转来的一封信。这位先生说，“晚辈认为敝作已达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请先生代为译出发表，获奖后一定将一部分奖金赠与先生”云云。令人哭笑不得。
我认为创作是心灵抒发的自然行为，如果作家一心一意注视着诺贝尔文学奖目标，其作品的获奖机会更是微乎其微。我常常听人说，我们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与他国竞争诺贝尔文学奖绰绰有余。这样的说法是牛头不对马嘴。作家的创作成就完全是个人的，怎能靠民族文化历史？ 诺贝尔文学奖关注纯文学，可是它不一定会忽视贴近现实生活的文学。美国获奖者约翰•斯坦贝克的作品便是一例。另外的例子是前苏联的索尔仁尼琴。最近是例子是南非的女作家娜婷•戈迪默与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瑞森。她们的作品都是为被压迫者仗言。瑞典皇家学会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所审阅和综合评价的是一位作家一生的成就，而不是零碎的作品。 文笔优美的创作艺术当然是必要的条件，但是内容必须言之有物，对人类心灵世界的探究有所贡献。
4.问：国内有不少优秀的作家出国发展，您作为有代表性的华人作家与学者，您是靠稿费生活的吗？
答：我是靠做教授的退休金过日子的。在我少年初试写作时，记得好象只有周作人与鲁迅兄弟可以靠写作享受相当舒适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当时我们那些有意进入文学领域的，都心甘情愿过一辈子的“亭子间”生活，清楚写作是一种命运注定的贫困生涯。
美国作家的处境也差不多，畅销作家成为百万富翁的现象是罕有的。詹姆斯•威尔科克斯出版五、六本小说后仍清贫得有时不敢坐地铁，可省去一元二毛五，衣着破烂，常到供应无家可归者的食堂去吃一顿免费餐。不料，《纽约客》那篇文章起了很大的影响，突然间，各书店报告，威尔科克斯的存书都被一购而空。
5.您经常在纽约很多重要的书评报刊发表文章，甚至在主要是办给政府要人看的杂志《新领袖》上写文章，酬金一定不菲？
答：正相反，《新领袖》没有一分酬金，他们只是把要我评价的那本大书送给了我。但我仍然愿意为他们写书评。因为这本读物主要是供诸如基辛格这一类的人物阅读的。我评撰的关于中国文化的一些书评，我想会有一些影响力。 我在美国写书评，往往要化一个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读原着，然后再化一定时间写成800字左右的书评。这是对读者也是对评论家自己负责任的做法。稿酬通常在300美金到1000美金之间。这在美国，实在是一份低回报的工作。
6.您自1947年留学美国，转眼已是半个多世纪了。您那一代的留学生与现在的留学生相比，有什么不同吗。另外对您来说，写作是以英文还是汉语更为自由？ 答：1949年新中国成立，海外的留学生无不欢欣鼓舞。1952年，周恩来总理召集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很多人都在那时回国了。而我恰好生了一场大病就没有回去。五十年代开始，我这个中国中产阶级出生的留学生再也没有家里经济支援了，就和很多穷苦的留学生一样靠洗碗打工养活自己和交学费。要说与现在的留学生不同的是，那时在美国的华人比较少而已。
78年时，中美恢复建交，我马上退掉了去瑞典探望岳父母的机票，携我的欧洲太太美国女儿回到上海。整整31年的飘泊，突然被告知可以回国，其心情难于言表。
也就在那时，与老友冯亦代等人喝酒畅叙。他邀我为正在筹备中的《读书》杂志撰稿。我应允了，但提出条件，他必须先替我润稿。有多少次我在写作时忘记了一句成语或一个字的笔划。有时，我写了一个生涩的字后越看越不象，涂改后更是不象，最后不得不找字典确认一下。起初是我对祖国文字的生疏，现在则是老年人的记忆力在作祟。
7.据说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都已经有英译本在海外发行，但销路没有预期的好，您认为不利的因素是什么？
答：《西游记》、《水浒》、《红楼梦》的英译本比较早。赛珍珠曾将《水 浒》翻译成四海之内兼兄弟》。《红楼梦》曾有一本自德意本转译的英译本，但是最权威的当然是杨宪益夫妇的译本。《西游记》曾有过英国学者亚瑟•魏利的节译本。数年前《西游记》全文由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姓余的华裔教授译出。问世后，曾引起读书界的轰动。 《三国演义》最近由纽约大学中国文学教授莫斯•罗伯茨花了好几年的工夫译出长达1096页，售价100美元。
我想美国几个设有东亚学系或中国文化专科的大学图书馆必会买来收藏，但我难以想像普通的外国读者甘愿破钞去阅读这几本极难消化的中国小说。就《三国演义》来说，人物众多，情节复杂。中国读者熟悉的曹操、关羽、刘备、诸葛亮这类名字，但试想书中成千上百的姓名拼音英译，外国读者怎么找得出头绪？
相反，清淡，言之有物的杂文、随笔会有一定的外国读者。（来源：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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