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CRNTT.com　2006-10-26 03:43:44　朱子庆

　　在当代中国文学此消彼长的贡献力分布图上，近年来广东诗歌的崛起是完全出人意外的。诗歌广东以斑斓的诗歌生态、骄人的创作实绩位居全国四大强省之一，正和甘肃、湖北、四川等省一道，对世纪初的中国诗坛发挥着日益明显的作用。“广东文坛静悄悄”的恶谥已成过去。诗歌作为经济强省广东的文学最强音，率先实现了它呼唤多年的“走出五岭山脉”的粤军崛起之梦，这一现象发人深省，有着丰富的文化社会学内含。
　　
　　“广东是一个诗歌大省，我们很看重广东的创作。”《诗刊》副主编李小雨如是说。类似的议论和说法，在南来北往的诗人口中和内地刊物上（如《诗潮》），近来时常有所闻见。这所谓“大”其实是“强”的别一说法。广东诗歌队伍的庞大是有传统的，然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即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它在国内诗坛却汲汲无名：广东创作基本游离于当代诗歌主潮之外。所以，呼声渐高的“广东诗歌大省”之说，其实是说的一个“强”字：广东诗歌走出了令人侧目的强势，广东诗人对中国诗坛的贡献力显着上升。那么，广东诗歌究竟具有哪些强势特征？是什么原因酿成了广东诗歌的崛起？还有，广东诗歌的崛起有着怎样的未来学意义？这就是本文试图面对的几个问题。
　　
　　崛起了一个年轻的诗歌集群
　　
　　首先，在世纪之交的广东崛起了一个年轻的诗歌集群，它够规模、上档次，是当下中国诗坛的实力派。这个集群的成员成长于改革开放时代，是最少思想禁锢的；又大多来自乡村来自底层，有着较为宽广的生活视野；他们富于才情，文化素质较高（大多受过高等教育），个性突出，思辨力强；高度的写作热情和悠游不迫的生活态度，则使他们的创作来得稳健正道。他们之中“土著”与移民兼有，开放务实的广东民风，塑造了其宽容、自我的文化品格。这个年轻诗群的崛起显然是建立在创作上的，纯然是作品流布、堆积的结果，犹如诚实而贞静的造山运动，没有哗众的宣言和病态的做秀。他们无意借“主义”、宗派自高身价，从而疏远泡沫化的名声。《人民文学》杂志一位资深编辑说，“我看稿子是从来英雄不问出处的，这回到了广州之后才发现，在我记忆中的不错的诗人，竟有这么多是广东人！”这种蓦然发现的讶异感，准确地反馈了广东诗人特有的处世风格。他还补充说：“现在的广东诗群在全国可能不是最庞大的，但肯定是很强大的之一。”（商震语）
　　
　　“强大” 即“强而且大”，“在强的维度上的大”，这个判断是符合实际的。《星星》诗刊负责人的下述分析，可视为对“强大”说的具体诠释：“广东诗人，特别是青年诗人这一拨，整体水平比较齐整，已经形成了一个可观的实力板块。说它成‘板块’，是指它有着一定的宽度，不是表现为哪一两个人冒得远。在一个水平线上可以拉出二三十人，水平没有落差。作品的影响力、水准，都在一个区域的标高上。”（梁平语）这种描述，在我们的头脑中唤起的是关于高原的记忆和想象。
　　
　　年轻诗人的崛起打造了江山万里图中的广东诗歌高原。不过，“打造”并不是包揽，说“拓宽”也许较为准确些，因为此前的诗歌广东并不缺乏高度。即便是现在吧，只要我们稍稍向身后撤步，拉开与对象之间过近的距离，就会看到在高原深处或更高处——那不可忽视的存在，看到高处那前驱者的身影，诸如郑玲、王小妮、杨克、马莉等。此外，野曼、郭玉山、杨克、黄礼孩等诗人兼诗歌活动家，近年来对推动和活跃广东乃至全国诗坛，也功不可没。这还是仅就新诗而言。广东的旧体诗创作声望素着，它在国内旧诗界的位置，与广东新诗不相伯仲。
　　
　　近年来广东频现国内各大诗歌媒体的活跃诗人有：黄金明、老刀、魏克、黄礼孩、符马活、马莉、吕约、凌越、卢卫平、郑玲、粥样、杨克、宋晓贤、青蛇、安石榴、黄春红、李明月、潘漠子、欧亚、阿斐、熊国华、芷泠、拉加渡、江城、张况、凡斯、赵红尘、浪子、世宾、阿樱、王顺健、谢湘南、王小妮、熊育群、燕窝、庞清明、余丛、于馨宇、温志峰、唐德亮、陈计会、张慧谋、大草、东荡子、刘虹、远洋、杨子、方舟、林林、晓音、子洋等。他们通常登陆的文学媒体，则主要为《人民文学》、《诗选刊》、《诗歌月刊》、《星星诗刊》、《诗潮》、《诗刊》、《中国诗人》、《花城》、《山花》、《诗林》以及每年度的“诗歌精选”或“新诗年鉴”等多家“年选”，各种民刊和网站对他们的作品也青睐有加。
　　
　　从名单上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是年轻诗人（相对于中老年诗人而言）的比例占压倒多数，这在广东是自新时期以来所未有的新现象；有人指出广东文学人才青黄不接，就总体而言确实如此，所幸诗歌“风景这边独好”；其次，外省入粤诗人所占比例之高（占三分之二）令人吃惊，如果我们对八十年代初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等外省诗人入粤还有记忆，特别是对他们在这里的境遇（孤立，不兼容）还有记忆，就会清楚该比例有着怎样的意义；第三，诗人的社会身份五花八门，媒体、高校、机关单位、私营公司、自由撰稿人不一而足，共同特征是他们的学历多为大学本科，个别低学历者也参加过类似“鲁院”、“军艺”的进修。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原来正统而庞大的广东诗群业已发生结构性变化，广东诗歌的崛起有着深刻的社会机缘和内在原因。
　　
　　作品水平居全国上游
　　
　　广东之为诗歌大省，还表现在这里的诗人有着夺冠折桂、激扬风气的实力。广东诗歌作品位居全国上游，这在诗歌界是有共识的。今年上半年颁发的两个重要诗歌奬，即《诗刊》杂志的年度“优秀作品奬”，和《诗选刊》、《星星诗刊》、《诗歌月刊》等三家大牌诗刊联手打造的首届中国年度诗歌奬，都把2002年度最佳作品奬的桂冠颁给了广东诗人，即广州的郑玲和深圳的王小妮，这是一个颇不寻常的事件。《诗刊》的年度奬旨在奬励“艺术上有鲜明、成熟的风格，探索中具有突破性的成就”的作品，它对郑玲作品（《相见与别离》，组诗，载2002年9月《诗刊》上半月刊）给出的获奬理由是：“她的作品是承续传统和汲取现代流派风格的结晶”，“闪烁着人性的光辉，浸润着生命的色彩”，“在寻求、复苏自己命运和梦想的同时，向人们展示出宽阔深厚的人文精神。”王小妮的《在重庆醉酒》（载2002年12月《诗选刊》）的主要获奬理由是：“絶妙的诗意仿佛在漫不经心中随手抛出，实则源于诗人澄明的悟性、生命的从容和对世俗生活的热爱。”这里所揭示的对传统和现代流派的承续与汲取、宽阔深厚的人文精神、生命的从容和对世俗生活的热爱诸点，是完全可以用作对整个广东诗歌精神风貌的总体评价的，说明她们的创作在广东是颇具代表性的。
　　
　　广东诗歌群体所具有的高位强势，在去年《人民文学》杂志推出的“诗歌特大号”上（第9期），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出“诗歌特大号”在老成持重的《人民文学》是一项少有的大举措，全国各地多少诗人闻风而动！结果，据统计，在该期编发的104位作者作品中，广东诗人占了16位，近七分之一。这个比例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在此一特定时空中，广东诗群在国内的地位、创作实力和作品水平。
　　
　　在务实无名的广东，确有不少没有获得应得名声的优秀的黑马诗人，如早期的吴迪安、凡斯和近年的芷泠等。在广东诗坛长时期正统而沉闷的氛围中，他们对现代诗的探索和创作卓尔不群，以个体的存在呼应了北国新诗潮的律动，印证了思想解放的巨大广延性，以不屈的抗争和韧长坚守着自己的精神高地，在一片商业热土上开出了现代心灵之花。老刀、黄金明、世宾、东荡子、魏克、安石榴、卢卫平、粥样等则是年轻诗人中的佼佼者，他们的诗歌天赋和能力是不容置疑的，迥异的艺术面目有着深刻的内在认同。他们是诗坛坚实的中军,在躲避崇高、无边解构和自我主义的颓靡世风中,坚持和激扬了在场、博爱、承担、创价的诗歌道义与理想；他们“对传统和现代流派的承续与汲取、宽阔深厚的人文精神、生命的从容和对世俗生活的热爱”，以及对底层弱势群体的同情，对社会不公和黑闇势力的批判(这是广东诗歌最可宝贵的品格之一)，结晶和体现了南方清新的生活旨趣和高尚的道义情怀；对诗艺创新的孜孜以求则使其作品境界深邃，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高致。启人遐想的是他们如此年轻，假以时日真是前途不可限量。
　
　　开始有了自己独特的声音
　　
　　广东诗歌的另一强势特征，是它开始有了自己独特的声音，富于“广味”的诗歌理念以其特有的超前性，已经和正在发挥着日益广泛的影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与近年来广东文学批评的整体上升联动，广东的诗歌批评和理论建设大有起色；其二，新一代青年诗人素质全面，不但诗写得好，其理性思辨能力也毫不逊色。空前的艺术自觉和理性前导是现代文艺的突出特征之一。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广东诗歌界缺少时代前瞻和理论创新，除了对朦胧诗“令人气闷的朦胧”发出的不满，以及对汪、席“热潮诗”不乏商业动机的鼓噪外，尚可提起的只有一条“诗歌应为当代中国人而作”（杨光治），主张虽好终不敌咸与维新的时潮，似乎没有激起多少反响。
　　
　　杨克主编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出版，打响了南方诗歌观念北伐的第一枪。该书“作为一本在南方编选出版、贯彻着南方的诗歌眼光的‘年鉴’所持的观点是，诗歌应该直面生存，它的资源应该是‘中国经验’，并保持对当下日常生活的敏感。”（谢有顺语）编者据此在密切关注诗歌的新的生长点的同时，“完成了一次对诗歌现状的清场”。该刊作为诸多“导火索”之一，在千年结束之际的1999年，引发了诗歌界自朦胧诗以来的又一场大论战——“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写作”之战，该论战虽起因复杂，究其本质，实际上是一种新形势下的南北文化的交锋，影响巨大而深远。围遶这场论战，围遶历期《年鉴》，广东批评界新鋭谢有顺、温远辉等都有出色表现。此外，诗评家熊国华对台湾、海外华人诗歌的研究，年轻的诗评家向卫国（北窗）对90年代诗歌的研究，均有相当的影响。去年《南方周末》刊出拙作《与诗歌的庸俗和平庸作斗争》一文，对当前诗坛种种不良倾向提出严厉的批评，也在国内备受关注。至于素以极端保守着称的《华夏诗报》（野曼主编），俨然当代诗坛的“独行侠”，固然与各种庸俗的诗歌现象作了不懈的斗争，至今不承认北岛以来的中国现代派诗歌，却也是它一贯的不肯妥协的立场。
　　
　　诗歌广东的声音还有另外两种发声方式，即通过专题民刊推出诗歌新概念，以及大胆论证提倡一种新的诗歌写作模式。广东文化有一种务实不重名的传统，有句俗话说：“广东人会生孩子不会起名字。”这也许是源于一种生存策略使然，在现实的应对与抗争中可能不失明智，但在思想学术上却不免黯然失色，因为一切的思辨都从命名开始。到了上世纪末，至少在诗歌方面，情况却在发生逆转。以民刊为例，富庶的广东诗歌民刊活跃发达，早在90年代初总量即列全国之冠，但由于缺少前沿探索和理念先导，缺少鲜明的艺术倾向和诗歌立场，广东民刊在国内的地位和影响都不高。到了本文检讨的这个时期，成熟的广东民刊发生了质的飞跃，《中国新诗年鉴》从观念到操作都是自觉的产物，所以一鸣惊人；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则在经营多年后进入了全盛期，《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2001年）、《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2002年）等专辑的推出，在全国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它贡献的“七十年代后诗人”和“中间代”等诗歌新概念，一时成为广受瞩目的诗坛热门话题。黄礼孩为《中间代》一书写的后记，题为《一次迟到的命名》，它无意间宣告了一个事实：广东诗坛的无命名时代从此结束了。此外，2001年创刊于惠州市的《打工诗人》报，也因关注和提倡“打工诗歌”，把“打工诗歌”的概念推向了诗坛和网上。
　　
　　今年7月，《诗歌与人》推出了新一期专辑“完整性写作”，刊发了世宾的《完整性：担当即照亮》、东荡子的《消除人类精神中的黑闇》等论文和一批相关作品，从理想和方向的维度对作为一种“有效的写作”的“完整性写作”，给出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郑重推介。主编黄礼孩在前言中称这是一种“光明的写作”，他阐释说：“作品必须体现在处理当下或日常题材时，灵魂与肉体同时在场，即不是一味地向肉体和物质化俯就。”他还指出：“诗歌真的到了一种完全放任的自我作为时，肯定对真正的追求自由是一种伤害。自由是相对的，它必须在公共美的秩序之内——一种人类共有的美好精神，否则自由无从谈起，自由便不会美好，它必定要滑入放任自流的泥坑，成为与人类无益的彻头彻尾的个人行动，实际上就是滑入了黑闇之中。”完整性写作与《年鉴》的诗歌主张潜通而互补，鲜明地体现了广东文化富于建构性的一面，必将对诗坛产生深远的影响。
　　
　　广东新一代年轻诗人而兼长理性思辨的，我们可以举出黄金明、安石榴、世宾、张况、东荡子、刘史任，也许还可包括魏克、粥样，都有漂亮的诗论、诗评行世或在有关随笔中表现了这种能力。这无疑是素质优秀和成熟的体现。而这和前面所述诸多现象一样，都在广东具有填补空白或高位添量的特征，表征着广东诗歌崛起的立体性和全方位。
　　
　　社会开放，经济繁荣，以及时间和传统
　　
　　为什么广东诗歌会平地崛起成为世纪初中国诗坛的一道风景？换言之，借用一个政治经济学术语：为什么这里的诗歌生产力如此活跃？这个问题相当复杂，排除人才因素不谈，——因为人才是可遇不可求的，我们所能谈的是人才“遇合”的条件——，我以为社会开放，经济繁荣，以及时间和传统，是其中四个起作用的要素。
　　
　　先说社会开放。从上述广东诗群的队伍构成来看，社会开放的作用在这里首先体现在人才交流与合作上，既有外省人才的流入，也有本省人才的位移，更有省内外日益频密的诗人互访与合作：例如郑玲、王小妮、杨克、东荡子、李明月、吕约、熊国华、杨子、欧亚、阿斐等人的入粤，凡斯、浪子等人的由汕头、茂名入穗，以及省作协与澳门理工学院合作创办《中西诗歌》季刊等；这种领域宽阔的人才交流与合作现在每天都在发生。俗话说“不是猛龙不过江”，广东这块热土吸纳的诗歌人才，许多在原籍都是一时之选或诗坛成名人物。社会开放的另一表现是诗人彼此间的团结宽容（据访问者指称，这种现象在内地十分少见），这是在外来人口的积量达到一定量值，即形成移民社会的格局后才会有的现象。广东的流入诗人因达到一定量值（时间即在90年代末）而对广东诗坛发生了“充值”乃至“混血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社会开放的第三个作用，是民刊出版的自由繁盛以及民间与官方（文学机构）二元对立的消融，它对日益民间化的诗歌起着保墒扶元的重要作用。顺带说一句，在禁制森严的内地特别是落后地区，情形就远不是这样了。
　　
　　再说经济繁荣。有人说，文学的边缘化给出了文学生长的空间，据此，广东诗歌的崛起应有一条原因：拜文学的边缘化所赐。归因边缘化，实际上是说的“自由”二字。而前边缘化状态即边缘化之前的状态，据解释即“写任务”状态——文学为政治服务。写任务所以位居中心，不写任务所以失掉中心，结局是自由地写自己的。这使我想到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旧话，按照前述逻辑：娜拉走后挺好——自由地写自己的！确实，如果仅就写作内容而言情形大体如此，但是为什么专业队伍里的诗人大多改行写别的去了？可见不尽然。考虑到人是要吃饭的，尤其是印集子印民刊是要用钱的，那么娜拉走后的去向还是一个问题。对此广东给出的回答是：娜拉打工去了！体制内的诗人去写散文写小说，间或写几首诗；非专业诗人工作之余写诗，写诗之余为诗打工：印诗集，攒民刊。更普遍的情形是，大量的外省诗人到广东来打工。广东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开放一道接纳了他们，给了他们延展诗歌之梦的生存之机发展之资。这就是说，经济繁荣是广东诗歌崛起的诸多原因之一。
　　
　　时间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从前述“外来人口的积量达到一定量值”一说可知时间作用的存在：积量是需要时间的。同样，我们知道，等待一只炒高的股票从高处调整下来，也是需要时间的。事实上沉寂的八九十年代正是广东诗坛的内在调整期，调整的两个重要指标：一是消融“前诗歌强省”的冰原，一是完成诗坛新军的集结。回首近半个世纪广东诗歌的发展轨迹，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马鞍型”。广东诗坛在当代诗歌的起点颇高，拿今天的眼光看可谓“前诗歌大省”：“在50、60年代，广东崛起了一个青年诗人群体，群星璀璨，引起全国注目。”（《广东青年诗选。序》，欧阳翎）从那时张永枚、柯原、韩笑、李士非等著名诗人在在全国的影响来看，当年的广东诗歌显然比现在地位显赫。然而，这是一个以军人（后来则是转业军人）为主体的青年诗群，緑军装的保护色使这支队伍方舟稳泛，在历次政治风波中很少冲击与挫折，队伍以及队伍的观念都来得特别稳定。事物总是有一利就有一弊，结果是：当思想解放运动的大潮喷然袭来时，国内崛起的现代派诗群激扬风气，归来的流放者开出重放的鲜花，唯有庞大的广东诗群殊少激情——沉重的历史包袱使他们举步维艰。广东诗坛的最近20年是保守、落伍、单调而沉闷的，新诗的现代转型在这里来得特别地压抑和无助；诗歌新人像大树下的小苗缺少机会和阳光。给人记忆极深的一件事，是创刊于80年代初、迄今仍在出版的《华夏诗报》（这是广东目前唯一合法的新诗媒体），它的创刊号头版头条有一个十分醒目的标题：《我们与现代派的分歧》。这是一篇诗歌座谈会综述，内容通篇都是广东资深诗人们对一个诗坛新人的所谓“现代派”诗歌观点的批判。那时以及后来的许多年，具有现代倾向的作品在广东特别是广州是没有立锥之地的（《花城》杂志是一个例外）。我们还记得，1986年轰动诗坛的《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深圳青年报》与合肥的《诗歌报》联合举办）是由现代派诗论家徐敬亚一手策划的，广东之所以还能与该事件有染，完全是因为它拥有深圳这样一块改革开放的飞地。而长期以来，以徐敬亚为代表的南下诗人在深圳形同孤岛，广东诗坛从未对他们敞开过大门。这种隔阂也是需要时间来消化的。至于这种消化，与其说是对人们头脑中的观念的消化，不如说是对人本身的消化。因为积重难返的是观念，而人本身是很脆弱的。“岁月无情人暗换”，当一代红极一时的诗人老去乃至谢幕，那被压抑和忽略的新人却也成长起来，开放的时代更从四面八方向热土广东实施渗透，到了20世纪末本世纪初，混血的诗歌广东终于呼啸而起，向中国诗坛宣告了它诗歌新势力的崛起。
　　
　　最后简单谈一下传统的作用。所谓传统，当然是一种民间的存在，是在过去被僵化的体制镇制着的一种力量。广东这个地方自明清以来由于地方富庶、风气开通，文人、官绅乃至富商结社赋诗蔚然成风，垂为传统。递至上世纪90年代初，虽为改革开放不久，广东民间纷起的大小诗歌社团数目之大已列全国之冠（见《广东青年诗选·序》）。来自民间的这股自发的诗歌力量居功至伟，它如源头活水浑厚而绵长，像地母一样滋养和孕育着此地的诗歌。广东诗歌的崛起固然有着入粤诗人的加盟、刺激和提升，但是如果没有我们所谈这种传统的温床作用，泼向沙漠的溪水是终将枯涸的。这里仅举《面影》杂志和“射门诗社”为例。前者在坚持满10年后无疾而终；检点10年《面影》你会发现，在上述位列“上线”的那批优秀青年诗人中，许多人都在《面影》里留下了成长的足迹。南来北往的诗人，也在这里留下了匆匆的背影。创办于1989年的“射门诗社”则至今仍活跃着；该社注册地在梅州，是一个以客家人为主体的民间诗社。据统计，仅在前十年里，该社160多位成员就写下数以万计的诗作，单是发表在报刊上的不会少于4500首。像“射门诗社”这样的民间自发性诗歌组织，在广东各地不知凡几（其中最著名的也许要数韶关的五月诗社）：他们自生自灭，有的坚持三几年，有的坚持十数年，成员多寡不一；他们自掏腰包办刊出报，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直至热情耗竭人散。虽然高端排名可能看不到他们的名字，这沉默的大多数却铸成了海平面下那冰山的巨大腰身。这也许是广东的小传统，或在广东表现得尤为壮观，在它的内里反映的却是：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诗歌大国，虽然历经摧折磨难，这里的人民爱诗作诗的热情一如既往，所以总是诗运起伏而绵延不絶。
　　
　　中国人爱诗，许多人以写诗和以诗会友为乐；他们有了闲钱便想好好印本诗集，或几个人结社出个刊物，更时尚的则是办个诗歌网站。往古的圣贤早有“游于艺”的人生教诲；随着生活变得太平和富足起来，特别是随着休闲时间日渐增多起来，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诉求将变得越来越强烈；而现代消费世界的林林总总多少令人失望，它们为利欲熏心的商人所操纵，只一味地刺激和满足人们的感官欲望，使人——如烟客吸食鸦片——空虚而不能自拔；人类终究要沿着桃花溪寻到诗意地栖居的理想上来。而这，在作为“后发现代化社会”的当代中国，令人欣慰的是：传统犹在，它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嗜好、观念和灵魂中。
　　
　　若说广东诗歌的崛起有多少未来学的意义，我以为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