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CRNTT.com　2006-10-26 03:41:01　廖高会

　　廖红球的《苍天厚土》，是一部描写南方客家人社会生活的小说，也是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由于作者对客家生活特别熟悉，并对那片浸透了客家人汗水的土地充满了热爱，使得小说内容显得真实而感人，对民俗风习的描写使小说具有浓郁的乡村生活情调，文字清新自然，历史和现实两条线索交相辉映，情节跌宕生姿，在汪洋恣肆的叙述中注意节制，做到了收放有法度。小说整体上显得亲切自然，质檏浑厚。也正是在这样的艺术描述中，作者笔下的农村才如此复杂丰富，其中文明与野蛮比邻，残忍与善良相间，法律与族规夹杂，利己与利他纠缠，传统和现代的分水岭因此也始终无法做到泾渭分明，一切都在相互缠绕，相互夹杂，相互交融而又在时间的洪流中滚滚向前。
　　
　　故事发生在广东一个处于分水岭下叫月影村的山村，曾经和李大牯成亲后的月秀，为了生存，带着孩子离家出走并改嫁他人，八年后又带着孩子回乡，已是厂长的李大牯此时正和左千叶恋爱，三人便经历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和坎坷的人生命运，并给这个小山村强烈的冲击，各种复杂矛盾不断展现。小说在再现那个时代风貌的同时，展现了新旧观念的冲突和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以及南国客家人的质檏勤劳和顽强的进取精神。
　　
　　小说采用的是传统的叙事方式，但由于作者善于编织小说情节，在平实叙述中表现出了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在叙事的过程中，他特别注意集中笔墨，总揽全局，对自己所要写的人物或者场景进行总调度，使小说能够前后照应，浑然一体，形成浑圆之气，这也是苍天厚土中成长起来的品质。作者在编织小说的结构的时候，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是不蔓不枝，每描写一事物、一场景都对小说的叙事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对文秀在回老家的途中翻越分水岭的描写 ，就交代了这个分水岭的地理位置，从而成为人物出场的背景，这个时候也交代了在分水岭狩猎野猪的黄姓人家，不过对这些狩猎人只是一带而过并没作详细的交代，但却在此卖了个关子，设置下了悬念。小说正是通过一次次悬念的设置和照应，一次次矛盾的冲突和解决，才使情节跌宕起伏，结构周密谨严。
　　
　　小说在叙事时间上进行了灵活处理，把现实和历史紧密结合，在人物回忆的过程中不断再现人物自身的历史生活，同时又不断地推动情节发展，即在现实的维度上不断展开。小说以青年男女的爱情为中心，描写出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的社会生活在一种类似三角恋爱的情感纠葛中得以展示。围遶着李大牯、月秀、左千叶三个青年男女的情感纠葛，小说在两个时间维度上展开，一是现实维度，这个时间维度上，李大牯、月秀和左千叶之间形成了男女三角关系。但这中关系是怎么形成的，则成为小说叙事的历史维度。于是，小说从月秀离家出走8年后重回家乡月影湾开始，在现实维度上展开了对月影湾现实生活的描写，同时又不断地把笔墨探入人物的历史记忆中，在历史和现实的交错中不断地展开。现实和历史的交错描写，大大地拓展了叙事的时空，也使叙事更加自由灵活。这样历史的纵深感和现实的复杂性就很好地融合成一体，小说中描写的客家人的社会生活便显得复杂丰富和多姿多彩。小说写到了男女之间的爱情，写到了家庭之间的亲情，写到了邻里之间的乡情，写到了文明给乡村带来的变化，写到了农村陈规陋习对人的心灵和人性的戕害，写到了人的追求和命运的弄人，写到了个人发展和公共利益的矛盾，写到了城乡之间的对立，写到了村民的纯朴和善良以及他们的野蛮落后，写到了乡村牧童和婚宴礼俗，总之这种时间的“双维结构”使小说不仅描写的人物众多，而且层次分明，情节复杂多姿。
　　
　　正因为小说叙事时间的“双维性”，使小说中人物的矛盾冲突有了历史和现实的根据。而人物的冲突无不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和冲突的具体展开和表现。李大牯始终面临着两难选择，是选择结发“妻子”月秀还是选择自己锺爱的恋人左千叶，他始终犹豫不决。这里面有情的纠葛，有道的重负，有利的较量，有误解和谅解的妥协，有新观与旧念的交锋。每个人的存在都是有道理的，每个人同时又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比如，月秀是留在李家还是再次出走，左千叶是放弃对李大牯的爱还是坚持到底，而李大牯面临着对两位女性的选择。其实，大牯所面临的选择是婚姻和爱情的选择，所面临的尴尬也是爱情和婚姻的尴尬。婚姻和爱情不能完美地合二为一，本是一个比较陈旧的生活话题，但作者把这种人生所遭遇的矛盾置放在80年代中期风起云涌社会改革大潮之中，具有了新的内涵，不仅展现出当时偏僻的客家人所在地的生活面貌，而且显示了时代进步中所要遭遇新旧冲突的不可避免以及艰难曲折的过程。
　　
　　实际上，李大牯所面临的矛盾是面临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发生冲突而造成的双重矛盾，也是传统价值观念和现代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在婚姻爱情方面，对李大牯来说，遵循传统道德准则，应该选择月秀，这样可以避免别人对他抛妻的指责，也对他事业前途有利；而为了实现个人的价值，遵循自己的感情意愿，他应该选择左千叶，但是这又不得不抛弃月秀，背上丧失良心和道德的骂名。因此，他的选择是比较痛苦的，这种痛苦并不是一种肤浅的痛苦，它是深刻的，是植根于历史和现实之中痛苦，小说展示的是在社会转型期间个人对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艰难选择，个人面临着对传统的依恋和对未来的向往，因而这种痛苦是一种精神分裂式的痛苦。
　　
　　传统和现代的矛盾和冲突不仅表现在李大牯和两位女性的感情纠葛中，还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城市的开放和乡村的封闭；外界的文明进步和乡下的野蛮残忍；以往的陈规陋习和现代的法律制度；婚姻的包办和恋爱的自由；还有家族势力和新生力量的冲突，旧理念和新思想的对立等等。而这些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在小说中有一个主要的推动力，那就是技术。而技术受到制度的影响，在文革中，李大牯凭技术给人修电机以求生存，但被抓被斗，文革后，他凭藉同样的技术救活了倒闭的工厂，他成为远近闻名的万元户厂长和有影响的人物。因此，可以看出，李大牯的兴起正是技术的获救，而技术改变了客家乡村以往贫困的面貌，现代化的脚步蹒跚而来。而先进的技术是现代文明的代表和先声，技术在月影村显示了无比的威力，李大牯兄弟与左千叶成为新兴技术和现代文明的代表，也成为月影湾拥有话语权的人，从而也拥有了相当的权力和威信。技术为他们与三叔公为代表的家族势力进行斗争增添了筹码，于是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更加彰显和激烈。李大牯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孬种，而是一个敢作敢为的血性汉子，但他在敞开怀抱拥抱现代文明的同时，在奔向文明照耀下的光明圣地的同时，他还拖着一条乡间耕牛的尾巴，头上还罩着传统的阴影。现代化的大道并不会平坦如砥，历史和传统要么成为重负要么成为障碍总会难以避免地出现。对于李大牯来说，月秀给他带来的困惑也正是历史带给他的困惑，难以选择和必须选择是造成其痛苦的直接原因，而历史和现实、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是其痛苦的根源。这种选择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因为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心理的和文化的，是道德的和习惯的，正如李大牯处理月秀的关系那样，取与舍都有合理之处也都有无理之处，传统和历史编织成了严密的网络，现代化的突围必然遭遇不可避免的痛苦。
　　
　　这种不可避免的痛苦成为作者在小说中思考的严肃问题。从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的月秀来说，作者并没有过多地着墨于她，在更多的时候是以侧面描写的，这个人物成为小说悲剧的主要来源，只要她出现，小说中的人物、作者以及读者的心情都是沉重的，而这种沉重的心情被化成了小说故事的历史背景。月秀身上善良、勤劳、坚韧和顽强的品质正是东方女性所具有的传统美德，然而，这些美德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却成为一种悲剧的根源。可以这样说，月秀本质上是情感的，是乡村本土化的代表，因而也是具有封闭性保守性和柔性的；李大牯本质上是理性的，是现代技术化的代表，因而也是具有开放性进攻性和刚性的。二者的冲突必然造成月秀的悲剧，这种悲剧是历史的而不是个体的原因，因而是真正地令人同情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作者已经有意无意地触及到了当前社会中一个比较敏感而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即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否真的要以弱者的利益为代价，是否要以牺牲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为代价。月秀在小说中是一个弱者，是被传统的陈规陋习所压制、被现代文明所排斥的边缘人物。她最终感觉到无路可走，无处安身。于是，她的未来变得模糊不清， 前途成为一个被质疑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月秀的命运可以说正是现代化进程中弱势群体的命运。所以月秀这个人物形象的描写某种程度上正体现了小说的深刻之处。
　　
　　小说文字方面略显平淡而欠洗练，有的地方比较拖沓，使小说显得有些散漫，矛盾的冲突激烈程度受到了一定的削弱。其原因主要是作者在叙述过程中的评论过多，这种第三者的声音使小说的情节在某种程度上被中断，造成叙述上的游离。比如对月秀的描写基本采取静态的描写，特别是描写月秀的心理状况的时候，通过叙述者的声音来表现月秀的心理状况，而不是通过行动来展示心理的。这种描写能非常细致地描写人物的心理，并对人物性格进行细腻的分析和挖掘，作者也是通过这样的手段来推动小说的发展，但也正是这样，小说的静态描写多于人物的行动，从而使小说缺少了动感，也使小说的叙事进度减缓了，节奏变得缓慢，显得疏散而不紧张，也就缺少了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