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绵延几十年的文化生涯中，黄伟宗老师贡献了一批在广东文坛乃至海内外都有影响的评论文章与理论著作，建立起一个独具个人风格的话语空间。从早期的《欧阳山创作论》、《欧阳山评传》，到中期的《创作方法史》、《创作方法论》、《文艺辩证学》、《当代中国文艺思潮论》，直到近期的《珠江文化论》等等，或论史、或衡文、或点化、或评析，钩玄提要，触类旁通，察一于万，又寓万于一。综合浩瀚渊博的文艺话语和文化话语，在其中交相生发，立体对话，汇通与融会了不同时期、不同创作主体的文艺思潮与文艺创作特色，孜孜以求地探究与抉发出人类文化的共同本质，显示出人类文化生生不息的发展，最为典型地体现了黄伟宗老师话语空间的基本精神。
在一个资讯交流和文化开放更加充分的时代，一种新的生活封闭其实也在不知不觉地形成。比如，总以为我们是站在时代的潮流，以为曾经有过的辉煌可以光披千秋……殊不知，文明更多的不是用来珍藏而是用来再创造的，如同知识是不仅可以承袭的更是可以再生的一样，优秀的文明遗产，特别是人文理性遗产，只在最大多数的实践者那里重新获取生命，文明、恰恰最需要对文明的反省。谁又可以真理在握，谁又可以一劳永逸？除了在每时每刻中分辨真相，在每一件具体事件中辨别方向，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历史的烟云所造成的屏障对当代生活的蒙蔽？黄伟宗老师的所有论文和著作都在兆示着他一点点突围而出的努力，这种他自己喻之为“自找苦吃”的学术历程，正好象宋代诗人杨万里所写的两句诗那样：“飞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也正是他在大着《浮生文旅》跋中所写的：“山重水复路何方？走得一程是一程”的境界。
一直以来，黄伟宗老师始终标举“打通”的学术追求，根据我们的理解，这种“打通”既是中西南北文学与文化的打通，也是各种学科的打通，还是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打通。“打通”的最直接的效应就是：它使黄伟宗老师可以自由地从一般的文学批评进入到更加宏阔、当代性更加强烈的文化批评，使鲜活、灵活的文化现象与文化话语以本然的，甚至是原生态的状态，重新建立起了在历史空间中原本就存在的并对当代现实有指导作用的某种内在的联系，显示出深藏于我们的文化背后人类普遍的审美追求和文化规律。
《珠江文化论》就是“萌一绪而千变，兆片机而万触”的实践之作。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实践经验的表达。如今，时代要求广东建设成为文化大省，面对着广州、广东乃至珠江流域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我们该做些什么？庆幸的是黄伟宗老师和他主持的“珠江文化研究会”已做了大量的准备与开掘工作，为提高广东的文化形象和创造浓烈的文化研究氛围起了重要的作用。
悠久的海上交通贸易与华侨众多，是广东突出的历史文化特点，所以，在南海神庙，好几年前就策划着要建一个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宏图也印在了纸上，可惜尚未实施，相反在毗邻的泉州，建了座海上交通史博物馆，博物馆建得并不华丽，但设计上很有特色，并由于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它逐渐成为一个很有馆藏特色、在中外海交史研究上很有点名气的博物馆。广东是珠江流域文化的中心地带，比泉州有更多可以展示的文化面貌，也有不少热心人为此摇旗呐喊，可我们的特色为什么就展示不出来呢？
正是在这种危机感面前，在这种严峻的挑战中，黄伟宗老师和他的同仁一起，群策群力、众志成城地去寻找解决之道。他们沿着海上丝绸之路重新再走一遍，从视觉、听觉，到触角和知性，搜集和分析了许许多多不同的感官渠道得来的东西，从中论证出它们对广东的意义，对珠江文化乃至对自己的生命历程中最终沈淀下来的最有价值的东西的升华。他们是勇于把个人信念付诸实践的行动家，尽可能地以切实的行动来体现自己的价值。
《珠江文化论》从珠江文化批评切入，黄伟宗老师在此发扬了一贯以来在现实中敢于担当的创新精神，既在钩沈史料中澄明瞭文化的走向，又在文化想象中超拔出现实的关怀，更为了面向广东的现代化建设，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而熔铸出新的文化精神。他在《珠江文化论》著述以及实践考察中所定下的努力方向：让“珠江文化概念和理论明朗化”、“考察历史源流，提出发展建议”、“塑造文化定位形象，组建立体文化工程”等等，如今已一一实现，在充分肯定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和文化之源远流长的同时，也为改写将中国排除在世界海洋大国之外的世界文化史作出了独到的贡献。
书斋里的思想者，倘若兼顾对社会人生的关怀，很好的兼任着学院知识者与精神守望者的双重角色，那就不仅以其学术创见感染人，更在于其人格力量。活跃在广东文坛的不少前辈老师，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当下的世界始终保持高度的热情与敏感的触觉。因为没有世界的视角，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学问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黄伟宗老师和许多前辈老师的文化视角，已成为文化多元交叉时代的一个基本的文化立场，值得后来研究者借鉴，并成为我们今天建设文化大省的宝贵经验。
（作者系广东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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