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人士对学术血缘的寻根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寻求一种情感寄托。这也证明好的本科教育不仅会输送一批好的人才，而且还会创造一种生活方式，打造一种群体人格，培育一种群体气质，形成一种精神基因。这种精神相似性比智识上的相似性更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梁启超说：“学生在求学时代，当善养其发扬蹈厉之精神，则他日学成以后，庶能发挥此精神于事业。”(梁启超：《在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转引自刘琅、桂苓主编：《大学的精神》，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7页)西政的精神魅力正在于此。西政因为偏西南一隅，所以就多了一份务实平静，少了一份狂放傲慢——教师认真严谨，学生如饥似渴，自由讨论、相互交流的风气浓厚，这样一种自我极度强化了的学习热情与当时社会思想解放潮流融合在一起，便爆发出异乎寻常的力量。良好的求知风气和学术氛围造就了西政的辉煌。一旦这种风气和氛围消散，群星灿烂的景象也就成了回忆。所以，西政的所谓“衰退”实质上是向常态的回归。正如英国作家佛吉尼亚•伍尔夫所言：“在一个天才辈出的时代之后，总要出现一个平淡无奇的时代；在一个热情奔放的时代之后，总要出现一个埋头苦干的时代。”(［英］佛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读书随笔》，刘文荣译，文汇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页)
张卫平从地缘劣势角度审视了西政在当今大学竞争中所处的尴尬境地。对于大学而言，充实内部精神空间远比获取外部资源重要。欧美的一些大学，虽然坐落在僻远的小镇却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深远的影响力。而中国的大学却热衷于外在的扩张，忽视了内在精神品格的塑造。功利追求抹杀了大学的精神多样性，一样的急功近利，一样的自我重复，一样的学术腐败，一样的近亲繁殖，使得大学过分亲近于金钱，亲近于虚名，从而无心在学术积累与个性创造上下功夫。张卫平对学界的浮躁状态作了如下描述：“对学术问题缺乏专注，缺乏冷静、深入、沉着的思考；总是期望在短时期内成就学术成果；仓促提出某种宏大的观点和体系；缺乏长期和持久的论证。”(第74页)
浮躁是一种浅自由，这种整体性平庸是对天才的最大戕害。陈平原认为大学教育的微妙之处就在于“为中才制定规则，为天才预留空间”(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页)。“西政现象”的奥秘或许就在于此。西政为“新三届”学生提供了一个独立思考的平台，唤醒了他们对知识生活的向往，养成了阅读与追问的习惯，这些都为天才的成长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在天才的培育上，知识传授的威力要远远小于启发与宽容的力量。一所好的大学首要条件就是能让人自由地呼吸、安静地思索、从容地选择。学术成果来自长期的学术积累，优秀人才注定无法批量复制。西政优秀人才的规模效应产生于学术评价体系尚未建立的1970年代末，那时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历经沧桑，成分复杂、性情各异，他们的勤奋严谨完全是自发的，几乎没有任何的考核激励。反观今天的大学，各种考核排名五花八门，写在纸面上的学术规范条文繁多，却难以阻挡学术腐败的屡屡发生。原因何在？浮躁只是一种表像，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制度和心灵层面。教学、科研上越来越多的“硬指标”构成了精神上的格式化，使得学人差异减少，个性退化。在一些非学术性因素的影响下，个人的创造性、激情和灵感遭到贬斥。
张卫平说：“学者面对的是文章中的叙事、现有制度的分析和未来制度的建构，这样的生活使得学者在人际交往方面必然出现钝化。”(第90页)这种钝化实质上是学术精神的自我保护。学术不是交易，做学问不是搞社交。做学问，要有一颗平常心，不问名利，埋头钻研。从某种意义上说，超凡脱俗是学者的本分。在这本书中，张卫平用生动的笔调刻画了阳明精舍主人蒋庆、“最具磨难奖”得主邱兴隆、剑走偏锋自成侠的贺卫方以及陈兴良、江山、刘桂明等法律学人的个性、风度和气质。张卫平本人也是个性十足的，思维活跃，擅长讲演，幽默风趣。他们或特立独行，或激情四溢，或绵里藏针，正是他们自由潇洒的真性情和理想主义品格，为我们这个平淡无奇的学术时代构筑了一道美丽的精神风景。
书目分类 出版社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