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18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成果发布暨《中国近代通史》出版座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江苏人民出版社共同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中国社科院机关党委副书记张昌东、张顺洪等领导同志，法兰西学士院巴斯蒂教授、知名学者金冲及、李文海、龚书铎、章百家、步平、林甘泉、邵维正、熊月之、朱英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人民网、求是杂志、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中新社、中国青年报、《中国图书评论》、中国新闻出版报、《全国新书目》等二十余家媒体出席会议。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武寅，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凤凰传媒集团董事长谭跃讲话，知名专家李文海、龚书铎、章百家、熊月之、朱英做学术发言，本书主编张海鹏、出版社编辑代表吴源分别介绍本书写作和编辑出版情况。
武寅表示《中国近代通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它的出版是一件大事，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开创了新局面。邬书林对该书的出版表示了祝贺，并勉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进一步探索出版原创性学术佳作的良好机制。
10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学术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集体编撰，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500万字，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第一部完整的近代通史专著，是史学界和出版界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文化成果。
编写一部反映自1840年－1949年完整大型的近代史专著，是我国几代近代史学者的夙愿。范文澜先生所着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刘大年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国近代史稿》，都只是写到义和团、辛丑合约签订。胡绳先生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也只写到五四运动，而且只限于政治史。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有关近代史的专题史研究，诸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共关系等方面的专著和论文为这部通史的出版，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中共中央档案、军事档案馆档案、台北“国史馆”资料、美国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珍藏的档案，在《中国近代通史》的编撰过程中得到新的发掘和应用，并综合参照港台及海外学者的学术成果，《中国近代通史》的出版可谓当其时而厚其实。该书由中国社科院前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海鹏主编，1999年启动编撰工作，为中国社科院“十五”重大课题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十五”重点图书，经整整八年的艰辛研究和写作，终在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完成，对我国近代史的研究做了一次全面的总结和有力推动。
《中国近代通史》共分十卷：
第一卷，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概说。
第二卷，近代中国的开端（1840－1864年）。
第三卷，早期现代化的尝试（1865－1895年）。
第四卷，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1年）。
第五卷，新政、立宪和辛亥革命（1901－1912年）。
第六卷，民国的初建（1912－1923年）。
第七卷，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年）。
第八卷，内战与危机（1927－1937年）。
第九卷，抗日战争（1937－1945年）。
第十卷，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年）。
与会专家们一致地肯定了《中国近代通史》的特色。
第一，《中国近代通史》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近代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认为，该书很好地体现了四通：通前后、通左右、通内外、通繁简。《中国近代通史》以往以1919年为界的老框框，匡正了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分为中国近代史（1840－1919）和中国现代史（1919－1949）两个时期的认识，从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进程出发，宏观把握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特点，前后呼应，首尾相承，一气呵成，体现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轨迹，可谓通前后；《中国近代通史》以政治史为主干，涉及经济史、外交史、军事史、思想史、社会史等各个方面，是谓通左右；综合参考了海内外新的研究成果，并且有自己的判断，是谓通内外；全书各卷在体例、篇幅安排上重点突出、繁简得当，是谓通繁简。此外，还有学者认为，该书难得的是在写作和编排上实现了理通，注意到全书体例、前后观点一致，并且是在充分掌握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做出历史判断，既把握住救亡、革命、变革的历史基调，也注意到了这段历史的现代化进程，实现了史、事、人、论的良好结合。
第二，该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了中国近代史的政治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既彰显了近代中国谋求独立、平等的主题，也体现了中国人谋求近代化或现代化的努力。多位专家认为，否定政治史、经济史研究的意义，对深入研究社会史、思想史、边疆史等并无好处，相反，政治史、经济史研究的视野开拓和深入进展将有助于其他方面的近代史研究。《中国近代通史》在肯定救亡、变革、革命的历史主题的同时，适当地肯定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国民政府的现代化努力，体现了学术视野的开阔、深刻和学术创新的勇气。
第三，《中国近代通史》在继承了良好学风的基础上体现了学术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知名学者李文海教授表示，该书给他留下两个强烈印象。一是写作方法给人以强烈印象，感觉作者写作时不是从概念出发、条条框框出发，而是从客观历史真实出发，仔细爬梳史料，进而作出历史判断，从而让这部书充满立体感、充实感和可读性。二是史料的运用给人以强烈印象，一些以往未曾注意、新近解密的档案进入撰写者的视野，并且得到了合理而独到的阐释。正是因为这些基本功夫到家，《中国近代通史》做出了学术创新。李文海教授表示，梁启超先生《儒家哲学》一文提出不能以新、旧、古、今这些标准来简单衡量学术上的创新与守旧，正确与错误，学术创新是应该在充分继承前人的成果基础上，加强了薄弱环节，填补了空白，或者在某些方面上了一个台阶……这都应该算是史学研究的学术创新。它不是简单的翻个，不是彻底推翻旧说，而是在避免简单化的基础上有所创获。他举例说，该书第三卷有关洋务运动的论述：洋务运动是一场没有形成国策、从上到下不一致、以部分封建官僚和绅商推动的局部的早期现代化运动，体现了学术创新，此外，该书有关清末新政、抗日战争等方面都很好体现了学术创新的特色，也体现出很强的现实性意义，实现了全书指导思想与具体编撰的契合。李文海教授同时表示，该书也有一些可以讨论的地方，他个人就对个别提法有不同看法，但他明确表示这不是品质的问题，这是属于百家争鸣的问题。
第四，该书在历史文献和档案的使用上有新进展，特别是对新发现的史料尤为重视研究和利用。这个特点得到了与会学者的一致赞誉。该书各卷作者尽可能利用了已经出版的各种档案文献，还注重综合参考运用海峡两岸就相同人物或主题出版的史料，比如运用大陆出版的《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和台湾出版的《国父全集》《国父年谱》等。此外，各卷作者还费力搜集和利用了尚未出版的《国文全集》《国父年谱》等。各卷作者还费力搜集和利用了尚未出版的各档案馆存档资料，其中不仅有以往利用较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还有以往利用较少的中共中央档案、军事档案馆资料，以及台本“国史馆”资料，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档案和美国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珍藏的档案资料。由于既充分利用新史料，又重新检阅旧史料，对一些过去因史料未能弄清的史实得以澄清本相；对传统的一些观点，依凭新史料，重构史实，能够得出令人信服的新见解。
书目分类 出版社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