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路上等车，买了份报纸，上面正巧有篇谈最近《读书》风波的文章。作者把《读书》的问题列了几条：第一，不好懂，所以没人爱读；第二，新左派机关报，所以没人爱写；第三，既没人买又没人写于是销量下降，市场规律要求换主编。我就顺着这几条谈谈我对《读书》换人的理解。
我觉得今天第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说销量下降要有根据，我现在还没见一个说下降的拿出了凭据，告诉我们下降到多少，下降了多少。倒是汪晖说发行量在9万和12万之间，而前任时期为8万。我想真要办那么差，哪儿还会有那么多人盯着呀。这条就不说了。 至于说新左派机关报，你得拿出个标准，定个比例，发多少新左文章就算新左机关报。我个人过去十年间给《读书》送去过四篇稿，两篇谈文学艺术的用了，两篇谈社会政治的毙了。过去定右派、清理阶级队伍当然是胡来，但即便胡来人家也还有个5%或10%的比例。一个单位的“坏人”如果超过那个比例，就是打击一大片了。读书的新左文章也许比一小撮略多，但肯定不够一大片。这个问题也不纠缠了。
我今天集中谈谈“不好懂”的问题。先来看看《读书》的大背景。整个中国革命到了文革登峰造极，然后一个跟头栽下来。老路走不下去了，只好改弦易辙。七十年代末和整个八十年代，为中国的发展指路成为社会的大需求，电影小说文学历史哲学都来指手画脚，想承包这项工程。《读书》也在其中。我之所以说“指路”不说“探路”，是因为当时普遍的感觉是路很清楚，顺着十里长街往西方走就是了。指路不算是一件多复杂多麻烦的事，介绍介绍西方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中国人照着比划，跟着齐步走就行了。“指路”不具有探索性，只要一五一十叙述清楚就行了。如果说那个时候《读书》的那部分“指路”文章比较好懂，这肯定是一个基本原因。但以我个人的感觉，那时的“指路”文章，也颇有一些也指得云里雾里。这是因为大方向就是顺着十里长街奔西再奔西，可要这么指路，路边修鞋卖冰棍的也会，还要知识精英干嘛？所以他们有必要指得更有学问一点。但无论怎么指，它也就是奔西，因此那时《读书》的指路文章，骨子里还是明白清楚的。
八十年代的齐步走到了八十年代末就走到了沟里。九二、九三年从沟里走出来，又走进热锅里。再后来，经过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变卖国企、下岗分流、减员增效，那鞋底跟菜刀似地，几乎把社会走成了两半。这样中国的改革便走入了困境。虽然有人断定是佳境而绝不是困境，但对于相当多的人，中国该怎么走成了一个问题。这样社会就产生了对于探路的强大需求。恰巧这个时候，汪晖黄平他们应运而出，接手了《读书》，以他们的新编辑思路，回应了探路的需求。这个新思路简单说，就是奔西再奔西有问题。当时不光是《读书》，网上的《中国与世界》影响也不小。
《读书》对道路的探索的确有一个表达形式问题。坦率地说，一本《万象》一本《读书》，读着比较舒服的肯定是《万象》而不是《读书》。就我个人趣味而言，我特别喜欢《万象》上像陈巨来写旧文人的那些文字。但我又得承认，读着舒服并非阅读的唯一价值，启发、解惑也是非常重要的价值，因为我还没老到收摊回家摩挲老照片的地步，还想对社会人生多些理解以便有机会参与一下。所以我愿意读一些思想上有冲击力的东西，就是不舒服也认了。当然，又有冲击力又读得摇头晃脑的文章能像《共产党宣言》那样，是最好不过了。但你不能指望《读书》每期有四五个马恩做他们的撰稿人吧。《读书》的探索道路，有不少是取道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文化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这是它为人诟病的一条重要理由。一方面，坦率地说，我也不喜欢这样的洋腔洋调，我也怀疑其中确有假洋鬼子，他们对道路不道路本无兴趣，只对回中国开分店当代理商特别有瘾。但另一方面，洋腔洋调恐怕也有它的道理。怎么说呢？改革开放既然选择了十里长街一路奔西的总路线，那就等于确定了西方跟中国的师徒关系。师徒关系的意思就是师傅的一举一动都是徒弟的行动指南、努力方向。美国小毛丫先抑后扬的一声“嗯——”就够中国人活到老学到老了。这想起来挺憋气的，但没有办法，这就是师徒之分。等中国崛了起，咱们也可以到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教授京腔京韵“吃了哇”。中国有尊师的传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于是普遍得犹如汪洋大海的崇洋价值观和社会心理便成为很自然的事情。在这种价值观和社会心理的大背景下，“师傅说了”、“师傅不是这意思”、“咱找师傅当面说理去”就成为道路之争、文化辩论的基本语汇。就连对十里长街奔西再奔西的质疑，也最好从师傅嘴里套出来，否则对方都不爱搭理你。大约六七年前哈贝马斯被拖进中国思想界的左右之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记得王小东当时在网上问了个问题：哈贝马斯是谁？立即就有人说，这姓王的文化水准怎么这么低呀！我带来的这份报纸上记了一段有趣的往事：1945年中共中央准备迁往承德——也不知是避暑山庄还是外八庙。中共大员李富春匆匆带上洗漱用具便搭上了美国军用飞机去了承德。中共肯定不怎么喜欢美军，但搭乘美军飞机第一安全第二快。中国非主流思想对道路的探索，跟李富春搭美军飞机有相似之处。过去革命党也经常躲租界里反帝反封建。记得王小东跟自由派什么人辩论时说，我本来不想说哈耶克，因为没必要说哈耶克，但他们就认哈耶克，我就只好说哈耶克了。社会生活是一个辨证互动的过程，新左派包括《读书》爱用洋术语洋概念，一部分是由他们的对立面造成的，因为在尊师崇洋的社会心理大环境下，本色语、家常话精英是不认的，精英就认鸟语，一听哈耶克哈贝马斯哈威尔就由稍息改为立正，嘴也许不服但心服。我多年前做《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的编辑，记得有位作者写了篇文章，文章中用了“世界新质生存母题关怀倾向” 这么个词。我找到作者说你这肯定是翻译过来的，你把原文提供给我得了。作者说是辗转抄来的，找不着原文。我说那你就用家常话给我解释一下。他说还是你来吧。我说那我就按“新生活”理解了。这位作者事完了还建议“你们英语好的”多攒点这样的语句，因为“现在大家都挺喜欢这种表达方式的”。前天跟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栏目制作人一块吃饭，他也聊起：“八九十年代那会儿吃饭，饭桌上不弄一老外，就觉得特没意思。”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去了澳大利亚回来在街上碰到我，说现在都不太会写中国字了，说得特别有成就感。所以，当我们批评《读书》西化不贴近群众的时候，我们得想想这件事的时代背景，想想整个社会价值、社会心理环境是怎么回事，想想我们自己曾为这环境添了多少砖，加了多少瓦。
这里，实事求是地说，如今批评新左、批评《读书》的人如朱学勤、徐友渔诸君，他们写的文章比八十年代自由精英的还要好读。这是个事实，我们一要从善如流，向他们学习；二要对此多一层的理解。就像前面说过的，关于中国未来社会的模式，在中国的自由主义那里既清楚又现成，那就是西欧北美。这个模式没什么需要分析、讨论和质疑的，你就光描绘光介绍就是了。我们都知道在各种文体中，公园简介是比较好读的：青山隐隐，绿水悠悠，晨昏光景，四时花木，结对成双的句子像春水中的鸳鸯游弋嬉戏。算起来，自由主义组织的西欧北美先进事迹报告会已经举办了二三十年。就自由宪政小政府大社会那么点事，以二三十年悠悠岁月，按说早该加工成数来宝或歇后语什么的了。但也没有。朱、徐诸君大众化程度虽然不低，但也不是太高——太高了跟出租司机混为一谈那也不行。我头些日子看邓正来先生介绍哈耶克的文章，坦率地说，效果跟看希伯来文差不太多。对于新左来说，表达或语言的问题，根源也在社会模式，在于他们的社会模式不清晰也没法清晰。十里长街奔西是巴黎再奔西是纽约，巴黎纽约当然是好地方了。新左只能说奔西不行，巴黎纽约再好，咱们到不了。那么不奔西又奔哪儿呢？奔苏联？解散了。奔朝鲜？还得自带速食面。奔文革？别说精英了，大众也不干——别看大家对今天这不满那不满。这就是今天的新左。他们只能东拼西凑，什么南美查韦斯、印度克拉拉邦，什么毛主席鞍钢宪法、文革高家庄，什么日本帐篷戏剧、外圆内方南街村，还有什么弗兰克的大清王朝，这些五颜六色的布能缝成一件衣服就够奇迹的了，穿上是像先锋艺术家还是像叫花子，就别太较真了。总之，新左还处于整合思想资源、想像未来道路的阶段。这样一个摸摸索索的状态，怎么可以跟自由主义T型台上的猫步相比呢？
其实，就语言或表达而论，《读书》已经走到了一个转捩点。这几年《读书》上思想明晰、表达明白的文章比过去要多了。像李昌平、温铁军、王绍光还有其他我叫不出名的作者，都明显地让洋“师傅”退居了二线。如果打个比方，革命党已经开始从租界转到游击区甚至开辟解放区了。这个变化跟中国总的国运以及社会价值社会心理的逐趋成熟有直接关系。从文革结束，中国从世界革命的中心一个跟头摔到“五千年大酱缸”里彻底没了自信，到今天开始设计唐装汉服、把世界的资源运到中国、把孔子学院推向世界，应该说已经回复了部分自信。中华民族真得面临一个真正难得的历史机遇，那就是籍这次经济的崛起，为自己找到一个合情合理、有远大前程的社会发展模式。以中国这样的人口规模、历史积累和文明境界，中国经验应该是最大的经验，中国的表达应该是最好的表达——起码对中国的知识份子来说。中国近代以来的处境，不可能不当别人的徒弟，但条件成熟了，就要考虑自己当自己的师傅。这两年的《读书》已经显示了这样的趋向。在这个时候发生《读书》人事上的变动，当然是件可惜的事情。但我想，只要中国对于探讨未来社会模式以及抵达之路的需求还在，各种机会是会不择地而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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