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阅读了一本书,这本书籍所谈论的事物,都如同我们人生中的阳光和水一样的东西。
当我笨手笨脚地试图告诉别人这本小说的内容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愚蠢。《新人生》这本小说惩罚著书中的主人公“我”,此人必须经历而后明瞭,绝对不可能成为“先知”者。
人生的奥秘,时间的奥秘被奥尔罕•帕慕克这双过于擅长“讲述”的手调配着,那些文字宣泄着情绪,不可抑制地走向“奥秘”的答案。帕慕克的《新人生》是小说中的极度游戏,哪一种作者可以把严肃的思考用游戏方式呈现,这种作者肯定是这个媒介之王,他会成为“小说”的主人,他绝不深情于自己小说中“主人公”的命运,他只是“小说”本身的造物主。
关于“小说”,帕慕克在这本小说的结束时刻极为吊诡地说道,“小说这种新奇的玩意儿是西方文化最伟大的产物,和咱们国家没半点狗屁关系……而不如说是我对操弄‘小说’这外来玩意儿,手法还太粗糙,不够娴熟。”帕慕克在此以守为攻,明处是谦虚,自己给自己找台阶,暗处肯定是得意和宣示。不过,这段话对我而言触动最深的乃是人家承认一个大前提“小说”乃别人的发明。中国太多从事“叙事职业”的人,估计很难发自内心承认我们现今从西式小说到美国电影,从莎士比亚到斯皮尔伯格,种种叙事规则和美学趣味都和我们自己的传统没有关联,要学就得诚恳,要学就得彻底。
《新人生》中布局的自然是关于“新人生”的辩证思考,新人生的幻想来自一种对新人生的内心需求,而新人生新世界的描述也确乎是一个传统的技艺,帕慕克毫不留情地在书中调侃了这种技艺传统。而且你最终会发现帕慕克书中所提及的那本《新人生》,只不过是他父亲的好友雷夫奇叔叔给成人写的一本童话书而已。童话中反反复复地讲述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关系,而帕慕克在《新人生》中,也如同他的其他作品中一样,构成了这样一个内在讨论的维度。
这里面将侦探的名字都用名表来命名,这些表主要是瑞士的,有两个特殊状况,一个是前苏联的,一个是日本的。名表和枪支,用帕慕克的话来说是让土耳其人能彻底忘记其外来属性的舶来品,这种辛辣和深思就镶嵌到关于“新人生”的求索中。“新人生”乃是禁地,寻找“新人生”乃是危险的行为,因为它挑战了现实,但是“新人生”却不过是在需求“新人生”欲望驱使下的童话体验。第三世界的困境或许就明白无误地在《新人生》中呈现出来。
帕慕克让“我”最后拜访的是“新人生牌奶糖”的制造者,这种糖果五六次安静地出现在故事中,“我”探索出了它的主人,一个已经双眼失明的老人。他印刷了拙劣的诗歌在糖果包装纸上,在这糖果最畅销的时代,他每天要写二十首诗歌。“我”在这之后,只能踏上归程,而且在到家之后,再也不想踏上另一次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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