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的概况与罗贯中
三国故事很早就流传于民间。据杜宝《大业拾遗录》，隋炀帝观水上杂戏，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的节目，而刘知几《史通•采撰》言及，唐初时有些三国故事已“得之于道路，传之于众口”。李商隐《骄儿》诗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见到了晚唐，三国故事已经普及到小儿都知的程度。
随着说话的兴盛和戏剧的流行，这一人所熟知的题材自然格外为艺人所青睐。宋代说话中，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和专业艺人，同时皮影戏、傀儡戏、南戏、院本也有搬演三国故事的。苏轼《东坡志林》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此时三国故事已有明显的尊刘贬曹倾向。宋代这一类故事的话本没有留传下来，现存早期的三国讲史话本，有元至治年间所刊《三国志评话》，其故事已粗具《三国演义》的规模，但情节颇与史实相违，民间传说色彩较浓；叙事简略，文笔粗糙，人名地名多有谬误，未经文人的修饰。与此同时，戏剧舞台上也大量搬演三国故事，现存剧码即有四十多种，桃园结义、过五关斩六将、三顾茅庐、赤壁之战、单刀会、白帝城托孤等重要情节皆已具备。而后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高儒《百川书志》），创作出杰出的历史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它是文人素养与民间文艺的结合。一方面，作者充分运用《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以及其他一些史籍所提供的材料，凡涉及重要历史事件的地方，均与史实相符；另一方面，作者又大量采录话本、戏剧、民间传说的内容，在细节处多有虚构，形成“七分实事，三分虚假”的面目。
罗贯中的生平不见史传，一些零星记载也互相抵牾。现在一般据贾仲明《录鬼簿续编》（或谓无名氏作）等书提供的材料，认为他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祖籍太原，在杭州生活过。贾仲明说他“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据此，可以知道他在元末至正二十四年（1364）还活着。另外，明人王圻说罗贯中是“有志图王者”（《稗史汇编》），清人徐谓仁说他曾客于张士诚幕中（《徐炳所绘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均不知何据。中国最早的两部优秀长篇小说中，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和《水浒传》作者之一，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极其崇高的。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杂剧作家，剧作存目三种，今传《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传世的《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三遂平妖传》，也署罗贯中名。
《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嘉靖年间的刊本，二十四卷，分为二百四十则，每则前有七言一句的小目。
后来的各种版本，都是依据嘉靖本，在细节方面各有些改动，总的面貌未有变化，只是有一种假托的“李卓吾评本”将原书的二百四十则合并为一百二十回。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对此书作了较大的加工整理。他们修改了回目，对情节和文字也作了些增删，并削除了原书的论赞，逐回加上自己的评论。经过这一番加工，全书在艺术上有所提高，但原书的正统道德色彩却也更为浓厚了。这种简称为《三国演义》的一百二十回本就是后来通行的本子。
《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
中国古代的通俗文艺、对于“正”与“邪”的分辨大抵是截然分明的。《三国演义》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书中代表“正”的一方是蜀汉，以刘备最为突出；代表“邪”的一方是曹魏，以曹操最为突出。这是三国故事很久以来就形成的倾向，只是在小说中表现得更充分。比较简明地分辨“正”、“邪”，其实是通俗文艺很难避免的，因为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容易瞭解历史人物，对历史作出一种道德化的解释；也只有这样，才能吸引观众和读者的感情投入。——所谓“正”的一方，对欣赏者而言就是“我方”。苏轼记“薄劣小儿”闻刘备败则忧而出涕，普通成年人的感情其实也与此类似。
在三国的三方中，怎样来分辨“正”、“邪”，则是由一种尊崇“正统”的封建道德观决定的。历史上的曹操，本来是一个蔑视传统伦理的“奸雄”式人物，他虽然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却不大容易在传统道德标准中得到肯定；刘备虽然没有太大的政治成就，却因为他与汉皇室的一点可疑的血统关系，更容易被树立为正面人物。由此来分辨正邪，体现出皇权神圣的意识。不过，小说通过对曹操的残暴奸诈的描绘和对刘备的宽厚仁爱的赞扬，也表现出作者、也是民众的对于“仁政”的向往。小说中写刘备从当阳撤退时，虽形势危急，仍不肯抛弃跟随他而行的十几万百姓，诸如此类的情节，与其说是敷演史实，毋宁说是写出了老百姓的希望。
与封建正统道德同时存在的，是民间的尤其是市井的“义”的道德，这与《水浒传》的情形颇为相似。“义”本来是一个浮泛的道德概念①，但民间所说的“义气”，则有它的专指。它特别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扶助以及知恩图报的原则。在农业社会中，由血缘所形成的宗法关系高于一切，而在市井社会，很多活动超越了狭小地域以及家庭、宗族的范围，“义气”就显得特别重要。旧时江湖帮会特别重视“义气”，原因就在于它能帮助建立强有力的共同利害关系。
《三国演义》从一开始写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就开始拿市井道德与封建正统道德相结合来解释历史与政治。三人名为君臣，实为兄弟。关羽更是“义气”的化身，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为曹操的高官厚禄所动，最终演出“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的壮举，体现了“结义”的关系一旦形成就不可违逆的道德原则。但赤壁之战中关羽奉命扼守华容道，却又因为曹操旧日有恩于他而放了曹操一条生路，这又是“义气”的另一种表现，即受人之恩不可不报。实际上，这是尊重利益交换的道德准则。小说中所描写的这一切，在高层政治中实际是不可能存在的。但这样写，对于市井读者却有很强烈的吸引力，因为这种道德是他们在生活中所尊尚的。关羽的形象后来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成为“伏魔大帝”、“关圣帝君”，在民间受崇拜的程度，远远超过孔夫子。这固然与统治者要求人民效忠有关，却也离不开民间从自身的观念出发的理解。①“义”本义为“宜”，即“正当”的意思。
当然，《三国演义》不只是、而且主要不是什么道德教材。
它在向广大的粗具文化的读者提供娱乐的同时，也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知识，从而扩大了人们精神生活的范围。三国本来是一个风云变幻、豪杰辈出的时代；由三方鼎立而彼此间组合分化、勾心斗角所形成的关系，较之双方对峙（如南北朝）或多方混战（如战国），有一种恰到好处的复杂性，能够充分而又清楚地显现政治作为利益斗争的手段的实际情状。
当小说对这种历史情状作出较真实的描述时，道德化解释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力量，而给人们以一种更深刻的对于历史的认识。与此相关联的是，小说大量传播了在政治斗争和社会生活中积累起来的智慧。诸葛亮可以算是《三国演义》中智慧人物的代表，他在无论何种复杂的情况下，都能审时度势，掌握大局；在无论多么危急的情况下，都能运用巧思，转危为安。与诸葛亮不相上下的智慧人物是曹操。虽然他的智慧通常表现为反道德的“奸诈”，但对于读者来说，在完成表面的道德评判之后，这种智慧仍然是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另外，周瑜和司马懿，也是小说中以谋略机变见长的人物。运用智慧的故事，在阅读上有其特殊的紧张感和愉快感，同时又有实用的价值。这也是《三国演义》吸引读者的重大原因。不但古代的造反者常以此书为政治和军事斗争的课本，今日在国外，还有许多人从中寻找可用于“商战”的技巧。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在《三国》与《水浒》之间，通常认为《水浒》的艺术成就要更高些，但《三国演义》的一个重要的长处，显然是《水浒传》所不及的。那就是：它具有一个相当完整细密的宏大结构，有条不紊地处理了繁复的头绪，描绘了极其壮阔的、波谲云诡的历史画面。
《三国演义》的故事框架是在历史记载的基础上构成的，这一点有时对作者的创作才能的发挥带来妨碍，像金圣叹所批评的“笔下拖不动，踅不转”那种情况确实存在，但这只是一部分。从总体来看，作者对《三国志》以及裴松之注所引大量零琐而又不免彼此矛盾的史料的处理，不仅显示了高度的史学修养，而且表现出高度的叙事技巧。在史料的基础上，作者作了许多铺张渲染，更增添了不少纯出乎虚构的情节，这些往往成为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在上述几种成分的组合下，全书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充分地描绘出魏、蜀、吴三方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有声有色的活动，并由此展现历史人物各具风神的形象。尤其是对战争的描写，成就最为特出。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大规模的战争，从战事的起因、力量对比、彼此的方略及内部争执，到战争的过程及其变化、胜负的决定及其缘由、有关人物在战争中的作用，都能叙述得生动而具体，写出战争的巨大声势、紧张气氛，处处扣人心弦。特别是赤壁之战，作为三方同时卷入、决定三国鼎立之势的关键性战争，从《三国志》中简略的记载，经过铺排和虚构，成为小说中整整八回的篇幅，写得波澜壮阔、高潮迭起，始终充满戏剧性的变化，从中可以感觉到作者广阔的视野和宏伟的构思。也许就是这部小说中表现出的作者的精神气质，使有些人推测他是“有志图王者”。
在确定《京本通俗小说》为伪造之后，再来看中国通俗小说的演变过程，会发现《三国演义》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实有重大的进步。以前的通俗小说，都是以写故事为主，对人物的性格很少注意。即使文言小说，尽管情况比通俗小说好些，但同样也受到重情节、重文采等因素的牵制，加以篇幅有限，在这方面的成就也不特出。而读过《三国演义》，人们却自然会对小说中许多人物留下鲜明的印象。尽管比起后来的小说（包括《水浒传》），《三国演义》写人物的笔墨还不够细致，人物的性格层次也不够丰富，但作者在叙述历史故事的同时已经注意到描绘人物，注意到人物个性的差异，这种意识对促进小说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三国演义》写人物，与它的截然分明的道德评判相关联，有一种“类型化”的倾向。他们的品格性情，大都可以用简单的语言概括出来。如刘备的宽厚仁爱、曹操的雄豪奸诈、关羽的勇武忠义、张飞的勇猛暴烈、诸葛亮的谋略高超和勤于国事、周瑜的聪明自信和器量狭小……。这种单纯鲜明的性格，犹如京剧的脸谱化表演，容易为读者所把握。而在单一的性格方面上，作者通过生动的情节和夸张的笔法，还是能够把人物写得较为有声有色。像关羽温酒斩华雄的一节，虽文字不多，却足以令人感佩他的威猛。写诸葛亮出山的过程，先借司马徽、徐庶之口，影影绰绰地虚写他的非凡才能；继而是三顾茅庐，仍是从刘备等三人的眼光中虚写这位“高人逸士”的生活氛围和一种神秘色彩，逗引读者的兴趣；而后才是诸葛亮纵论天下大势，在非常开阔的时代背景上展现他的政治才能，令人觉得他的出山之难，自有贤者不可自轻的道理。就是像张飞一声喝退曹操数十万大军，虽是过于夸张了些，那种气势却似乎也有可信的一面。类似这些传奇式的生动情节，给人物涂上了浓厚的色彩，多少弥补了其他方面的不足。
《三国演义》中写得最好的人物却是作为反面角色的曹操。刘备作为正面道德的代表，被符号化了，除了“煮酒论英雄”借雷声掩饰失等等少数情节，他的言行常让人觉得不可信，这一人物形象因而也缺乏生气。曹操的形象则不然。他在小说中看起来好像是个“反面角色”，实际作者对他的豪杰气概是颇为佩服和喜爱的，并未一味丑化他。因而，小说在写出他的奸诈、残忍的同时，也写出他的雄才大略、敢作敢为、善于引纳人才等种种长处。如第十二回写曹操在濮阳与吕布作战时，中了陈宫之计，仓惶败逃，“火光里正撞见吕布挺戟跃马而来，操以手掩面，加鞭纵马竟过。吕布从后拍马赶来，将戟于操盔上一击，问曰：‘曹操何在？’操反指曰：‘前面骑黄马者是他。’吕布听说，弃了曹操，纵马向前追赶。”
由是得以脱险。后负伤逃出，众将拜伏问安，他却仰面大笑道：“误中匹夫之计，吾必当报之！”这种处变不惊、在险境中镇定自若的表现，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多次，形成一种个性特征。所以，曹操的形象虽然“恶”，却很有生气，他的性格比其他人物显得复杂，也更具有吸引力。
《三国演义》用的是文白相杂的语言，和《水浒传》那种纯熟的白话不同。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作者常需在书中直接引用史料，如用纯粹的白话就难以谐调；一是带些文言成分，给人的感觉会多些历史感。这种语言简练而不失流畅，并不是容易写好的，如关羽出战华雄的一节：
操教酾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
可以说写得很有声势。但全书比起用生动活泼的白话写成的《水浒传》，语言的表现力毕竟要相差许多。
《三国演义》里的“前现代”
读《三国演义》还是小时候的事。近日断断续续地看了一些同名电视剧的片段，产生了一些胡思乱想：
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么？什么英雄？争权夺利，好勇斗狠，尔虞我诈，就是英雄么？刮骨疗毒，拔矢啖睛，一不怕疼二不怕死就是英雄么？这疼与死又所为何来呢？他们关心的唯一热点无非是争夺权力，特别是争夺那唯一的一把龙椅罢了。为了争龙椅，不惜杀人如麻，血流成河，不惜决堤放水，乘风放火，不惜生灵涂炭，啼饥号寒……这么多英雄怎么没有一个人替老百姓说一句话呢？
刘备火烧新野，带了一些老百姓避难樊城，就大仁大义到了近乎迂腐的程度了。可如果他不搞什么火攻，老百姓又哪里有这种流离失所星夜逃亡之苦？
个别地看，英雄事迹不无感人之处，例如击鼓骂曹，例如孤胆英雄赵子龙长阪坡救主子的儿子；但综观全局和历史，这样的乱世英雄愈多，老百姓就愈没有好日子过，生产力就愈不发展，社会就愈不进步。中国已经吃够了这种争王位的英雄们的亏！
赶巧前不久看了电影《西楚霸王》，对于巩俐、张丰毅等主演的这部片子的商业性改头换面及其得失这里暂且不表。问题是秦皇出巡时刘邦与项羽的反应：“大丈夫当如是”也好，“彼可取而代之”也好，都透露了中国的有为之士以做皇帝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以官阶为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的可怕与可悲。价值标准的一元化贫乏化俗鄙化，价值＝权力的公式，使终极目标千篇一律都成了“取皇帝之位而代之”。欲代之的“英雄”甚多，而皇帝的位置只有一个，如何能不争不斗不杀它个尸横遍野白骨如山？价值标准的单一化看来似是天下定于“一”了，有利于统一与稳定，但需知，“一”能定天下，也能乱天下，有了“一”就有了一切，便都来争这个“一”了，焉能不乱？政治＝权力＝升官图；而最高的价值＝一切有为之士的终极目标＝“龙位元”，这个等式实是中国数千年来战乱不断，发展缓慢，而终于在近百年显出了积弱来，即是说搞出了亡国灭种的危险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也许，对于“三国”时期的英雄们来说，老百姓是太没有意义了。三国时期的英雄们，其实是拿老百姓当垫脚石当工具当牺牲品的英雄。这样的英雄今天难道还算英雄么？我们能够无条件地接受“三国”的英雄观念么？
那个时候的政治呢？当然是赤裸裸的权力政治。这种政治的特点，一个是砍脑壳政治，一会儿就提溜一个一秒钟前的活人的脑袋进来，并以此为勇为豪气为人生最大快事。一个是阴谋政治，就是不断地使计谋。而计谋的核心在于欺骗，说谎，谁善于欺骗谁就胜利而且获得智多星的美名，谁相信了——轻信了别人谁就要为此付出血的代价。这种心理暗示实在太可怕了。
三国里的计谋也有趣。例如王允巧(？)使的所谓连环计，使计的一方如此卑劣而又一厢情愿，堪称愚而诈，小儿科而又不择手段。用如此下作的方法去做一件似乎是伟大的事业——忠君报国；就是说汉朝的社稷要靠色情间谍来维持。这未免可悲可耻。这种伟大事业的伟大性与正义性也随之可疑起来。
而被使计的一方，即董卓与吕布，居然一步一步全部彻底不打折扣地按照王允布下的圈套走，按照一个年方二八(周岁只不过十五)的小女子的指挥棒跳舞，说一不二，比校场操练还听话还准确；这能够令人相信么？如果说董吕两个人也曾经掌握权柄，赫赫一时，能是这样彻头彻尾的白痴么？何进中计一节也是一样地匪夷所思，如弱智傻瓜，如韩少功写的“爸爸爸”然。
如果吾国一个未接受过职业的色情间谍训练的十五岁的小女子在一千几百年前就能胜任这样一个极端狡猾极端残酷极端非人性的角色，这是多么地不祥呀！我们这个民族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这种权力政治的第三个特点是叛徒的政治。整个三国演义电视剧的第一部分叫做什么“群雄逐鹿”的，就是一部叛卖史。吃谁的饭砸谁的锅的吕布，没有好下场，不但快了人心，也体现了“三国”对于叛徒政治的否定。但是，以我们的头号英雄人物刘备来说，据说关羽张飞诸葛亮对于他都是忠而又忠义而又义的了，他对于谁忠义过呢？他投靠过吕布、曹操、袁绍、刘表然后又都叛变了他们。在这一点上他与例如所谓反复无常的吕布，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这也透露了封建政治的悖论。一方面要忠要义，一方面又有什么“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的叛变有理论。哪样对呢？全看“活学活用”了。
一些三国故事，颇有浓厚的黑社会黑手党故事意味。上来就是“桃园三结义”，典型的黑社会做法和黑手党语言：“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一副盗匪的亡命气。电视剧里张飞的形象尤其可笑复可憎，一副匪气霸气蠢气，恶声恶气，昏头昏脑，蛮不讲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对“大哥”如奴婢鹰犬，对他人如阎王虎狼，谁需要这样的“三弟”呢？只能是黑社会的大哥大。他给人们的视觉观感甚至还不如《沙家浜》里的胡传魁。
当然，《三国演义》并不是历史，而是民间的历史传说，它反映的是吾国百姓草民们对于历史的观点，包括“误读”与趣味性通俗性“重写”。但是想一想，吾国百姓们对于天下大事、历史沿革，特别是政治军事斗争包括对于英雄主义的解读竟曾经是如此简单化、俗鄙化、小儿科化、赤裸裸地野蛮与霸道化，这不能不给人以怵目惊心之感。
也许《三国演义》的故事里要把刘备树成一个仁义之主，王道而非霸道的化身，然而这个任务实在是太艰巨了。按现在表现的，刘关张之属，实在与曹、孙、袁乃至何进、董卓等没有什么质的差别。
也许在封建社会王道云云只是说一说的，而实际上，人们只承认霸道的力量。霸道当然是有力量的，这力量却也是有限度的，超出了限度，就会走向反面。这种国内政治的霸权主义，很实用实惠，但又是不无危险的，弄不好它会流于愚昧短见的野蛮主义蒙昧主义。它是令我泱泱文明古国早期灿烂而后来停滞的一个原因。思之令人害臊叹息。
《三国演义》电视剧下了很大功夫，制片态度不可谓不严肃，但收视效果似不理想。除了某些观念上的愚昧野蛮令今人感到格格不入以外，我认为电视剧反映了作品本身的一些不足。人物的类型化与事件的简单化就是其中要者。由于《三国演义》所述故事繁复纷纭而又千奇百怪，“三国”人物是又多又杂，似乎是三教九流男女老幼都写到了，故而总体看来，“三国”的阅读效果堪称是相当成功的，人们的一般印象是“三国”写得丰富多采，琳琅满目。但这种丰富多采琳琅满目的效果是粗线条的，一往萤幕上立，类型化小儿科化的毛病就显出来了。
我想起了一位可敬的领导同志常举的例子来了，他多次说过：“谁说恋爱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三国演义》就没有写恋爱嘛，还不是一样写得栩栩如生？”
活人少而类型多，当然用不着爱情。但是不要轻视类型的生命力，愈是类型愈容易理解接受和普及，成为“典型”，成为“共名”。成了典型共名了也还是暴露出了类型化的缺憾，这个问题似乎值得深思。
我草此小文的目的当然不是要以张飞的态度对《三国演义》这一古典文学名著搞一次砍杀，不是对于“三国”的全面评价，也不是——基本上不是对于同名电视剧的批评。电视剧里的某些情节处理得还是很妙的，例如袁绍兵败后派眼线搜集所部的言谈话语，有非议者立即杖责或处死，这么一干更是军心大乱，袁绍之子鉴于此，乃诛杀专门挑拨是非的打小报告的眼线。这段故事可圈可点，令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但我也从同名电视剧上看到了一些值得反省的东西，值得重视的东西——用金克木先生的名言叫做“前现代”的东西，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我们的学问家热衷于“后现代”已经很久了。中国这么大，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日益增加，中国的发展变化日益与世界同步，因而中国这里也有了超豪华超奢侈的后现代，这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毕竟这里多得多得多的是前现代——离现代化还远去了呢。不论从电视剧《三国演义》里的张飞身上还是从各位餐馆老板祭供的关老爷身上，或者是从电影萤幕上看个没完没了的这个帝那个妃上(张中行先生在一九九四年第四期《文学自由谈》上对此有一精彩评论，读之大快)，我都觉得我们应该比关注后现代还要严重地关切前现代。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首《西江月》列于全书卷首，也唱在每一集电视剧前头。很好。好得很。当此“三国”各路英雄活跃在黄金时间的千家万户之际，我看是该淘一淘了洗一洗了。再不要出现这种“群雄并起”的局面了，再不要出现这样的豺狼英雄了。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该与前现代的三国精神三国意识道一声“白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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