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社会状况，正统的观点都会认为这个东方国度是在孔孟教化之下的“以仁为体，以礼为用”的礼仪之邦。在这个文明的社会里，优雅的儒学起着主导作用，睿智的佛家和道家成为人们恰当的精神生活补充，民众在“士农工商”的社会秩序和长幼尊卑的家族秩序下有序地生活——也正因为如此，中国还成为“亚洲价值”的摇篮。然而，这是否就是历史上中国社会的全部？显然不是。
所以在吴思写出《血酬定律》和《潜规则》，用自己发明的“血酬”、“法酬”、“潜规则”、“源规则”等一系列新的概念和逻辑来描述解释中国历史和社会运行规则后，人们据此发现了原来历史竟是如此！因此，这两本书不仅引起书市上热烈的反响，还引起学术界的惊奇。在吴思的剖析中，我们看到正统史学忽视了很多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定律”和“规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吴思让一些有心人多了一把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钥匙。
与吴思在概念和逻辑上让人们发现“被忽视的历史”相类似，王学泰在有关“游民”方面的研究，在感性、具体材料的层面，给人们提供大量的资料，对历来被文人学士所忽视的一个重要社会群体有了新的理解。正因为如此，他在1998年撰写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被李慎之先生称为“发现另一个中国”。时隔将近十年之后，王先生在原有的基础上，“耗时半载”，在该书的基础上又进行修订和增补，完成《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增修版），提供了更全面的资料和一些新的观点。
在王先生看来，中国古代社会的确是宗法社会，但在这一主流社会之外，存在很多“脱序”的人。由于朝代的更替、持久的战乱、土地兼并、自然灾害等原因，有很多人失去土地和家园，失去了进入主流社会上层的途径，成为被迫脱离主流社会的人。从先秦开始，脱序的人一直存在，战国时期的游士，两汉的游侠，以及历朝颠簸于谋生之途的流民，都是脱序的人。历代脱序的人中，有些成为打家劫舍的盗贼，有的加入杀人如麻的起义军，还有的摇身变为帝王，对历史和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不过，王先生认为，直到宋朝才出现“城市游民群体”，他们生活在有别于主流生活空间的“江湖”。这是和主流的孔孟之道相隔离的，是一个隐性社会，是受宗法制度限制和保护的人难以瞭解的世界。宋亡之后，元朝政府对汉族和“南人”知识份子的践踏使得更多文人流落江湖。游民群体有了自己的文字，游民意识也开始见诸文学。
朱元璋可以说是游民文化的产物。明朝专制到后来，依然产生大量游民。《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几乎是游民文化和游民意识的最主要载体。这种游民意识是，强烈的反社会性、破坏欲、拉帮结派、做事不择手段、狠、残忍、有奶便是娘等等。学者李零在《丧家狗：我读论语》里也有个总结，说这是“苦孩子的悲剧”。在这些作品的世界里，取代仁义礼智的，是“好汉”、“义气”“聚义”、“江湖”、“行侠”等概念；这里没有“三纲五常”，有的是“论秤分金银，一样穿绸缎，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理想；这里也没有教化后世的远大理想，只有报仇和获得利益的短期目标。明朝以后，这些意识成为清朝乃至近代诸多秘密会社如白莲教和天地会的主要文化。与历朝官府相比，游民社会对中国的整个民族性的影响，可能更甚于孔孟之道。
给洋洋洒洒七十万字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作最好总结和升华的，大概还是将近一个世纪前的著名报人黄远生的《游民政治》一文。黄远生写道，“吾国数千年之政治，一游民政治而已”。为什么中国是游民政治？黄远生在与西方“法治国”比较后的结论是，“大抵专制之制、家庭之制，或虐人以食，或仰人以食，故最能丛生游民。而法治之国第一要义，在人人有自治能力，养于其业，不养于无义与无耻及一切不当之财。故夫自治之国，自养而养人，谓夫群生相资也。游民之国，相率而食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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