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这一变化趋势一方面来源于其精英层的觉醒 —— 中国的体制正是其国家实力崛起的主要原因，而非之前所以为的那样，是一个会被逐渐淘汰的落后因素。举个例子，2019年上半年时，本人就曾参加过美国专利及商标局（USPTO）局长Andrei Iancu的一次演讲活动，他在演讲后与听众的私下互动中就表示：中国如今正在采用举国体制发展科技，就像苏联曾经用举国体制发展军工领域那样；苏联正是因为这样的举国体制，实现了在历史上首次将人类送上太空，并在军工领域曾长期与美国并驾齐驱；因此，中国在科技领域也会像曾经的苏联一样，成为美国的重大竞争对手甚至超越美国。Andrei Iancu对中国在某些重要新兴科技领域的重大进展深感焦虑，认为这是美国当下一个主要的国家安全危机。近年来美国某些“中国专家”对中国没有在政治经济体制上朝着他们希望的方向发展而感到失望，而这一失望背后更多的是一个他们不忍直视的焦虑——中国采取了一个能够极大提升国家竞争力并超越美国的体制，而美国自身由于既有政治体制的限制难以启用类似于中国的体制。“中国专家”们当然会批判中国的体制过多的牺牲了个人自由，但中国人民的个人自由显然不会是美国政策制定者的主要焦虑点。
这种焦虑和反思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执政者的风格突变，而这是该变化趋势的另一方面来源。在涉华方面，特朗普执政团队加大了美国政府对经济活动和司法的干预，尤其在打压中国科技企业方面。尽管这违背了美国曾长期标榜的市场经济和法制原则，严重干扰了部分美国企业的商业自由，美国的执政者们也在所不辞。打压中国已经成为美国两党共识，因为他们认为，如果美国再不赶紧用专制和武断的国家手段对付中国，那就来不及了。如果中国未来在科技领域超越美国，使得美国失去了长期以来的垄断地位，那么美国的损失将是不可承受的。即便民主党拜登在今年的总统大选胜出，美国政府也很可能仍将坚持上述做法。
严萱强调，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不应再对中美关系由冲突趋向合作的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抱有幻想。美国的精英和执政者当然知道，中美合作总体上可能会给美国公司带来丰厚的利润。但如果不打压中国的话，美国在科技、金融乃至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期垄断将被打破，而这种损失将是美国难以承受的。同时，中国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在不断打破这种垄断，而且是全方位的打破。这就是为什么“太平洋足够大, 容得下中美两国”这一说法难以被美国接受，除非美国放弃保持其既有垄断的想法。在这点上美国很难被说服。
严萱建议，中国如今所能做的就能是对美国晓以利害，让其认识到，至少在某些领域的中美合作和不冲突对美国是利大于弊的。在某种程度上，这将取决于中国是否在上述领域取得了足够的优势，让美国不得不寻求或允许与中国的合作，否则美国会得不偿失。最近发生的美国政府允许美国企业与华为在5G标准制定方面的合作就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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