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变”是日本对中国国家能力认识的变化。日本对中国国家能力出现了新观察和新思考，主要来自日本一些资深记者，还有日本退休的一些外交官。日本对这一次中国雷霆万钧、全民一致抗疫并取得难以置信的成果，有了冷静的观察和重新的认识，对华“制度强势”（制度）、“国情适应”（国力）、“民情配合”（团结）有了新认识。首先，长期以来的“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的两个极端认识的垄断，被“中国特殊论”的观察与认识（新认识）所打破；其次，中国有着自给自足的强大韧性；第三，中国有一种超乎想象的动员能力。
吕小庆指出，疫情中及疫情过后，中日关系对中国外交大局甚至外交全局非常重要。从经济上看，首先，中日经济合作化危为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的合作，对世界经济的修复十分重要。第二，拉住日本这个西方集团的“经济中间派”，对突破西方疫情中及之后对中国的孤立甚至封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最大限度的减少和缩短中国可能持续遭受的冷落期。第三，中国有资金、有技术、有市场，日本缺资金，但是有高端技术，有国际声誉，疫情过后联手大力推进第三方合作，是中日双方的需要，疫情之后的强化实质合作，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战略机遇。
他表示，从人文交流来看，我们要借势而上，主动造势，积极作为，在策略上把积极因素扩大、放大、甚至夸大在此次中国疫情早期日本对中国的声援和支持及帮助，主动影响和促进日本对华的国民感情的改善。我们要坚定不移的支持东京奥运会，在虚实两个方面都要下气力，这是推动和改善日本国民对华感情的重要抓手和难得机遇，无论对中日关系的现实与长远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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